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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荷红]民间文学创作年代推衍:基于“窝车库乌勒本”氏族与婚姻制度的解读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21-12-27  作者:高荷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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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民间文学因集体性、变异性特征,很难确定文本的创作年代,尤其是那些无文字民族早期的民间文学样式。若要给予大致的判断,需从文本入手,结合同时代的历史、考古发现等相关情况。作为20世纪初刚刚被世人所知的超级文类——满族说部反映了满族及其先世从远古至清末、民国不同时期的生活。其中“窝车库乌勒本”反映时代久远,其产生年代众说不一。这一类文本在流传过程中变异性较大,若判断其最初产生年代需要对文本进行层层剥茧。本文拟依据恩格斯、摩尔根关于婚姻家庭制度的相关理论,从“生产生活方式”“从氏族到部落联盟的形成”“从族内到族外的婚姻制”三方面解析其中四个文本,初步判断文本产生年代的大致顺序。

  [关键词] “窝车库乌勒本”;氏族;婚姻

 

  众所周知,民间文学文本的创作年代很难确定,已出版54部的满族说部反映了满族及其先世不同时期的生活,判断其年代困难重重。富育光将满族说部分为三类[1]或四类[2],我们较为认同三分法,即“窝车库乌勒本”“包衣乌勒本”“巴图鲁乌勒本”。从民间文类观之,“窝车库乌勒本”多为史诗、神话或传说,其产生、传播或成熟期应比“包衣乌勒本”“巴图鲁乌勒本”要早一些。满族说部的前身“乌勒本”在辽金时期应已成熟,最早的满族说部甚至可追溯到辽金时代,且数目可观,但并无确切依据。相较其他两类文本,“窝车库乌勒本”大多反映满族及其先世(远至肃慎、挹娄,直至女真)远古的生产生活,我们拟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的相关论断,来推衍“窝车库乌勒本”的大致创作年代。

  “窝车库乌勒本”目前已出版六部,分别为传说《尼山萨满》、创世史诗《天宫大战》、英雄史诗《西林安班玛发》《恩切布库》《乌布西奔妈妈》《奥克敦妈妈》。《尼山萨满》在多个民族中以不同语言流传至今,仍有异文传世;《天宫大战》讲述善神恶神为建立天庭秩序不断地争斗,而非人类的故事。其余四部为神话或史诗这类“人类童年时期的作品”,本文仅选择这四部为分析对象。我们发现文本中出现的有些地名是真实存在的,《奥克敦妈妈》产生并流传于萨哈连及其子孙河;《恩切布库》主要在东海堪扎阿林一带流传;《乌布西奔妈妈》在黑龙江省东宁市一带流传,该地为东海女真人曾居之所;《西林安班玛发》故事发生在兴阿里阿林。松花江以北黑龙江是野人女真世居之所。明时所立奴儿干都司其辖地库页岛(今俄国西北利亚海滨省)亦在野人女真活动区域,而“窝车库乌勒本”就产生、流传在广袤的东北亚。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出版后,卡尔·马克思为该书做了摘要和批语,恩格斯接续马克思开始更为深入的研究。恩格斯认为有必要写一部专著阐述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影响极广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应运而生。该著中对婚姻家庭制度的相关论断直到今日仍有意义,笔者认为判断“窝车库乌勒本”文本创造、传播年代可从此入手。

  依据摩尔根的相关论述[3],我们从“居所”“生活资料”“生产生活工具”来展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的不同阶段:

 

 

不同阶段

居所

生活资料

生产、生活工具

 

蒙昧时代

初级阶段

树上、森林中

果实、坚果、根茎

中级阶段

河边、地上

鱼类、虾类、贝壳类、两栖动物

火、旧石器,棍棒、标枪

高级阶段

木制房屋

猎物

弓箭、新石器、木制

 

野蛮时代

初级阶段

粗糙的土坯房屋

谷物、驯养的动物(东大陆);玉蜀黍、羊驼(西大陆)

陶器

中级阶段

土坯、石头所建房屋

肉乳(东大陆);玉米、黍、羊驼(西大陆)

