我们迎来了《花的原野》创刊50周年。《花的原野》作为中国蒙古族文学最早创刊的期刊，在整整半个世纪的行程中，成为蒙古文学具有代表性的主导刊物，在当代蒙古民族文化事业中起到了开拓和先锋作用。她坚持党的“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坚持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精神，代表了这一历史时期蒙古文学的发展方向。50年里，《花的原野》硕果累累遐迩闻名，培育了几代作家、诗人、评论家、画家和翻译家，为千千万万读者提供精神食粮，成了他们的良师益友。

　　《花的原野》的道路并非笔直平坦，而坎坷艰难，一路上，阳光与阴霾交替，辉煌与挫折并存，与这个时代蒙古民族的历史命运息息相联。在50年的漫漫历程中《花的原野》以特有的奋斗进取精神塑造了自己的艺术家园及精神形象，我们可以将它称之为蒙古文学之《花的原野》精神。

　　一、 值得回忆的奋进之路

　　自1955年1月刊发的创刊号《花的原野》——《内蒙古文艺》首刊算起，迄今已历50年风雨。其实，《花的原野》之历史还可以向前推延5年，因为1950年在张家口召开内蒙古草原文艺家代表大会时，《内蒙古文学》编辑部已经编辑首期刊物，并由内蒙古日报社于1950年11月20日刊印发行。但是由于条件所限，在1950年至1955年期间没有继续发行。为此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专门下发文件，将1955年1月正式编印发行的《内蒙古文艺》作为《花的原野》最初的刊本。最初创办《内蒙古文艺》时由伊德新(原名为伊德新旺吉勒)、齐木德道尔基、松来、达?吉格木德苏荣等任编辑，伊德新任主编。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派遣纳?赛音朝克图到内蒙古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兼职指导《内蒙古文艺》业务工作。自1955年1月至1956年12月，《内蒙古文艺》共发行15期，从1957年第一期开始更名为《花的原野》，到1966年4月为止共发行105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停刊达6年之久。

　　1972年以《革命文艺》(试刊)的新名发行3期。从1973年开始，更名为《内蒙古文艺》(试刊)继续了《革命文艺》的原刊号，截止1978年6月为止共发行36期。

　　1978年7月《内蒙古文艺》恢复原名，《花的原野》改为月刊，在下半年印发6期，加上上半年3期，当年共发行9期。在后来的26年里，虽然时而“粮饷无忧”，时而又“无隔夜之粮”，然而年复一年，月月发行，至2005年第1期共刊行459期(实为460期，1978年《花的原野》复名时由于失误，第141期重复)。

　　《花的原野》除“小说”、“散文”、“评论”、“美术”等常设栏目之外，还设有推介文学新人的“启明星”、介绍国内外经典作品的“佳作选登”、欣赏民间口头文学的“智慧之库”、供读者、作者、编辑三方进行交流的“水乳相融”、评头论足的“啄木鸟”、以批评见长的“高原风”等不定期、灵活机动的十几个专栏。《花的原野》自创刊始，已选登10部长篇小说、近200部中篇小说、2600多篇短篇小说和散文、6000余首诗歌、1200多篇评论及其它内容的3000多篇文章，总字数达7000多万字，此外还刊登了2700多帧美术、摄影作品。她以光辉的业绩丰富了人类文化宝库。

　　《花的原野》以其辉煌的成就多次获得国家、自治区奖励。如1989年内蒙古自治区颁发的“优秀期刊”、“最受读者欢迎期刊”奖; 1991年北方5省区首届期刊评比中的“十佳期刊“奖;1994、2000、2002年北方5省区“优秀期刊”奖;2000年内蒙古自治区首届“期刊奖”(一等奖);2005年第三届“国家期刊奖”二等奖;2004年北方八省区首届期刊评选“十佳期刊”奖和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期刊奖”(一等奖);2005年“八省区蒙古语文协作工作先进集体”奖等。其中2005年获得的“国家期刊奖”二等奖，是内蒙古自治区历年来蒙、汉语期刊中所获得的最高奖项，亦为全国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发行期刊的最高奖项。

　　在发展过程中，于1979年，由《花的原野》“佳作选登”栏目发展成《世界文学译丛》杂志，由初始阶段的季刊而变成当今的双月刊。1981年，由《花的原野》的“文学评论”栏目发展成蒙古语文学评论杂志《金钥匙》，直至1989年，由《花的原野》杂志社编辑发行，自1989年始，由自治区文联理论研究室主办。

　　二、作家诗人“温暖的摇篮”

　　著名作家阿?敖德斯尔在谈及《花的原野》时写道：“我的青壮年时代所写的几乎所有主要作品都刊登在《花的原野》杂志上。我自己也出任过《花的原野》编辑。而所有在《花的原野》上刊登过的作品里，渗透者《花的原野》编辑们的辛勤劳动。《花的原野》是培育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几代蒙古族作家的园地，是我们蒙古族文学的温暖的摇篮。”

　　(一)作者编辑兄弟情深

　　与其他先进的国家和民族相比，蒙古民族书面文学基础相对薄弱，众多珍贵的文献典籍，也因游牧文明的特点，散失在历史的烟尘中。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初期，除纳?赛音朝克图等少数作家外，我们的作家队伍均以青年初学者为主。当代蒙古文学杰出代表之一巴?布林贝赫在《花的原野》创刊当年发表《自由生活、自由恋爱、自由婚姻》、《你好春天》时年仅二十七岁;著名诗人纳?赛西雅拉图的代表作《年轻的运动员》，在1955年《花的原野》上刊发时他只有二十二岁。知识分子谬若晨星，加之没有潜心创作时间，所以杂志稿件短缺是当时的最大困难。在当时的情况下，老一辈的《花的原野》编辑们尽其所能与作家们保持亲密关系，同他们培养了相濡以沫，形同兄弟的良好关系。尽管如此，为获得几页稿件，他们亦不得不来往反复，催促再三，日夜奔忙。当时的青年编辑巴?敖斯尔、乌力吉巴图、僧格仁钦等人，不舍昼夜，风雨无阻穿梭于军区大院、几大学府、蒙古语文专科学校、报社、出版社之间，时而碰壁，时而扑空，几经周折，方能如愿，高兴而归。关于当时在《花的原野》工作多年的老一代人怎样艰辛奋斗的情况，曾在《火圈旁边的火钳——梁美容》①、《一家人》②、《我们的老者们》③等文章里作过动人的描绘。

