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的民族文学已经发展成为我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在这三个民族中产生了以乌热尔图等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创作出了一批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点的有着广泛影响的作品。

　　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三个民族的自治旗(县级政府)都在内蒙古自治区暨呼伦贝尔盟内。因为从历史到现实，他们在文化上和生活上，有着相近相似或某种内在的联系，所以长期以来都习惯地把这三个民族联在一起统称为“三少”民族。历史上这三个民族在内兴安岭和外兴安岭之间、黑龙江两岸的广阔地域内共处，或从事农业、或从事狩猎、或从事半农半猎，有着生产、生活与文化的相互影响和借鉴关系。明末清初时，沙俄侵略者疯狂向东掠夺，侵占我土地，屠戮我北方各族人民，这三个民族顽强抵抗并付出巨大牺牲后被迫南迁过了黑龙江;他们在兴安岭以及嫩江、黑龙江、松花江流域仍然毗邻而居。清初他们为国家利益，受命于清政府部分戍守呼伦贝尔草原，部分远戍他乡去了新疆。五十年代，先后成立了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鄂温克族自治旗和鄂伦春自治旗;这三个自治旗，责无旁贷地承担着本民族文化建设的重任。现在，三个自治旗在内蒙古党委和政府的关怀下，已于八十年代分别成立了文联;并紧随其后，以自治旗为基地又成立了鄂温克研究会、鄂伦春研究会、达斡尔研究会。这表明，自治旗自觉地承担起了文化建设的任务。

　　(一)

　　具有实质意义的达斡尔族、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的民族文学，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才起步和迅猛发展起来的。建国以后直至“文化革命”之前，内蒙产生了几位“三少”民族的作家且有一定成就，如达斡尔族老作家孟和博彦等。但就作家的涌现及其创作实践整体而言，反映本民族真实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对本民族文化认知、承继和开掘及建设的自觉度，皆有较大的不足，当然，这是受到历史条件制约的。历史在新时期为“三少”民族文学的兴旺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呼伦贝尔盟文联是一九七九年末恢复工作的。一九八一年春，内蒙文联和呼盟文联的几位老同志就明确意识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应该把培养“三少”民族作家的历史任务主动、自觉地承担起来。于是，以孟和博彦、张志彤、邓青、冯国仁为代表的几位作家、编辑人员就在三个自治旗内寻找文学新人，并在鄂温克族自治旗举办了一次带有讲座性质的学习班。参加者甚众且不局限于“三少”民族，既有蒙古族，还有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民族作者。在讲课和学员进行创作的基础上，又把创作了有一定价值作品的“三少”作者集中到海拉尔，进一步帮助他们把作品修改出来，通过创作实践提高他们的艺术自觉。呼伦贝尔盟文联创刊不久的文学季刊《呼伦贝尔》当年第四期首次以“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族作者创作学习班作品选登”专栏集中予以发表，并配发了老作家冯国仁同志的专评《一束山花耀眼明》，“我们热烈欢迎三个少数民族的文学青年登上文坛，希望他们的作品在全区全国崭露头角。”这次学习班的成果，大大的超出了原来的期望。不仅有一批作者发表了比较成熟的作品，而且其中达斡尔族作者巴依尔的《玉石烟袋嘴》和鄂伦春族女作者阿黛秀的《星》先后被《草原》和《民族文学》转载，引起了广泛的重视。这批作者除少数因工作原因而没能坚持文学创作外，大部分成为未来“三少”文学创作的骨干力量。一九八五年以短篇小说《猎人之路》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二等奖的鄂伦春族的敖长福、一九九○年以短篇小说《咳，女人》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特别奖的达斡尔族女作者阿凤，都是此时出现的作者。

