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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盖”的意象与鄂伦春民间故事的文化氛围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07-12-18  作者:田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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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满盖”是鄂伦春民间故事中广为存在的意象,它封存着鄂伦春过去的记忆,也传递着这一民族心底的声音。作为一种文化象征,它以超越的空间和特殊的时间形态,引领我们穿行于鄂伦春文化的茂密丛林,追踪潜藏在民族精神深层的意绪与心理流程。

    “满盖”在鄂伦春民间传说中约占40%以上,无论是“创世说”还是“英雄说”,满盖必居其中,在这一高频率存在的背后,绝非讲述的巧合,而是大有蕴意。透过“满盖”的设计,我们可以发现鄂伦春文化深层的“文法”和“逻辑”,那正是一种自我建构的行为。
    在北方少数民族民间传说中,“满盖”是达斡尔、鄂温克和鄂伦春“三少”民族对魔鬼的一致称谓。从出现的数量上看,又以鄂伦春民间传说居多。
    “满盖”意象最初体现了鄂伦春人原始的自然崇拜。在中国56个民族中,鄂伦春是人口最少的民族,总人口只有几千人。他们生活在北纬49度的大兴安岭深处,是最典型的北方狩猎民族。鄂伦春人住“仙人柱”,终年食肉,穿盖兽皮,制作桦树船和桦树工艺品,与森林驯鹿为伴,有“森林吉卜赛”之称。他们完全自然化的生活方式,构筑了自然化的审美空间,更使他们的思维视域自然化。
    鄂伦春传说中的满盖吸食人的血肉,穴居嘎仙洞,有射不死的心脏,且能移山填海。大自然所能施加给人类的所有恐怖,它都占尽了。在满盖令人惊惧的讲述背后隐含着鄂伦春人对自然的敬畏。满盖头上长着百眼,闪烁着蓝光,仿佛碧天里的星星(《喜勒特根》);它有三个不死的心脏,被置于三棵大树上,由三只乌鸦日夜看守(《白嘎拉山的故事》);他长着九颗脑袋,且诡计多端,狡猾难当(《七兄弟和卡让花》);他有大山般的身躯,力大无比,两只胳膊伸开可以搭到山谷的两侧(《喜勒特根》)。此外,满盖又被“人格化”了,他能直立行走、会讲话、善乔装、糟蹋妇女(《寻找猎场》)。由此可见,满盖是自然与人的集合,这在一般意义上说,已经是一个超越人力所能的竞争劲敌,更何况又有虚拟的想象布局和既定的讲述设计。鄂伦春人何以构筑这样一个超凡的形象?其中隐含何种心理?
    鄂伦春人常年居住在有限的生存空间,他们除皮货的正常交换外,几乎不和外界发生接触,形成了木讷、不苟言笑、不事张扬的性格特点。他们浓烈的感情只有面对猎枪才能浓重地泼洒与释放一回。鄂伦春人有两样东西不能换:一个是猎枪,一个是老婆,这是男子个体地位与力量的表征。此外是与自然的联系,无论怎样,鄂伦春人总是割舍不下他们对大森林的依恋和感恩,他们已经把自身与自然完全一体化了。自然化的生存状态,形成自然化的思维定势和审美维度。鄂伦春文化有三大明显特征:一是宗教信仰——萨满教,这是宗教当中的多神崇拜。除鄂伦春族外,还有鄂温克、达斡尔等少数民族均信仰萨满教。鄂伦春人对山神表现得尤其虔敬,这一情怀导致他们与凡俗世界的分离。二是物质文化——皮毛业,这是产销一条龙的初级经营。三是民间工艺——民具制造,他们的民居、器物、用具均取自自然的简单制造。这三大文化艺术基本上包含了鄂伦春狩猎时代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两个方面。从狩猎者的内容形式及其造型特征来看,与他们世代生存的大自然密切相关,是狩猎时代人与自然寻求和谐发展的颂歌。因此,鄂伦春民间故事也就必然在这个空间展开。满盖既是自然的一部分,那么与满盖相关的所有故事就是鄂伦春人与自然的故事。
