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蒙古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为蒙古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极为广阔的文化语境。策·达木丁苏伦以他独到的睿智,在梳理和总结蒙古文学发展历程的过程中,对蒙古文学与域外文学之间的复杂而生动的冲突和融合展开多层面的思考。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提出并倡导对蒙古文学关系研究、蒙古文学史的撰写以及蒙古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学翻译蒙古本土化研究课题。策·达木丁苏伦的《〈罗摩衍那〉在蒙古的传播》是文学翻译蒙古本土化课题研究中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之一。
  〔关键词〕罗摩;故事;蒙古本土化;接受;比较文学
　

    蒙古国比较文学的引领者策·达木丁苏伦,是以文学关系研究作为他的蒙古比较文学研究的出发点,同时也是以文学关系研究作为他深化蒙古比较文学研究的切入点。文学翻译蒙古本土化课题,作为策·达木丁苏伦的蒙古文学关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提出与实践不仅深化了蒙古文学关系研究,而且还开辟和拓展了蒙古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为蒙古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罗摩衍那〉在蒙古的传播》是策·达木丁苏伦的一部极为重要的比较文学专著。在这本书中,他就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在蒙古地区的传入、传播途径、影响,尤其是就蒙古文学是如何接受该作品,即《罗摩衍那》如何经过蒙古民族文化传统的过滤而发展成为一部蒙古本土化的作品等方面进行了翔实的考证。通过对该书的研究思路的梳理和探析,笔者认为,《〈罗摩衍那〉在蒙古的传播》的确是策·达木丁苏伦在文学翻译蒙古本土化课题研究中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之一。
    一、关于《〈罗摩衍那〉在蒙古的传播》
    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在问世以来的2000多年间,早已跨越了印度的边界,以或口头或书面的形式流传到了亚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对当地的文学和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入”的影响。
    很多学者一直以来都在对《罗摩衍那》在亚洲各国的传播问题上,进行着富有成果的研究,相关研究的著述也很丰富。蒙古学界,关于《罗摩衍那》在蒙古地区流传的问题却鲜有人问津,策·达木丁苏伦的《〈罗摩衍那〉在蒙古的传播》可以说是其中最早的、最大的一部专著。后来问世的相关论文都是在策·达木丁苏伦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展开的。