　　七十年代重新复刊时，经历“文化大革命”的纳?赛音朝克图、齐木德道尔吉等一批优秀作家因为作品问题而惨遭迫害，甚至危及生命;而劫后余生者亦是疲惫不堪，遍体鳞伤，对笔墨文章惟恐避之不及，历尽千辛万苦而经营起来的年轻的蒙古文学队伍早已是七零八落，令人心酸。为了重振文学艺术大业，鼓励作家振作精神重新披挂上阵，《花的原野》编辑巴?敖斯尔、高潮、白音那等人奔赴全区各个盟市，历经数月不归，他们慰问看望旧交，促膝谈心，鼓励他们重返文学前线。关于当时的情况，现为内蒙古大学教师，1974年曾在《花的原野》(当时为《内蒙古文艺》)实习的学生金花在《事业的基石在这里筑就》④一文中记述了自己与同学曹香云一道跟随高潮先生沿锡林郭勒草原奔走50余天，走访120多位作者，征集多篇佳作的故事。那时，高潮先生每到一处，就广泛宣传文学作品要反映生活实质，书写生活的真实，摆脱全国以“八个样板戏”作创作模式。有人担心地劝解：“高老师，这样做是危险的!”他却说：“那又会怎样!倘若我们的杂志每天都刊登与敌人作斗争的故事，那么所有的读者都会认为内蒙古到处都是敌人，而别有用心的人更加对我们实行专政!我们应该为民族负责!为说真话，死得其所!”他依然故我我行我素。《花的原野》的老一辈就是以这样大无畏的精神，撑起了走到悬崖边上的蒙古民族文学，为日后文学的山河重振夯定了坚实的基础。

　　已故作家莫?阿斯尔在《无因的缘分》⑤一文中，回忆了自己参加《花的原野》于1957年举办的首届学习班情况以及1959年从青海、西藏回来度假时将大部分时间都耗在《花的原野》的逸事，并生动地描写他和后来的几代编辑友好相处交谊甚笃的往事。从1957年到2005年他在《花的原野》上先后发表了百余篇(首)作品。许多著名作品都是通过《花的原野》面见读者的这位著名作家当年参加第一届《花的原野》学习班时年仅二十一岁。

　　(二)培养作家的有效途径——学习班

　　举办创作学习班是《花的原野》杂志社培养青年作家的成功创举。1957年，《花的原野》举办了首届学习班。它是我区第一个文学学习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仅为知识分子、文人举办创作学习班，还在巴林右旗幸福之路人民公社、乌审旗图克人民公社等地举办牧民创作学习班，在呼和浩特等地举办胡琴学习班和乌兰牧骑演出材料写作学习班等。八十年代《花的原野》举办了内容更为丰富的如文学评论学习班、小说写作学习班、散文写作学习班等。仅在1985年举办的创作函授中心学习的学员就达600余人，时间长达半年之久。九十年代，由于陷入经济困境，未能继续举办如此规模的学习班，但仍旧在呼和浩特举办了有十位学员参加的为期半年的学习班，同时在正蓝旗、镶黄旗、内蒙古大学等地各自举办了一期学习班。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一直到新世纪初，杂志社承受了巨大的市场压力，经济入不付出、负债累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作家们无法摆脱迷惘与失落，有不少人对蒙古民族文学失去了信心。在人们观望彷徨的时候，《花的原野》没有退缩，勿忘职责，想尽一切办法，充分调动和利用社会各界的积极力量，协同有关部门，相继举办了如“全区小说创作研讨会”(2000年)、“全区诗歌朗诵比赛大会”(2000年)、全国“腾格里杯”蒙古语诗歌那达慕(2002年)、首届八省区大中专院校和中学生蒙古文文学作品“八骏杯”大赛(2002——2003年)、全区蒙古文学“乌仁都西笔会”(2002年)、全区蒙古文学“霍林郭勒笔会”(2003年)、中国蒙古文学“巴林笔会”暨著名作家阿?敖德斯尔作品研讨会(2004年)、全区蒙古文化与蒙古文学“三川夏令营”(2004年)等意义深远，影响广泛的全国、全区性文学活动。这些活动高举振兴蒙古民族文学的旗帜，激励了作家队伍的创作激情。

　　据不完全统计，《花的原野》在50年内举办了25次各类学习班、笔会以及函授班，共有1300余人参加，其中不少人是多次参加。今天在内蒙古文坛取得卓越成就的作家、诗人中，几乎找不出没有参加过《花的原野》举办的学习班的人。

　　(三)激励作家的特殊方式——举办各种竞赛和奖励机制

　　鼓励奖赏作家，尤其是奖励青年作家，对一个作家成长并取得成就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花的原野》做了大量的工作。最初，刊登新人新作时采取对作者进行简单介绍的方法，后来通过设置“启明星”专栏，对年轻作家进行专门配图推介，广为宣传。

　　进行各类文学作品竞赛和评奖，一直是《花的原野》激励作家的重要方式。自1981年起由《花的原野》举办的24次各种文学作品竞赛中，共有205部作品获奖。如果加上“八骏杯”大赛获奖作品，总数可达1411部(篇)。在这些活动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有三项活动，即1997年与《内蒙古成吉思汗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联合举行的“苏鲁德杯”中篇小说竞赛。有100部中篇小说参加此次活动，创造出了新的记录。另一次是7部门联合举办，《花的原野》完成主要工作的“腾格里杯”诗歌那达慕。全国范围内共有160多名诗人参加竞赛，成为名噪一时的文坛盛会。再一个就是首届八省区大学、中专和中学生蒙古文作品“八骏杯”大赛。此次活动范围广，参加人数众多，多层次协作，函盖各个有关部门，就其影响面的深度和广度，超过了历届活动。全国范围内共有13所大学、139所中专和中学的50000余名学生参加了竞赛。共评选出一、二、三等奖318篇、优秀作品奖888篇、体现出蒙古族文学强大后备力量。此外，从2002年起设立《花的原野奖》，每年评选出三篇作品，每篇作品奖励3000元，至今已进行了三次。

　　《花的原野》在培养作者队伍方面下大功夫的同时也集中精力关注和培养自己的编辑队伍。先后有齐木德道尔基、乌力吉巴图、阿尔泰、白音达来、贺西格图等人，参加自治区举办的文研班学习了两年。力格登、扎?仁钦道尔吉、纳?乌力吉巴图到鲁迅文学院深造。鼓励编辑们边工作、边学习努力提高文化素质。