种植农作物

高级阶段

石造房屋

马铃薯

铁制品、铁犁

 

  “窝车库乌勒本”四部文本记录了满族先世发明及使用火、采集果实、驯养家畜、居所的变迁等生活,其文本并非某一时代的单一表现,而是不同时代的层累展现,同一部文本既有蒙昧时代的特质,也有文明时代的萌芽。

  一、生产、生活方式

  “窝车库乌勒本”并没有明晰满族先世所处的历史阶段,我们仅从标志性的事件来阐明。

  (一)识火、用火

  恩格斯提出使用火是蒙昧时期中级阶段的主要特征,四部文本都不可避免地提到识火及用火。奥克敦妈妈教族人熟识火性,学会用石盆、石罐蓄火存火,文本中生动地描述“火是雷中来,火是雨中来,火是蹦着来,火是跳着来,火是笑着来”[4]。恩切布库从火山中生出,她不仅“教野人们会用火,认识各种各样的火,还教他们怎么保护火,怎么抵御火,怎么驾驭火,怎么保留火种。”从此,野人成为使用火和保存火的主人,成为大地上最无敌的人,他们的生活远超过百禽、百兽[5]。于是,野人们离开原来居住的地方,来到了雪野寒域。西林安班玛发未到查彦部落之前,该部落已会使用火,“知道搂火盆,烤食哲沃,穿整个光板皮,筒子额都库。大冷天头里,爱亲亲暖烘烘的夫尼赫”[6]。乌布西奔妈妈教乌布逊族众“生火、留火,熏肉烤吃”,与《奥克敦妈妈》一样,《乌布西奔妈妈》对火的描述是非常生动的,“火是闪着来,火是笑着来,火是蹦着来,火是树上来,火是雨中来,火是雨中来,火是雷里来,火是风里来,火是火中来”[7]。恩切布库妈妈还擅长火攻,她和塔斯哈妈妈“又使用神术,将浓烟、烈火吹到洞穴之中。洞中的蟒蛇慌忙从洞里爬出,逃向草丛、林莽或其他小洞穴。北山的洞被塔斯哈艾曼的族众占据下来”[8]。恩切布库又帮助弱小的精灵艾曼,“用烈火烧尽了西山洞里的蜈蚣、蚰蜒和地蝲蛄,精灵艾曼的族众也住进了洞穴[9]”。

  《恩切布库》《乌布西奔妈妈》还简略提到《天宫大战》中的火神神话,此处不赘述。相较起来,在《恩切布库》《奥克敦妈妈》中,使用火仅是基本生活所需,到《西林安班玛发》《乌布西奔妈妈》中火的功能增加了。

  (二)居所的变化

  人类曾居住过夏巢、冬窟、洞穴等,居住条件代表了人类所处的不同时期。《奥克敦妈妈》记载,族众最初居住方式为夏树冬窟,奥克敦妈妈教尼雅玛择穴而居;族众学会用火之后,开始穴室使用火炕并于地上架屋。恩切布库领着野人们,在山间辟地、造房,建起了地室,搭起了树屋[10],树屋的数量越建越多,越建越完善,还出现单巢、双巢、连环巢。西林安班玛发则发明了火坑,他“教授族人用野猪豁开的土地稍加平整,用火焚烧,用石墩木棒凿实,又从山谷找来白粉石压成粉末,扬在地表上,再以水浇之,地室坚固如石板,墙壁四周搅出无数洞窟,设仓房、粮仓、育兔鼠、鹌鹑、禽鸟等笼舍。除此,还专辟居室为幼婴间,中间硬地上再挖火塘,供生火做饭之用”[11]。并在穴室四周采石垒墙,每个穴室门在顶上部,架梯内外通行“大家至接九梯”,“一排排、一行行、一座座地室相连,左右相助,南北呼应,成为北方古代的原始土堡,再加上高树上专设有瞭望哨”,[12]并建起连绵地室。西林安班玛发所建房屋已具备防御功能,火坑的发明也很符合东北的气候条件,现在东北部分地区仍在使用火炕。乌布西奔妈妈所处的“黄獐子部族临海广栖树巢,代代捞鱼蟹、捕海鸟。夏住巢屋,攀高崖桦椴树上竖室,远望,像累累巨果在高枝上飘摇”[13]。“冬宿崖穴,凿洞深深,悠梯出进……洞中有洞,洞洞相连,各有梯门……棲兽皮、羽褥、茅葛、席枕,冬暖如春”[14]。

