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读满族书面文学进展的历史，可以看到，有那么两个颇重要的特征，在这部族别文学史册上一直体现着相辅相成的存在：其一曰“流”，其二曰“变”。没有自己特别的“流”，或者没有自己特别的“变”，满族文学个性化的历史都将不复存在，自然也就不能谈及满族文学对祖国及人类文化的奉献。这，是笔者多年来治满族文学学术的基本心得之一。 

　　20世纪前期，满族及其历史文化的命运出现了大转折。辛亥革命摧毁了没落的清政权，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就此退出历史画面，显示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进步意义。不过，这场历史鼎革难以避免的负面效应也反映出来，不单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性质未能随着政权易手获得质的改变，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做过诸多积极贡献的满洲民族，亦在一场全社会的集体无意识之下，被通盘否定。在民族歧视情绪风行于世间的过程中，满族承受着在舆论上与生存上为后世难以想象的双重挤压，一整个民族险些从人们的视野当中被抹掉。他们的文化遭到人为的忽略与遮蔽，便是极自然的结果。 

　　20世纪后半叶，新型国家体制破天荒地重视起国内不同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光大。在各个兄弟民族纷纷发掘、梳理民族传统并在新的基点上将之引向繁荣的形势鼓动下，满族自身有价值文化的拯救、甄别、阐发、彰扬，也被推上日程。 

　　然而，满族作为一个有过特殊历史遭际的民族，其文化传统的重见天日，远不是一件说说就能办到的事情。 

　　在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重新谈起“满族文化”概念的时候，这个概念因为与人们的久违，已经教世间感觉陌生和茫然。满族还存在么？满族文化还存在么？除了彻底地“汉化”而外满族文化还有其说得出来的特点与价值么？再耗费艰辛去寻觅那逝去的满族文化韵律还有现实意义么？——统统都是教大家备感疑惑的地方。 

　　还有，毋庸讳言，由于世间对满族这个民族的矮化、丑化乃至于妖魔化的时日较久，从都市到乡间，满族文化被视为“封建文化”、“腐朽文化”、“反动文化”，一任反复荡涤，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当搜集研究者走入满族的群体、民间以及世家，展开自己工作的当口儿，所接触对象们因心有余悸，顾左右而言他甚至是谈“满”色变者，远非个别；同时，可以估算到的本该保有满族文化及文学资料的场所，多曾遭到过历次政治运动的洗劫，种种史料烟消云散的情形亦不难想象。 

　　是的，满族文化传统被遮蔽、被误读久矣。再去讨问其历史责任已经不可能并且无意义。重要的是，如何凭藉我们的努力，比较真切比较科学地重新复原传统、阐释传统，让传统在今日之社会文化生活中体现其自身价值。 

　　无疑，这是一条修远、曲折、坎坷密布的路。 

　　将近30年过去了，今天我们似乎可以说，经过为数并不太多却差不多是整整一代学人的戮力探求，满族文化这一在很长时期内为世人难解其详的传统事相，再度较比清晰地呈现出来了它的原来轮廓。 

　　笔者身为“满族文化—满族文学”研究方面的一个长期亲历者，理所当然地，为时下本领域的诸多成果而感到快慰。 

　　单就满族文学而言，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一二十本专著和数百篇专论，以显示出身后的研究业绩。满族文学作为中国境内一个具体民族的文学，其潜在的价值正越来越确切地被凸显出来。30年前那种怀疑抑或忧虑满族文学研究有否意义的说词，现在已经不像以往那么随处可闻了。 

　　可是，在充分认定这一领域系列成就的同时，还是没有理由将乐观放大。相对于满族先民及其作家们所留下的大笔口承的尤其是书面的作品，已有的研究也许还仅仅是让那冰山的一角刚刚浮出水面。在问世的研究专著与学术论文当中，严格地讲，切中满族文化个性规律、弘扬满族文学独特张力的高妙论述，毕竟仍只是凤毛麟角。今日的满族文学研究既然已经迈过了起步阶段，就应当更有效地超越以皮毛式的展陈演示，来泛泛地壮声势护门面的无谓程序，真正走上理解满民族审美追求、贴近满民族文化心音、释放满民族精神律动的道路。 

　　虽说是满族文学的研究已经起飞，事实上，我们也还时常感到，一些最初就伴随着这项研究而生的基本问题，一直在如影随形地跟踪着研究者。例如，满族的绝大多数作家文学作品都不是用满文而是用汉文写就，只此一点，就足以让满族文学怀疑论者继续无休止又振振有词地说下来。这几近成了满族早就彻底“汉化”、满族文学早就彻底“汉化”的确凿证据，成了类似“魔咒”一般束缚满族文学研究长足发展的障碍。于是，进一步的推理也便形成：既然语言运用上没有了民族自我，还研究它做什么呢？——换句话说，满族文学研究，俨然是一门“伪”学术。 