    为了掌握蒙古文罗摩故事的各种版本,这里有必要简要介绍一下《〈罗摩衍那〉在蒙古的传播》的成书背景。1968年策·达木丁苏伦等人为了编撰《蒙古文学概要》第2卷,前往列宁格勒大学和前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部的手稿部搜集资料,期间他们觅得几本用托忒蒙古文字写成的“罗摩故事”。这一发现引起策·达木丁苏伦的高度重视,他确信这些托忒蒙古文的罗摩故事文本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学术意义。经过鉴别,他确认,作为一种版本的几个副本的这些手抄本故事,应该是印度著名的民间史诗《罗摩衍那》的蒙古版本。后来他又在蒙古境内找到几种蒙古文罗摩故事文本。鉴于罗摩故事文本在蒙古地区发现较晚,在对蒙古文罗摩故事展开具体研究和分析工作之前,策·达木丁苏伦对搜集到的同一文本的不同手抄本,进行了初步的比较、分析和鉴定工作,并将考证与辨析的结果一并呈现给大家,共整理出七种罗摩故事版本。他沿用前人的研究成就,依照国际《罗摩衍那》研究学界通用的序列编序,为这些文本编注了一套按字母排列的索引,分别为Ｋ、Ｌ、Ｍ、Ｎ、Ｏ、Ｐ、Ｒ版本。①除了藏文本Ｍ、Ｏ、Ｐ外,Ｋ、Ｌ、Ｎ、Ｒ版本均为蒙古文版本,它们分别是《供养汗传记》、《萨迦格言》的蒙文注释之中的《罗摩故事》、《水晶鉴》中的《罗摩故事》及《宝贝耳饰》中的短小的《罗摩故事》。经过细致入微的考证,策·达木丁苏伦认为:“尽管上述七个版本包含了《罗摩衍那》的主要内容,但是并不能称为《罗摩衍那》,仅仅可以称之为《罗摩故事梗概》。”〔1〕
    二、有关文学翻译蒙古本土化课题的提出
    文学翻译蒙古本土化研究的课题是策·达木丁苏伦在20世纪五十年代最早提出的。经过对策·达木丁苏伦比较文学思想的梳理和发掘,笔者认为,该课题的提出至少与两个因素相关。第一,策·达木丁苏伦长期从事蒙古文学史的编撰工作。蒙古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为蒙古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文化语境,使策·达木丁苏伦在梳理和总结蒙古文学发展历程的过程中,对蒙古文化与域外文化之间的复杂而生动的冲突和融合展开多层面的、广泛的思考。第二,他受到俄国著名蒙古学者博·雅·符拉基米尔佐夫的影响。“博·雅·符拉基米尔佐夫先生在著名的《〈五卷书〉的蒙古故事集》中对这些作品的蒙古本土化方面进行了探讨。此后,博·雅·符拉基米尔佐夫没有继续这项自己发起的重要而又有意义的研究,忘却、放弃了……”〔2〕可以说,符拉基米尔佐夫的研究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策·达木丁苏伦对蒙古文学关系研究的多层面的思考,激发了他的学术智慧,使他将多年来书写蒙古文学史过程中的思索调动到一个新的研究层面,提出文学关系蒙古本土化课题。
    尽管关于文学翻译蒙古本土化课题的提出与符拉基米尔佐夫的《〈五卷书〉的蒙古故事集》有一定的关联,但是,策·达木丁苏伦是蒙古学者中提出文学翻译蒙古本土化问题的始作俑者。
 
    早在1956年,策·达木丁苏伦在谈及撰写蒙古文学史的原则时,就曾指出:“探讨译作逐渐变异,反映出蒙古状况,具有蒙古特色等方面”〔3〕是书写文学史的首要解决的问题之一。1959年在题为《蒙古文学研究的一些问题》一文中,策·达木丁苏伦继续阐发这个观点。他说:“特别是需要细致地研究从藏文翻译过来的作品融入蒙古文学中的迹象及其变化,以及该作品所具有的蒙古文学的特色。……对于翻译文学逐步发展成为蒙古的作品给予重视和研究,是当前蒙古文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2〕在此,他明确提出了文学翻译蒙古本土化课题的内涵及其研究意义。策·达木丁苏伦将这种渗入蒙古民族的审美情趣和民族精神的译作称为蒙古本土化的作品,并将它们在融入蒙古文学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称为蒙古本土化。基于多年的文学关系研究实践,他清晰地意识到:“如果忽视对该课题的研究的话,将是蒙古文学的严重不足。”〔2〕他本人身体力行地进行了大量的文学翻译蒙古本土化的研究实践,如《五卷书》、《关于健日王的三本书》和《目连救母经》、《罗摩衍那》等等,其中大部分研究成果收入他本人主编的《蒙古文学概要》中。

 

