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达慕"，蒙古语义为"游戏"、"娱乐"、"游艺"，也作戏弄、玩笑解，旧时还含有"赌博"之意。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变化，"那达慕"已成为蒙古族人民群体性的体育、娱乐、物资交流盛会的专有名称。由于会中主要举行摔跤，赛马、射箭竞赛，故又称："ere yin rurban naradum--男子三艺"(亦称"草原三艺")。 摔跤、赛马、射箭的演习比试，对于北方各民族来说，自古有之，如蒙古史诗和民间故事中便传说着许多古代英雄联姻时，必须经过男子三项竞技比试夺冠后方能娶回娇妻的故事。不过依据历史，演变成有组织、有规模的三项游艺那达幕文化，却没有那么古老，而是十八世纪以后的事情了。所以要叙述那达慕文化的历史，就必须追溯这三项游艺的由来和流传的史实。

    一、三项游艺的历史典籍记载

    骑射是北方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赋予游牧民族的生存本领。本书第一卷第三章"狩猎生活祝祷词"一节，已翔实介述了蒙古人自古善骑肘的生活习俗。由于骑射技术在古代经济、政治生活中关系重大，所以对于优秀骑射手极为关注，赏赉十分优厚，以至刻碑留名，水传后世。如1227年竖立的《也松格碑》（称《成吉思汗碑铭》，藏列宁格勒爱尔米塔什博物馆），便记述着成古思汗在1225年西征班师途中于不哈速赤忽之地设 宴款待将士时，成吉思汗侄子也松格射箭达335步之遥的盛况。故骑射之术在北方游牧人的长期生活中，不是作为游艺竞技表演出现，而是与经济生活，战阵杀伐密切相连的技能培训，这种始自幼儿的教育，至明代萧大亨所著《夷俗记》的"教战"条目中仍有生动记载。

    摔跤，从汉文古籍记载看，秦汉时期已出现，当时称之为角力。观角力戏(即摔跤比赛)是汉代风行的一种娱乐活动而且作为娱乐观赏进入中原王朝的宫苑。北方民族的摔跤无史料记载，但在五十年代于陕西客省庄第140号墓出土的角力铜牌据考证为匈奴人角力，该铜牌镌刻了二匈奴人角力比赛的情景：二力士上体赤裸，下身穿紧腿裤，互相弯腰扭抱作相扑状，左右各有一匹鞴鞍辔的马，马头上方各有一棵树，两人头上还有一只乌，张嘴展羽。这显然不是正式比赛，而是乘马旅人或牧人兴之所至，临时下马比试高低。以此铜饰件推想，匈奴人的摔跤，无论牧野屯包，路边柳丛；无论放牧间息，还是连辔途中，均可一语即拍，双方拉开架式，进行一番角力的较量。这种遗风，凡去过辽阔草原的牧区，可随时领略，并不太难。可见北方游牧民族的摔跤活动起源也很早。

    蒙古人由东向西扩展中，自然受到原匈奴、突厥和回纥文化的影响，孛儿只斤蒙古勃兴时，又直接受到西方克烈、乃蛮诸部的文化影响，部落军伍中，想必也盛行这种对搏摔跤的训练。《蒙古秘史》未记载这一盛况，但联系成吉思汗家族与其 他部落间政治势力之变化关系时，却生动地揭示了利用摔跤消除异己的历史事迹(《蒙古秘史》第140节)。《多桑蒙古史》记载了窝阔台喜观角力以及波斯力士与蒙古力士比试摔跤的情况。摔跤本是男子技艺，可史乘中尚留有巾帼不让须眉的佳话《马可波罗行纪》中的《国王海都女之勇力》一节就生动地记载了海都女阿吉牙尼惕以摔跤择婿，战胜所有男子，世无匹敌的传说故事。