　　要特别提出的是，此时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在经过数年的准备，创作正日臻成熟。他于一九七八年在《人民文学》发表短篇小说《森林里的歌声》之后，又把他的短篇小说《瞧!那片绿叶》交给在一九八○年刚刚创刊的《呼伦贝尔》，在创刊号上发表。本年他调呼伦贝尔盟文联工作，次年即进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鲁迅文学院深造。而《瞧!那片绿叶》又于这年为《民族文学》转载，并获得当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创作奖。他本人在一九八一年召开的呼伦贝尔盟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文联副主席。一九八二、一九八三年他又分别以短篇小说《七岔犄角的公鹿》和《琥珀色的篝火》连续获得短篇小说创作奖。当一九八三年短篇小说评奖之后不久，呼伦贝尔盟党委和行政公署立即做出决定，嘉奖乌热尔图;经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给乌热尔图晋升两级工资，并颁发了奖金。这在全区和全盟是史无前例的，在全国不仅属最隆重之举，而且奖励之重也是极为突出的。党和政府对乌热尔图的嘉奖，以及他本人的成就，一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影响了一批人，鼓舞了一批人，这批人中包括着各级领导和作者以及各界人们，从而使“三少”民族文学的创作得到了更为广泛的理解与支持。每次举办“三少”创作会，盟委和行署领导都亲自过问，有时是亲临会议给予指导。“三少”民族文学创作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是其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

　　鉴于呼盟“三少”作家的成就和第一次学习班的成绩与经验。内蒙古党委于一九八二年适时地决定在三个自治旗成立旗文联，以有利于发现和培养“三少”民族文学人才。内蒙古党委的重视和“三少”民族文学的初步成就，坚定了内蒙文联和呼盟文联领导的信心和决心，从而把培养“三少”民族作者的任务更有成效地推进开来。

　　一九八七年六月在鄂伦春自治旗再次召开全区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族文学创作会。会前，内蒙古文联、中国作家协会内蒙古分会和呼伦贝尔盟文联达成一致协议，把发现“三少”作者和繁荣发展“三少”民族文学历史责任承担起来，决定自此之后每隔几年三单位联合举办一次全区性“三少”创作会，并把此次创作会按顺序排为第二次创作会。呼伦贝尔盟文联责成《骏马》编辑部负责每次“三少”创作会的具体组织工作。第二次创作会得到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委员会和创联部的支持，并派领导出席了会议;会议达到了出作者、出作品的预期成效;《文艺报》发表了长篇报道，《上海文学》不久则推出了一位新的年轻达斡尔族女作者苏莉，使“三少”文学创作进一步引起全国的注目。

　　鄂伦春自治旗党政领导不仅在经济上大力予以资助，而且自始至终参加会议，切实给予关怀和指导。自此，形成了一个传统，会议在哪个自治旗召开，哪个自治旗的党政领导总是尽一切力量和精力给予切实的支持和关怀，使会议顺利进行，达到预期的成效。

　　根据内蒙古党委的精神，三个自治旗党委和政府克服种种困难，挤编制、挤经费、挤房子，先后一一成立了文联，令其具体负责组织本旗文学创作。三个自治旗文联还创办了不定期文学期刊。鄂伦春自治旗文联较早地创办了由国家副主席乌兰夫同志题写刊名的《鄂伦春》，内容稳定，越办越好，影响越来越大，较为突出，并坚持至今。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文联也曾创办了《纳文慕仁》。鄂温克族自治旗文联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出版了《鄂温克文艺》。自治旗文联及其刊物承担了发现作者、鼓励创作、团结作者、推动创作的责任后，在非全区创作会的年份也积极组织活动，或互相联合举办创作学习班，或与《骏马》编辑部联合召开创作会，出现了年年有新作者出现、年年有新作品产生的可喜局面。

　　第四次创作会于一九八九年在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召开，第五次和第六次创作会分别于一九九二年六月和一九九五年六月在鄂伦春自治旗召开。

　　在发展“三少”民族文学创作和推出“三少”作家的工作中，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和内蒙古文联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开设的“文研班”，发挥了培养民族文学骨干、提高民族作家思想水平和艺术素质的特殊学校的作用。“三少”民族有多位作家在这里获得了更大的艺术自觉，视野拓宽了，自由度增大了，创作也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产生了一些有影响的作品。另外，《草原》和《骏马》两个文学期刊都发挥了发现作者、提高作者、推出作者的重要作用。