    在《喜勒特根》中,满盖住在扎布扎里高原的山洞(或嘎仙洞),出没于丛林之中,与行猎的人们为敌,是大自然的负面特性,说明鄂伦春人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与自然界保持着既和谐又矛盾的关系。满盖占山为王,强抢民女,争夺猎物,披挂铠甲,摔跤比武都带着人性化,而自然化仍是鄂伦春人想象和审美的立足点:满盖的多头多目、移山填海,是鄂伦春民族对大自然神奇魅力的盲目崇尚。相比之下的英雄传奇的设计,只有通过战胜满盖而得到最高赞誉,并成为鄂伦春口承历史的模本,带有人类学田野关怀的成分。
    “满盖”意象揭示了鄂伦春民族的生存危机,显示这一弱小文化的脆弱性。满盖在鄂伦春民间传说中所占的份额,以及满盖凶险的讲述本身,都潜藏着民族生存的危机心理。在鄂伦春人原始先民面前,满盖是强有力的,几乎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虽然鄂伦春人生活在原始密林深处,与群兽共舞,远离人群,远离工业文明,但他们并不是生活在“世外桃源”中,活得无忧无虑的,他们始终感到杀机四伏。关于满盖从哪里来,鄂伦春民间传说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只是说它可能住在大海的另一边,他的九个脑袋从别处搬来(《七兄弟和卡让花》);当满盖的三颗心脏剩下最后一颗时,还是奈何不了它,只有用黄绸布裹住之后掐死,它才倒下。黄绸布在汉族宗教文化中有“辟邪”之用,因此,这里传递一个信息、一种声音,那就是“满盖”是外来的,降伏满盖的方式也是外来的,如果这是文化交流的一种印证,那么伴随着交流,危机意识的提升已经十分清楚了。鄂伦春族是势单力薄的,不仅在遥远的过去如此,在今天也是如此,脆弱的文化心理必然患得患失,这在民族传说中得以彰显,也为读者提供了鄂伦春人从民族内部向外观望的视角。
    如果将满盖作为强力文化,那么面对愈来愈狭小的生存境遇,鄂伦春民间传说从以下几个视域来缓解危机,其一是降妖除魔,为民请命,如《喜勒特根》、《白嘎拉山的故事》、《毛考代汗的传说》和《小猎手和龙头山传说》等,展示鄂伦春的英雄传奇,建构鄂伦春人的创世史;其二是寻找外援,更多的是从动物或植物获得力量和帮助,例如《伦吉善和阿依吉伦》、《小红马》中描述人与动物之间的友爱与协作。其三是利用幻想来减缓内心的压力,《智斗满盖》利用传说中马嚼子和马绊子能够阻止强有力的满盖,其实已经将正面对抗转化为虚幻的精神慰藉。同样《烧面圈讨魔计》也借助于烧面圈和鲶鱼等鄂伦春人日常食品,来降伏满盖。虽然幻想本身十分新奇,也很有智慧,但是满盖的危机并未从根本上消除。
    在一种柔弱文化生长过程当中,如果拒绝接受他者文化,而自身又无“资源”可供依赖,必然会滋生危机意识,尤其遇到强势文化的挤压时,这种生存的紧迫感会更加明显。满盖攻击鄂伦春人,有时水淹“仙人柱”,造成鄂伦春人无家可归,他们有时还会声称“20年后还会再来”(《七兄弟和卡让花》),这样,在鄂伦春人心目中,危机一直难以消除,忧患不安始终伴随着这一民族生长,这也是“满盖”意象重复出现在鄂伦春民间传说中的主要原因。
    “满盖”意象昭显了鄂伦春民族“漂泊”的魂灵。鄂伦春人以捕鱼和狩猎为生产方式,解放初期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被称“乌力楞的父系家族公社制度以部族群居为主要社会关系”(注:鄂伦春民族研究会:《跨越》,《中国民族》2001年专刊。)。但由于人口稀少,加之特殊的生产方式,使得这种社会组织并不严密,大多鄂伦春人以家庭为结构,男人出外打猎,女人照顾孩子做饭,常游移于湖滨和丛林之中,生活简单,居无定所。从鄂伦春民间故事的讲述中,我们发现,满盖总是袭击单独的居住个体,尤以妇女儿童弱势群体为主,搅扰他们的生活。鄂伦春人的狩猎是以猎获对象——野兽为目标,因此他们以兽群的游动而决定自己的驻地。他们穿行在苍茫的大兴安岭中,一千多年以前就开始了跋涉。在17世纪中叶以后,他们主要分布在贝加尔湖以东,黑龙江以北直到库页岛的广大地区。(注:赵复兴:《鄂伦春游猎文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后又在乌苏里江、黑龙江和松花江流域,在千里丛林中留下了脚印。他们定期出征、迁徙,经过一个周期后再回到原处。其中饱含着忧患,潜隐着无根的漂泊感。
