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在新疆的蒙古人是中国蒙古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目前，新疆境内的蒙古人口为16万多，他们由土尔扈特、和硕特、额鲁特、察哈尔、乌梁海、扎哈沁等六个部落组成。

　　新疆蒙古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独特、丰富多彩的优秀文化遗产。其中有闻名于世的《江格尔》、《格斯尔》等英雄史诗和诸多民间传说以及浩如烟海的神话故事、动物故事、生活故事、讽刺故事、妖魔鬼怪故事、机智人物(故事阿尔格齐的故事）、民歌、民谣、祝词、赞词、格言、谚语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民间文学。

　　诗歌：

　　新疆蒙古族诗歌是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民歌、民谣、祝词、赞词、格言等民间文学的基础上产生、发展、壮大起来的。浩如烟海的民间文学是蒙古族书面文学的土壤。新疆蒙古族当代诗歌是在现代文学的基础上逐步发展的。

　　1950 ——1957年是新疆蒙古族当代诗歌的初创期。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在自治区党政领导的亲切关怀与大力支持下，在伊·达西加甫、什·巴塔等蒙古族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下，1950年8月1日《新疆日报》蒙文版以《新疆报》为报名创刊发行。《新疆报》的出版,迎来了新疆蒙古族当代文学的开端。《新疆报》当时是每周出版两次的四开两版报。1951年5月1日起改为每周出版两次的四开四版报。1953年10月1日起改为每周出版三次的四开四版报，成为培养新疆蒙古族诗人、作家的摇篮。1951年又成立了新疆人民出版社蒙文编译室。《新疆报》的问世和新疆人民出版社蒙文编译室的成立，为新疆蒙古族当代文学的良好开端创造了有利条件和坚实的基础。

　　《新疆报》从1950年8月15日起陆续发表符合当时党的文艺方针、人民心声的叙事诗为主的诗歌以及民间祝词、赞词、谚语、格言、歌词、谜语等作品。发表的诗歌主要是表达对各族人民带来自由、幸福生活的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感激之情；歌颂伟大胜利，展望更加美好的未来；赞美富饶美丽的祖国山河；讴歌社会主义社会；歌唱家乡的新变化；描绘草原新生活和蒙古族人民新的精神面貌；号召人民珍惜新时代建设家园；揭露牧主剥削人民的罪行；怒斥旧社会黑暗本质等内容的作品。1954年7、8月，新疆人民出版社蒙文编译室出版了两卷本诗歌、小说集《文艺作品选集》。这两卷本书是新疆蒙古族历史上第一个以印刷体正式出版的书籍。1956年12月又出版了诗歌集《文艺作品选集》一书。

　　初创期的代表作有策·乌力扎巴图的“祖国——金色的摇篮”、“新时代的妇女儿童”，额·刊载的“我们的太阳毛泽东”，玛·陶浩图和的“我们的北京”等诗歌。这一时期的诗歌以首尾压韵、节奏和谐的四行诗、两行格律诗、梯形诗以及不分诗行连续叙述为主要形式。作为初创时期的诗作，虽然表现手法单一，艺术水平并不高，以赞美共产党、毛主席,歌颂祖国、家乡、社会主义社会和揭露、抨击、黑暗社会为主旋律，但他们的爱憎是分明的，感情是真诚的。同时，这些作品为人民群众提供了精神食粮，满足了他们渴望知识的需求，激励他们奋发向上、斗志昂扬，勉励他们拥护共产党、热爱 社会主义，以饱满的精神、顽强的意志建设祖国的未来。

　　1957年至1966年是新疆蒙古族文学迅速发展、蓬勃繁荣的“黄金时代”。党的民族政策的进一步落实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新疆蒙古族的发展和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物质条件，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积极支持下，1957年下半年在乌鲁木齐市创办了新疆蒙古族第一个区级文学月刊《启明星》杂志，为新疆蒙古族文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广阔的天地。1958年11月又成立了新疆人民广播电台蒙编部，用蒙语广播国内外新闻和文艺作品。1959年1月1 日起，原蒙文版《新疆报》正式改为《新疆日报》。由于这些良好的有利条件，很快涌现出了许多文学新秀，不仅扩大了作家队伍，而且文学创作呈现了一派欣欣向荣、朝气蓬勃的喜人景象。此时也出现了嘎·布尔玛、欧·阿丽玛等女诗人。