  恩切布库、奥克敦妈妈带领族人选择树居,但树屋已经发展地非常完善了;乌布西奔妈妈和部落族人夏居巢屋,冬宿崖穴,居所功能齐全,应该已发展到了蒙昧时期的高级阶段;西林安班玛发开始使用具有防御功能的石头建筑房屋,应在野蛮时期的高级阶段。

  (三)工具的发明及使用

  据传弓箭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发明的,传统的耕翻农具铁犁始于战国时代,12世纪阿骨打在反辽过程中注重搜集汉族农具。

  奥克敦妈妈教授野人制作木制、骨制、石制工具,如锐利木棒、骨刀、骨箭、骨矛头,石针、飞石、石箭、石矛等,甚至还发明了大木弓、石板箭,利用甩石球学习狩猎本领。恩切布库教会人们使用尖利的木矛、骨针,锐利的石矛、石斧、石枪、石刀等。而石块、石斧、石匕、石弹等工具无法抵抗熊或其他大型动物的攻击。鉴于此,西林安班玛发教会族人使枪弄棒,制作“甩石球”增强攻击力;西林安班玛发还制作陷阱、兽套,发明弓箭尤其是毒箭,有了这样的训练和装备,族人在围猎熊、虎、豹、鹿、野猪的过程中占据上风。[15]

  (四)驯化动物

  在中国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期,狗已经被驯化。马的驯养要稍晚,但对通讯、交通、粮食生产以及战争都有推动作用。在“窝车库乌勒本”的记载中,所驯化的动物主要为狗、马。狗在满族民众生活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他们家家养狗,但不杀狗、不吃狗肉、不戴狗皮帽子、不铺狗皮褥子。

  恩切布库最早驯养野狗和马,命族众习学骑术。奥克敦妈妈驯养骏马,还留传下“御马歌诀”。乌布西奔妈妈所在的黄獐子部,“犬多百数,有师专训……待犬如子,懂人情,通人语,与人同席枕……北涉苦夷、勘扎”,擅驭狗棚车,类似狗爬犁,可追踪狐兔,还可打仗。黄獐子部培养的犬军在与乌布林人交战时,“猛咬乌布林人,狠抱着乌布林马腿咬啃,撕开血肉四处溅红”,最终黄樟子部赢得了胜利[16]。其他满族说部文本中也有训练犬军作战内容。

  (五)从密集式采集到渔猎农耕

  渔猎经济属于落后的攫取经济范畴,与农业、牧业等生产型经济相比,这种生产更多地依赖自然环境的施予,需要广阔的地域来维持一个小部落的生活。于是部落要经常迁徙,主要从事渔猎生活的“野人女真”也未能超越部落组织的局限。

  在《恩切布库》和《奥克敦妈妈》文本中,表现了野人们采集生活场景:年轻力壮的野人们忙碌地采集像老豆秧、大苦琴、老牛筋等山菜,,女人和年纪大些的老人们则在山坡晾晒,备作冬粮;他们“只懂吃——地上花,树上果,水中鱼,湖中虾;只懂抓——[1] 地上兽,树上鸟,水中藕,湖中菱”[17]。

  文本所表现的渔猎生活颇为有趣:如《乌布西奔妈妈》记载族人“喜抓海蟹、海参世代赶海”[18];西林安班玛发发明弓箭后,部落就可以捕获像棕熊、虎、野猪这样的大型野兽;《恩切布库》记载长尾花斑银翅鸟带来谷粒种子,由此“世上有了采集和狩猎之分,有了粮果和肉食之分,有了粮食、燔烤互用之法”[19],人们学会了遴选种植谷粒之后,又采集田野中的藤豆籽粒,有了葱、蒜 [20]。

