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京城旗族之家  

　　 19世纪末叶的中国上空，一股又一股的政治风云，翻滚作势，瞬间万变。国内的，国外的，各式各类的社会力量，捭阖折冲，你方唱罢我登场，委实教人目不暇接。就从戊戌年（即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说起吧：夏季，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汉、满改良派知识分子，在争得了光绪皇上的支持以后，大刀阔斧地推行了103天新政；结果，在冥顽不化的皇太后那拉氏的武力干预下， 变法维新以流产告终，还悲壮地牺牲了谭嗣同等 6位热血志士的性命；与此同时出现的，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地面上，从南方到北方，横行霸道，胡作非为，变本加厉地施行侵略扩张与经济文化渗透；这又激起了神州儿女的空前反抗，众多的义和拳民揭竿而起，高高竖起“扶清灭洋”的大纛，不惜凭借早已落伍了的兵器，加上传统的神勇气概，向各路掌握着洋枪洋炮的强盗，投下了殊死决斗的战书…… 

　　 时局，殊堪嗟叹。 

　　 而正是在这个时候，一个极为弱小的生命，在京师内城一条极为窄小的胡同里，呱呱落地。 

　　 那条小胡同也的确太窄了，把口处不过三四尺宽，行人“一不留神，就迈过去了”；那个小生命又的确太弱了，险些一降生就夭折。——没有任何外人去注意那里发生的这件小事，是很自然的。 

　　 产妇已经41岁，贫困加劳碌的平日生活，使她勉为其难地生下了小儿子，就昏死过去。接生婆和新生儿的小姐姐，手忙脚乱地抢救着产妇，竟把刚刚来到世上的赤裸的婴儿忘在了一旁。幸亏新生儿那早已出嫁的大姐及时地赶回了娘家，一把抱起就要被冻死的小弟弟，将他揣进自己的怀中…… 

　　 这条因而得救了的小生命，便是日后享誉中外的文坛巨匠──老舍。 

　　 当天，是农历戊戌年的腊月二十三，刚好也是中国民间传统的“小年”。换算成公历，则是1899年的2月3日。 

　　 小生命降临人世，还偏巧是在黄昏时分，在“首善之区”的京师九城，惯于循规祈福的众百姓，正忙不迭地燃放着花炮，“欢送”那“操劳”了一年的灶王爷上天。灶王爷——各家各户的“名誉户主”——“辛苦”一年，就此总算到了“下班”的钟点儿，可是，新生儿的父亲 —— 这位真正的一家之主，此刻却还在当班呢。他是守卫京师的一名护军士兵。大约由他祖上10代那个时候，就已然颁行了一种制度，其中规定了，他在当值上岗的时刻，即使就是遇上了像妻子分娩这种不算小的事情，也不会被允许留在自己家中。他必须守候在岗位上，他从来就没有想在家就在家的自由。 

　　 一家之主，名字叫永寿。他家姓舒。 

　　 他是个旗人。如果换句好理解的话说，在当时，他是个命里注定的兵。 

　　 所谓旗人，在有清一代，是对被编入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这类兵民一体化组织中的人们的总称。清朝的奠基君主努尔哈赤、皇太极，在当初志在进取中原的过程中，将本民族——满洲——的几乎全体青壮年以上的男性，都收进了军队之中，把他们分别划入以 8种旗帜为标识的 8个方面军。这 8个方面军，即被称为镶黄旗、正黄旗、镶白旗、正白旗、镶红旗、正红旗、镶蓝旗、正蓝旗。后来，为了扩充实力，又仿照满洲八旗的编制方式，建起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 3个八旗的军事组织，自建立起的二百多年间，曾在创立清朝、巩固政权、维护祖国统一、保卫人民安定生活等方面，发挥了能动的历史作用。 

　　 八旗的设置，随后成了清代一以贯之的根本性政治军事制度。它自始至终地把世代的旗人（特别是满洲旗人），严格地圈定在当兵吃粮饷的惟一人生轨道里，禁止旗人们从事任何除当兵之外的职业，不允许他们做工、务农、经商，这虽然有助于政治基石的牢靠，据说也还防止了旗人们与民争利现象的增多，但是，也造成了连创建这种制度的人也始料不及的一系列社会难题。尤其是从乾隆年间起愈演愈烈的“八旗生计”问题，更是叫所有的清代最高统治者伤透了脑筋：旗人“人口大量增加，而兵有定额，饷有定数，既不能无限制地增饷，又不能放松正身旗人参加生产劳动的限制”[①]，于是，补不上兵缺的旗籍子弟一批批地出现，他们只好眼睁睁地赋闲，成为“闲散旗人（满语谓之曰‘苏拉’）”，这不仅导致了许多下层旗籍人家日益明显地走向贫困化，还使入关之初异常精锐剽悍的八旗劲旅，渐渐地失去农商技能，滋生了惰于劳作、荒于嬉戏的恶习。 

　　 到了清末，由京师八旗贵族、军官、士兵、苏拉、家眷等等所组成的人们共同体，总人数已多达60万左右，世人也久已习惯以“旗族”来称呼他们。在京城“旗族”人丁日趋繁盛的总态势之下，“八旗生计”的阴影，笼罩着走投无路的穷旗人们，也历经了好多代。永寿的家庭，不知是从那一辈开始，也走进了这个可哀可叹的圈子里。 