　　诗歌创作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时代的巨变，火热的现实生活，赋予了广大诗人无限的创作灵感，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激发了他们的诗情。1957年后，除了取材范围比以前更开阔，质量大大提高，呈现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思想性较强、艺术性较高、民族特色独特、地方色彩浓厚，以欢快的音调、明朗的节奏来抒发对社会、对生活、对事物的情感为主要特点外，构思新颖完整，注重诗的意境以及语言的简炼和音韵的和谐也是不容忽视的特点。到了60年代初期，诗歌艺术更为成熟，诗人们反映真实生活的深度，客观事物的力度以及生活、情感、艺术高度统一的技巧大大提高，个别诗人已具备自己的创作个性。除叙事诗外，抒情诗的起步高，发展的速度也很快。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斯·巴孜尔的“您好？天山”、策·乌力扎巴图的“难得的机会”、尼·罗塔的“蒙和其其格”、斯·阿拉的“返老还童的额吉”、尼·赛来的“画吧，兄弟们”、加·巴图那生的“美丽的夏牧场”、诺·巴图巴雅尔的“党的女儿娜生其米格”等诗作。1961年因多种原因，《启明星》杂志被迫停刊，使 疆蒙古族文学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1957年至1966年其间先后出版了《诗歌选集》(1958年) 、《十月的花朵》(1959年)、《五月的红花》（1961年）、《歌颂胜利》（1962年）、《草原之歌》（1965年）等集体诗歌集和额·刊载的《我们伟大的祖国》（1959年）等个人诗歌集。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是党、国家、人民和文学艺术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的十年。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时，由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了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的错误估计，严重地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敌我，再加上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使我们党犯了严重的错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这个错误，进行了大量的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给我们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各民族文学也未能逃脱这一前所未有的、黑暗的、毁灭性的重大灾难。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文艺领域为篡党夺权的突破口，大搞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政治运动的腥风血雨中，不仅很多优秀作品被批成“毒草”，不少作家被打成“毒草传播者”、“走资派”，下放到农牧区批斗，干重活，摧残他们的精神和肉体，剥夺创作权利。整个十年当中只出版了《珍贵的礼品》（1975年）和《欢乐的草原》（1975年）两部集体诗歌集。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改革开放和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指导下，新疆蒙古族文学同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学一样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兴旺的“第二个黄金时代”。1977年创办《新疆文艺》蒙文版，1981年恢复原名《启明星》月刊（1994年后改为双月刊）。在巴音郭楞、博尔塔拉两个蒙古自治州相继诞生了蒙文版《巴音郭楞》、《赛里木》杂志和《巴音郭楞报》、《博尔塔拉报》。这些报刊的创办给新疆蒙古文学的复兴提供了有利条件，激发了弃笔多年的老中年诗人和作家的创作积极性。他们放下包袱，调整心态和视角，振奋精神，重新拿起笔杆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发表了很多内容丰富、构思新颖、艺术感染力强的优秀作品，开辟了新疆蒙古文学走向发展繁荣的金光大道。同时文学新秀如雨后春笋，丰富和拓宽了新疆蒙古文学。

　　新疆蒙古文学以其独特的风格，在整个中国蒙古文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由于居住环境的限制、人口少、分布分散、报刊少、信息不畅、文化教育不发达等诸多原因，整体水平虽然同其他兄弟民族和内蒙古蒙古文学有一定的差距。然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疆蒙古族作家在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方针指导下，不断从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中汲取营养，在坚持自己已有的艺术风格的同时，借鉴和吸收一些国内外新的创作思想和表现手法，辛勤笔耕，探索创新，创作出了很多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独特的生活画面、鲜明的民族特色、浓厚的地方色彩的优秀作品，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为整个蒙古文学事业的发展增添了光辉篇章。