　　十五年来，“三少”民族文学走过了在各级党委领导下由各级文联的有意播种到“三少”作家文化自觉的发展道路;如今，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和达斡尔族皆有了自己民族的作家群，都有自己民族的作家在全国性文学创作评奖中获奖，都有自己民族的不止一位作家在全区性文学评奖中获奖，并且共同地形成了一支有实力的“三少”创作队伍，成为内蒙古文坛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支无可替代的力量。这是空前的有着非同一般意义的。

　　(二)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历史上由于诸种原因，造成彼此了解甚少;就是在当代也因为地域的限制，来往并不很充分，因而彼此的了解也不够。达斡尔、鄂温克和鄂伦春族的作家把其民族的斑斓生活既展示于国内各民族同饱面前，也介绍给了世界各个民族;更由于文学作品不只是一般地介绍社会生活本身，而是于作品中蕴含着民族的传统文化、民族心理以及理想追求，因而它更是民族精神的确认和传播，其介绍的特殊价值是无可替代的。

　　乌热尔图是从猎村敖鲁古雅走上文坛的。而敖鲁古雅也因乌热尔图更为世人所知。这对拓展当代人因现代化生活而狭窄了的眼界是有着特殊魅力的。敖鲁古雅是一个鄂温克猎民乡，鄂温克人并不是全民族人都生活在这里，也并不都从事狩猎生产。鄂温克族有不少人生活在音河、格尼河、雅鲁河流域，在农事之暇仍进行狩猎，而其大部分则是在鄂温克草原上从事牧业生产。这多种的生活以及他们的精神，在鄂温克族作家的作品中，我们都 可获得清晰准确的认识与理解。建国以后，仍保留着原始公社制的鄂伦春人一直从事着狩猎生产。然而在当代也正经历着经济转型带来的历史性阵痛。这个民族虽人数不多，仍和其他民族一样，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迅速地进步、发展着。鄂伦春族第一代作家的作品，第一次对鄂伦春人的真实生活和文化作了有价值的深层描绘。达斡尔族很早就进入了农业生产历史阶段，至少在他们生活在黑龙江北岸精奇里江流域的十七世纪初就已从事农业生产了。在现代，他们大多聚居在大兴安岭东坡的诺敏河两岸和嫩江一带，也有不少人在草原上从事牧业。在他们的多种文化特色中，仍在农业文化之中保留着浓厚的狩猎文化经验和遗俗。他们精于耕作，对牲畜有着挚爱之情，但至今还有以山林为伴的传统习俗，长于狩猎，善于伐木流送，敢于进入神秘莫测的深山原始密林之中，凭借着大智大勇和牺牲意识而采集药材与其他产品。这是生存的本领，更是一种不可替代的生存精神，是人类历经沧桑而保存下来的一种文化经验。达斡尔族作家的作品，让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一个民族具体的文化经验。

　　鄂伦春族并不完全都生活在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盟，但敖长福确实是从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鄂伦春族第一代作家。他在六十年代就在齐齐哈尔接受师范教育，凭着他的心愿和基础，他本应早成为一位作家。历史和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当了一回“右派”，并在猎乡成为一名猎手。九十年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他才圆了作家梦。他的作品，《孤独的‘仙人柱’》和《猎刀》是把目光专注地投向鄂伦春人性格和心灵的力作。鄂伦春猎人对其所爱，爱得真诚、爱得完全，《孤独的‘仙人柱’》真实地描绘了鄂伦春人的这一传统品格。作家其后又和他人合作，把此作改编为电视剧《天神不怪罪的人》，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获得又一次成功。电视剧着力开掘了鄂伦春青年对幸福的执着追求，以及鄂伦春民俗对青年叛逆行为的宽容，艺术地重现了鄂伦春人的人性美。这是对民族文化中固有有益成分的认知。《猎刀》是一篇有强烈批判意识的作品，核心是酒，实质则是人的尊严。它是鄂伦春民族勇敢地进行自我文化审视的一篇标志性作品。这无疑是作家成熟的显现，它标志性作品。这无疑是作家成熟的显现，它标示着一个民族的更加成熟与强大。阿黛秀的《星》是一篇很美的散文化小说，描绘了鄂伦春人富于理想性的现实生活，真实亲切，感人至深，曾被多家刊物转载，并收入了少数民族女青年小说选《异卉奇花》。年轻的女诗人空特乐，她的思维更多具有现代色彩;正是以这种眼光来审视色彩鲜明的生活，才使传统的鄂伦春人的自然美、心灵美焕发出新的活力。