　　 “舒家曾经是个大家族，在一次内讧之后，舒永寿这一支分出单过，而且亲戚之间不再来往。到老舍这一辈，来往走动的只有住在城外的老舍母亲的娘家。”[②]­按理说，满人的传统，是很注重保存和续写家谱的，可是，永寿家的家谱却从来未被发现，是因为那回家族内讧之后没能带出来，还是因为永寿一家后来经历了太多磨难而遗失了呢？这已经难以说清楚了。 

　　 在满洲八旗中，他家隶属于正红旗。因为尚没有任何资料证实他们这一家族在清朝定鼎北京之后有过怎样的调动迁徙，所以，只能假定他们是自17世纪“从龙入关”后，始终归属在京城里的正红旗麾下。 

　　 史籍记载，1644年清政权入关，把燕京确定为首都后，便在京城实行了旗、民分城居住的措施，相当于今日东城、西城的内城，只许满、蒙、汉 3个八旗的将士及其家眷居住，而原来住在内城的汉、回等其他民族的百姓，则全部被迫迁移至京师外城——即大致相当于当代之崇文、宣武两区。在内城，中心是皇城，围绕皇城，3个八旗严格地被分置于四方八隅。两黄旗居北：镶黄旗驻安定门内，正黄旗驻德胜门内；两白旗居东：镶白旗驻朝阳门内，正白旗驻东直门内；两红旗居西：镶红旗驻阜成门内，正红旗驻西直门内；两蓝旗居南：镶蓝旗驻宣武门内，正蓝旗驻崇文门内。于是，内城的确如历史学家后来时常说起的那样——“像个大兵营”。这种畛域严整的格局，到了清中期以后，开始在不经意中稍稍地模糊起来，因为旗人们没法不吃不喝、不去找商人们购买日用品，旗人贵族更不能戒除观览世风、接近优伶、看戏娱乐的瘾，他们得随时跟外民族的人们打交道，渐渐，原来住在外城的一些“民人”（在清代，是与旗人相对应的称呼，指的是除旗人而外的所有人和所有民族），胆大的，居然搬进了内城，内城的王公贵族也有破例到外城去辟地设府的了；再后来，受“八旗生计”的影响，一部分城里的贫苦旗人，逐步典出了自己的居舍，离开最初的本旗指定居住地，向着附近的——也包括各城门之外的关厢地区的——可资容身之所搬迁。即便有了这一系列的变化，八旗在内城的基本居住区划，却直到清朝灭亡以前，没有大的变更。在京城的八旗区划内，始终分别设立着八旗都统衙门，这 8个衙门，不但掌管着京城旗人的一切事务，还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驻防旗人一并统辖起来。从道理上讲，遍布全国各地的八旗驻防旗兵，都是从京城这个“老家”派出的，如果战死在外地，其遗骸都应当被送回京师“奉安”。这种方式，是与清初最高统治者将本民族中心由祖国东北地区彻底移到北京地区的整体部署一致的。如同雍正皇帝所说过的：“驻防不过出差之所，京师乃其乡土。” 

　　 清代末年，永寿家住在京师内城西北部的小羊圈胡同。这个胡同，由西四北大街往北走，过了护国寺街口，再往前的东边第一条胡同即是。这里距离西直门，只有三五里地。看来，进关之后，舒氏家族的子孙一直没有离开他们的这片“热土”太远。世居京师二百多年的旗人们，对祖国东北白山黑水之间的“发祥地”，记忆恐怕早已变得模糊了，至多，也不过是在老人们为了满足忆旧情感需要时，才叙叙“当初”，提提祖籍“长白”的传统说法。一代一代的旗族人们，将北京认作了自己的家乡，把北京作为家乡来爱戴，“京师即故乡”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他们，已然成了北京城里地道的“土著”。 

　　 可是，查一查清代京城的八旗区划地图，人们又会多少有点儿意外地发现：小羊圈胡同偏偏已经游离于正红旗的居住区域之外，它属于正黄旗的范围。由此可以想见，永寿，或者是他的前辈，也有过前文所说的那种某些旗人因故做短距离搬迁的经历。好在，他家并没有走远，也不可能走远，小羊圈胡同南面的护国寺街以南，以及出了这条胡同西口的西四北大街以西，都是正红旗的地盘。也就是说，从他们家向南、向西，都只经几十米，便会进入正红旗原先的居住地。关切这一居住地的人们，在释去上述那点小小意外之后，会随后接触到感兴趣的另一点，就是：正黄旗，乃是永寿的妻子、老舍的母亲——舒马氏娘家所隶属的那个旗。 

　　 对这个坐标点的捕捉和审视，大概暗含着两点意义： 

　　 第一点，是象征性的：日后的老舍，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主要是姓氏与血脉，还有他那为国尽忠的高尚精神，这很重要。而老舍从母亲那里继承的，却不但有血脉，更包括着一生用之不竭的性情和品质，以及绝不轻易改变的做人方式，这想必更为重要； 