    三、蒙古文罗摩故事蒙古本土化研究
    (一)对本文接受的考察
    “接受”一词,虽然早在1932年就出现在美国普林斯的著作《英国文学在德国文学中的接受》一书的书名里,但该词广为人知并进入比较文学研究,则是在20世纪七十年代,德国康斯坦茨大学教授姚斯和伊瑟尔等人提出“接受美学”之后。接受美学作为文学研究领域的一种方法论,将文学研究的重心从作者和作品转移到了读者审美接受和审美经验的研究上,从而拓展了文学研究范围,使比较文学界认识到,一国文学在传入与影响他国文学时,无论是译者的翻译、改编模仿,还是作家的借鉴吸收都涉及到远比“影响”类型更复杂的“接受”方式及其有关问题。文学翻译蒙古本土化课题显现出策·达木丁苏伦对译者、读者以及作家等接受主体在蒙古文学与域外文学交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的认知。
    为了把握策·达木丁苏伦是如何从接受角度倡导文学翻译蒙古本土化研究的问题,我们不妨对他的蒙古文罗摩故事本土化研究成果加以分析,以使我们对这一课题有一个较为直观的认识。
    策·达木丁苏伦的有关罗摩故事蒙古本土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藏文译作———Ｌ和Ｋ版本上。Ｌ版本指的是《萨迦格言》的蒙文注释中的《罗摩故事》,Ｍ版本指的是《萨迦格言》的藏文注释中的《罗摩故事》的各种原稿,策·达木丁苏伦手头一共掌握6种Ｌ版本和3种Ｍ版本,他将Ｌ版本与Ｍ版本进行详细的对照和核实,发现6种蒙古文Ｌ版本均是藏文Ｍ版本的译本,其中的大部分是对林钦巴勒的藏文注释(Ｍ1版本)的“良莠不齐的译文”。
    Ｋ文本(Ｊｉｖａｋａ王传)的故事形式上是一个本生·02·故事。据策·达木丁苏伦考证,Ｋ版本是在18世纪前后由藏文翻译而来的译作。但是,现在已找不到藏文的原本,因而给研究带来一定的难度。策·达木丁苏伦通过对前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部保存的6种Ｋ版本进行核对、整理,理出一份起名为《供养汗传》的文本,在《〈罗摩衍那〉在蒙古的传播》中一并出版。
    1.       关注译者对原文的变动
    在分析《萨迦格言》的蒙文注释中的《罗摩故事》(Ｌ1版本)时,策·达木丁苏伦写道:　
　相对于藏文原稿比较而言,察哈尔格西在撰写《萨迦格言》注释(Ｌ1)的时候对罗摩故事做了相当大的改动,增加了一些内容,删减了一些内容,简写了部分内容,以达到使蒙古读者易于理解的目的。在这个故事中,他将楞迦解释为大海里一座岛屿的名字,并且解释了楞迦岛的主人罗刹为什么叫做“叫吼子”(即罗波那),增加了关于喜马拉雅山的顶峰吉罗婆山为什么叫做蚁垤仙人山的神话故事。
    为了达到易于理解的目的,他在有些地方进行了简写,有些地方进行改写,偶尔也有非常过度的改动。比如,他将“用火漆(封蜡)建造的房子”改为“用木头建造的房子”。所谓“用火漆(封蜡)建造的房子”,有可能指的是外部涂抹了树脂、松香的木头房子。在史诗《摩诃婆罗多》中有企图将般度族人引入用火漆(封蜡)建造的房子,并放火烧死的内容。在西藏、蒙古的文学作品中会遇到不少“用火漆(封蜡)建造的房子”。又如,察哈尔格西将湿婆神、文艺女神坐在罗刹的舌头上,改变了他所说的要请求长生不死的话的含义,变成了罗刹在他的马头被砍掉之前不会死去,赐予魔法的藏语句子加以简化,写成在罗刹舌头上说话的时候,给了他变得更加聪明的魔法。〔1〕