  张世富在其主编的《民族心理学》中提到,较之于传统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渔猎民族保守观念不强,具有创造精神与自主意识。[21]四部文本中,不断迁徙选择适合居住之地是他们的共同选择,如乌布西奔妈妈五次东征,奥克敦妈妈带领族众走向荒寒的漠北,到了北海、库兀岛、亘滚河、萨哈连、松阿里,西林安班玛发也带领部落迁徙到库页岛。

  东北亚地区冬季长久高寒,夏天日照强烈,山岭纵横、地广人稀,满族先人生息在这样严峻的自然条件下,在医药方面也有独到之处:恩切布库利用身边的具有医疗作用的菜和海岛上的各种神器草药治疗各种疾病。海中有很多珍贵植物、矿物和鱼类。西林安班玛发教族众首先认识当地的百种土药、草药和各种土、石、草卉以及各种兽禽爬虫之类肢体、五脏,然后让他们学会采集、洗净晾晒、研磨、切割、蒸煮药材的技艺。[22]西林安班玛发创造了按摩术、针灸术、燔烤术、酿酒术,族人跟着玛发也学会了针灸、按摩,彻底治好了东海人四肢短矮的大骨节症。西林安班玛发带领族人东征入海,向大海讨食,开发东海大窝集。这些应该是晚近时的发明。

  乌布西奔妈妈时代开始通商,“乌布西奔妈妈打通了西路,可直接与乌喇酋长[23]相联,皮革鱼货直入松阿里霍通(泛指松花江流域)。中原布帛、珠宝、茅纸、釜器,输进东海众部和乌布逊”[24]。乌布西奔妈妈还有其他发明,如刻木为号;凿削石革以记事;以雁阵、达麻哈汛、野花开败计时,最为重要的发明是文字,文字的发明代表乌布西奔妈妈所处的时代已进入文明时代,或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

  二、从氏族到部落联盟

  恩格斯认为,“氏族在蒙昧时代中级阶段产生,在高级阶段继续发展起来,就我们现有的资料来判断,到了野蛮时代低级阶段,它便达到了全盛时代。”[25]氏族制度,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从普那路亚家庭中直接发生的。[26]

  刘小萌认为:在氏族部落社会,哈拉是基本血缘组织,即氏族,拥有多重社会功能;穆昆则是它内部的血缘分支,以更密切的血缘纽带结为一体。[27]满族部落的血缘组织有“哈拉与穆昆”“乌克孙与包”,地缘组织与生产组织为噶珊、牛录、塔坦。而“窝车库乌勒本”四部文本中,与之有关的词汇有艾曼(满语,部落之意)、哈拉、穆昆,在西林安班玛发打败其他部落形成强大的部落联盟莎吉巴那之后,出现噶珊和托克索。由此可见,氏族社会的萌芽已开始出现,甚至形成了氏族联盟。

  《恩切布库》讲述了从妈妈窝到艾曼的产生,“各妈妈窝常因强弱不同,互相倾轧吞并”[28]。“艾曼有了自己的名字——舒克都哩艾曼,姓舒克都哩哈拉。各妈妈窝依然保留自己的名称,出现了希普苏、塔木察、图尔塔拉、傲拉托欣、吴扎等等大小不等的分支”。“一个枝干就是一个姓氏,一个部族”。这些大小不等的分支,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成为大小艾曼,拥戴恩切布库女神为总首领。《奥克敦妈妈》则以血缘为纽带分出氏族;奥克敦妈妈与狗、熊、鹿部落征战,巧施计策收服三部落,形成部落联盟。在西林安班玛发的帮助下,查彦部打败了嘎纽古伦,嘎纽古伦族众改恶向善,与查彦部联合成强大的莎吉巴那。莎吉巴那部落成为众部之首,周围居住着大大小小部落百余家[29]。《乌布西奔妈妈》中黄獐子部已进入奴隶制社会,“珲罕部额真互卖婢奴,餍吃人肉。女吃男婢,男食女婢,殴杀嗜性,素无礼规,群婢不拒,睹若常情”。[30]乌布西奔命妈妈萨满启慰蛮心,使珲罕部改掉吃婢恶俗,族人死后实行火葬。艾曼有大有小,哈拉是在艾曼下因血缘关系组成的氏族,部落间通过战斗达成部落联盟。