　　 第二点，则应当说是可以在老舍毕生的多种成就中不难得到印证的，即他的呼吸、他的经历、他的气质、他的感情……都是从这里开始生成、放射与升华的，在这里，深扎着他的人生之根、人文之本。老舍作品的研究者已经发现：“从分布上看，老舍作品中的北京地名大多集中于北京的西北角。西北角对老城来说是指阜成门——西四——西安门大街——景山——后门——鼓楼——北城根——德胜门——西直门——阜成门这么个范围。约占老北京的六分之一。城外则应包括阜成门以北，德胜门以西的西北郊外。老舍的故事大部分发生在这里。”[③]而这个发现，支持着的，应当是如下的一种思考：这片作家一生写也写不倦的老城西北角，刚好相当于是清末（也即老舍儿时）的正红旗驻地和正黄旗驻地，在这片浸润着父精母血的民族“热土”中，萌发出来的文化心理意识，对作家的一生，产生了何等深刻的潜在影响！清初八旗制度曾明文规定，“京旗”将士未经许可，不得私自离开本旗范围太远，违者当以逃旗治罪，并将家眷、财物充公。或许，就是这样的早年间的制度，一直对清朝解体后若干年才问世的老舍作品，产生了某种潜在的精神制约？ 

　　 ……永寿终于站罢了那一班岗。回到小羊圈胡同的家里，这才得知妻子曾昏死多时、小儿子也曾险些冻死的情形，不过，此刻危机已经过去了，母子也已经平安了。一家之主的任务，是给新生婴儿取个名字。按照本家族排辈份的用字，这一代的男孩子，应当是“庆”字辈，这孩子偏巧就生在了春节临近的当口儿上，就叫他“庆春”好了。 

　　 满人在历史上是用满语命名的，各家族也有自己的满语姓氏。从清中期起，沾染着汉族文化风习的京城满人，在渐渐改操汉语的同时，也试着为自己用汉文汉字命名。到了清末，满人以汉名出现，颇为普遍，他们甚至还学会了在起名的时候以汉字标示辈份的形式。不过，在使用名字时有一样，直到终清之际，满人还是跟汉人有着明确的差别，这就是，他们虽都知道自己的家族姓什么，却没有把姓氏挂在名字前面一起称呼的习惯，“称名不举姓”，这种满俗，不单在满洲旗人中间普遍地保持着，同时也传给了“满化”的汉军旗人和蒙古旗人。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民族习惯，在现在尚能发掘到的为数有限的几宗清末有关的公文里，凡是记录着老舍父亲名字的地方，都总是只有“永寿”二字，而并不是后人想象的“舒永寿”。 

　　 满族先民的姓氏，大约有六百余个。就像汉族人的多用姓氏张、王、李、刘、陈等一样，满族也有几个传统的姓氏，使用的人特别多，这就是所谓的“满族八大姓”。这八大姓氏是哪 8个，似无绝对的定论，其中一种说法，是指瓜尔佳氏、钮祜禄氏、舒穆禄氏、董鄂氏、马佳氏、纳剌氏、索绰罗氏和伊尔根觉罗氏。到了清代比较晚近的时候，原来用汉字记录满语多音节的完全译音式的满人姓氏，也多简化为用一个汉字来替代，比如，前面所谈及的“八大姓”，便大致地被改用了汉字的关、郎、舒、董、马、那、索、赵。——也许正是因为排在这中间第 3位的舒姓，恰好就是永寿、庆春一家人在这时业已冠用的汉字姓氏，所以，便产生了他们这个家族从前的满族旧姓是舒穆禄氏的猜测。其实，这种猜测也还难以得到确证。从满族姓氏的演化规律来说，既有原来冠用同一种满姓的人们改用了几种汉字姓的情形（例如各地各家族的舒穆禄氏，后来分别改用了汉字舒、徐、米、宿、孙、郑、萧、万等为姓），还存在着后来虽然改用了同一个汉字姓的满人们，原本却来自不同的满族姓氏的情形；在后一种情形中间，据了解，也包括了这个后来改为单个汉字的“舒”姓：不仅从前“八大姓”之一的舒穆禄氏中间的一部分人改姓了舒，另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氏族舒舒觉罗氏，也有一部分人改姓了舒，甚至，还有一个很小的氏族舒佳氏同样改姓了舒。可见，永寿、庆春一家的旧时满姓，尚有舒穆禄氏、舒舒觉罗氏、舒佳氏等不少于 3种的可能性。因为舒穆禄氏以前是个大姓氏，所以他家出自其中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 

　　 在落笔写作这部书稿之前，老舍家属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经过反复钩沉而汇得的舒氏 4代人的名单。前面已经述及，舒氏家谱早就佚失了，所以这份后来拼成的名单，可聊补家谱佚失之憾。名单中，如果以永寿作为基准，则向上，可追溯到他的祖父与父亲两代人，往下，可涉及到他的儿女这一代：乃祖父关保、祖母马氏，父亲克勤、母亲孟氏，本人永寿（？－1900）、妻马氏（1857-1942）， 长女佟舒氏（名静守，1878-1953）、次女傅舒氏（1880-1958）、三女赵舒氏（1887-1967）、长子庆瑞（号子祥，1892-1962）、次子庆春（1899-1966）。[④]由此，关切于老舍家史的人们，确能得到较从前所知更多一些的信息。永寿的祖父、庆春的曾祖，名为关保，这个名字在清代中期的满人中是个常见用名，那时的满洲男子习惯以“×保”来命名，据说这跟他们随时可能投入战争，常面临生命危险有关，故喜欢在名字的后头缀上个“保”字来祈福；而永寿的父亲、庆春的祖父，名为克勤，则已是纯粹的汉族式的命名了。从这里，应当能够窥得老舍家族原持满习渐变情景之一斑。当然，永寿以上，本来也并不是“一线单传”，只是这份名单的汇辑者，实在是难以进一步了解到其一家几代的旁支近亲了。 