    一般说来,翻译是指把一种语言的作品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简单机械的复制,而是一种具有创造性、变异性的工作。由于译者使用的是与原著不同的语言,面对的是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读者群,他所传递的是不同的文学信息,因此,他根本不可能翻译出与原文完全一模一样的译文,必然要对作品进行一些人为的删节、增补和释义,以达到“易于理解的目的”。正如别林斯基所说:“每一国语言都有其特有的表达法、特点和性质,因此,为了正确地表达某一形象或句子,有时就需要在译文中完全把它们加以改动。”〔4〕变动是不可避免的。补充有关楞迦岛、罗波那、吉罗婆山的解释;将“用火漆(封蜡)建造的房子”改为“用木头建造的房子”等均是译者察哈尔格西·罗桑楚臣以蒙古读者所能接受的内容和表达形式进行的变动。译者对本文的删节、更改、增补和释义是蒙古文罗摩故事的本土化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策·达木丁苏伦曾明确指出:“一些有创作天分的人们致力于翻译,在作品中进行或明或暗、或多或少的修改,以此来证实他们的天资与才能。因此,从外文翻译而来的作品和类似的翻译作品激起我们极大的兴趣。”〔5〕
    2.       发掘蒙古文罗摩故事中所蕴含的译者、读者、作者心理个性及思维方式
    在考察《供养汗传》(Ｋ版本)时,策·达木丁苏伦有这样一段话,耐人寻味:“从这部译著中的某些部分可以看出蒙古译者的思维方式。举例来说,此版本中写道:罗摩在追逐金鹿时,翻越了九道山梁,渡过了九条江河,跋涉了九条溪流,穿越了九道峡谷,驰骋了九座平原。这种描写在蒙古民间文学的神话故事中是非常丰富的。又如,描写金翅鸟挡住恶魔罗波那去路的部分则可以让人联想起在蒙古戈壁上旅行的情景。当写到恶魔罗波那劫掠悉多,在天上疾飞时,译者用自己特色的思维方式描写道:“(如果挡得时间长了)旅行者如果走的时间长了,所带的粮食,就会消耗净尽,马匹就会疲倦”。这里译者把恶魔罗波那的行为比喻为戈壁旅行者食物耗尽,骑乘的马匹疲倦的样子。”〔1〕
    在外来文学文化与本国文学文化接触时,总有一个由民族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国情需要而发生的选择扬弃、改造转型的推陈出新的过程。也就是说,外来文学在同蒙古的语言格调和生活方式相结合时,接受者把外来文学中不适应自身需要的部分予以选择扬弃,并改造转型为自己的创新特色。翻译作为蒙古文学接受外来文学的重要方式之一,必然蕴含着接受者心理个性及其社会时代的种种国情。譬如,蒙古文《水浒传》中关于武松打虎情节的描述。我国的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曾经数次被翻译为蒙古文,在蒙古地区广为流传。在汉文原著中,老虎的本领是一扑、一掀、一剪。武松之所以取胜,首先要躲闪开老虎的三种本领,按住老虎,然后再施展拳脚,将虎打死。而蒙文译本②中,译者将武松与老虎搏斗的具体方式,改写为先扭缠在一起厮斗,武松逐渐占上风后,再用棍棒而不是用拳头将虎打死。从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译者是将蒙古民族男子摔跤格斗的形式用在了打虎上。蒙古民族是“马背上的民族”,很少徒步徒手与野兽搏斗,因而对原著中武松用拳头打死老虎的描写感到陌生,所以改写为先在摔跤式的厮搏中制服老虎,然后再用棒子打死老虎。经过译者的这种修改后,使得译作更符合蒙古民族的审美习惯,更容易为蒙古的读者群体接受。〔6〕因此,有专家认为:“对译作《水浒传》的本土化研究,即通过对‘内蒙古译本’和‘喀尔喀译本’对汉文原著的改写,以及两部译著相互之间的类同和差别比较研究,在研究不同文化系统在翻译活动中的相互作用规律,特别是研究蒙汉两个民族各自的文学欣赏习惯,文化精神和民族性格,都是一个难得的文献性资料。”〔6〕
    3.       发掘蒙古文罗摩故事中所呈现出的蒙古社会时代背景
    以下是策·达木丁苏伦在探讨Ｌ1版本所反映的蒙古当时社会状况时的论述:　
　察哈尔格西在翻译萨迦班第达创作的《萨迦格言》中的一段有关罗摩故事题材的诗歌时,增补了几处新的思想。《萨迦格言》的第321段如下:
    “ｃｈｅｎｐｏｒｎａｍｓｋｙｉｓｒｔｓｅｄｍｏｄａｎｇｂｄｅｄａｎｇｚａｓｌａｃｈａｇｓｐａｓｐａｎｇ.’ｄｏｄｌａｃｈａｇｓ(ｚｈｅｎ)ｐａ’Ｉｌｅｌａｎｇｙｉｓ’ＢｏｄｇｒｏｇｅＬａｎｇｋａｂｓａｄｃｅｓｇｒａｇｓ.”