    到了元代，观角力戏，就有了正式记载，主要表现在诈马宴的盛会上。忽必烈以下诸帝继承了蒙古国时期在昔刺斡耳朵聚会议事的传统，每年将王公贵族、官宦大臣聚集上都举行诈马宴，决定重要政务，对此元代一些既是诗人又是大臣者曾写过不少诗篇予以颂扬描绘。如亲身经历的袁桷、柳贯、贡师泰、杨允孚、周伯琦等都对上都诈马宴盛况写过赞诗，生动地展示了当时皇族的宫廷生活。如周伯琦所赋《诈马行》咏道："大宴三日酣群腙，万羊脔炙万饔酹。九州水陆千官供，曼廷角力呈巧雄。紫衣妙舞腰细蜂，钧天合奏春融融"。说明在诈马宴会上，除烤羊肉和山珍海味的宴飨外，尚有女乐歌舞、角力竞技表演助兴。由于蒙古人特别喜爱角力这一传统体育项目，故常在宫中举行角力比赛。如郑彦昭的《上京行幸词》云："红云霭霭护粽毛，紫风翩翩下彩条。武士承宣呈角力，近臣侍宴赐珠袍。"就反映了宫廷摔跤手被传宣举行表演的情景。王沂的《上京诗》还描绘了摔政手们能为宫廷献艺的无比光彩："黄须年少羽林郎，官锦缠腰角力装。得隽每蒙 天一笑，归来驺从亦辉光。"所以元代诈马宴不是像往昔斡耳朵那种重在集会议政或某汗王临时动议进行摔跤比赛活动，而是把诈马宴集会形成每年必行的一种国家制度，在饮宴中陈百戏，将歌舞、竞走、角力汇集表演观赏。由于元代统治者酷爱布库(即孛可，力士)竞技，宫廷布库人数日益众多，方于延祜年(1318年)设"校署"专管角力事宜。

    明代有关蒙古族三项游艺的资料甚少，至清代史料增多，逐渐清晰。满族是个十分重视骑射传统的民族。皇太极曾下令"子弟辈壮者当今以角弓铁箭习射，幼者当以木弓柳箭习射。"(《清太宗实录》卷五四)同时以身作则，亲率臣下至演武场较射，还令诸旗下王公贝勒等"各率本旗护军较射"(《清太宗实录》卷三八)。当时蒙古八旗军是协助清军入关的主力军，自然非常重视骑射的训练。

    入关后，一段长时间内，当时的骑射，演布库还是与战阵的实际需要相联系。这种训练与教战逐渐分离而向娱乐发展，大约始于乾隆年间，皇帝每年秋八月木兰围(今河北围场县)时蒙古王公向其敬献酒宴，表演蒙古乐歌、相扑及各样技艺(参见《理藩院则例》)。这种技艺献演和元代诸帝巡幸上都举行诈马宴极其相似。只不过上都诈马宴是皇帝向王公大臣赐宴，而木兰围则是蒙古王公向皇帝敬宴献艺，其饮宴的主客位置和游艺形式虽有变化，但实质上仍是蒙古古老诈马宴仪礼的重演。从诗文记载看，与扈从元代皇帝上都巡幸一样，清代也有不少扈从皇帝至避暑山庄的的宫宦文人写过不少行围即事的诗篇，如纪昀、裘日修、赵翼等均有作品流传。其中赵翼曾亲眼目睹蒙古布库的表演，写下了《行围即景·相扑》的长诗。

    赵翼(1727-1784年)，字雪崧，号瓯北，是乾隆年间进士，入翰林院，预修(通监辑览)，后外放任知府、兵备道等职。这首诗大概是他在京供职期间扈从乾隆帝木兰行围时所作。作品描摹了演布库时的衣着、对峙时的注目审势，互相纽结的种种招数以及突使绝招一举获胜的生动场景，其中攻守变化迭起，进退招数翻新；似垂胜而又败守，似势弱而又崛起，把角斗场上瞬息万变的技艺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如此细致描绘蒙古摔跤的诗歌，在蒙文作品中尚不乏其例，而汉文作品却是鲜见，据知仅此一例了。

    二、传统习俗的衍化发展

    上述巡幸上都，一般为五月至八月实施，清代木兰围亦称"秋猕大典"，也在八月。五月至八月可说是蒙古人的黄金季节，此时荒凉秃透的原野披上了新装，一片碧绿、辽阔；天空高远湛蓝，照风习习送暖。新生的牛犊、马驹、羊羔群群欢跳闹嚷，洁白的乳汁如泉水喷涌，在牧野包房流淌，牧人笑逐颜开，开始迎接这鲜活世界的福运吉祥。比如一年一度的祭敖包、打马鬃、马驹节、庙会均在这个季节里举行。一方面聚会，一方面娱乐，这是蒙古人自古沿袭下来的传统习俗。蒙古语的喜庆、联欢、盛会谓之"耐亦日"，其娱乐活动("那达慕")总是与"耐亦日"联系在一起，没有"耐亦日"就没有"那达慕"，可说是个不可变易的传统，比如敖包盛会就称作"敖包耐亦日"，马驹节称"珠拉格耐亦日"，成吉思汗与将士子弟聚会称"乌、日森耐亦日，"等等，这些集会都举行相应的娱乐竞技--"那达慕"，可见往昔的"那达幕"是为不同类型的喜庆盛会助兴，献演技艺，以表欢乐之意，它与现今单独组织而又规模完备的那达慕盛会相比，其范畴、作用和意义是不尽相同的。