　　 庆春刚出生，此处却已消耗了偌多的笔墨，来介绍他的民族与家族状况，这在笔者看来，很可能会有一定的价值。老舍是满族人，老舍是北京人，再加上下文将着重谈到的老舍出身于下层穷苦市民阶层，这 3个基本属性，大约，就是营造起他那后来看去极其辉煌的艺术殿堂的 3个最初的社会人文支撑点。 

　　 老舍生在京城“旗族”之家。——这是一个明确的、有着相当重要底蕴的事实。诚然，这也是个很容易为人们所忽略的事实。（因为，按照许多人的习惯看法，时下里满族的民族特点已经不怎么鲜明，强调他的这种出身未免多余。） 

　　幼年失怙  

　　 永寿在八旗军队中的身份，用满语讲叫作“巴亚喇”，用汉语说就是“护军”。清代的护军，是“拱卫京师”诸兵种中的一支，它的任务，是专门负责皇城、王府以及整个京师的日常安全。如果皇上到各地巡幸，也总是由京师护军中，抽调一部分兵力护驾。其责任不可谓不大。如果从具体的分工来说，被称为“上三旗”的镶黄、正黄、正白旗护军，是紫禁城的卫戍部队，被称为“下五旗”的镶白、镶红、正红、镶蓝、正蓝旗护军，则分别负责保卫京师全城的安定。永寿是正红旗下的一名护军甲兵（也可以简称为“护军”），他的岗位，常常是在各个城门的周近。 

　　 依据后世相当常见的看法，似乎凡是清代的八旗子弟，都毫无例外地属于“堕落的一类”。这种偏见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原因，兹不赘辨。清代八旗子弟们在风习道德上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这原非本书所论之题。不过，它又存在于这里，牵扯到庆春之父永寿之死，所以，也只得做些简述。 

　　 清初，八旗军民一体的组织创建时，正值民族精神的上升期，可以说，发愤自强、争立功业，几乎成了整个民族的惟一时尚。那个时候，八旗将士个个勇武争先，共襄进取大业，有过许多令后人惊讶、羡佩的风发之举。不妨读一读清初满族诗人佛伦写下的一首《从军行》，就能够感受到当时那种勃然扑面的民族气概：“神龙得云雨，铁柱焉能锁！壮士闻点兵，猛气怒掀簸。赤土试剑锋，白羽装箭笴。矫首视天狼，奋欲吞幺麽。鲸牙如可拔，马革何妨裹？行色方匆匆，妻孥无琐琐。送复送何为？别不别亦可。亲朋劳祖饯，且立道之左。请看跃骅骝，扬鞭追伴伙。长天碧四垂，乱山青一抹。大旆高飞扬，万马迅雷火。一鸟掠地飞，先驱者即我！”就是在这种上下一心、万难不辞的精神作用下，17世纪的中华大地上，诞生了一个焕然一新、生机处处的清王朝，它内成一统，外拒强寇，使本已急剧滑落的中华封建末世，又奇迹般地出现了长达一百几十年的“康雍乾盛世”，给予人民以在安定富足中繁衍生息的一个较长时间，国内人口也迅速地从大约7000万猛增至 40000万。近年间，清史与满学研究界正接近一项共识：如果没有满族杰出人物和八旗劲旅在清代前期的戮力经营，从而达成了清中期国富民盛、各族一体的大局面，后来的中国，是绝难渡过帝国主义列强妄图瓜分、灭亡我文明古国这一道险关的。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她在历史坐标图上的“崛起——上升——滑降”的抛物线。这是一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情。促使旗族由光辉的顶点很快地转向下滑态势的原因，有许多种，其中，作为隶属于少数民族的最高统治者，其所面临的历史局囿，是不言而喻的；原本汇聚着蓬勃战斗力的八旗制度本身，自建立之日起，就已暗藏着无可排解的“八旗生计”危机，则是又一口巨型的陷阱；当然，也还有别的一些原因，例如进入京城和各地城镇后的八旗子弟们，身陷中原传统文化的汪洋大海，在“渐染汉习”的过程中，将自己的生活过份地“艺术化”……于是，阔的走向骄奢、闲的走向无聊、穷的走向窘迫，昔日极富实力的八旗劲旅，无可如何地在向自身的反面转化着。 

　　 八旗子弟们渐渐地绕进了历史老人设下的“迷宫怪圈”，他们原来冲力十足的民族精神，大幅度地被销蚀。然而，在这个渐变的过程中，当初那种勇敢、淳朴、急公近义的传统美德，并不是在较短时期内就会毁灭殆尽的。尤其是在八旗下层官兵的心间，旧日形成的为爱国护民而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不得捐躯国事死于窗下为耻”[⑤]的观念，依然是相当牢固的。即便是迟至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及其之后几十年间，八旗将士前仆后继、浴血抗敌的事迹，仍然在各类史书上多有记载。譬如：在中英鸦片战争期间的乍浦战役中，八旗爱国官兵“在佐领隆福（满族）的率领下，狙击敌人，连续打退英军组织的五次进攻。……守卫在这里的 276名满族官兵中，除43人突围而出，其余全部壮烈殉国。”[⑥]­在镇江战役中，“英军集中全部兵力围攻镇江城，副都统海龄（满族）领导满洲八旗坚守阵地。从敌我双方军事力量来看，守城旗兵全部1500人（一说只有1200人），只有英军兵力的十分之一；火力配备上，旗兵是刀剑矛戟和弓箭，远比英军拥有的来福枪和大炮等近代武器差得多。虽然处在敌强我弱的劣势下，但旗兵仍能拼死力战，节节抵抗。”“英军乃集中炮火向城中轰击……方才闯入城内。满洲八旗为了保卫祖国神圣领土，进行更加猛烈的巷战。”“在守城的旗兵大部分牺牲后，战局已无法挽回，海龄遂举火自焚，壮烈殉国。……当时，仍有少数八旗官兵继续战斗。”[⑦]他们“血积刀柄，滑不可持，尚大呼‘杀贼’！”[⑧]这后一场酷战，曾经引起了远在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的密切关注，他在当时撰写的《英人对华的新远征》一文中，很详细地描述了镇江战役的过程，肯定了清朝八旗军队在彼此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决不缺乏勇敢和锐气。”他说：“这些驻防旗兵总共只有1500人，但却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个人。”并且做出结论：“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⑨]此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中，满族旗兵奋勇杀敌、为国捐躯的事例，也所在多有。 