　　达斡尔族作者的作品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这就是没有污染的北方山林江河式的思维方式。正是这种思维方式，把我们自然地带进了达斡尔人的人文环境之中，进而从中理解各种人物的心理存在和运动。阿凤是一位自觉地从达斡尔传统文化角度来审视现实生活的作者，而且她更善于从现实生活中探索达斡尔女性命运及其心理。《遥远的月亮》是对达斡尔女性在婚姻中由懵然被动走向自觉的一个形象缩影：表姐听命于祖母嫁给了一个大她十几岁的男人，好象她的命运就是生孩子和侍候丈夫、婆婆;她的女儿虽然也有类似的命运，遵奉奶奶之意退出乌兰牧骑嫁了一个自己并不爱的人，但她比母亲勇敢，她和自己心爱的人真实地爱过，而且孕育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色得热更叛逆，她自行其是，和自己所爱的人一块儿出走了——虽然她遇到了曲折，不得已又回到了母亲身边。而《咳，女人》则真实地描绘了女人产生改变自我不合理地位的心理以及成熟的过程。作者对达斡尔青少年对文化的渴求的描写，实质是在作着大声疾呼。阿凤的作品属于达斡尔民族，属于达斡尔族的女性。苏莉开始发表作品时，还是一位年轻的女孩子。她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红鸟》发表在《上海文学》，其后她发表了一组可称为“旧屋”系列的作品，包括《旧屋三题》、《邻人》、《达斡尔女人》、《莫力达瓦印象》和《冬夜》等。她用一个达斡尔族少年的眼光通过对一个达斡尔家庭(带有某种自传性)一系列生活变迁的观察，体认传统，审视传统，饱含着对美好东西消失的痛心和无可奈何，以及对某些与现代文明相悖的陋习的愤懑，从中透示出对新的文化无限向往和由衷的呼唤。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是“头顶着炕，撅着屁股看世界，仿佛不这样难于排遣心中的寂寞”。她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达斡尔族新的一代现代性鼓涨情绪。她的姐姐苏华早于她数年就走上了创作的道路。苏华是参加“三少”第一次创作会的作者。经过十多年的积累，特别是内蒙文研班进修之后，她创作的文化自觉有了明显的增强。她更加着意于对传统意识的发掘。短篇小说《母牛莫库沁的故事》和《缀满秋香的山坡》，应该说是她这种自觉的最突出的代表，也是她最成功的作品。达斡尔人对奶牛的特殊情感，对山林的钟爱和对山林神秘的畏惧，实际上可以视为牧业经济和狩猎经济在农业文明中的文化遗存，而这正是达斡尔人心理积淀的一个重要来源。萨娜是近期出现的有令人惊讶才气的又一位达斡尔族女作者。她的处女作《鞭仇》发表于《草原》一九九三年第九期，可以说是近年来难得的一篇大气之作。作者对复杂事件的把握有着炉火纯青的功力。她既把自己的作品植根于达斡尔文化，又不局限于其中，而能发展其张力，开拓与他种文化的交融。这篇作品比较鲜明而又突出地显现了萨娜的富于想象、生活化、感情化、形象化语言方式，灵活的叙述结构才华和大气风格。茨威格早就申言，“我个人最感兴味的是了解别人，而不是审判别人”。作家们特别看重把人物置于事件之中，让其以自身的行为去证明他在做什么和如何在做;显然，这就更具客观性。这可以视为开放的现实主义的一种形式。社会生活本身固有的复杂性，是这一艺术思维的依据。《鞭仇》是有这一艺术思维和创作方法的神韵之效的。《鞭仇》之后，萨娜又发表了几篇作品，如《哈勒峡谷》和《古夜》等，都有着《鞭仇》的成功艺术因素。有了一个属于自己营就的好的基础，加之不断增强艺术自觉并不懈地探索前进，她必将有更大的收获。

