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传统与口承传统均为人类宝贵的信息交流、传播手段，只有历时性的书写和即时性的口述相辅相成、并行不悖，人类无比丰富的信息交流与信息传播才能呈现绚丽多姿、色彩斑斓的人文知识光谱。满族说部是满族及其先世女真人自辽、金以来在民间流传的长篇说唱艺术，千百年来它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行于民间，因而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一再倡导并要求保护的典型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满族说部作为口头非物质遗产在新的世纪初彰显于世，具有文艺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满族说部的挖掘采集和探索解读，必将丰富人类口头非物质遗产的宝库。

　　满族说部，是满族及其先世女真人自辽、金以来在民间流传的长篇说唱艺术，其中包容了满族及其先民世代社会生产、生活和氏族发展的历史缩影与生存轨迹。它以讲唱部族英雄史传为基本主题，情节完整，气势恢宏，堪称北方民族的英雄大传与英雄史诗。由于千百年来它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行于民间，因而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一再倡导并要求保护的典型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但是长期以来，在学术文化界由于同书写传统对应的口承传统一直没有受到起码的重视，致使满族说部这份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很少为人所知，当然更不可能进入文学史家的视野，令人不能不深感遗憾。

　　 口承传统与书写传统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诞生于二千年以前的儒家经典《周易》一书，即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易·系辞上》）之说，指的是文字与语言难以完整准确地表达思想，实际上已经开始接触到口承与书写关系这个十分微妙的问题。此后，魏晋玄学家虽然忽略了“书不尽言”的一面，对于“言不尽意”的命题三国魏荀粲、西晋欧阳建等人却进行了为后世文人学士津津乐道的热烈争论，东晋诗人陶渊明《饮酒》诗“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诗句则是就“言不尽意”所作的形象化的描述。而欧美等西方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则与中国的玄学家有所不同，主要侧重“书、言之辨”，而不在“言、意之辨”。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他们即对“口承—书写”的关系进行了更为广泛、尖锐的论战。美国古典学学者米尔曼·帕里（1902—1935年）和他的追随者艾伯特·洛德（1912—1991年）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初创、以后渐趋完善的“帕里—洛德理论”即“口头程式理论”，则使口承传统具备了较为周严的学科体系特征。他们把口头诗歌的概念运用于希腊荷马史诗的研究，揭示了口传史诗的口述性叙事特点和独特的诗学法则，对于以往古典学学者的思维定势和僵化观念发起了石破天惊的冲击，尤其令这些学者瞠目结舌的是，在西方古典文学中一直享有崇高地位并辉耀千古的伟大诗人荷马，竟会是一个目不识丁、流浪行吟的民间艺人！实际上民间口头文学、包括各民族的英雄传说、英雄史诗是文学宝库中非常珍贵的一部分，它们对于作家书面文学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为古今中外文学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回顾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书写传统与口承传统均为人类宝贵的信息交流、信息传播手段，由于二者载体的不同，从而形成了两极间的谱系关系；只有历时性的书写和即时性的口述相辅相成、并行不悖，人类无比丰富的信息交流与信息传播才能呈现绚丽多姿、色彩斑斓的人文知识光谱。由于学术文化界长期以来仅仅重视同书写相关的精英文化，忽视同口承相关的民间文化，而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又往往具有不可再生的性质，传承的链条一旦断裂，势必造成人类文化财富不可挽回、无法弥补的损失，所以口承传统尤其需要善加保护。特别是20世纪后期，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生活现代化汹涌澎湃的大潮中，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使主流文化、大众文化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力轻而易举地独霸文化市场，民间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空前严峻的生存危机。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密切关注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工作，陆续通过了一系列相关的重要文件。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形成了保护民间文化的广泛共识。而我们国内，2002年春85位著名人文学者首先在北京发出《抢救中国民间文化遗产呼吁书》，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发起实施“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以文化部为主导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在全国各省开始有选择的试点工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满族说部于2004年4月被文化部列为试点项目，从而使这一魅力无穷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崭露头角，见知于世。

　　作为中国北方民族中的满族，其历史十分悠久。二千多年以前的肃慎，是满族的原始先民，他们生活在长白山以北和松花江中上游、牡丹江流域的广阔地区，从舜禹时代即与中原有了联系。战国以后，肃慎人改称挹娄，接着又陆续称勿吉、靺鞨、女真。唐朝时，粟末靺鞨在今吉林敦化、黑龙江宁安曾经建立渤海地方政权。女真人则在宋、辽、金激烈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崛起塞北、雄视天下，灭辽驱宋、入主中原。至于满族，又称满洲族，是明朝后期以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及东海女真为主体并融合少量汉、蒙古、朝鲜等其他民族形成的新的民族共同体。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以后，在天命元年（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立后金政权；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在天聪九年（明崇祯八年，1635年）改女真为满洲，翌年改后金为大清；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在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挥师入关，进而统一全国，成为有史以来多民族国家空前巩固和稳定的时期。其领土“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清史稿·地理志》），基本上奠定了近、现代中国的版图疆域。

　　《咸京通志》指出：满族“精骑射，善捕捉，重诚实，尚诗书，性直朴，习礼让，务农敦本”，延续和发展了女真人的民族品格与民族精神。满族及其先世女真人的文化，是我国北方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中原汉文化的辐射作用，北方民族曾经接受汉文化的深刻影响，从而促进了北方民族的发展与进步；与之相应，北方民族文化的南渐也给汉文化补充了威武有加、健勇无比的宝贵元素，从而为北雄南秀、气象万千的中华文化带来了新的因子与新的活力。