    13世纪时期的索诺木嘎剌将这段诗翻译出来。
    译文如下:　
　“ЙэкэкмннагадунидэгэнкигэдЖиргаланг-дурхуричаху-йиталбигдахуй,Жиргаланг-дурхуричагсан-усилтагабарДас-агирвиЛаншка-дуралагдажухуйгэк.”
    察哈尔格西将此段文字翻译如下:　
　“比大家都年长的大人,无稽的荒唐游戏与完全安乐地生活,特别不贪求食物饮品。非常渴求收获的愿望好像原先罗刹的一个汗王,在楞迦被杀掉的神话故事。”
    将察哈尔格西的译文和藏文原稿及索诺木嘎剌的译文一起比较来看,会发现“完全安乐地生活”这句批评内容的话在原文中是没有的,是作者按照自己的意愿添加的。因为他批评完全安乐的生活,歌颂不完全安乐地生活、进行工作的思想是与佛教的主要教义不相符合的。我们前面看到了,萨迦班第达在作品中对于“贪求幸福”或享受欲望的批评。察哈尔格西曲解了这个思想,改成了禁止“过分地贪求愿望”的词句。因为批评过分地贪求,所以就有允许小量地或适度地贪求的意思。察哈尔格西在翻译禁止世界上的各种幸福、娱乐、吃喝、游玩,宣扬刻苦耐劳和禅的萨迦班第达的诗歌时,将之改变成为禁止过分地贪求无稽的荒唐游戏,完全还可以的生活,食物饮品和收获的愿望的世间生活的普通的说教。这是很有意思的和值得赞扬的事情。〔1〕
  

 

  (二)确立译者的中心地位
    一般文学研究中只关注和承认译者、读者对作品的被动接受,而文学翻译蒙古本土化的概念透露出策·达木丁苏伦这样一种学术观念,即蒙古文学在通过翻译这种方式接受域外文学不仅不是被动的,而且还是赋予作品以意义和生命的主动者和主要角色。
     翻译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察哈尔格西·罗桑楚臣等蒙古翻译家们在翻译罗摩故事时,用蒙古文将藏文原作蒙古本土化,以适应蒙古民族传统与读者的阅读习惯。经过本土化的作品,一方面,通过译者的再创造,在新的语境下被赋予了独立的艺术价值,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另一方面,经过译者之手,已经打上了译者所属民族的文化背景、审美情趣、生活习俗等烙印,折射出译者所属民族的精神,逐步发展成为这个民族文学传统的一个部分。如前苏联著名的学者日尔蒙斯基所言:“创造性的翻译文学是译者所属于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已经融入所属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之中。”〔4〕俄国大诗人莱蒙托夫在翻译歌德的短诗《群峰一片沉寂》时,对原作的主题及局部的处理比较自由,或增或补,使原作在保留了歌德原诗中深邃、静谧风格的同时,还体现出了俄罗斯文学的传统特色。所以有评价认为:“尽管莱蒙托夫的译作偏离原作,但它们在俄国翻译史上的意义是无可争辩的,因为它们促成确立了这样一条翻译原则,即译作应该对译者所属的语言文学来说具有充分的艺术价值。”这样译者就已经赋予作品独立的、真正的艺术价值,已经逐渐转化为俄罗斯文学传统的一部分。蒙古文学中这种现象也颇为常见。正如符拉基米尔佐夫所说:“由印度文学、中国藏族文学、汉文学传承而来的作品在传播过程中发生变异是蒙古文学中的一个普遍现象。”〔7〕《萨迦格言》、《育民甘露》、《米拉日巴传》、《杜鹃传》、《尸语故事》、《大菩提经重要传说》、《白莲花簇》、《三十二个木头人》、《目连救母经》、《西游记》、《水浒传》等我国藏族、汉族和印度古典文学作品在翻译成蒙古文的过程中不同程度被蒙古本土化,使得这些作品更加适应本民族人民的接受能力、文化水平、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更易于为本民族人民所理解和接受。同时通过这种再创作性质的翻译,使得这些译作深深地植根于蒙古草原之中,散发着浓烈的“马奶酒”香气。无疑,上述这些作品均纳入策·达木丁苏伦设计的文学翻译蒙古本土化课题之中。