　　 到了19世纪末，八旗子弟的精神分化再度加剧。可是，在这时的京师八旗营房中，贫穷尚武的旗籍士兵们，在家徒四壁的情况下，还是按照八旗制度的规定，自购兵器战马，不忘国家重托，他们嘴上常常挂着的口头禅，还是那句硬话：“旗兵的全部家当，就是打仗用的家伙和浑身的疙瘩肉！”[⑩]他们依然是那么地忠勇可敬，贫苦困顿，没能折损了拳拳报国之心。 

　　 正红旗护军永寿，显然属于这一类旗人。他兢兢业业于平日的职守，也不惧怕那随时降临的反侵略战争。 

　　 这场战争真的迎面走来了。 

　　 早在19世纪初，山东等地就出现了一种反清的秘密结社——义和拳。在帝国主义列强疯狂蹂躏中华河山的情况下，他们又高喊出“反清灭洋”的响亮口号。至19世纪末，该组织更名为义和团，势力发展神速，在华东、华北地区闯府夺县，进而直逼京师，对外国侵略者和清政府，都构成了极大的威慑作用。到了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初夏，慈禧太后见此时局已直接威胁到自己政权的稳固，便以转移义和团斗争矛头的策略，“宣谕”义和团为合法组织，并终于凭借义和团的力量，向外国人开了战。这时，早就已经按捺不住对洋人仇恨的京城八旗将士，也人人争当义和团。“凡属满人不论大小老幼，均系义和团中人，其腰间束有红带，以作伊党记号。”[11]6月15日，满、汉义和团员万余人，开始攻打洋人在京城设立的西什库天主教堂，并随后将其攻克； 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寻衅街头，向中国军队开枪，又被满洲正白旗神机营的下层军官恩海当场击毙。 

　　 西方列强不能甘心自己的失利。由日、法、俄、美、英、德、意、奥等 8国组织的侵略者部队，即“八国联军”，当即从渤海湾方向聚集而来，一路上，经过了在大沽、天津等地与义和团、八旗兵的激战，终于在 8月中旬杀到了京城。 

　　 在八国联军已由东部攻入京师的炮火声中，西太后扮作乡间农妇，挟光绪帝，于天未破晓之时仓皇西逃。除“护驾”而去的一部分官兵外，留在京城内的八旗将士，对最高统治者的临战脱逃，并不知晓。他们大多守卫在自己的岗位上，与义和团民一道，展开了捍卫京师的神圣一战。 

　　 各个方向杀来的敌军，均遭到了顽强的抵抗。“守城的八旗官兵用猛烈的炮火进行阻击，并用传统的滚木、石块、白灰阻止敌军登城。破城之后，清军、义和团与八国联军展开了巷战。”“守卫紫禁城的亲军营，在破城之后依然坚守岗位。美军攻破午门之后，护军进行了逐门逐殿的抵抗，迫使美军暂时退出了紫禁城”。[12]在内城北部的鼓楼上，一名没有留下名姓的旗兵，在众战友纷纷伤亡的情况下，据守楼门，与敌肉搏，终在亲刃数名贼寇之后中弹而亡，成为日后京城父老常常引为骄傲的“鼓楼烈士”。 

　　 在这场异常酷烈的战役中，永寿和他所隶属的队伍，阵地在正阳门。正阳门是天安门及紫禁城正面之门户要冲，双方用兵之力可想而知。但是，与其他阵地情形类似，因为彼此的武器实力过于悬殊，此处的激战，也只能是有败无胜。永寿等护军士兵，武器是老式的抬枪，随放随装火药。几杆抬枪列在一处，不少的火药就撒落在地上。而侵略军则向城楼上发射了在当时很具杀伤力的烧夷弹，把正阳门的箭楼炸掉了一角，并引起了大火，火势当即引燃了旗兵们脚下撒落的火药，也引燃了他们身上携带的弹药……永寿和他的战友们在浑身烧伤，失掉战斗力之后，只能带伤撤离火光冲天的正阳门阵地。 