　　据不完全统计，《花的原野》的编辑们(在岗期间)利用工作之余，创作和翻译的作品有 85 部，编辑出版的各类书籍有 68 部，从一名普通编辑成为著名作家就有若干人。

　　三、精品力作花团锦蔟

　　上世纪五十年代是当代蒙古族文学的成长期。说这一时期的《花的原野》对蒙古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对作家群的成长起到了主导作用并不为过。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和接踵而至的征集1000万首民歌的运动，严重阻碍了文学的健康发展;但这短暂的几年当中，《花的原野》已经做了不少的工作。自1955年1月始至1959年底的5年间，《花的原野》(《内蒙古文艺》)共出版51期，发表1000多篇作品。出现了《你好春天》(巴?布林贝赫1955.2)、《朝克应征记》(乌达1955.3)、《年轻的运动员》(纳? 赛西雅拉图1955.3)、《铁牤牛》(毛依罕1955.4)、《处女峰》(齐木德道尔基1955.5)、《两只山羊羔的对话》(琶杰1956.5)、《欣欣向荣的乌兰察布》(当?查格德尔苏荣1956.3)、《小钢苏和》(阿?敖德斯尔1956.8)、《忙官》(斯仁维扎布1957.5)、《西拉沐沦河之波》(齐木德道尔基1957.6)、《遥远的戈壁》(阿?敖德斯尔1957.10)、《巴图仓一家》(达?吉格木德苏荣1958.3)、《狂欢之歌》(纳?赛音朝克图1959.9)、《在井边上》(格日勒朝克图1959.10)、《生命的礼花》(巴?布林贝赫1959.10)、《雪中之花》(特?达木林1959.11)等当代蒙古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长、中、短篇小说以及儿童文学、诗歌、好来宝、戏剧，当代蒙古文学作家队伍初步形成。这期间，马拉沁夫的著名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原名：《在辽阔的草原上》)从《花的原野》1957年第二期开始连载。阿?敖德斯尔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成长》前部分开始在《花的原野》1956第六期刊载。

　　我区文学界以及《花的原野》杂志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民族文学传统，选登蒙古族经典作品如尹湛纳希的长篇小说《一层楼》、古拉兰萨诗词、伊西丹曾旺吉勒、嘎马拉等古代、近代、现代文学作品，并附当代学者曹都毕力格、额尔敦陶克陶等人的论文。而1957年第五、六、七上连载的曹都毕力格的《试论<一层楼>的思想和艺术》一文和同年第四期上刊发的《关于尹湛纳希的<白云>一诗》的评论文章可以说是关于这位伟大的蒙古族作家研究的奠基之作。

　　作为对传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发表，亦成为这一时期《花的原野》的重要任务。《巴拉根仓的故事》、《沙格德尔<疯子>箴言录》等大量的故事、传说、颂词及史诗《英雄格斯尔可汗》均在杂志上发表过。另外，在1955年至1959年期间，《花的原野》还连续收集登载了如《黑缎子坎肩》、《金叶玛》、《宴美》、《诺力格尔玛》、《北京喇嘛》、《达那巴拉》、《圆圆的帽子》、《青菜花》、《云青马》等60余首在内蒙古草原上广为传唱的民歌。《花的原野》的专门登载民间文学的专栏《智慧之库》坚持了半个世纪之久。

　　时至上世纪六十年代，蒙古族文学本来可以在如此坚实的基石之上继续繁荣发展。但是由于天灾人祸，《花的原野》在六十年代整整10年中，除了1963、1964年出版12期外，截止1966年全部残缺。从1966年至1972年期间完全停刊。虽然在整个10年中只出版了54期，但是在政治的暴风骤雨中飘摇挣扎的《花的原野》上仍赫然闪现出如《水晶宫》(阿?敖德斯尔1960.11)、《金驹》(巴?布林贝赫1961.5)、《冬天里的春天》(巴?布林贝赫1960.11)、《凤凰》(巴?布林贝赫1961.4)、《正蓝旗组歌》(纳?赛音朝克图1961.5.6;1962.3)、《白鹿的故事》(齐木德道尔基1961.5)、《金星之家》(阿?敖德斯尔1961.6)、《达那巴拉》(阿?敖德斯尔、齐木德道尔基1962.2)、《银色世界的主人们》(巴?布林贝赫1962.3)、《鹰》(莫?宝音1962.6)、《故事的口袋》(哈斯巴拉1962.6.8;1963.2.3)、《嘿嘿哈哈》(道?雅林匹勒1962.6)、《鄂伦春散记》(玛拉沁夫1963.2.3)、《阳光的少年》(巴?布林贝赫1964.6)、《珍贵的礼物》(阿?敖德斯尔1964.3)等优秀的短篇小说、散文、诗歌、剧本等;不仅如此，在这一时期内还产生了《撒满珍珠的草原》(阿?敖德斯尔1963.4.5.6)、《永恒的朱日和山》(刚普日布1962.8)、《红岸》(乌云巴图1963.7.8)等3部中篇小说。这些作品中的大多数为“文革”前期的蒙古族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这一时期，《花的原野》还连载了苏德那木拉布坦与日?田仓合著的《文学基础知识》，这是我区首部蒙古语文学理论专著。

　　上世纪70年代是蒙古文学所经历的漫长迷惘徘徊时期。在全国上下都唱8个样板戏的时代，蒙古族作家也失去了创新发展的可能。不过，当时在社会上产生过一定影响的作品均在《花的原野》(《内蒙古文艺》)上发表。比如：《难舍的心》(阿尔泰1973.1)、《绿松红柳》(莫?阿斯尔1973.1)、《记忆中的红马》(浩树奇1973.1)、《黄河与青春》(敖力玛苏荣1973.2)、《帕格玛》(齐木德道尔基1974.1)、《火鹰之歌》(敖力玛苏荣1975.3)、《英雄的摇篮》(哈?丹碧扎拉桑1975.4)、《金色兴安》(巴?格日勒图1976.1)、《敬爱的老师》(莫?扎拉丰嘎1978.3)等。

　　刘心武的《班主任》是揭开中国新时期文学序幕的代表性作品。《花的原野》1978年7.8期翻译发表了此篇作品时隔半年《花的原野》1979第3期发表了莫?扎拉丰嘎的《圣母》，随后《带泪的笑容》(阿?敖德斯尔1979.6)、《除夕的饺子》(苏荣巴图1979.6)、《苏米亚》(勒?敖斯尔1979.7)、《冲突》(特.莫尔根毕力格1979.9)、《药引子》(莫?阿斯尔1979.12)、《麻子家伙》(吉?道尔吉1979.10)、《花腰犊》(巴图蒙和1979.10)、《路边人家》(莫?阿斯尔1979.12)、《世上三日》(力格登1979.12)等作品相继在《花的原野》上发表，掀开了蒙古族新时期文学的序幕。七十年代的最后一年，蒙古族文学成功实现了大转移，这种新生的文学现象被称之为“伤痕文学”。