    (三)以揭示蒙古文学发展规律为目的的研究
    罗摩故事的蒙古本土化研究,不是蒙古接受反应的现象罗列,而是对接受者蒙古文学发展变化内在规律的深入探究。为了阐明这个观点,我们将策·达木丁苏伦的《罗摩衍那》蒙古本土化研究与我国学者季羡林先生的《罗摩衍那》中国本土化研究做一个简要对比。
    季羡林先生在对比《罗摩衍那》与汉译佛经《六度集经》中的子的故事时,他提出“《罗摩衍那》的故事是一个悲剧,童子死掉,其父发出诅咒。而在《六度集经》中则转化悲剧为喜剧。童子得群神福佑,死而复生,皆大欢喜。这是否为了适应中国读者的心情而改变的,不得而知”〔8〕的问题。在比较梵文《罗摩衍那》与傣族《兰嘎西贺》时,季羡林先生得出的结论是:“傣族的故事大大地傣族化了,也就是中国化了。”他认为中国化表现在三个层面上:一是“好多印度地名都换成了中国地名,也就是云南本地的地名。比如阿努曼丢下来的仙草山,就落在云南傣族地区”;二是“有不少本地民间故事窜入整个故事之中”;三是“故事的第五部分,召朗玛与勐哥孙之间爆发战争,故事就发生在傣族地区,这已不仅是中国化了,而是中国创造了。”〔8〕在分析敦煌的藏文本与梵文本时,季先生指出藏文本有些地方本土化了,如“藏本创造了一个大黑天(实际上就是毗湿奴),与大梵天相对立……藏本把一些名字改变为本地的。结尾是大团圆,与梵文本异。西藏人同其他中国各族人一样不喜欢悲剧。”〔8〕季先生指出蒙古文本的本土色彩浓厚,但例证主要是引用策·达木丁苏伦的研究,此处不做赘述。最后,季羡林先生总结出《罗摩衍那》在中国流传的五条规律:一是“《罗摩衍那》的影响完全是在印度教方面。然而罗摩故事传到国外以后,大概是由于都是通过佛教传出来的,所以国外的那许多本子毫无例外地宣传的都是佛教思想”。二是“罗摩故事传入中国以后,各族都加以利用,为自己的政治服务”。三是“汉译本特被强调伦理道德的一面”。四是同古希腊相比,“中国人不大喜欢或欣赏悲剧”,因而,罗摩故事在印度是一个悲剧,“但到了中国却多被改成喜剧结尾,以适应中国人的心情和爱好”。五是都被“涂上了地方色彩和民族色彩”。〔8〕其中后四条都涉及到了《罗摩衍那》的本土化问题。两位学者的罗摩故事本土化研究,都是从本国或本民族的审美情趣、价值取向、民族心理、文化背景、生活习俗、思维方式的角度,对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内容、体裁、情节、细节等方面在本民族地区所发生的变异进行的考察。然而,我们会发现,两位学者的本土化研究又略有不同。他们的出发点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季羡林先生的本土化研究主要是为了阐述《罗摩衍那》在中国流传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异,已经中国化了,更加符合中国人的审美需求。策·达木丁苏伦不仅阐述了罗摩故事蒙古本土化的事实,而且强调对这一事实进行研究的重要意义。他在论文的第二章“这里出版的蒙藏罗摩故事的研究状况”中,在考察分析最具有蒙古特色的Ｌ1版本时,又一次指出:“把藏文学作品蒙古化或是改成蒙古式样是蒙古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是把外来事物转化为自己的,把外来文化遗产转化为本民族的文化遗产的至关重要的问题。”〔1〕我们可以看出,策·达木丁苏伦是从蒙古文学整体研究的角度思考蒙古本土化的问题,或者说是从书写蒙古文学史的角度,进行蒙古本土化研究的。通过本土化研究,策·达木丁苏伦有足够的理由证明了自己的结论,Ｌ1版本是“自由的译述”,Ｋ版本是“篇幅宏大、艺术描写多”的一部本生故事,他们都是渗透着蒙古民族精神和审美情趣的蒙古文学作品。他从接受的角度,通过罗摩故事的蒙古本土化研究,论证出这些短小精湛的蒙古文罗摩故事不是枯燥地罗列事件,而是表现了蒙古属性的文学作品。并将有关蒙古罗摩故事的研究成果写入了《蒙古文学概要》第二卷。