　　要想把满族文学真的从社会历史的重重遮蔽跟民族文化的深深误读之中搭救出来，眼下可能仍然还处在一个需要“迈步从头越”的新起点。我们离那庆功奏凯的时刻还远得很。 

　　学术研讨，在不少情况下是可以见仁见智、多元并行的。观察和诠释同一事物，也是可以启用不同视角的。笔者选择“流”与“变”这两把钥匙，来开启这方上下几百年整合而成的满族文学“黑匣子”，得失成败，亦未可知。 

　　在我看来，任何在人类文学史册上面成功的为人们推崇的族别文学，都不能不是“流”和“变”二者的完美结合：“流”是指的它脉络清晰与自成一格，成就为或者接近成就为特殊民族的特殊文学流派；而“变”，则是指的它敢于探索创造，善于标新立异，在永不知足的流脉变通中随时涌现有价值的新生长点。 

　　发轫于17世纪初期的满族书面文学，在我看来，恰恰兼具着这样的两个特点。而一旦确认了这样两个特点的存在，有别于他民族文学的满族文学的存在，便是符合逻辑，和可以给于正面判断的。 

　　中国的满族文学，是满洲民族亦即满族历史及文化的依托与载体。满洲民族问世于17世纪之东北亚，始终是中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始终是与中华主体民族汉族之间，存在近距离社会交流与文化互动的民族。我们对它的文化、它的文学的全部认知和诠释，都不应离开这一基本看法。 

　　满族文学以及作为其背景的满族文化，是一个由古至今的客观现实。满族存在一天，满族文学就会存在一天。在中国的总体文化语境下面，边缘族群同主体族群的接触交流，是迟迟早早都会发生的事情，满族不过是在历史的晚近过程走先了一步，走快了一些。满族文学这种走先了一步，走快了一些的少数民族文学，向人们提供了诸多如何与主体民族原本比较发达的文学交流互动的、正负两面的经验教训。 

　　满族是由原女真民族在自身为主体的基础上吸收若干周边民族成分而变异产生的，其问世之际，文化的原始色彩浓郁。本民族文字的创制，本该较大地弥补它的薄弱，却没有能够充分发挥作用。该民族政治军事的迅猛崛起与疾速进入中原，没有给自身文化的长足推衍留有充裕时间。全民族倾巢进关，政治利益上的巨大攫取，跟文化库存上的大幅流失，几近同步，亦自是宿命。满语满文与满族间的彼此乖违，是满洲民族的莫大损失。 

　　文化自救是任何民族都葆有的本能。面对文化上的“灭顶之灾”，满洲人使出浑身解数顽强自救，力争在万千围困当中趟出一条生路。胆识和机敏帮了他们不少忙，他们在相当程度上拜别了自身的原生态传统，又创造出来一番气象独具的次生态传统。单就满族文学而言，“后母语阶段”的满族文学，借海扬帆，居然取得了许多不可思议的成就。民族文学界常用满族及东西方其他一些民族的例子来证实，一个民族的文学，未必一定得全靠母语书写来打造。 

　　满族文学，包括口承文学与书面文学两个组成部分。在先民只有口承文学而不具备书面写作能力的岁月，曾经创造了琳琅璀璨、神奇无限的民间作品。而后代们一俟闯进书面文学领域，他们优先从前人那里继承的，乃是在艺术世界驰骋想象的超常能力，与全民酷爱大型叙事作品的审美定势。中外一些民族确有后代作家喜好从先民口头创作来翻新原有叙事题材或者故事原型的情形，满族书面文学中这类作品却并不多。有论者以为这颇可说明满族书面文学创作与民间文化遗存是脱节的，甚而判断满族书面文学是他民族文学的演进，是不准确的。民族文学从民间口头蜕变到作家笔头，历来就有“形似”与“神似”之分。升华后的作家文学与本民族民间文学的“神似”，大抵是更高境界。 

　　对博大精深、美仑美奂的汉族文学，满族的优秀作家们多半有个“醉进去”然后再“醒出来”的二度蜕变过程。不管是本能为之，还是能动打造，满洲民族早期进入汉文书写状态的一些诗人和作家，没用很久，便陆续找到了真我，回归了自我。艺术上真我与自我的显现与守望，标志着满族文学自我救赎行动的成功。满洲入关之初粗犷豪放、胸臆阔大的朔方文化精神，“以自然之言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的“未染汉人风气”的美学路数，是这种成功的端倪性展示。 