　　诗歌在新疆蒙古族当代文学史上始终占据领先的重要地位。因此，新时期新疆蒙古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也是从诗歌开始的。粉碎“四人帮”前后诗人们虽然创作了大量的怀念毛主席、周总理，歌颂伟大祖国、赞美家乡河山、打倒“四人帮”的喜悦心情为内容的诗歌，但没有能够打破过去的单一地描绘生活表层的创作方法。因此，没有产生称得上优秀和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佳作。1979年以后诗歌发生了“质”的变化。诗人们用艺术规律反映生活，表现生活，揭示人的深层内心世界和细微复杂的感情生活，使诗歌的艺术性得到提高。如加·巴图那生的“摔交手赞”、“我的故乡”、“笑面书记”、波·尼木加甫的“访花记”、“我的母亲大地”、“蒙古马”、斯·巴孜尔的“梦的实现”、“黎明之前”、斯·阿拉的“金碗的传说”、策·乌力扎巴图的“牧民的心愿”、尼·赛来的“花的赛里木”、“在夏牧场的蒙古包里”、克·达米仁加甫的“铁木尔队长”、诺·巴图巴雅尔的“赞雪莲花”、尼·罗塔的“雄鹰”等诸多优秀诗作就是具体的实例。

　　80年代初期开始齐·艾仁才、特·那木吉拉、克·多达、斯·额尔克巴图、特·巴音、道·都古尔加甫、布·孟克等一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诗人加入到诗歌创作队伍中陆续发表大量的诗歌，成为新时期诗歌创作的主力军。他们以新的思维方式，创作了很多焕发青春活力的思想新颖、内容丰富、手法多样、形式独特、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佳作。如奇·艾仁才的“向往太阳升起的地方”、特·那木吉拉的“爱的奏鸣曲”、特·巴音的“军威扬天下”、斯·额尔克巴图的“和布克河之歌”、达·达木且的“遥望阿勒泰”等诗歌。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为止，新疆蒙古族诗人共出版了《巴音吾勒格之歌》、《富饶美丽的博尔塔拉》、《赛尔之歌》、《卫拉特当代诗歌选》等11部集体诗歌集和策·乌力扎巴图的《牧民的心愿》、斯·巴孜尔的《巴彦温都尔》、波·尼木加甫的《春苗》、加·巴图那生的《天山赞歌》、斯·阿拉的《开都河之歌》、特·那木吉拉的《苍茫的戈壁》、斯·额尔克巴图的《繁星璀璨》、达·达木且的《遥望阿勒泰》等46部个人诗歌集。

　　纵观新时期诗歌，有以下主要特点：（1）从过去单一的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各种“歌颂”主题和对生活表层的简单描绘，逐步转向揭示人的深层内心世界和感情生活。通过“自我”的感情、心理的袒露，表现出民族生活和时代精神。（2）过去诗人们习惯于用主观视角描绘自然界和社会现象。而现今则着重表现自己和他人细微复杂的潜在感知和内心世界的追求、欢乐和苦恼、喜悦和悲伤、理想和志向、挫折和失败、命运和性格等。自然界的某种现象、景色的变化发展则往往成为主题的“隐喻”或陪衬。对客观的艺术真实的塑造代替了“主观真实”的叙述。（3）用象征手法和抽象概念拟人化手法，以情动人反映现实生活，艺术地塑造生动、有立体感的意境。80年代初步入诗坛的青年诗人们大胆尝试这种表现手法，创作出了很多艺术水平较高的佳作。（4）创作了大胆地揭露、批评、抨击、阻碍社会发展的落后现象、陈腐思想、社会弊端和生活阴暗面，歌颂真理、赞美新生事物的作品。讽刺、揭露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弊端和批评本民族身上出现的问题，对文学是不可忽视的题材。实践证明，任何成熟和发达的文学，不可能没有这一题材的作品。过去这方面的题材被认为是非常敏感的禁区，很多作家和诗人不敢涉足。新时期打破了这一陈旧的思想约束，为社会的健康发展发挥了很好的作用。（5）通过抒情诗，对事物的某些特征的描绘，阐发某种深刻的哲理，给读者留下回味和思索空间，同时使他们得到美的享受。这种形式的诗歌都是运用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6）产生了很多优秀的叙事长诗和抒情长诗。大部分叙事长诗取材于古老的民间文学或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通过诗人的再创作，挖掘民族精神的潜在力量，思考历史进程的艰难曲折道路。

　　小说：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新疆日报》蒙文版以《新疆报》为名创刊之后，在该报上陆续发表了“红花”、“乌拉斯台查干”、“团结”、“巴卡与那卡”、“傍晚的约会”等为数不多的微型小说，揭开了新疆蒙古族当代小说的序幕。此外还翻译发表了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作品，不仅拓宽了新疆蒙古族当代文学以诗歌为主的单一格局，而且对提高文学创作者的水平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虽然发表了为数不多的微型小说，但质量不令人满意，艺术水平也不高，没有产生代表这一时期小说创作水平的优秀作品。其他体裁的作品，如中长篇小说、相声、散文、报告文学、文学评论等更是廖若晨星。