　　满族说部口耳相传的特点，在北方民族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带有一定的普遍性。由于这些民族创制文字的时间相对滞后，因而其早期作品大多是以口头的形式出现的，并形成了历史悠久、绵延不绝的口承文学传统。而满族及其先世女真人，是一个讲究慎终追远、重视求本寻根的民族，他们正是通过“说史”、“颂唱根子”的活动，将“民族文化记忆”升华为世代传承的说部艺术，从而对本民族的英雄业绩和非凡经历进行讴歌和礼赞。在目前采集完成的满族说部中，多达三分之一的作品与满族先世女真人的杰出人物密切相关。如《忠烈罕王遗事》、《苏木夫人传》、《金世宗走国》、《女真谱评》等，便歌颂了女真完颜部英雄人物的辉煌业绩。这些说部作品讲述传扬的生动事迹，当来自女真完颜部的口头传承。而说部中关注的一个热点人物、历史上号称“北方小尧舜”的金世宗完颜雍即完颜乌禄，不仅在有金一代开创了“大定明昌”的鼎盛局面，而且异常珍惜女真族的固有文化，对于保护满族先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完颜乌禄的积极推动，女真文化才得以更好地保存、延续和发扬光大，从而滋养和哺育了满族文化。据《金史·世宗纪》载，完颜乌禄为了防止子孙后代忘本，保持女真人敦厚淳朴之风，一再倡导女真人的民族精神、民族品格和民族习俗（《金史》卷六《世宗》上、《金史》卷七《世宗》下）。例如大定十一年（1171年）十一月戊寅完颜乌禄幸东宫时曾告诫皇太子：“吾儿在储贰之位，朕为汝措天下，当无复有经营之事。汝惟无忘祖宗淳厚之风，以勤修道德为孝，明信赏罚为治而已……唐太宗有道之君，而谓其子高宗曰：‘尔于李勣无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仆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伪为！受恩于父，安有忘报于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诚实耳。”（《金史》卷六《世宗》上）完颜乌禄提倡的女真民族诚信无欺的可贵品格与可贵精神，于此可见一斑。为了求本寻根，早在大定十三年（1173年）完颜乌禄即有意从京城中都（今北京）回访女真完颜部发祥地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据《金史》记载，大定十三年三月“乙卯，上谓宰臣曰：‘会宁乃国家兴王之地，自海陵迁都永安（今北京），女直人寖忘旧风。朕时尝见女直风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饮音乐，皆习汉风，盖以备礼也，非朕心所好。东宫不知女直风俗，第以朕故，犹尚存之。恐异时一变此风，非长久之计。甚欲一至会宁，使子孙得见旧俗，庶几习效之。’”（《金史》卷七《世宗》中）完颜乌禄在内心酝酿已久的这一夙愿，终于在十一年以后的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三月付诸实施，并在上京驻跸将近一年之久。此次巡幸女真故地，《金史·世宗纪》、《金史·乐志》均有翔实的记载。《金史·乐志》称：“（大定）二十五年四月，幸上京，宴宗室于皇武殿，饮酒乐，上谕之曰：‘今日甚欲成醉，此乐不易得也。昔汉高祖过故乡，与父老欢饮，击筑而歌，令诸儿和之。彼起布衣，尚且如是，况我祖宗世有此土，今天下一统，朕巡幸至此，何不乐饮。’于是宗室妇女起舞，进酒毕，群臣故老起舞，上曰：‘吾来故乡数月矣，今回期已近，未尝有一人歌本曲者，汝曹来前，吾为汝歌。’乃命宗室子叙坐殿下者皆上殿，面听上歌。曲道祖宗创业艰难，及所以继述之意。上既自歌，至慨想祖宗、音容如睹之语，悲感不复能成声，歌毕，泣下数行。右丞相元忠暨群臣宗戚捧觞上寿，皆称万岁。于是诸老人更歌本曲，如私家相会，畅然欢洽。上复续调歌曲，极欢而罢。”（《金史》卷三十九《乐》上）这种唱颂宣扬祖宗辉煌业绩的古老传统，由于完颜乌禄作为一代英主以身作则、亲自实践，当已跨越历史的风云而垂范子孙后世，为满族以说部的艺术形式求本寻根、追念祖先树立了楷模。

　　满族说部据目前掌握多达三十余部，已经采集完成的不下十部，计四百余万字。英雄大传、英雄史诗如此密集地出现，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因而满族说部作为口头非物质遗产在新的世纪初彰显于世，是我国文化艺术界的壮举和盛事，必将为国内长期遭受冷落的民间文化增添无限的光彩，具有文艺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满族说部的挖掘采集和探索解读，不仅将促进中国文学史的内涵和架构在新的世纪与时俱进地由书写作品为主而转向书写—口承作品并重的历史性跨越；其意义还将远远超出文学学科本身，使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学术研究格局和定制由单纯关注书写传统而转为书写—口承传统兼而有之的深刻而重大的改变。与此同时，满族说部也必将丰富人类口头非物质遗产的宝库，正如马克思评价古代希腊的民族史诗“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14页）一样，如果将这种赞语用于中国的满族说部，就其秉赋的天籁真趣、原始活力而言，也恰如其分、毫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