    古代蒙古人为何举行喜庆联欢盛会?考其源头，还是与丰收之后，不忘天地祖神恩赐，向之祝福祈祷有关，在祭祀祝福中，媚神、娱神的同时，信民也欢快起舞，尽情取乐嬉戏，这种娱神而又自娱的活动，是古代北方各民族普遍盛行的一种风俗。比如《东观汉记·南匈奴单于传》就有单于每岁祭三龙词，并走马，斗橐驼为娱乐的记载。《辽史》卷三九也记有契丹人祈雨时置百柱天棚，皇帝、亲王及其子孙举行射柳比赛的娱乐活动。类似属于宗教祭祀性质的聚会，蒙古族亦多有，如祭敖 包、祭天、成吉思汗祭奠，以后寺庙的查玛会、经会等等。至于世俗间官方或民间的大小型喜庆，更是繁杂多样，不胜枚举了。这些集会一般来说都有针对性的娱乐活动，如上述《也松恪碑》是记录"乌日森耐亦日"中的骑射竞技活动。成吉思汗祭奠中的查干苏鲁克祭有跌足而奔的"跑弃子"游戏。祭敖包是蒙古族最古老而又具群体性的喜庆盛会，这一由原始萨满教表示酬谢大地带来恩惠的祭祀庆典，从其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宗教色彩逐渐淡薄，那些与人民现实利益相联系的政治、经济生活、精神生活日益在敖包盛会中丰富发展起来。据罗布桑却丹的《蒙古风俗鉴》所记：祭敖包在秋季举行，其规模以地方大小、贫富情况而定，主要商议选择牧场、处理各种官司及敖包那颜管辖范围内诸种事宜。饮宴食粥后，进行选马活动，各艾里的快马和骑手二十匹或三十匹一组在十五里外起跑，其出类拔萃者再进行比试，如此几番筛选，优胜者按马匹颜色命名，这样的著名快马，其身价特别昂贵。贩马者亦情愿以高价收入。另外还有走马、侧步小走马、额马、碎跑等各种姿势的赛马活动。此记叙透露出祭祀天地神祗已非敖包盛典的主要内容，大量繁琐事项是处理政务和牧业劳动方面的事宜；赛马已不是纯粹的娱神或自娱，其决出的名马已具有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而与物资交流的贸易活动联系在一起了。其次，文中只谈到敖包盛会的赛马游艺，摔跤、射箭两项只字未提。但罗氏在《集会和摔跤》一章里谈到迁场或那颜喜庆集会时，却叙述了摔跤的组织和比赛过程，而无骑射、赛马活动。另据《乌珠穆沁风俗志》记载，康熙五年(1666年)满清政府曾在乌珠穆沁旗组织过一次盛大集会，举行了1024名博克的摔跤比 赛，一个年轻的博克安召力压群雄，夺得第一，文中也未涉及其他两项竞赛。乌珠穆沁是蒙古族博克的故乡，历来强手云集，声名显赫，所以乌珠穆沁部归顺清政府不久，清廷统治者为检验一下他们的力量，才专门组织了这样庞大的摔跤竞技盛会。喀尔喀的情况如何呢?据《蒙古式摔跤》一书记述：喀尔喀的传统那达慕会是从1640年认定新活佛开始的，但无可靠史料记载，情况不详。确有资料记载的为1690年的那达慕大会；此次会上，有位名叫布赫喇嘛的摔跤手得了冠军。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喀尔喀七旗首领从多伦淖尔回到原牧地举办了七旗那达慕大会，一个叫贡格尔的牧人用仅有的一匹赛马得了冠军，赞扬这匹冠军马的《万马之首》歌从此普遍传开。喀尔喀的记载也仅仅是三艺中的某一项内容，其他亦不甚了了。所以从十七世纪前之民俗记载观之，虽然举办过一些盛会，但将三项游艺组成一个统一的娱乐盛会却不曾见。一般是依据会议需要，侧重某项比赛，故有的研究者认为"古时的那达慕不完全是男子三艺同步进行，一般为或赛马，或摔跤、或射箭单个进行。"