　　在八十年代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时期，并吸引了全国亿万民众的注意力。这一时期的文学由最初的解放思想，批判“文化大革命”开始，进而审视以往的时代精神，从文学热转向文化热，人们的思想认识发生飞跃，继而带动了理论研究的发展，对社会、生活、历史进行重新认识，思想意识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西方各种思潮和文学流派如决堤的洪流冲进了闭塞的中国大地。这种思想解放运动给中国政治带来了3次震撼，中国社会由思想变革而进入经济社会的变革，从而进入了一个整体的开放改革的时代。

　　在这个历史阶段初期，如《人民文学》等主流刊物发行量达数百万册，由于受计划经济条件的限制，其发行量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所以有的地方《人民文学》、《大众电影》等杂志被限制发行量。在这种大气候下，《十月》、《小说选刊》等数以千计的文学杂志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了。汉族文学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继而“朦胧诗”、“意识流”等新潮流相继登台，各领风骚一时。

　　八十年代的蒙古族文学发展进程与全国基本保持了一致。八十年代初期的“伤痕文学”热达到了顶峰，被称之为蒙古族《人民文学》的刊物《花的原野》，其发行量达到了2万多册。

　　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批判揭露了发生在“十年文革”中的种种冤假错案以及“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弥天冤案。它对唤醒人民群众的民族、民主意识，对文学使命的认识起到了带动作用。蒙古文学从这个时期开始不再是政治的附属物、政策的解说者和单纯的唱赞歌的组合，文学的认识在这个阶段开始有了根本的变化。如果说以往的文学特别强调教育功能和认识功能，到了这时审美意义和情感内容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八十年代中期兴起的朦胧诗，是蒙古族文学大变革大改革的开始。《花的原野》高举这面文学革新的旗帜，将过去的诗歌专栏一分为二，分成为“新诗探索”和“传统诗歌”两部分，为青年一代的探索者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园地。诗人队伍分道扬镳，在读者、批评家和诗人中发生了关于接受与否定朦胧诗的大辩论。探索派的中年先锋们开始成熟起来，锋芒有所收敛;而另一部分青年诗人则使朦胧诗走向极端，最终陷入了难以自拔的绝境。极度“朦胧化”的诗歌最后演变成令人费解的“谜语”，使诗歌与读者产生了不可弥补的距离感，它加速了大众对文学热情的溃退，一步步地被社会舆论逼进边缘。如果说这是朦胧诗的失败之举，那么在另一方面，朦胧诗通过积极探索，通感、意象、变形等多种创作手法新概念浸入到蒙古诗歌领域内，不少诗人积极主动地、有意识地使之与民族传统创作相结合，从而实现了蒙古诗歌内容结构发生了突破性的飞跃，开创了诗歌创作新时代。老一代的诗人在这一时期也写了不少水平较高的作品，如巴?敖斯尔的《举重者之歌》(1984.10)等。但如巴?布林贝赫、哈?丹碧扎拉桑、纳?赛西雅拉图等主体力量基本上退出诗坛，进入了理论研究领域。而敖力玛苏荣、勒?敖斯尔、阿尔泰、齐?莫日根、纳?松岱、苏尤格等中年诗人为主体的队伍在八十年代收获甚丰，硕果累累。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六十年代既已进入诗歌初创领域，并以群体形象出现在七十年代的文坛。他们成为八十年代蒙古族诗歌界的中坚。其成功力作灿若群星，这里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岩石下面的诗》(勒?敖斯尔1980.2)、《在成吉思汗苏鲁德面前》(敖力玛苏荣1983.10)、《男子汉精神赞歌》(阿尔泰1981.12)、《兰色的处女峰》(勒?敖斯尔1982.8)、《眼睛》(阿?巴雅尔1983.5)、《蝈蝈歌声》(齐?莫日根1983.10)、《翁根山上的月亮》(敖力玛苏荣1983.10)、《牧马人之歌》(勒?敖斯尔1985.1)、《忆、坟、鸟》(纳?松岱1985.5)、《我的诗神》(巴?哈斯牧仁《花的原野》增刊1985.3和1985.7、1988.4)、《乞彦神》(苏尤格1987.5)、《乡土》(阿尔泰1987.8)、《都瓦苏霍的眼睛》(齐?莫日根1988.7)等作品应该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八十年代中年诗人群体中阿尔泰、齐?莫日根在蒙古文诗歌的革新方面更为突出。从《心灵的报春花》(阿尔泰1984.3、1984.7、1985.1)、《南方梦》(齐?莫日根1987.2)、《消失的孛端察尔》(齐?莫日根1987.7)等诗篇中可以窥视到他们探求的足迹。

　　八十年代青年一代的诗人队伍非常迅速地成长起来。他们中的多数人在大学接受正规系统的教育，同时，由于是在丰富多彩、日新月异的崭新环境中开始创作生涯，所以他们的起点高、思想负重较轻，追求新潮，对新生事物的接受较快，因此他们成为八十年代蒙古诗歌革新的最为积极的力量。这些人是：博?宝音贺喜格、勒?朝伦巴特尔、特?官布扎布、特?斯沁、达?斯仁旺吉勒、德力格朋斯克、日?斯钦朝克图、斯?白音查干、斯?敖特根巴雅尔、朵兰等人。在这里简单地回顾一下他们发表在《花的原野》上的作品：《游戏室》(萨仁格日勒1982.9)、《青旗》(比力格陶格陶夫1983.8)、《林中的涛拉》(勒?朝伦巴特尔1984.6)、《洁白的回忆》(斯?敖特根巴雅尔1985.7)、《男子汉的神气》(特?官布扎布1985.11)、《牧马人之哨》(日?斯钦朝克图1985.9)、《历史的金卡》(博?宝音贺希格1987.3)、《飞絮》(德力格朋斯克1987.11)、《第21颗太阳》(特?斯沁1988.7)、《人家娇宠的淡黄马》(达?斯仁旺吉勒1989.1)、《蒙古人》(朵兰1989.6)等。

　　1985年《花的原野》曾经以增刊的形式出版了《蒙古诗歌》专刊，并计划以此形式继续出版蒙古文诗歌专刊，但是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及刊号所限，未能如愿。

　　蒙古文小说方面的探索，来得稍迟，且气势也不如诗歌凶猛。但是变革更新之路以其自己的规律持续延伸着，它改变了过去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中创造典型人物、典型环境，塑造正面人物为主的局面，意识流、超现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等多维的、积极的创作手法被广为采用。