　　 这一天，是1900年的 8月15日。 

　　 这场仗，是清代八旗军人们为祖国而壮烈蹀血的最后一役。 

　　 永寿强忍着巨痛，艰难地走向城区的西北角，走向惟一能够给他最后慰藉的家。但是，他已经走不动了，于是爬，到爬也爬不动了的时候，他刚刚来在西长街上斜对着西华门的一处粮店前。或许是为了找寻一个可以替他送口信回家的人，他爬进了这家叫作“南恒裕”的粮店。店里没人，正像街面上没人一样，人们早就各自逃命去了。正在默默等待人生最后一刻的到来，竟然极难得地见到了一位突然推门而入的亲人，他是自己的内侄——海亭，也是刚从战斗中败撤下来的旗兵。姑父意外地见到了内侄，已经说不出话了，他只能拼出最后一点气力，把自己一双从烧伤肿大的脚上脱下来的布袜子，还有绑腿，递给海亭，示意他回家去报个信。海亭经过了彻夜激战，精疲力竭，也是为了找口水喝，才偶然地闯进了这家店铺，他已断无办法再将姑父背回家了。年轻的旗兵，恸哭失声地告别了姑父，一步三回头，趔趔趄趄地跑回了小羊圈胡同，一进屋，便嚎啕着跪倒在亲姑姑的膝下。 

　　 马氏，旗兵永寿之妻，幼儿庆春之母，自隆隆炮声响遍京城之时，就已经意识到，与无数例常常见到的八旗孀妇同等的凄苦命运，正向她步步迫近。现在，海亭冲进门来，一切就是明明白白的了。她的心，顿时变得钢浇铁铸一般。她知道，该是自己挺身而起，为儿女们充当“巴亚喇”了。 

　　 八国联军在付出了四百余人的伤亡之后，占领了京城。这帮杀红了眼的野兽，又得到了统帅部的新命令：在城内外公开抢劫 3天。紫禁城、中南海和颐和园，自然是首当其冲，仅颐和园中的珍宝古董，就被装箱装袋用骆驼队向外运了几个月。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强盗掠剩的《永乐大典》数百册，以及另外 4万多册珍贵图书，也被哄强一空。“传教士们也乘机大发横财。有个法国主教叫樊国荣的……一次就抢走了价值一万两白银的财物。有个美国传教士叫丁韪良的，也在沙滩粮店抢得两万多斤粮食。”[13] 

　　 京师再大，也比不上侵略者的贪欲来得大，向一切街巷民宅的掠夺迅速开始。小羊圈胡同再细，也比不上侵略者的“心细”，“他们有高度盗窃技巧。他们耐心地、细致地挨家挨户去搜索，剔刮，像姑娘篦发那么从容，细腻。”（《吐了一口气》）不止一批洋兵闯入了舒家。头一拨儿强盗进了院门，一刺刀便捅死了家里那条向他们扑叫过去的大黄狗，他们一看就知道，这户太穷，于是马上转向别家；脚跟着脚，第二批、第三批又冲进来。这时，年仅1岁零8个月的庆春正熟睡在炕上，他太不惹眼了，急匆匆的强盗们，把炕上两口破箱子里的东西一古脑儿地翻倒在他的身上，从中挑捡看得上的衣物。母亲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如果小儿子此刻惊醒啼哭起来，少不了也得像那条大黄狗一样……万幸，庆春没醒。 

　　抢劫，接着屠城。凡见到城中的成年男子，多怀疑是八旗兵或义和团，不由分说，按倒就杀，一时间，京师九城“尸骸枕藉”。曾击毙德国公使克林德的旗人恩海，被敌人捕获，他视死如归地说：“我因杀国仇而死，心中甚乐。”这不仅教强盗们胆寒，也惹得他们更加歇斯底里。奸淫妇女，也在城内外随时随处地发生。裱褙胡同等多处，成了联军官兵无耻宣淫、轮奸作乐的场所。平日里顶讲清洁的京城妇女，竟有许多人被迫把肮脏的粪便涂抹到自己的脸上、身上，以防遭到强暴。 

　　 ……这场发生在东方古国“首善之区”的大劫难，让每一个曾经亲历的京城人刻骨铭心。这一年是农历庚子年，故史称“庚子之乱”。这一年，又是清光绪二十六年，所以，旗族的群众则在其后的很长时期，习惯称之为“二十六年”。 

　　联军的乱兵在街面上横冲直撞的时候，马氏与她的内侄，是绝对无法去为永寿收回遗骸的。连续数日的大劫难总算熬过去了，家人仅能做到的是，为永寿制作一方木匣，放进死者的袜子、绑腿，还有在一张白纸上书写的永寿的名姓和生辰八字。在城北大钟寺南边的舒氏墓地，家人们葬下了这个木匣，葬下了一位八旗兵的忠魂。 

　　人们是否怀抱着幼小的庆春，参加了这次葬仪，已不可知。 

　　又过了一年，重新回到京城的朝廷，才慢腾腾地查实确认了那场战争中的八旗将士阵亡名单，核准了抚恤办法。在现藏于首都图书馆内的《庚子京师褒恤录》中，可以摘抄出以下两个片断：“护军瑞升、承通、林安、玉庆、春喜、祥林、松桂、永寿、文禄、常升、常海、松惠、海全、桂升、双寿,均于上年七月在天安门等门驻扎，二十一日对敌阵亡……”“护军顺喜、瑞升、承通、林安、玉庆、春喜、祥林、松桂、永寿、文禄、常升、常海、松惠、海全、桂升、双寿，均着照护军校阵亡例，从优赐恤……” 