  三、族内到族外的婚姻制

  蒙昧时代,人类的结合方式多为群婚,即血缘婚。恩格斯断言这种原始的家庭方式“至迟经过几代以后是一定要分裂的。普那路亚家庭,就我们所知道的而论,则是群婚的最高发展阶段”[31]。而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氏族之间的婚姻,才能摆脱血缘婚的弊端,从而生育出在体质上和智力上都更强健的人。

  “窝车库乌勒本”中体现了对女性的尊崇,以往研究者多半将满族人尊崇女性之原因多归于以下原因:较长时间的母系社会的延续、满族萨满中多半为女性、家族女子成为宫妃的绝大可能性、女性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满族没有长达几百年的朱明理学对女性行为的束缚,的确言之有理。《恩切布库》《乌布西奔妈妈》《奥克敦妈妈》三部说部主人公都是女性,她们是女萨满、部落的首领,应是满族尊崇女性的较早体现。20世纪初,史禄国调查时发现在以前的时代,满族人有另一种社会组组织系统,给与妇女较大的权力,这一组织保留了妇女及其血亲曾经拥有巨大影响的踪迹,对待男女有别比汉人更灵活得多,妇女更自由地参与社会生活。

  血缘婚的弊端在文本中有充分的体现:《恩切布库》记载因为“不忌母子、不忌父女,不忌兄妹,不忌姐弟”[32],婚配后导致“妈妈窝”中生出畸形怪胎,瘦羸癫痴的陋态矮人。奥克敦妈妈所处的艾曼“自古不懂长幼辈份”,同一个艾曼的人,男女从来不避讳,导致“沟壑常听弃儿哭——豁嘴孩,痴傻孩,聋哑孩,司空见惯”[33]。因此,恩切布库在舒克都哩艾曼中“严行男女禁性,男女相合,必是外部相送”。[34]此举推行得并不顺利,最初艾曼中的人极力反对,恩切布库将所有畸形男女组成残童营子。各“妈妈窝”的妈妈们看到后心里震动,同意了该项禁令。她们请萨满神灵来,宣布同一“艾曼内再不可男女相合”,不是一个艾曼窝的可以定时互选男女配偶,她们搭建起专门的“花屋”“草堂”“皮蓬”“婚床”“婚帐”作为这些男女相合相交之所。奥克敦妈妈也将病孩收到身边,进行治疗。跟艾曼里的众人说,若改变这种情况,“务下恒心抛旧俗。男女伦操必守制,改弦更张重配偶”[35]。

  《恩切布库》和《奥克敦妈妈》中“传下来婚规和籽种”和“奥克敦妈妈立下了严苛规矩”专章描述从血缘婚到对偶婚的经过。同艾曼哈喇严禁婚娶,实行氏族外婚,男女仅在春秋时方可互聚相亲、定时婚配,氏族还为男女相亲建立了特定场所——“花屋”和草堂。

  《西林安班玛发》中涉及婚姻状况仅寥寥数语,“野人部落女人当家,女人多,男人少,生女人多,生男人少。而且,任何女人身边都有几个男人”[36]。《乌布西奔妈妈》中仅能找到乌布西奔妈妈有男性爱侍的个别词句。

  专偶制在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交替的时期从对偶婚家庭中产生,其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窝车库乌勒本”的四部文本都未提到专偶制婚姻形式。

  结 论

  我们通过图表总结“窝车库乌勒本”的生产生活及氏族婚姻家庭情况:

 

 

生活资料

居所

工具

氏族发展

婚姻状态

 

西林安班玛发

海上觅食

 

地室

火、动物骨制

工具;弓箭

迁徙—定居、

部落联盟

 

一女多男

 

 

奥克敦妈妈

采集、种植

 

洞穴—洞窟、火炕—地上架屋

火、石制工具、骨制工具、弯弓、陷阱

 

部落联盟

以血缘为纽带

的群婚,氏族外婚制

 