　　1957年至1961年 是新疆蒙古族当代小说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特别是《启明星》杂志的创刊，对小说的迅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代表作有策·乌力扎巴图的“巴特尔”（中篇）、额·刊载的“人民公社的花朵”（中篇）、“日出何方”（中篇）、“幸福之海”（中篇）、克·达米仁加甫的“在阿拉腾布鲁克”（中篇）、浩·巴岱的“娇嫩的花朵”（中篇）、额·刊载的“姑娘名叫‘友谊’”、欧·恰刊的“永不忘的教训”、尼·罗塔的“布尔古德”等小说。这一时期的小说所反映的内容，表现的主题，涉及的范围不仅广泛而且起点也较高。这些小说虽然宣传色彩较浓，表现手法一般，艺术水准不是特别高，但是故事性强、情节曲折、民族特色浓郁、地方色彩突出、故事情节中巧妙地穿插诗歌、歌曲、祝词、赞词、谚语等特点。有些作品，如“姑娘名叫‘友谊’”、“娇嫩的花朵”等作品被译成汉、维、哈等兄弟民族的文字并得到好评。值得庆幸的是这一时期不仅诗歌、中短篇小说得到长足的发展，还产生了散文、儿童文学、相声、评论等诸多文学体裁，拓宽和丰富了新疆蒙古文学的种类。

　　新时期小说创作也得到长足的发展。老中青作家解放思想，振奋精神，探索创新，不断从现实生活中汲取营养，继续和发展传统创作方法的同时，努力从国内外文学中借鉴和学习，吸收新的技巧和方法，以独特的生活画面和鲜明的语言特色，塑造出了一系列具有独特民族文化、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社会心理、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的卫拉特蒙古人的形象。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不论在题材的选择上，还是在表现手法上，不论是刻画人物形象，还是表现的思想内涵，与“文革”前17年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家们的艺术功力不断强化，艺术风格更趋稳定和成熟，形成了一个色彩缤纷、百花争艳的崭新局面。特别是拉·巴图欧其尔的《戈壁海东青》（1983年）、额·刊载的《黎明前》（1994年）、浩·巴岱的《阿玛台保鲁》（1995年）、浩·巴岱的《奔腾的开都河》（1999年）、嘎·贡巴的《小溪》(上下册，52万子， 2004年)等12部长篇小说的出版和发表，促进和丰富了新疆蒙古文学的发展和繁荣。这些长篇小说，以解放前的蒙古草原为背影，历史真实性为立足点，以历史家的无畏胆识，以艺术家的高妙彩笔，对解放前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描绘，再现了解放前新疆蒙古族人民的真实生活、悲惨命运和为自由、和平、幸福生活而勇敢奋斗的英雄主义气概以及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流血、献身的民族精神。作家们以传统的创作方法，以朴实的地方独特语言刻画人物，以时间的顺序来描写 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大多数人物性格和心理，复杂而不单一，鲜明而丰满，变化中显脉络，多面中见统一。这一时期在区内外蒙文刊物上发表了方法新颖、风格多样、民族特色鲜明、地方色彩浓厚的嘎·广巴的“边防哨所”、道·乃岱的“西勒格老汉”、欧·乔尔东的“生活的道路上”、拉·巴图欧其尔的“旭日东升”、阿·太白的“阿尔斯朗巴特尔的传奇”等90多部中篇小说；欧恩卡的“新生”、那·哈西的“寄给母亲的信”、道·乃岱的“复苏的爱”、嘎·贡的巴“一丛丛榆树林”等许多优秀短篇小说。有些作家用别的民族语言文字创作，如策·乌力扎巴图、乌·巴生、拉·巴图欧其尔等作家用哈萨克文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用汉文创作的蒙古族著名作家、学者孟驰北先生自从1979年平反重返岗位后，重新拿起笔，在区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和出版“塞外传奇”、“清真大菜闯香港”、“广州的伊斯兰堡”、“在反思中起跑”、《草原文化与人类历史》（上下册，120万字）等短中篇小说、报告文学和学术论文及专著。随着中老年作家艺术成果累累的后尘，也涌现出了一大批青年作家和作者。他们充分利用各自的生活积淀，并大胆吸收国内外新颖的表现手法，面对各种文艺思潮，不断丰富和充实自己的能量，不断开拓创作视野，发表了玛·代玛加甫的“不平凡的一滴泪”、莫·吉米格德的“孤儿宝尔的故事”、特·那木吉拉的“苦涩的回忆”、巴·甫尔布达西的“旅途”等近 20部中篇小说；阿·吾力促的“难言的乡情”、库·库叶的“迷雾笼罩的戈壁”、巴·加斯那的“海市蜃楼似的故乡”、加·巴德木的“落叶的秋天”等大量的优秀短篇小说，在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这一时期先后出版了《卫拉特赛罕》、《卫拉特当代小说散文选》、《最光荣的是什么 》、 《博格达峰之春 》、《巴音塔拉之春》、 《献礼》、《月光部落》等6部集体小说集；浩 · 巴岱的《娇嫩的花朵》、道·乃岱的《萨力克特大坂之歌》、阿·孟根其其格的《爱》等19部个人中短篇小说集。