　　八十年代的作家群冲破了文学的清规戒律，题材的范畴进一步扩大，不仅能够反映边缘状态下的生存环境，而且实现了由外部世界进入主观世界，实现了从行为透视思维特征的转移。比如：《初十的月亮》(特?布赫1981.3)、《夏日》(乌?苏米亚1982.3)、《桑日布一家》(葛日勒朝克图1982.3)、《吉日嘎拉和他的叔叔》(阿云嘎1982.8)、《在太阳下》(苏德那木1982.9)、《小孛尔只斤》(莫?哈斯巴根1982.12)、《乡下人在夏营地》(巴图蒙和1982.12)、《煴火》(莫?阿斯尔1983.7)、《心中圣山》(额敦桑布1986.4)、《铁皮木屋》(苏荣巴图1982.10)、《跟在喇嘛叔叔后面》(特木尔巴根1983.11)、《白骨岩》(嘎?希儒嘉措1985.3)、《蒙古斤阿爸》(巴?格日勒图、乌云1986.2)、《朝阳堂》(巴?丹碧扎拉森1984.11)、《女人们》(娜仁高娃1982.12)、《矮狼河》(嘎?希儒嘉措1987.3)、《山之秋》(色登道尔吉1987.4)、《神圣的胡杨》(赞德来1987.5)、《中年》(赛音巴雅尔1988.2)、《哈日夫之死》(巴?照日格图1988.3)、《秋叶》(苏布达1988.4)、《沼泽里的柽柳》(布和特木尔1988.9)等都是取得一定成就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里 有描写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心灵变化以及产生的众多生存尴尬的作品;也有对民族理性思维的深度挖掘，进行精神诉求，反映时代风貌的作品;除此之外还有触及当时道德范畴内有所顾忌的含有性欲、婚外情等内容的作品。比如：《阿尔巴斯山上的云雾》(乌雅泰1986.11)、《元火》(满都麦1987.1)、《有爱是幸福的》(乌兰格日勒1989.1)等都有较大的影响。尤其是满都麦的《元火》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以叙述的新颖别致为特征的小说《生活的逻辑》(力格登1982.3)、《心灵的困惑》(高?乔拉布杰1986.8)等作品获得成功，而赛音巴雅尔、乌力吉布仁等人的作品亦以其追求探索新的写作话语而显著。反映生态保护题材的作品如乌雅泰的《洁白的羽毛》(1984.12)、满都麦的《草原深处》(1985.4)等即使与当时的汉语文学相比也可算是翘楚之作。

　　八十年代还产生了小说新型体裁——小小说，《花的原野》将此体例分别以“瞬时小说”、“微型小说”、“茶余饭后”、“小小说”等称谓发表。自1988年1期截止1989年2期，《花的原野》举办了小小说竞赛，为此专门设置“星河”栏目，共发表49篇作品，在此基础上由纳?乌力吉巴图汇编成《蒙古族微型小说集》，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八十年代最后几年及整个九十年代，可以称为蒙古族文学史上的较为平淡的时代。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的重压以及社会、经济迅速转型，使得经济贫穷落后的内蒙古民族文化事业捉襟见肘、举步维艰。蒙古文图书杂志事业面临危机，甚至连生存都成了问题。由于经费困难，无法返还稿件，稿费难以及时发放，也无力举办笔会、培训班。与此同时我区很多旗县不能如期发放薪水，对蒙古文期刊的发行，乃至对民族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与此对应，汉语文学已经率先跨入市场经济领域，写作不仅成为养家糊口的谋生手段甚至使一些作家们一夜暴富。而蒙古文学却被狭小的市场所桎梏，生存范围日趋缩小，濒临绝地。一方面是编辑们固守城池，坚持文学之道;另一方面是为了生存，采取杂志提价、减少页码，试办有偿专栏等办法，托钵化缘，过起了朝粥晚汤的清贫生活，以次苦度难关。此时的作家们纷纷“为荣誉而战”，他们的写作，便成了纯粹的社会责任感或个人爱好的产物。蒙古族文学队伍的社会地位大大降低，进入了所谓弱势群体的行列。

　　即使受到大环境的影响，蒙古文学遭遇极大的艰难险阻，但从未停止前进的步伐，她依然沿着社会发展的规律锐意进取，期间诞生了不少优秀作品。例如：《东胡尔大喇嘛》(阿?敖德斯尔1990.1)、《秋之韵》(额敦桑布1990.2)、《辛卯》(齐?莫日根1996.1)、《兴安河的麻雀》(苏德那木旺吉勒1990.7)、《候鸟》(博?照日格图1992.11.12)、《土地》(阿尔泰1992.12)、《邻里两寡妇》(阿拉坦其木格1993.9)、《故乡的白月》(高?仁钦那木吉勒1993.6)、《鬼城》(乌力吉布仁1995.5)、《大地的伤痕》(巴布1995.11)、《再见，瓦廖什卡》(斯?扎木苏1996.2)、《精气神儿》(嘎?希儒嘉措1997.1)、《二连、二连、二连》(乌顺宝都嘎1996.11)、《顶天立地的蒙古人》(明噶特?额尔德木图1997.2)、《元上都探古》(嘎?希儒嘉措1997.5)、《四耳狼和猎人》(满都麦1997.6)、《战争不需要爱》(特?孟和1997.10)、《内蒙古》(昂格图1997.11)、《成吉思汗陵西迁记》(莫?哈斯巴根1995.9.10)、《撩拨衣襟的弘吉剌特风》(勒?敖斯尔1999.1)、《蒙古王》(阿拉坦巴根1999.5)、《森林之叹》(巴布2000.1)等众多的作品都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以我个人粗浅的理解，这时期的诗歌写作越来越细化精致，不似八十年代那样一哄而起，诗人在审美思考以及表达方式上变得越发的主动而又谨慎。

　　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篇小说方面，《花的原野》在90年代进行过2次大赛，获得了空前的创作丰收。在1995年第5期至1996年第12期期间的首次大赛中，共遴选发表了16部中篇小说;第二次是《苏鲁德杯》中篇小说竟赛。自1996 年起始至于1998年6月，共收到100部作品。其中，除了几部小长篇以外绝大多数为优秀的中篇小说。《花的原野》选登了其中的28部，另外还将其中的七部改成短篇小说予以发表。不包括九十年代零散的投稿，仅仅这两次的活动就有44部中篇得到发表。即使是纯粹从数量方面看，也应该称得上是一次了不起的成功的文学实践。