　　生命的教育 

　　  像中外不少大文学家一样，老舍（这时还是庆春），是由寡母一手带大的。至于寡母的家庭与文学家的造就有何内在关联，这也许是个可供切磋的问题。 

　　 庆春的寡母和许多穷人家庭的寡母相似，也是在长久的含辛茹苦之中，咬紧牙关，终于把几个孩子带大的。庆春的寡母又和许多其他家庭的寡母不大一样，因为她是个旗籍女人，自家的生计总和“八旗生计”挂着钩，她的身上也总是体现着满族女性的独特气息。 

　　 永寿活着的时候，一家 5口全指着他每月领来的 3两饷银和一些老米度日。当时朝廷财政已日见不支，加上衙门里的克扣，往往是银子领到手里，成色和份量都不足，老米呢，也是发了这回没下回的。庆春的母亲必须在捉襟见肘中，解决一家人的冻饿问题。生下庆春，母亲就没有奶，母亲和小姐姐只能用个小砂锅熬一点浆糊，加上点糕干粉，填进他的小嘴，仅能保证让他弱小的生命不致于断气。到了一般孩子“七坐八爬”的时候，严重缺乏营养的小庆春，仍是坐不会坐，爬不会爬。甚至，两三岁了，他还没学会走。 

　　 “二十六年”上，永寿阵亡。这对苦熬了半辈子的庆春母亲来说，俨然雪上加霜。但是，既然生为旗兵的妻子，总是不能完全避免这种命运的降临，——她，恐怕早已听惯了历代旗兵遗孀们如何承受这种打击的故事；何况，眼下的京旗范围内，正增添了多少新寡与她为伍！旧日的老北京人，多半都爱传说旗人家的女人不大好惹，殊不知，在这一民俗事相中，曾经搅拌了几多的血和泪。旗籍女性以刚强、尊严、豪横著称，本是颇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她们是战士的家眷。世代命定的严峻现实，教会了她们怎么样来塑造自我。 

　　 照清代八旗制度的规定，阵亡旗兵的孀妇，每月可拿到原来“钱粮”的半数，作为抚恤赡养费。缘此，马氏在丈夫死后，每月也能从正红旗衙门得到饷银一两五。养育兵，是清代解决“八旗生计”问题的办法之一，即在家计艰难的旗人中间，适量地挑补一部分男丁，作为候补兵源来供养，其“钱粮”也是正身旗兵的一半。永寿阵亡的那年，长子庆瑞才虚龄 9岁，离补挑“养育兵”的最低限度，还差着一年。不知是过了多久以后，庆瑞大概是得以补上了一个“养育兵”的缺，因此，他也能每月从衙门里领来一两五的饷银了。[14] 

　　 母子 4人（包括庆春和他的三姐），虽说名义上又有了每月 3两银子的进项，可是，生活还是没有保障。一是自打朝廷向西方列强交付了巨额的“庚子赔款”以来，造成国库严重空虚，八旗衙门下发的“钱粮”因而时断时续；二是这个政权已显露出行将瓦解的征兆，衙门口里管“钱粮”的官儿，得贪即贪，得捞即捞，愈来愈明目张胆地克扣穷旗人，一份该当是 3两的饷银，七盘八扣，交到领饷人手里时还不足 2两，也是常事了；三是每到衙门放“钱粮”的日子口，一旦饷银数额不足，便理所当然地常常是先尽着正身旗人来发，养育兵和孀妇们，可就难免要遭到冷遇。 

　　 母亲虽是出身于正黄旗，却是从小在郊外农村长大的。她的娘家居住在德胜门外“蓟门烟树”附近的乡下，父母去世得早，她自幼便练就了结实的身板和勤劳的习性。允许一小部分生计艰难的旗人到京师周边的田间务农，这是清代中后期陆续出现的情况，庆春的母亲家何时被“恩准”离开城里到了北郊，并不重要；重要的倒是，母亲养成的吃苦耐劳习性，确使庆春一家人在蒙难之后因此而得益。 

　　 为了维持一家人的活命，母亲终日给店铺伙计或者屠夫们浆洗、缝补他们又脏又破的衣裳，她的手，不分冬夏总是泡在洗衣盆里，不洗东西的时候，每回看上去，都是燥裂、鲜红并且微肿着。在母亲的带动下，三姐和哥哥也都学会了苦干。三姐刚有十二三岁，就是母亲干活的好帮手了。哥哥是个养育兵了，照旗里的规矩不准随便外出揽别的营生，但是，到了这个连朝廷也像个“残灯末庙”的年头，他也像其他一些穷旗人的子弟似的，挎着个小篮儿，沿街叫卖小食品去了。 

　　 庆春的童年，毫无亮色。母亲、姐姐和哥哥，谁也没工夫逗他玩，而且，家中连一样能让他玩的玩艺儿也没有。烂棉花、破布块、碎线头，成了他儿时最理想的玩具。再大一点，他从存放破烂儿的小南屋里捡回来了些扣“泥饽饽”的模子、染了色的羊拐子，便算是得到了很难得的一份享乐。在精神状态上，他是个抑郁寡欢的孩子，因为从刚刚懂事起，他就和家人一样地知道了愁吃愁喝。 

　　 小庆春学会走路挺晚，可是论懂事，却比一般小康人家的孩子要早。在他童稚的脑海里，对这样一些事情留有不可磨灭的记忆： 

　　 ——每年都要有几趟，跟随母亲去城外的舒氏茔地，为死去的父亲上坟。母亲告诉他：咱们是旗人，“二十六年”上，你那父亲阵亡了，他，原本是正红旗下的一名旗兵！ 

　　 ——见到过家里保存的一块小木牌，那上面有父亲的名字，还有证明父亲长相特点的“面黄无须”四个字，那是阵亡了的父亲当京师护军时的一只腰牌，是他上下岗时使用的一枚通行证。 