　　清代前中期的满族书面文学写手，大多是来自民族上层或中层的知识分子，只有到了后期，少量下层知识分子才有机会跻身于书面创作格局。不过，诗画琴棋与吹拉弹唱，这有着文野差异的两类艺术实践，于有清一代，却未能成为贵族大宅门与小户穷旗人之间云程相阻的不同消遣方式。满族文化存在着内部的整合态势，进入和平年代以后，困坐愁城没有人身自由的八旗子弟们，将生活逐渐文化化、艺术化，才是具有整合态势的满族“次生态”文化的总体特征。 

　　清代满族文学业已形成一系列独特艺术选项。深刻的社会批判，是其中比较引人瞩目的特色之一。满洲贵族本是个由共同利益维系而成的统治集团，然而集团内部各种矛盾造成的不稳定性，时常会令某些失势者去到历史的夹缝间惨淡生存，宠辱浮沉的家世变迁，使他们清醒地觉察出带有社会本质性的矛盾，从而或委婉或激烈地书写出来。这是人们在历代文学当中较少看到的部分，因而也是满族文学较为珍贵的部分。 

　　文化上面的沧桑嬗变，亦是满洲民族于清中期之前的突出感触。文化反思因之在民族菁英阶层渐趋形成，并在一些文学巨匠的笔下被出色地模拟展现。从近古到近代，到现代，再到当代，满族文学自身包蕴的文化自醒、文化反思、文化批判，比中国境内任何民族的文学，都来得要更加鲜明与更加持久。将这一点视为满族文学的传统优势，已无不可。 

　　八旗制度，是清代满洲民族内部长期坚持的社会体制。对这一独特民族的独特体制，师法现实主义写作原则的满族作家们，有许多近距离的真实记录。他们描绘了为中华古国开疆拓土、建功立业时期八旗将士的精神风貌，也反映了“八旗生计”问题日益严重给旗籍族众带来的困厄与潦倒。在满族作家那里，“成也八旗，败也八旗”的历史殷鉴，被揭示得最为准确。 

　　国家至上，曾经是满洲民族的不二信条，自古至今，满族文学的优秀作品，一以贯之地激荡着忠贞爱国的雄浑心律；而关注民瘼，也是许多饱含良知的满族作品反复宣示的题义；至于对传统伦理道德苦心孤诣地守候，既是满洲民族尚自尊、好体面的核心价值所在，又是该民族作家文学写也写不完的题目；还有，敬爱长辈、恪守亲情、扶弱助贫、行侠执义等等利他主义的处世方式，更是一代又一代满族作家戮力褒奖的内容……有人说，读满族作家作品，最易体会什么是古典情结。 

　　满洲是个从白山黑水大自然中走出来的民族，历史上长期信奉原始宗教萨满教。后来，萨满教不再作为该民族的显性宗教信仰，其笃信万物有灵与敬畏大自然、师奉大自然的精神意念，却仍在心底潜移默化。不但在阅读清代满族作家作品之际人们还会与这样的意念不期而遇，连满族当代作家的叙事跟抒情，也依旧还有它的清晰痕迹。传统文化的作用力，有时会教满族作家，不在外表而在心理上，成为另一类别。 

　　满洲及其后代，是十分重视自身民俗原则的一群人。他们跟许多民族的成员一样，只有生活在自己的民俗氛围里才感觉舒服，他们的作家也因而成为特别关注民俗事象的书写者。满洲传统民俗当中有许多内容，都是作家们依依眷恋、不断摹绘着的。就拿他们是多么强调自己的女性观来说罢，礼让女性、“重小姑子”、“重内亲”之类的故事，每每见诸笔端。从中国主体民族宗法观念的传统立场放眼，满人的女性人物书写，不仅仅是奇特而已。满族传统的女性观念，更易于与现代人文精神接轨。 

　　除开满族文学在上述主题选择和理念表达方面的别出机杼，满族书面文学的艺术调式，也有不少“重砌炉灶”的地方。头一宗，就是满族的作家们通力营造了让汉语文学告别艰深晦涩罗网，就近大众欣赏层次的新局面。满洲人喜欢文学，却不喜欢教自己费许多气力也读不懂的文学，他们出于自己的文学层次与文化气质，编织成一把切近自己需要的艺术“筛子”，存己之长、弃己之短，教通俗、晓畅和便于表现日常生活面貌的东西，优先进入文学殿堂。在他们的观念里，艺术只有做到雅俗共赏，才是上品。只顾高雅炫耀艰深而不让老百姓看懂的艺术诉求，为有眼光的满族文学家所不取。 