　　鄂温克族女作家杜梅和安娜是早期“三少”创作队伍中的成员。杜梅以她的《木垛上的童话》、《小站，上来一位猎人》和《银白的山带》描画了她随着年龄增长而产生的心理变化的轨迹。她作品的主人翁从猎村的小女孩、小妞妞长大成为城市里的大姑娘白洁，进而长成猎人妻子那兰，她企盼着并真实地在一步步进入猎人的生活和心灵世界;文化的自觉给杜梅的创作留下了勤奋开掘的烙印。安娜的创作属于草原的现代生活。她善于在草原的环境中，开掘民族和谐交融的生活本身所固有的真实美。在《金霞和银霞》、《绿野深处的眷恋》中孟根托娅因动乱在城里被一对汉族夫妇收养而成了张丽娟，张丽娟到草原走访蒙古包，又找回了自己的亲姐姐阿拉腾托娅和额吉;上海姑娘被草原的鄂温克牧民夫妇收养而成为草原上的铁木尔，她已完全地属于了草原。

　　鄂温克族青年作家涂志勇不仅中短篇创作颇丰，而且把鄂温克族的文学创作拓展到了长篇小说的领域。涂志勇中短篇小说以思考现实为突出特点，追踪着草原时代性变化的步伐，不仅饱含着极其强烈的理想内涵，而且有着参与现实的行动品格。《呵，主旋律》、《悠远的牧歌》、《企业家的风度》、《彩虹在远方》表明作家对现实思索的多维性。牧区新一代青年如何选择生活方式、牲畜新品种引进在牧民内心引发的震颤、以及未来牧业生产服务能否以现代化的牧场方式出现，这都是现实生活无可回避的问题。当然我们不企望作家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拿出具体的方案;涂志勇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以自己的作品激情地描述这种现实，以及人们在其中真实的思索。

　　《剑海柔情》和《索伦骠骑》分别在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一年两次出版，实际上它们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的上下卷。作品描写了清代乾隆年间著名索伦将领海兰察的故事。海兰察从一名从征的“索伦马甲”，经战争锻炼，最终被封为“一等公”，“赐谥武壮，入昭忠祠”。海兰察的战绩显扬于大小金川、台湾和西藏。他和他的索伦兵兄弟一道成为清朝政府平息叛乱、维护统一的骁将和勇士。这是第一部鄂温克族作家写鄂温克人在中国历史上作用的长篇历史小说。该作采用了“通俗”手法，加入了海兰察从师学艺，成为“迷幻剑法”的传人，并与小师妹深有恋情，把国运之关与忠奸之争、门派之斗诸事杂揉于一炉。会有人责之以“传统”不足，而“戏说”之味甚浓。不可否认的是，著名的鄂温克族将领海兰察将成为全国各族众多读者熟悉的一位历史性的文学人物，他的事迹第一次以艺术的形式面世，这都是这部长篇历史小说的功绩。

　　“三少”民族作家把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族人民具有独特文化特征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再现出来，是民族间沟通的需要，是当代我国多民族生活丰富性的真实再现，更是建设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过程中对各民族文化传统的发掘与继承的需要。民族作家的文化意识及自觉，是属于历史时代的。建国以后，在新中国的作家队伍中是有“三少”民族作家的;但是当时他们并没有描写本民族生活的明确意识。因为这种文学意识产生的历史条件尚不具备，文学自身发展的经验也未提供所必需的基础。在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之中，大力繁荣民族题材的文学创作，一直在实践中受到党和国家政策倡导和保护，受到文艺界乃至全社会的积极支持和热情关注;这在内蒙古的文学实践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三少”民族作家从事他民族题材的文学创作，如达翰尔族作家孟和博彦致力于蒙古族历史人物嘎达梅林的艺术开掘;同样，三少民族的文学题材也为别的民族的作家所开掘。从现有的资料看，新中国最初的达翰尔族和鄂伦春族有影响的文学人物形象是六十年代分别出自老作家冯国仁和玛拉沁夫同志的作品中。如冯国仁《达翰尔人的鹰》中的吴英宝、《木库连的故事》中“吉雅妈妈”敖秀容;玛拉沁夫一九六一年的“鄂伦春之歌”一组四篇《旅伴》、《篝火旁的野餐》、《捕鹿的故事》和《神鸟》中猪人库波琴老人、捕鹿英雄白禄山、国际歌鄂伦春语的“翻译家”杨本。冯国仁同志新时期以来影响广泛的作品有《白马金鞍的故事》、《曲仙》和长篇《遥远的车帮》。新时期以再现鄂伦春人走向解放的历程为内容的作品，峻林同志的长篇小说《苍天作证》不失为一部佳作。从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历史和现实的经验看，非“三少”民族作家创作的“三少”民族生活的作品，有尊重历史与现实和传统文化之真诚而无“阐述”之歪曲，有颂扬人性纯洁歌唱进步的兄弟之情而无讥讽嘲贬的路人之意。但是不应无视差别的存在。“三少”作家的作品，更多具有其本民族的内含自在的文化成份。这显然也是一个民族存在的依据之一。