    至十八世纪，有关风俗志、旗志中才有了三项游艺统一组织竞赛的记载，如《巴林右旗志》记有从雍正八年(1730年)起，旗内十三个庙的干余名喇嘛集中到大板荟福寺举办一年一度的"六月庙会"。庙会既举行喇嘛教的隆重法事典礼，也开展群体性的民族文化、体育和物资交流活动，届时京、律及通 辽、赤峰等地之商贩云集，赶庙会者络绎不绝。昭盟各旗选派快马、走马、摔跤手、射箭手、棋手参赛，为时一月，热闹非凡，大板的"六月庙会"颇有名气，与呼伦贝尔的甘珠尔庙(1784年建成)所举办的庙会享有同等声誉。但是这些旗志中的记载都比较笼统概括，难以给人以具体生动的印象。只有《阿拉善风俗志》所载"乌日森耐亦日"一节，对三项游艺的记叙描绘，鲜明生动，颇具文学色彩，兹概述如下：

    乾隆年间，阿拉善第三代王爷罗布桑多尔济娶清朝的公主为福晋，成为显赫的亲王。为庆大喜，于乾隆三十年(1766年)举办了声势浩大的盛会，这是和硕特蒙古来阿拉善的第一次盛会，这次盛会根据成吉思汗常与子孙们聚会游乐的传统，亦沿袭古风，命名为"乌日森耐亦日"。

    盛会聚集牧人成千上万，搭毡包百顶，全旗八个苏木的百姓及旗衙门的协理，管旗章京等官员全部启动，承担任务，以苏木为单位组织三项游艺训练，从几百对摔跤手和数百弓箭手中选出三十二名跤手、一百二十名射手以及从几百匹公马中选出八十匹快马参赛。

    大会前日，王爷仕宦齐聚向地方神灵祭洒马奶祈福。吟唱马奶酒祝词。翌日晨正式举行"大乌日森耐亦日"喜庆仪式，王爷、福晋端坐帐殿中接受旗官员之祝福，由十六名歌手和琴手向王爷、福晋奏乐献歌，其歌为带有宫廷色彩的《辽阔的阿拉善》、《多福》、《十善佛爷》、《造化之福》、《政教》等八首古 典乐歌。官员们行叩首礼，献"九九"礼品。同时，寺庙、嘎的僧俗人众亦分别举行贺喜仪式。庆典结束后，举行好汉三艺比赛。第一，赛公马，八十匹快马三十名列入名次，对冠马吟诵公马祝词予以祝福，授九种奖品，其余各有不同赏赉第二，骑射比赛，按规则每人驰射三次，视九靶射中多寡排出名次，对冠军赏九种奖品，二、三名各有不等赏赐，并吟《弓箭手赞》。第三、无坎肩摔跤(详后文)，决出冠军后，冠军特赏大绵羯羊等九种奖品。结束后，王爷向苏木、巴嘎、寺庙等机构赐白酒、绵羊，僧俗人众各回篷帐饮酒作乐。

    "小乌日森耐亦日"同样举行三项游艺活动，即骟马驰赛、喇嘛的骑射和无坎肩摔跤，其规则与上同，最后以白须老人演摔跤结束。

    以上便是"乌日森耐亦日"盛典的全部过程，名称虽不语"那达幕"，但却全面生动地反映了早期蒙古族完善形式的那慕庆典的盛况，并富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作为乾隆时期的蒙古亲王，正值清代鼎盛时期，当时旗札萨克建制完备，政治、经济生活步入正轨，一个旗的王爷完全可以凭藉自己的权势和地方财力组织起庞大完备的庆典活动。蒙古历史上有诈马宴制度可资借鉴，王爷必是熟悉京城觐见皇上礼仪及木兰围盛况，于是历史的因素，现实的礼制和蒙古族传统风俗相契合，从而衍化出一个规模宏大，集蒙古乐歌和三项游艺于一身的"那达慕"盛会。类似庆典，在内、外蒙古各札萨克的节日中，自然不是绝无仅有。遗憾的是如昭乌达、锡林郭勒等盟旗一直盛行的那达慕活动，并未留下如"乌日森耐亦日"这样早期的典型资料，这对了解东部区那达慕的详细情况，自然有所影响。尽管如此，从一些史志的简略记载来看，形式完备的那达慕文化，最晚在十八世纪完善成熟，当是毫无疑义。