　　九十年代，蒙古文学得到全方位的繁荣发展。无论其思想深度、题材的广泛性、还是艺术性，均迈上了新台阶、新层次。据我看来，九十年代的蒙古文散文，似乎比小说和诗歌取得了更高的成就。关于这方面，我已撰有专论，所以不再赘述。

　　在文学创作方面，《花的原野》所获得的成就，也可以用下列数据来表述。自1981年到2002年举办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比活动中，共有31部蒙古文作品获奖，其中21部是在《花的原野》刊登的作品。自1957年至2003年内蒙古自治区共进行了10届《索龙嘎》奖等区级文学大奖活动，获奖蒙古文作品共有264部(篇)，其中在《花的原野》上发表的作品129部。虽然不能说获奖的作品都是精品，但那些作品还是可以代表我们的文学创作水平的。

　　四、文学艺术的灿烂金桥

　　数十年来，《花的原野》为促进内蒙古蒙古文学与国外的和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尤其是为文学作品的相互学习，相互交流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现在《花的原野》杂志发行到英国、美国、俄罗斯、蒙古、日本、台湾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花的原野》上发表的我区作家的不少优秀作品，被翻译介绍到国外及国内少数民族、汉语文学领域中，对宣传、介绍蒙古民族生活、文化，介绍蒙古文学起到了很大作用。在50周年大庆之际，我们还对近期刊发的一些优秀作品进行翻译，下半年《十月》杂志将开辟专栏刊登。

　　五十年来，《花的原野》还翻译刊登了大量国外的和国内兄弟民族的优秀作品，介绍给蒙古族作家和广大读者，为其借鉴比照起到了很大作用。

　　从1955年到六十年代初的几年内，《花的原野》刊载了戈?勒?阿波罗莫维奇的《文学概论》一书。此外还发表了弗?西雷尔、马?高尔基、阿?托尔斯泰、契诃夫、纳?吉洪诺夫、阿?塞?普希金、西蒙诺夫、霍查?那木斯来耶夫等外国作家的名著如：《套中人》、《小公务员之死》、《俄罗斯性格》等不朽作品。

　　翻译介绍了汉族的《水浒传》、《诗经》以及唐朝的李白、杜甫、柳宗元、王维、孟浩然等人的经典诗词，同时介绍了现当代众多的名家佳作，比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闻一多、殷夫、田间、赵树理、周立波、臧克家、何其芳、魏巍等著名作家的百余部作品。除了上述作家的作品之外，还翻译刊登了峻青的《黎明的河边》、王愿坚的《党费》、韦其麟的《百鸟衣》、茹志鹃的《百合花》、李季的《王贵和李香香》、贺敬之的《回延安》、杜鹏程的《夜走灵官峡》、杨植霖的《王若飞在狱中》等，在当时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花的原野》还是最先翻译发表毛泽东主席诗词的蒙古文杂志。1957年5月、1958年3月、1958年10月、1959年1月、1962年4月，共发表了14首诗词。

　　《花的原野》的编辑们，在当时为了更准确无误地翻译《国际歌》，专门拜访和邀请了大学里的德语、俄语外教和一些著名作曲家、配器家一同返复研究后成功地翻译并发表了这首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歌。

　　《花的原野》老一辈的编辑们认识到翻译国内外优秀作品，让我们蒙古族作家和读者能够阅读，尤其是使那些刚刚脱离文盲状态的成千上万的牧民、农民、士兵得到阅读机会是一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的事情。正因为如此，于1956年主持刊发了翻译文学专刊《佳作选登》，后来由于人力物力(当时优秀翻译非常稀缺)所限，该项目转为《花的原野》的“佳作选登”专栏。但是《花的原野》人始终没有放弃这个理想，及至20余年之后1979年，老一代编辑们向上级主管部门提出，不增加编制，只增加20000元业务费，就能够创办刊物的请求。经上级部门同意之后，终于创办了《世界文学译丛》杂志。《世界文学译丛》创刊已历26载，虽说期间两家刊物曾经分离，即在1999年到2002年，遵从上级意图，将《世界文学译丛》交与内蒙古文学翻译家协会承办外，其余时期均由《花的原野》的编辑们承担了编辑任务。自创刊始截止2004年底的25年中，《世界文学译丛》杂志共刊载包括13部长篇小说、55部中篇小说在内的6大洲64个国家的788名作家的1900余部(篇)作品。这是《花的原野》的编辑们(有少数为其他人编辑)对蒙古文化、蒙古文学乃至对世界各个民族文化交流作出的又一贡献。

　　《花的原野》自1979年第5期开始到1980年第3期为止，系统地介绍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及其作品。而在“佳作选登”栏目中继续介绍着影响较大的汉语作家和外国作家的作品。

　　在介绍具有相同文化传统的蒙古国的文学作品，加强两个国家地区间的友谊和相互了解方面，《花的原野》也付出了艰辛努力。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初期，《花的原野》杂志不仅介绍了达?那础克道尔基、查?达木丁苏荣、马?嘎丹巴等著名作家的作品的同时将以一代书圣伯?仁钦为首的达?僧格、特?塔日巴、达?普日布道尔基、特?彻林朋斯克、马?嘎日玛、巴?巴嘎斯德、瓦?策伯格米德、彻?敖兰姆巴雅尔、彻?其木德、纳?班扎拉格查等作家群的作品刊登在杂志上。当时蒙古人民共和国读者订阅的《花的原野》杂志以逾千份。后来因为蒙古人民共和国文字改革，两国之间的文字不再互通，加之政治原因，文学互往几近断流。改革开放以来国泰民安政通人和， 1990年《花的原野》从第1期开始，设置了“蒙古国作家作品介绍专栏”，每期系统地介绍了两名作家;但是到了1991年第7期，奉上级有关领导之命停止了刊发。不过《花的原野》依然通过《世界文学译丛》介绍了《生活之圈》、《无顶庙》等为数诸多的作品，使得内蒙古读者重新成为蒙古国著名作家们的故交旧识。