　　达翰尔族作家乌云巴图、额尔敦扎布多以蒙文进行创作，还有哈斯巴特尔，他们致力于本民族生活的艺术再现，为“三少”民族文学创作积累了可贵的经验。

　　作家是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承传者，又是本民族文化经验的储存者、直接参与者及建设者，他还是本民族与他民族真实对话的代表。民族作家阐述自己民族神话的、传统的乃至现实的故事，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应有权力，也是民族文化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这是“三少”作家队伍显现出来的一条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经验。显然，作家是一个民族的“代言人”。而这个“代言人”的角色往往是别的民族的作者无法替代的。因为一位作家，对其描写对象不是仅仅有了了解就可以的;这不只是一个量的问题而包含着文化的质的规定性。狭义地讲，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认为，人的潜意识不仅包括人的自身经历的现实性经验，而且包括着祖先遗留在记忆中的经验成分。据此，我们可以认为，不同民族的人们，不仅有着不同的生理遗传基因，而且也应有着不同文化的遗传基因，我们需要看到这样的存在，一个民族的具体人的这种祖先遗留的经验是存在着的，并有着真实的现实性和特殊的文化价值。有着丰富创作经验且在民族题材上收获颇丰的著名作家苓植在读了达翰尔族女作家苏莉的散文《旧屋三题》后说：“……这使我感到我不肤浅地涉猎民族题材是多么正确。在《文艺报》上我曾谈过这方面的观点。我认为，民族文学再不是可拼凑的文学七巧板，而需要真正从骨头缝儿里渗透出民族素质，这是很难从表面那点色彩所达到的，是需要发自内心深处。……第二节关于‘母语’的叙述，我简直被震撼了。作者写起来似毫不费力，但其中那深刻的内涵是非同一般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发展多民族的文学创作就会更加自觉。所以，内蒙古文联暨作家协会和呼伦贝尔盟文联，近十年来一直把培养“三少”民族作家当作一件大事来认真处理，实质是为“三少”民族文化建设做了最基础性的工作，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我们如此来认识民族文化建设，民族作家对其民族的责任就更重了，这是历史性的，责无旁贷的。显然，这不应也不能成为排斥一个民族的作家进入另一个民族题材的根据。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互相渗透(杂居、通婚、收养、工作、访问)是一个现实，这必然形成文化的互相了解和交融。这种现实当然会有多样性的文学产生。

　　（三）

　　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无尽的物质财富，一方面是人对大自然为所欲为地攫取，另一方面又疏离大自然、任意破坏大自然，先人与大自然共存共生的可贵经验被一丝丝地逐渐忘却，人在前工业和农业文明的生存艰难中自信品质也在逐步消失。“三少”作家作品把遗存在三个民族中的狩猎文化经验、农猎采共存的文化经验加以开发，既对人们提高自我意识有着积极的意义，又为当代工业建设提供着有益的文化反思的参照，其思想的价值具有永久魅力，这就是关于人自身的诸种品格，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人性的真纯善、人的勇敢、创造、负责、牺牲的精神和能力等等。

　　“三少”民族对统一多民族祖国的历史贡献，有文化的，还有保国守土、维护统一的英武奇举，我们期待着更广泛的艺术的开掘。

　　“三少”民族文学田园现在有着众多的耕耘者，还有一大批的向往者正在走向这块田园，我们坚信，所有在这方美丽的百花园地里付出辛劳者都将有丰厚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