　　新时期小说有以下几个特点：（1）过去单纯、直接地反映生活的表层，热衷于用民间故事形式和一味唱赞歌的陈旧模式来表现生活的状况得到根本改变，用艺术的真实表现生活的真实，使作品具有广泛的社会性、民族性、艺术性、人民性、时代性，所反映的内容像现实生活一样丰富多彩，生机昂然，鲜艳诱人。（2）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揭示新时期人们的精神境界、物质生活，表现人们的新思想、新风尚、新变化。（3）真实地反映和大胆地揭露社会生活中存在的虚伪、丑恶、 自私、粗暴、卑鄙的阴暗面，从而启迪人们积极向上，鼓舞人们与社会不良现象做斗争，使作品具有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4）过去只着重“讲故事”，讲究情节复杂，追求主人公高大全，片面理解文学的政治性和教育功能，忽视了文学的真实性和艺术性。而这一时期着重塑造社会最底层普通百姓的形象，真实地反映他们在平凡艰难的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辉煌人生、坎坷经历，透视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复杂的关系，表现作家对生存状态的关注和对人生价值的理解。（5）通过艺术形式真实地反映历史，反思历史，回顾历史，让人们懂得历史。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中长篇小说上。如浩 ·巴岱的反映三区革命时期巴音布鲁克人们与当地封建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生死战的历史长篇小说《奔腾的开都河》；拉·巴图欧其尔的解放前和布克赛尔县游击队队长宗古鲁甫的英雄事迹为题材，反映和布克赛尔人民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游击战并取得胜利的历史长篇小说《戈壁海东青》等。