　　五、文学批评硕果满园

　　《花的原野》创刊之时就特别重视文学理论工作。从创刊之后第二期开始，就系统地翻译发表戈?勒?阿波罗莫维奇的《文学概论》，直至出版社刊印单行本。五十年代我区文学界开始形成由巴?布林贝赫、曹都毕力格、当?查格德尔苏荣、哈?丹碧扎拉桑、塔木苏荣、托克达木、额尔敦朝鲁、巴雅尔、维拉布扎木苏、高?其布钦等人组成的文学评论队伍。《花的原野》针对写作实践，翻译发表了胡丹波的《戏剧结构和对白》、老舍的《青年作家应具备的修养》、赵树理的《与工人作家谈写作》、茅盾的《关于写作的问题》等作品。尤为重要的是，《花的原野》自1963年第二期开始连续十多期刊载的苏德那木拉布坦、日?田仓合著的《文学理论基础知识》是我们蒙古族文学理论奠基之作。如果说五、六十年代是《花的原野》文学理论的生根发芽的阶段，那么八、九十年代是开花结果时期。在这方面可以从3个方面阐述：

　　1、 批评论坛主导作用：

　　《花的原野》以及在它的评论栏目的基础上产生的《金钥匙》杂志，始终发挥蒙古族文学批评的主导论坛的作用，始终对文学发展的关键阶段及所遇到的重要问题，给予及时正确的理论指导或者提出相应的建议。“伤痕文学”的初期，究竟怎样写蒙古文学作品，写什么、怎么写，社会主义的文学是否可以写“悲剧”，是否可以冲破过去的写作禁区，关于这些问题我们的理论批评队伍都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比如策?吉日嘎拉的《开展文艺真理标准的讨论》(1980.1)、哈日夫的《社会主义社会产生悲剧的原因》(1980.5)、赛汗的《论历史剧<王昭君>的社会意义》、策?贺喜格套高陶的论文《成吉思汗》(1981.1)等作品都是对以往蒙古文学的禁区发起冲击的文章。

　　阿 乌日图那苏图名为《开展稳妥而勇敢的文学批评》(1983.7)的文章里批判了故意“吹捧”或“打击”倾向，以及罗列术语的现象。宝力高在《关于改善当代蒙古文学评论研究的建议》(1985.2)一文中指出了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的理论水平不高、知识老化、落后于读者审美欣赏需求的现象。

　　基础理论方面，巴?布林贝赫在八十年代中期发表的《心声寻觅者札记》(1984.12)，由于作者对自身创作经验进行理论性总结，所以达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效果，对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好的指导意义。

　　八十年代，评论家们更是以敏锐目光对具体作品进行批评，一部分作品由于得到及时的批评和肯定，深化了蒙古文学的发展。比如：《找到了“药引子”》(胡德尔1980.3)、《关于<生活的逻辑>的观察》(那木吉勒彻旺1982.9)、《没有故事的小说》(乌恩巴雅尔1983.2)、《读吉日嘎拉和他的叔叔》(斯钦布和1983.4)、《阿尔泰的<心灵的报春花>之美学思想》(格?宝音巴图1986.3)、《角逐的边缘上》(葛日勒朝克图1987.9)、《评嘎?希儒嘉措小说的生死观》(乌恩巴雅尔1987.11)、《阅读<中年>的心得》(哈达奇?刚1988.3)、《探索追求中的女人》(孛尔只斤?斯钦1988.12)都可圈可点。

　　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蒙古文学批评的学术性更加深化，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进而能够对作品内部的规律、结构元素、创作技法等进行学术性较强的批评。

　　通感、错觉、意象、变形、意识流等新创作技巧和观念传入之后，在读者和作家中间引起了困惑和焦虑，评论家们对其及时作了科学准确的阐释，提高了读者阅读理解水平，号召他们正确对待新生事物。《通感和诗歌美学》(扎?仁钦道尔吉1986.6)、《审美现象研究之美学》(孛尔只斤?斯钦《金钥匙》1986.1)、《小说的放射结构》(昂格力克1986.11)、《漫游诗歌遐想》(巴?布林贝赫1986.12)、《探索、实验、思考》(阿?哈斯宝鲁1987.2)、《新时期蒙古文学构成》(色?巴雅尔1987.3)、《自由诗、新自由诗、流派》(哈达奇?刚1987.5)、《灰色的审美》(贺?宝音巴图1988.5)、《细化诗歌功能》(色?乌力吉巴图《金钥匙》1983.2)、《诗歌个性化之由》(巴?布林贝赫《金钥匙1984.1》、《蒙古小说新探索》(阿?哈斯宝鲁《金钥匙》1984.3)《诗歌中的数字之美》(色?巴雅尔《金钥匙》1986.3)、《蒙古小说》(达?巴图1987.1)、《对新时期蒙古诗歌形象的观察》(彻勒格尔《金钥匙》1987.2)、《诗歌新形象》(青格勒图《金钥匙》1987.2)、《通感及其蒙古诗歌》(萨日娜《金钥匙》1987.2)、《心理描写和意识流》(敖?阿格代《金钥匙》1987.4)、《符号、现代意识、新诗》(特?格日勒《金钥匙》1989.2)等作品都可以作为突出例子在这里提出。

　　蒙古族文学评论队伍的水平、知识结构、文化层次日益提高。如果说八十年代毕业于正规大学的学士、硕士们利用新概念和研究方法为蒙古文学理论界注入新鲜空气;那么九十年代培养出来的一批博士们在进行科研的同时，还关注蒙古文学，并奉献出有价值的评论文章。针对他们在《花的原野》上发表的有些作品还召开过专门的研讨会。

　　1981年，在《花的原野》原评论专栏的基础上诞生了文艺批评专业刊物《金钥匙》杂志。截止1989年为止，在《花的原野》编辑部领导下设立编辑室，由《花的原野》副主编达瓦敖斯尔、道?雅林匹勒先后兼任主编。除了后来的两名青年编辑，包括先后在《金钥匙》任职的五位主编在内，编辑们都来自于《花的原野》编辑部。因此，《金钥匙》与《世界文学译丛》一样，都是从《花的原野》大树上萌发出的枝丫。亦是《花的原野》为蒙古文学做出的贡献之一。