    从接受者的角度考察蒙古文学发展所带来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正如策·达木丁苏伦本人所说:“找到、了解并证明了许多作品其实并不是翻译作品,而是蒙古文学作品。例如,经过研究表明,蒙古的六部连环串插式结构小说完全不是翻译作品,而是对印度、西藏的某些作品进行模仿、加工而创作出来的蒙古文学作品。同样的还有《五卷书》、《尸语故事》、《三十二个木头人》、《格斯奈汗的故事》、《健日王传记》、《萨迦格言》等作品。”〔9〕文学翻译蒙古本土化研究成为蒙古文《萨迦格言》、《育民甘露》、《米拉日巴传》、《杜鹃传》、《尸语故事》、《大菩提经重要传说》、《白莲花簇》、《三十二个木头人》、《目连救母经》、《西游记》、《水浒传》等写入蒙古文学史的重要依据。
 
    结语
    蒙古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为蒙古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极为广阔的文化语境。策.达木丁苏伦以他独到的睿智,在梳理和总结蒙古文学发展历程中,对蒙古文化与域外文化之间的复杂而生动的冲突和融合展开多层面的思考,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提出并倡导对蒙古比较文学研究及蒙古文学史撰写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学翻译蒙古本土化课题。他将译者、读者和接受环境(包括社会、时代、文化、语言等种种因素)看成本土化的发出者,通过译本与原作、译本与译本之间的对比研究,考察译者、读者及接受环境对作品所作的种种改动和变化,进而发掘出译作中所蕴含的蒙古民族心理和审美特色。在日益全球化的语境下,保持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成为各国学者所共同关心的问题,我们对于策·达木丁苏伦的文学翻译蒙古本土化课题的探讨,无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英、法学者Ｆ.Ｗ.Ｔｈｏｍａｓ、Ｍ.Ｌａｌｏｕ、Ｊ.Ｋ.Ｂａｌｂｉｒ等人从东突厥斯坦找到的六部藏语文本的《罗摩的故事》中已经使用了拉丁文排在最前面的六个字母作为文本编号。策·达木丁苏伦为了不使其他文本与这些文本混淆,故使用这六个字母后面的拉丁字母作为索引字母。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使其研究成果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便于使所有文本中的某一种文本与其它某种文本进行比较和相互印证”。同时,也可以惠及后人,为我们查阅提供方便。
②这里指收藏于蒙古国国立图书馆的《水浒传》的喀尔喀译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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