　　文学评论：

　　新疆蒙古族文学评论虽然是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的，但由于当时从事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工作的人员几乎没有，极个别编辑和业余作者偶尔写一两篇政治色彩较浓的文章。他们的理论知识较浅薄、政治倾向较强等诸多因素，对文学作品往往不能做出科学的、准确的、公正的评价。有些评论作者受当时的政治运动的影响，甚至攻击作家、侮辱作家人格，打击作家的创作积极性，阻碍了文学健康发展。据本人查阅《启明星》杂志上发表的文学评论，从1957年至1961年间只发表了夏·巴塔的“掌握好马列主义民族观，创作出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额·刊载的“香花？还是毒草？——评策·乌力扎巴图的中篇小说〈巴特尔〉”等5篇论文和评论。从文学批评的角度严格地说，新时期以前的新疆当代蒙古文学的研究领域是空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德·沙海、斯·阿拉、加·伦图、格日乐玛、特·贾木查等中青年知识分子的牵头和努力下， 新疆蒙古族当代文学评论从起步走向正规轨道。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后，从区内外各大中院校毕业的大中专生走向新的工作岗位，走向文学研究领域，不但壮大了文学评论工作者的队伍，而且输入了新鲜血液。素质高、视野宽、年轻化、知识面广是新时期文学评论工作者队伍的主要特点。他们用文艺的内在规律和美学原理分析作品、评论作品，力求准确、公正地评论作品。如丹碧、特·巴音巴图、策·宝恩达、特·那木吉拉、道·孟和、布·孟克、尼·索思尔、策·巴图、伊·那木苏荣等专家学者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们为新疆蒙古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据本人不完全统计，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新疆蒙古族评论工作者在各类蒙文报刊上已发表的有关新疆蒙古族当代文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和评论近600余篇左右。目前已出版丹碧的《乌拉与祖拉——蒙古文学研究论文集》（1994年）、特·巴音巴图、策·宝恩达的《卫拉特蒙古文学评论》（1998年）、道·孟和、策·巴图的《探索之路——卫拉特文学研究》（1998年）、达·沙海、特·那木吉拉汇编的《浩·巴岱文学作品评论集》（1999年）、乌·苏古拉、丹碧主编的《卫拉特蒙古当代文学史 》（1999年）、特·巴音巴图选编的《新疆蒙古文学研究》（2001年）、布·阿木尔达来、都·艾尔达汇编的《道·乃岱、嘎·广巴和特·那木吉拉文学作品评论集》（2003年）、策·宝恩达的《理论视野中的新疆蒙古族当代文学》（2004年）、特·巴音巴图选编的《智慧的哈达》（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年）、特·巴音巴图的《探索与研究》（2006年）等研究成果。
　 新疆蒙古族当代文学 研究成果有以下主要特点：（1）发表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为指导和研究新疆蒙古文学的论文。这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文章理论水平虽然并不是特别高，具有体会、感想的性质，但在引导广大作者坚持正确的创作方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对硕果累累的知名作家的作品进行研究，从不同视角解析他们的作品，探索创作道路，肯定他们的成就，找出独特的艺术风格，确立他们在新疆蒙古文学中的地位。同时也诚恳地提出存在的问题以便改进。（3）有选择性地评价良莠不齐的作品，找出差异，指出问题为文学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推动作用。（4）对青年作家的作品进行研究，肯定他们的成就，鼓励他们创作更好、更优秀的作品的同时也指出不足之处。（5）出现了自由争鸣的良好现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文学评论活跃和深化的先决条件。由于文学评论工作者的文化程度、知识结构、理论层次、观察视角、社会经验、生活体会不同，写作角度各异等主观和客观原因，对任何作品的理解、认识和观点会有差异。评论者们的这种差异通过自由争鸣、公开讨论才能达成共识。这种讨论和争鸣，不仅活跃了文学评论，而且对发展和繁荣文学创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评论者的理论素质普遍不高，写作方法较陈旧，新的创造性的观点少，重复和模仿的多，论述表面现象的多，挖掘内在、更深层次内涵的少，唱赞美歌的多，提出实质性存在问题的少是新疆蒙古文学评论的主要不足之处。

　　散文：

　　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在新疆蒙古族文学领域里虽然出现了零碎的数量很少的散文作品，但无法与诗歌和小说视同而论。新疆蒙古族散文作品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和繁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时期散文与其他体裁的作品相比，虽然作品数量不多，创作人员相对比较少，但是质量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目前以斯·买德尔、尼·罗塔为主的老中青作家正在努力从事于散文创作，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斯·买德尔的“高山的仙女——皇帝的水”、“太阳下的陵墓”、巴·巴图藏登的“天鹅湖的孩子们”、浩·巴岱的“美丽富饶的巴音布鲁克”、德·沙海的“同云南蒙古同胞相会”、达·多布达的“红岩的景色”等作品比较成功系代表作。已出版了集体散文集《绿色的追求》（1989年）和特·那木吉拉的散文集《戈壁梦韵》（2005年）等书。新时期散文以诗情画意的语言，将新疆卫拉特蒙古习俗、传说、神话、历史、文化等优美的故事和千变万化的自然景观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突出表现了深厚的民族特点、人文景观和独特的地方色彩。

　　报告文学：

　　新疆蒙古族作家用母语创作的报告文学起步较晚。虽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产生过德·德力格尔加甫的“宾布加甫”等报告文学，但其内容单调，属新闻、专访式的作品。进入新时期后，如确·胡热为代表的青年作家投身于报告文学的创作，以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敏锐的观察力，写出了一批积极进取、鼓舞人心的优秀人才的先进事迹。如确·胡热的“威严的国徽”、“地位”、“名流经理明天来”；拉·那木斯来的“攀登科学高峰的赤脚学者的足迹”、“清水、黑土地、男子汉”；阿·蒙根其其格的“草原医生”、塔·伊仁且的“拥有金嗓子的草原歌手”等报告文学以唱响主旋律，弘扬新时代的民族精神，反映杰出人物的先进事迹为主题，谱写了一首首振奋人心的时代赞歌。在其表现手法上新闻性与文学性融为一体，把“散文化”与“艺术化”语调和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给新疆蒙古文学输入了新的血液。1999年出版了确·胡热的报告文学集《情系草原》。该集是新疆蒙古族作家用母语出版的第一部报告文学集。