　　2、组织作用：

　　《花的原野》和《金钥匙》，不仅在八、九十年代发挥了蒙古文学批评的主导作用，同时也扮演着主要组织者的角色。比如，1981年3月在包头召开的全区文艺评论工作者会议;1981年6月在呼和浩特召开的文学研究理论专题会议;1985年11月在呼和浩特创办的蒙古文学评论20天学习班;1986年11月在呼和浩特召开的“内蒙古当代文学40年暨新时期10年”研讨会;1988年在呼和浩特召开的“蒙古文学现状”研讨会;1989年5月在呼和浩特召开的“蒙古诗歌的今天”研讨会等等。同时独家组织或与其他部门联合，召开了阿?敖德斯尔、力格登、阿云嘎、布和德力格尔、赛音巴雅尔、额敦桑布、嘎?希儒嘉措、乌?苏米雅、满都麦、哈斯宝力高等诸多作家的作品研讨会。尤其是在1985年11月举办的为期20天的“蒙古文学文艺理论首届学习班”是《花的原野》和《金钥匙》为新时期蒙古文学评论做出的一大贡献。此次学习班上邀请阿?敖德斯尔、巴?布林贝赫、奎曾、郭超、冯苓植、策?吉日嘎拉、宝音贺希格、温小钰、斑斓、莫?巴雅斯勒、苏尤格等20余名区内著名评论家、大学文学理论教师和著名作家，讲解文学理论;同时还从北京请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张炯、《文学评论》杂志副主任陈君涛等数位著名评论家，系统地介绍了中国文学现状以及开放门户之后形成的新的创作流派、评论研究技巧、走向态势等。通过这次培训，我们更新了观念，为创造新的理论研究局面，提高文学批评队伍的水平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3、 不断探索的精神和民主作风：

　　在文学观念和创作手法的革新方面，《花的原野》进行了不断的探索，避免陷入守旧、停滞、落后的泥沼，积极主动地接受新事物，因而保证杂志内容始终能够站在蒙古文学的前沿。正因为如此，在《花的原野》，关于传统与革新、收获与失误等内容都能得到热烈的讨论。这种现象缔造了蒙古文学中新的氛围，促成文学新的跃进。为了使争论健康地进行，创造文学批评的民主环境，《花的原野》同时刊载不同内容的文章，发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鼓励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手法的作品在争鸣与竞争中得到共同发展。比如当时进行的关于《元火》、《背马鞍的青年》和关于“朦胧诗”的讨论及后期的“啄木鸟”专栏所引起的反响，都是这种民主精神的具体体现和成果。

　　六、简要总结

　　我们从《花的原野》50年实践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1、 新国成立之后，《花的原野》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诞生，花繁叶茂，桃李芬芳，繁荣至今。尽管在过去，蒙古族也创办过为数不少的报刊杂志，但从未有过今天这样连续数十年的现象。这与党和政府对民族文化的关怀与支持是分不开的。

　　2、 《花的原野》在半个世纪以来功勋卓著，硕果累累，为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壮大，付出了巨大的艰辛。她培养了几代作家、编辑、评论家、画家和翻译。《花的原野》所走过的道路并不平坦，而是“风刀箭雨君亦健，遥途不言坎坷难，时运飘渺乾坤尽，花开花落半世行。”

　　3、 何时党的民族政策得到正确地贯彻实施，那么，蒙古民族的文化、蒙古文学以及《花的原野》事业就会在那时繁荣昌盛。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期产生的第一次繁荣和八十年代的第二次繁荣可以充分地证明这一点。

　　与此相反，如果党的方针政策发生了问题，党的民族政策遭到破坏，那么少数民族文化事业也会遭受灾难，遇到坎坷，甚至有时还会走到毁灭的边缘。五十年代开始，“反右”、“整风”、“四清”等运动风头正劲，到了六十年代便演变成了摧毁一切的“文化大革命”风暴。在《改变编辑队伍，改变办刊宗旨，改变服务对象，改变作家队伍，改变杂志形式，改变刊物名称》等六变政策指导下，将原来的编辑队伍遣向四面八方，杂志当年只出版2期。在梦魇般的岁月里，被称为“叛国文学”、“民族分裂主义文学”的《花的原野》的创刊者纳?赛音朝克图、齐木德道尔基因遭冤假错案，年仅50多岁时便永远离开了他们忠贞一生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离开了《花的原野》。

　　4、 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只要有坚定的信心，奋发努力就一定会迎来严冬后面的春天，迎来繁荣发展的时代。

　　七十年代杂志复刊的时候，尽管政治黑暗阴影，时时刻刻与《花的原野》如影相随，危机四伏，但是重新回到《花的原野》的巴?敖斯尔、达瓦敖斯尔、高潮、白音那、乌力吉巴图等人挑起重任。他们正确认识到自己的使命，立场坚定，态度鲜明，理智地做好所肩任的工作，使杂志成为人民的喉舌，表达爱憎的重要平台，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拥护。《花的原野》迎来了第二次繁荣时期。

　　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市场经济大潮以及社会的转型，给《花的原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以力格登、阿尔泰、乌力吉巴图、贺喜格陶高等人为负责人的《花的原野》，咬紧牙关闯过了十多年的艰难时世，穷尽一切办法不失一期地将其带入了新世纪。共度难关的时刻，在那些热爱民族文化、既有热情又有远见的朋友们，那些成为《花的原野》天之所赐的助佑之神的读者和作家们的鼎立支持下，我们的杂志终尝善果，功德圆满。《花的原野》的编辑们尽忠于党的文艺事业，即使在少拿数月薪水的情况之下，也没有割断“花的原野银星奖”奖金的颁发，奖金微不足道，但对作家们却起到了激励意志，昂扬奋发的作用。就在现今阶段，尽管编辑部只有11人，尽管财政只发百分之七十的工资，但是我们依然努力办好《花的原野》、《世界文学译丛》两种杂志，同时继续举办关系蒙古文学长远意义的各项社会活动。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在建设民族文化大区的大好形势下，随着蒙古语文工作条例进一步得到贯彻执行，相信问题会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得到落实解决。

　　《花的原野》因为政治等原因数次变换名称，又因为经济原因在42年的时间内办公地点搬迁15次。在艰难多险的漫长征途中，《花的原野》几代人前仆后继，以英雄般的大无畏勇气捍卫着自己的信仰，直至坚持到今日。他们创造了一个具有显著特点的“蒙古文化‘花的原野’精神”。这个精神可以用《忠诚求实，艰苦奋斗，改革创新，精诚团结》16个字进行概括。这就是无论是繁荣发达还是身处逆境，永远都要坚持真理;对党忠诚，对民族文化忠诚;与艰难困苦做坚苦卓绝的斗争，永远都不会丧失信心，丧失意志;与时俱进，不断接受新的理论知识和新生事物，不断创新，开创蒙古民族文学前进道路;号召唤醒人民群众，团结读者和作者，树立为蒙古文化及文学的繁荣昌盛不断奋斗的精神。这个精神，始终反映着《花的原野》一以贯之的努力方向。

　　诚祝《花的原野》在新的世纪，新时期昌盛发达，功德永继。

　　注：①高潮：《花的原野》2000.1

　　②白音那：《花的原野》2000.2

　　③高潮：《花的原野》2000.3

　　④金花：《花的原野》2005.5

　　⑤莫?阿斯尔：《花的原野》2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