    从以上两点予以概括，蒙古族那达慕文化的出现与北方各 民族的民俗风情有着内在的承袭关系。在此基础上，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变迁，那达慕的内涵日益更新充实。特别是满清政府统一全国以来，地区间的政治、经济联系有所加强，以寺庙为轴心的喇嘛教文化、民俗文化、物质文化(随物资交流出现)从而得到集中的体现，那达慕文化至此趋于成熟，于是毕其功于一役的草原三艺终于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不仅体育竞技大展风采，蒙古族无处不唱，无处不颂的传统民歌和祝词、赞词亦相应亮出绰约新姿。从此那达慕文化在体育健身方面扩大了交流、学习的范围，也为民间文学的创作开辟了新的途径，并得到进一步发展。

    三、资料及研究

    蒙古族那达慕文化资料，从广泛意义而言，历史典籍及有关旗志、风俗志中均有记载，这在上述二题中尽其所知大体作了纵向介绍，初步理顺了其中的发展脉络；从狭义范围，即直接记述有关那达幕的资料来讲，当局旗志、风俗志、民俗学著作及文人笔记等史料。蒙古文的各种风俗志由于是反映各地风俗纪实，对那达慕的记载，详略侧重点不尽相同。有的风俗志对"那达慕"的理解，不仅限于草原三艺，还包括了各种体育娱乐活动。如《科尔沁风俗志》所载"那达慕"一节，将儿童游戏、十二属相联韵、玩连儿(一种棋戏)均囊括其中。有的风俗志还将滑雪，赛牛车、玩拐骨予以纳入，因此，谈起各地那达慕文化，实为花样繁多、庞杂，令人眼花缭乱。这些依俗翻新的娱乐游戏，有的恐怕是晚近时期随着生活之丰富多彩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精神文化现象，但从古代正宗的"耐亦日" 游艺来看，仍是草原三艺，至多有赛骆驼，奕蒙古象棋等项目。

    从个人著述看，对草原三艺有针对性的纪实探讨者，首推二十世纪初的罗布桑却丹(详前述)。七十年代末，金启粽在《中国式摔跤源出契丹、蒙古考》的专题论文中，以汉文史料为依据论述了中国式摔跤的发展历史，蒙古摔跤的兴起和发展。本文着重点在于讨论中国南北跤式的演变历程，历代统治者对角力、相扑的提倡与抑制情况，对草原如何开展布库竞技，述之甚少。蒙古国的学者在金启粽之前有《蒙古式摔跤》、《草原三艺》二书问世(出版详前注)，二著结合喀尔喀开展那达幕的历史和现实，对草原三艺作了介绍和分析。书文虽缺乏我国内蒙古举办那达幕的史实，但以其资料参照对比，可以对清代那达幕的完善形式究竟始于何时，提供了依据；其次，对草原三艺组织实施的描述，也为传统那达慕的开展，提供了较为清晰的图景。

    内蒙古那达慕活动高潮迭起的时期是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之后，以1948年呼伦贝尔盟甘珠尔庙那达幕大会为起点，之后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巴彦淖尔各盟相继举行了盟一级那达慕大会。1954年，举办了自治区首届那达慕大会，至1991年在自治区首府共举办了五次那达慕盛会，至于旗以下历年各级机构组织的中、小型会议就无法统计了。年年盛会期间，有关报刊作了宣传报导外，也有那达慕方面的介绍文章。其中1991年自治区第五届那达慕会议，正值我国对外开放的大好时机。为了大力宣传内蒙古，展示内蒙古地区的民族特色，《内蒙古文化》编辑部出了一期《那达慕·专号》。(内蒙古日报)于5月18日至6月27日连续刊登了长篇《那 达慕史话》，该文简略叙述了与那达慕文化有关的重要史实，又侧重介绍了自治区成立后，各地举办那达慕会议的情况，所以从每年宣传那达慕文化之力度比较，1991年确实比较突出。

    蒙古族那达慕文化有丰厚的历史渊源，是北方各民族游艺竞技之集大成，故而独具草原的醇美芳馨。八十年代后出版的各种风俗志和民俗学著作，有的记述详尽生动，从某种意义说及到文化的深层意识，但要将这些有价值的风俗志、地方志有关笔记史料全面占有，理出头绪，纵横联系，进行深入的文化内涵上的探讨，尚待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