　　 ——母亲一遍又一遍地讲述过他为什么会失去父亲和怎样地失去了父亲。“母亲口中的洋兵是比童话中巨口獠牙的恶魔更为凶暴的。况且，童话只是童话，母亲讲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吐了一口气》），是直接与庆春一家命运攸关的事实。 

　　 随着那些有关父亲的故事在胸中扎下了根，小庆春深深地憋下了一口气，这口气一憋就是几十年。当然，他也渐渐地体会到了父辈八旗战士们的爱国情感，明白了：作为旗兵永寿的儿子，“爱咱们的国”，是人生的头一宗大事。还有，他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便对置国运和京城军民性命于不顾、落荒出逃的西太后那拉氏们，产生了永远抹不去的厌恶感，品出了“旗人可跟旗人不一样”的道理。对“二十六年”，他，一个旗籍儿童，和那个岁月里所有的京城人一样，刻骨铭心。 

　　 庆春母亲的身上，有着许多为当时旗人们所推崇的品德和所标榜的习性。庆春是母亲带大的，母亲待人处事的方方面面，在他看来，都是那么地值得捉摸、令人尊重，都是应当做为生活规范的。 

　　 母亲像许多八旗妇女一样，干练、勤快、手巧，而且还继承了满人旧有的急公好义的品行，她特别乐于助人，能伸手帮别人一把的时候，从不推脱，哪怕是为人家的婴儿“洗三”，给周围的孩子剃头，为邻里少妇们“绞脸儿”，她都是有求必应，实心实意地去做； 

　　 母亲最肯吃亏，不仅从不跟旁人为点儿小事斗气，甚至心甘情愿地伺候了自己那孀居的大姑子好多年，到这位一向脾气不济的大姑子寿终正寝，她还把大姑子的所有遗物，爽快地交给了突然冒出来的大姑子的“侄儿”（在满人的传统习俗中，一向有女性终生在娘家享有较高位置的情况，据说，这种习俗的形成，既和早期该民族妇女未受过“三从四德”观念灌输有关，同时，也因为旗人女儿在出阁前均有被选为“秀女”的机会，故从小即受到另眼看待。庆春母亲长年以礼奉养大姑子，在这样的民俗中，是十分典型的例子）； 

　　 母亲坚忍、要强，把尊严看得很重，在一切大悲大难底下，她都“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我的母亲》），眼泪只往心里落，平时她一想起见官就紧张，可到了非找衙门里办交涉不可的地步，她又能毫不示弱地挺身而往，这和满族妇女的自我认定有关系，她们时时记挂着：我可是旗人的妻子，是兵的妻子； 

　　 母亲爱清洁与整齐，老是把小院扫得清清爽爽、干干净净，叫旧桌面上不存一星儿尘土，连破柜门上的铜活儿也叫它永远闪着光，既是旗人，什么时候也得活得硬硬朗朗的——这也是一种必有的生活信条； 

　　 母亲爱树木花草，家里人都快断了吃食的时候，她也不让亡夫留下的石榴树和夹竹桃短了水。到了夏天，枝头开出好多的花，那是她最快活的时刻。这类亲近自然景物的习性，追其本源，是和满族先民久久地生活在白山黑水自然怀抱、信奉崇尚自然的萨满教相关的，进入中原城市后，他们世代没有放弃这点儿情趣； 

　　 母亲好客，顾面子，“有客人来，无论手里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遇上亲友家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我的母亲》）老派的满人们特别“讲礼儿”，时刻把“体面”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上，这种“穷讲究”在他们的观念里，是人生在世的一样原则、一种享受，庆春的母亲也不例外； 

　　 母亲在贫困之中一向乐观，家里夏天佐饭的菜往往是盐拌小葱，冬天是腌白菜帮子放点辣椒油，过年了，包顿饺子也搁不起多少肉，但是，她总是充满自信地告诉儿女们：咱们的饺子肉少菜多，但是最好吃！苦中寻乐，是下层旗人们非常普遍的特点，他们不这样做，就很难饱聚生气地渡过一道道难关。 

　　 老舍后来在谈到自己毕生的第一位真正的教师——母亲时，这样说：“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百位教师吧，……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我的母亲》） 

　　 诚哉斯言。老舍一生，经受了比母亲要复杂得多的生存环境，更应对过许许多多预想不的关坎与磨难，但是，只要是知情者，便不难发现，他待人处事的习性、方式、原则、风度，常常与乃母如出一辙。正是从老舍的童年时代起，母亲就或有意或无意地，把一种生命的模式传给了他。 

　　 假如我们回眸一下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前期以至于中期，便会发现，在有成就的作家当中，其多数人都来自于社会的中上层家庭，像老舍这样出身于城市社会底层的作家，并不多见。老舍除了出身寒门，同时又是出身于少数民族，他，是直接从一位满族母亲那里获取了人生基础教育的，这就更可谓只此一例了。老舍的童年，十分凄苦，他的凄苦童年和清代末年京城八旗底层的社会命运紧密关联着，所以也可以说，有着别一样的惨淡情状。 

　　 在我们力图解说老舍生涯和老舍艺术时，不能不常常想起这位作家那别一样惨淡的“人之初”。 

　　《满族研究》199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