恩切布库

食用鱼类、采集、种植谷

地室、地下火灶、树屋

 

陷阱、石制、骨制工具、

狗、马

 

部落联盟

“妈妈窝”、

氏族外婚制、定时婚配

 

乌布西奔妈妈

采集、种植谷物、渔猎

地室、地下火灶、树屋

狗、骨制工具

部落联盟

禁止氏族内通婚、首领一女多男

 

  “窝车库乌勒本”四部文本中均未出现铁制品的大规模使用,可初步推断这些文本产生、创作要早于12世纪。当然,乌布西奔妈妈中出现“明成化”字样,应是在流传时后世添加的。乌布西奔妈妈进行商品交易、海上征战、发明文字,应到了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迈向了文明时代。从婚姻制度看,几部文本描述满族族众经历群婚制、普那路亚婚制、对偶婚,但并未出现专偶婚制。结合文本来看,《奥克敦妈妈》从创造人类开始讲起;《恩切布库》从恩切布库降生人间开篇;西林安班玛发来到查彦哈喇部时,部落已懂得使用火;乌布西奔妈妈化作哑女藏在皮蛋中投入古德罕怀中时,古德罕已有诸多妻妾及奴隶;《奥克敦妈妈》《恩切布库》用大量篇幅讲述人类早期的生活、与自然的抗争、人类的繁衍等;《西林安班玛发》《乌布西奔妈妈》则将重点放在开拓疆域、发展部族上。这四部“窝车库乌勒本”中,《奥克敦妈妈》较早出现,《恩切布库》《西林安班玛发》次之,《乌布西奔妈妈》创作时代最为晚近。

  相较于作家文学,民间文学创作最大的特点是“集体性”,钟敬文先生在其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第二版)中充分论述了这一点:“民间文学的集体性早在远古时期就已形成。在人类社会的经济和文化都处于最低阶段时,任何个人都必须与氏族或部落的集体紧密联系以求生存。这时期的口头文学,总是紧紧伴随着原始劳动或其他生活活动进行集体创作或演唱的”[37],“那时产生的歌谣、神话和传说往往是整个氏族、部落生活中所需要的,内容也多是表现整个氏族、部落最关心的事物”。[38]换言之,集体创作是人类共同协作的选择,在不同社会创作的内容都与当时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不适合的内容或者被替代或者消失不见。那么,从当代现存的民间文学推衍该文本的创作年代,难度自然较大。本文择选的文本有其特殊性,作为满族说部的一类,“窝车库乌勒本”的创作群体满族16世纪才产生,且该类文本最初使用满语讲述、用满文记录。“窝车库乌勒本”主要反映了满族及其先世在氏族部落时期的生产生活内容,但后世生活的诸多内容在文本中也有所体现。“窝车库乌勒本”中有大量部落如何选择萨满、与萨满文化相关的内容,特别是乌布西奔妈妈的九颗睛珠的来历极富文学性,因不在本文探讨之列不予赘述。“窝车库乌勒本”文本创作并流传于黑龙江流域,地处东北边隅,且人口流动性相对较弱,文本的“变异性”不是很突出。

  经过累世的传播及民众的择选,民间文学中有些内容渐渐湮没无闻,有的仅余只言片语,有的则极尽铺陈,这就需要我们究其根源、探其本质。恩格斯关于婚姻家庭的论述对判断民间文学的创作年代有所裨益,且要在同一民族不同文本之间进行比较,方能得出初步的结论。因此该尝试虽可行,但仅适合某些文本。而“窝车库乌勒本”几部文本或由富育光讲述,或由他搜集整理,不可避免地带有其个人特质。富育光熟悉东北各民族历史文化、考古资料及民间宗教等,搜集整理满族民间文化时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史观,这一切形成了颇具富育光个人特质的满族说部文本,如何多面向地解读这一现象,将是我们下一步的工作。

 

 

  作者简介:高荷红(1974-),女,黑龙江富锦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口头传统研究中心,研究员,文学博士,研究方向:民俗学(含民间文学)、史诗学、口头传统 。

  原文刊载于《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文中注释从略,请参见原刊。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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