　　确·胡热作为一名新闻记者，立足于时代前列，经常深入生活，发表了积极进取，鼓舞人心的不同岗位上的优秀人才、先进工　　作者、普通农牧民的动人事迹，反映了时代主旋律和民族精神，同时也把目光投入到本民族身上存在的不良行为，不足之处以及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上，从而让人们深思、醒悟。作家孟驰北的1984年荣获全国报告文学一等奖的作品“塞外传奇”生动再现了时任新疆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维吾尔族学者哈里克•沙克一家与北京电影乐团著名作曲家、汉族孤儿阎飞姐弟长达半个世纪患难与共、血肉相连的民族情。诗人拉•那木斯来在报告文学“清水、黑土地、男子汉”中以诗人特有的激情澎湃和散文化的叙事风格，紧密结合新疆乌苏市哈图布乎农场党委书记兼场长道尔吉的大量真实事迹，热情颂扬了这位“人民群众的领头羊”式的人物在当地两个文明建设中的突出贡献。作家道•乃岱在其报告文学作品“白蓝红与黑”中，立足于本民族的社会生活，对酒的这一特性进行了一番深刻的剖析。作者在掌握第一手原始资料和大量酒后酿成悲剧的真实事例的基础上，指出酒的害人之处，提醒和警告人们无节制地酗酒会对个人、家庭、民族和社会带来严重的危害。

　　相声：

　　在新疆蒙古族当代文学史上，五六十年代虽然出现过相声作品，但很大程度上受政治约束，说相声还不如说是赞颂和讴歌表面生活的好来宝。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相声才逐步发展的。把目前的相声 同“文革”前的相声相比，数量和质量以及内容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涉及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歌颂时代潮流中涌现出的好人好事的同时，挖掘普通人的内心世界的喜悦、苦闷、愿望、挫折、失败、追求、阴暗面等，力图多层次、多方面、多角度地表现生活。作者们把诗情画意的方言和诙谐幽默的语言同滑稽的动作巧妙地结合起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好与坏、黑与白、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实与虚的鲜明对比来启迪观众，教育人们。青年作家克·多达在相声创作方面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绩，代表了目前新疆蒙古族相声创作的最高水平。他创作的“带‘补丁’的头”、“清晨到来的客人”、“稀有的媳妇”、“迟打的官司”、“酒杯里的情意”等30多篇相声都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具有浓厚的生活烙印和时代气息。

　　影视文学和剧作：

　　在过去 新疆蒙古族文学史上，影视文学和剧作是无人问津的很陌生的文学体裁。进入新时期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学的繁荣，这种情况得到了改变，产生了一些影视文学和话剧、戏剧等。如阿·太白的“郭加与宁嘎”，克·多达的“博尔塔拉河的波浪”、“狼窝”、“不败的英雄苏木亚贝子》，欧·乔尔东的“布恩布尔江”，阿·甫尔外的“阿勒泰与伊利”等电影文学剧本；克·多达的“最后一碗饭”，波·尼木加甫的“赛里木湖”，那·巴生的“湖边的铃声”，巴·加斯那的“祭祀”等电视剧本；甫·巴德玛拉的三幕九场歌剧“草原欢歌”，那·巴生的五幕歌剧“草原海青”，加·加拉的歌剧“凝结爱情的房屋”，道·都古尔加甫的“皮袄尼玛的故事”，波·尼木加甫的“双胞胎”，尼·罗塔的“温泉水”等广播剧。 新疆蒙古族文影视文学和剧作大部分取材于历史人物、民间传说和现实生活。根据老作家浩·巴岱的中篇小说“昵美尔山风云”改编的电影《骑士风云》和根据他的另一部中篇小说“娇嫩的花朵”改编的电视剧《在山那边》在全国放映后深受各族观众的喜爱，并荣获了全国电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