    1996年,代表鄂伦春民族的政府机构宣布成立,“延续千年狩猎传统的鄂伦春人放下猎枪。从这一天起,生活在大兴安岭阿里河两岸的鄂伦春人与自己的过去、与传统的民族文化,甚至可以说与父辈的森林告别,他们成为森林最后一批垦荒者。”(注:乌热尔图:《呼伦贝尔笔记》,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 如今,还有一些鄂伦春人,虽已住进了砖瓦房,但在院子里还搭起“仙人柱”,住进用桦树杆和兽皮搭起的“仙人柱”好像回到森林之中,那颗漂泊的魂灵依然存在。
    “满盖”意象透射出鄂伦春人的道德理性。麦金太尔曾指出:在荷马那里,“德性”的基本意思是“卓越”(Excellence)。荷马史诗所赞扬的各种德性中,最重要的是“勇敢”、“友谊”、“忠诚”、“荣誉”等。其中“勇敢”处于核心的地位。“勇敢成为最重要的德性,与早期希腊社会的生活方式有关。在“英雄社会”中,每个人都生存于由家庭关系构成的共同体中,“勇敢”之所以重要,不仅由于它是个人的品质,而且由于它是维持家庭和共同体所必需的品质。这样的德性在狩猎民族中同样不可缺乏,它是森林民族的社会性性格,软弱和妥协从来不属于鄂伦春族群。传奇而凶险的环境使他们不畏强暴,团结友爱,智慧果敢。所以,社会性要求这一性格必须类型化,并且把这一类型化作为环境所要求的性格逐步化为自身的习惯。《寻找猎场》、《嘎仙洞的传说》的主人公是这样,《毛考代汗》、《喜勒特根》的主人公也是这样。在经久不变的丛林生活中,讲求信用,除强扶弱,善恶有报成为森林民族约定俗成的法则。问题不在于满盖带给鄂伦春人以怎样的撞击伤害,关键是鄂伦春民间故事传说所流露出的道德理性是值得钦佩的。
    任何一种社会地位,都有一套明确规定的责任和权利。在男权社会里的鄂伦春族中,男有份,女有归,道德理性将每个社会成员“规范”在各自的位置,使他们履行各自的责任。满盖在鄂伦春民间传说中,是作为鄂伦春人的死敌显现的。除满盖外,几乎没有本族人之间欺男霸女的事件,没有物欲的膨胀,这是几乎健全的道德理性。
    柏拉图在谈到人的本质时声称,本质即灵魂,而灵魂由三个部分组成,即欲望、理性和精神。灵魂的每一部分都履行其独特的功能。而每个功能的履行都是一种德性。欲望的德性就是节制,理性的德性就是智慧,精神的德性就是勇敢,而所有这些德性都依赖于第四种德性——正义。(注:柏拉图:《理性国》,《西方美学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当然,柏拉图所说的正义不同于一般所指,他所谓的正义就是灵魂的三个组成部分各安其位,在此语境下的叙事获得了合法性。鄂伦春民间故事通过“心灵的故事”的讲述,完成了一个土著居民在远离现代文明地带建构种族秘史的经过。
    鄂伦春民间故事传说建构的自由空间仿佛世外桃源。“桃源”是让人羡慕又无法追寻的伊甸园,“桃源”有如仙境一样不可重复。也由于“桃源”的周边“反桃源化”,使得凶险和危机四伏。我这里仅仅借助“满盖”这一意象所投射的阴影,来说明鄂伦春文化的特点。其实,鄂伦春民族文化胚胎孕育和走过的千年历史本身显示了这一文化的脆弱。虽然他与鄂温克和达斡尔等北方少数民族有着悠久的交往和文化渗透,譬如,仅在民族民间传说中,有不少故事是同出一个母体,“三少”民族相同。但总的看来,鄂伦春文化是封闭的,他把自己锁在自然的环抱,不懂得这之外的世界会更加广阔,忧患和生存危机感必然存在,最后不得不“挥泪告别母体文化”,这不能不说是封闭本身带来的,而对其他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是一个警示。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内蒙古呼伦贝尔学院中文系。

文章来源:《民族文学研究》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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