　　清代的北京城，是满族文化的大本营。在初步学会习用汉语表达之后，满洲人竟别出心裁地改造起京城汉语来。到满族进关百年左右，旗人嘴边新颖别致的“京腔京韵”已现雏形，自此，满洲作家及诗人们更是操起这种鲜活灵便的市井语言，大步疾进。清代的满族书面文学制作，大多出现在京城旗人当中，至清末时节，“京腔京韵”大放光彩，该民族的作家文学，已经成为生动、悦耳的京味儿方言最真切最可靠的范本。满族文学与清代居京旗众一道，在奠定日后京语“普通话”地位的过程里，功不可没。 

　　清代八旗制度酿成的人生苦酒，造就了旗人们与众不同的心性。旗族内里人人都是皇家奴隶；外人面前他们又是“统治民族”的“人上人”。刚强－达观－散淡－诙谐，在特殊环境中沉淀为民族的精神习尚。民国年间满族的不幸，又把这种习尚推向极限。“苦中作乐”的满族，把他们的幽默性情灌注到作家笔端，使困苦命运下的韧性心态提纯为满族式的幽默艺术。满族作家的幽默艺术在许多场景中不为社会所认同：中原传统的书面文学一向坚守“文以载道”原则，后来更要求“为政治服务”，故而排斥满族作家的幽默风格。不过，好在艺术的真金子不怕被发现得太晚。中国文学对幽默话语的重新捡拾，里面自有满族的一份功劳。 

　　满族的书面文学因为大量运用汉文书写方式，所以自来便不是一个密闭的系统。它是伴随中国清代以降的历史而展开的，领受了时代风云的充分赠予，也直接参与了中华精神文化各阶段的积极建设。作为一种族别文学，满族文学具备着开放的性格和宽容的襟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为了成就自身的成熟品格，它随时汲取着八方营养。敞开胸襟，不拒绝学习，非但没有因此丧失了自己的艺术传统，恰恰相反，它的文学艺术传统还被确认是中华多民族文化当中颇具价值、魅力的传统之一。满族文学是在国内不同质地的民族文化彼此碰撞与互动中形成的。没有自我的魂魄，与没有向文化先进的汉民族学习，对满族文学的成长与成熟，都是不可以想象的。 

　　打从满文创制出来之后有人用它来书写带有文学色彩的史学著作起算，差不多四个世纪过去了。而由首位满洲诗人用汉文写诗到如今，也是三个半世纪还要多了。回眸来程，不管是“扁舟孤进”的母语书写也好，还是“藉海扬帆”的汉文制作也罢，满民族的书面文学所积淀起来的全盘成就，已经不再令世间小视。通过拙著各章各节的粗略梳理，满族作家文学的“流”不难看清，其“变”也是不断显示着的。一个民族的文学，其“流”其“变”，是对传统而言。民族存在，它的文化，它的文学，都必然会是“流”与“变”的密切结合。一成不变的“流”，与离开本流的“变”，在族别文学的推进中，皆无从想象。满族的书面文学史其实就是这么一部“流变”的历史。 

　　以往，人们常常误以为，只有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写下的作品，才属于少数民族文学范畴，而不习惯于在用汉语文创作的作品中，剥离和理解少数民族文学的这样一个越来越引人注目的亚种。直到晚近阶段，学术界才看清了将这份文化遗产归还到少数民族人民名下的意义。满族书面文学经验证实，处在社会变革时代的民族作家，不再可能到封闭的文化环境中找寻成功之路，要勇于走进充满异质文化碰撞的天地，在接受外民族文化冲击的过程中，体现本民族文化的魅力和风采。中国现有的少数民族，其传统社会都在快速异化，民族互相影响大大超出人们逆料。中国已有作家文学的少数民族，他们达到总数90％以上的作家均在用汉文写作。清代满族走上的那条语言转轨之路，已然出现在许多少数民族脚下。这很正常，人类文明进程从来如此。应当看到，逐步放弃本民族原来的语言文字，甚至洞开民族间的文化壁垒，都还离一种民族文化最后被“同化”，离一个民族最后被“注销”，相距遥远。 

　　随着文化人类学等现代学术精神深入人心，再想撇开少数民族文学的存在而谈论中国文学，已经不太可能和不合时宜了。中华多民族文学的相辅相成、交相辉映，已然成为中国文学总体格局内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创建并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当代学人们的肩头。这既是我们文学研究界的当务之急，又是一项可能需要通过比较长久的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好在，我们的学术界已经接受过各种新鲜思想的洗礼，不再那么坚持几十年前的保守乃至僵化的思维，正式提出这个问题，应当说时机已经成熟。总有那么一天，中国的多民族文学研究会交相汇通，人们会满意地看到，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已经自然地深入于每一位文学研究者的精神世界之中。 

　　《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