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民族文学的光辉旗帜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08-05-19 作者：关纪新
今天，在我国的文学界，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学界，老舍这个令人骄傲的名字，已是人人皆晓，倍受着瞩目和尊重。他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留下了不可或缺的、让后世永远回首的杰出业绩，作为少数民族的一位杰出作家，他的一系列文学活动所蕴含的民族文学及民族文化方面的重大意义，也正在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
1
老舍自幼生活在北京的满族社区，他的精神世界，不可避免地被打下了种种旗人文化和旗人社会的烙印。
清代后期，都市满族成了一个相当艺术化的群体。清初确立“八旗制度”以来，一代代的旗人子弟，被严格束缚在当兵吃饷的道路上。尤其是下层旗人，从婴儿出世，八旗衙门就记去了姓名，统治者用少得可怜的“铁杆庄稼”（即所谓“旱涝保收”的钱粮）买走了他们的终生自由，当兵成了旗人们活在世上的唯一前程，日子过得多么惨，也不许从事任何经济活动，不许擅离驻地，人要像鸟儿一样被关在笼子里一辈子。这显然是人生的大悲剧。为了找到心灵上的平衡与慰藉，艺术成了他们调节生活的重要途径，渐渐养成了整个民族的艺术志好。旗人们在吹拉弹唱、戏曲曲艺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形成了很强的实力。全民族艺术化的倾向，后来愈演愈烈，竟一直体现到：以“撇京腔”来寻求动听的语感享受，用诙谐幽默的生活情趣来排遣光阴，甚至于还把日常的礼节礼貌都安排得充满艺术性……老舍，正是落生在这么一个艺术化了的民族。虽然他家和许多旗人家庭一样，穷困潦倒。但是，境况的贫苦和文化的“阔绰”，却是这样一类京城下层旗人们的生活现实。生计上艰难的家庭，艺术上富有的民族——是老舍出身其间的相悖相辅的社会环境。日后成了大作家的老舍，确实从他早年间耳濡目染的民族文化习养里面，获益匪浅。
北京话是老舍生来便享有的一笔文化财富。满族人自清初定都北京起近 300年间，先是基本放弃了满语，随即对京城流行的汉语，进行了极具耐心和极大程度的改造，京腔京韵是经过了一代代视语言为艺术的满人们的把玩、锤炼，才变成了后来这么清爽悦耳、富有表现力的。青少年时代的老舍，对“京腔京韵”跟旗人社区的特殊关系颇有感受。得力于这样的语言熏陶，加上后天的努力切磋，老舍终于成了现代作家中运用北京大白话写作的一代宗师。他能在创作中运斤如风地驱遣调动北京话，将北京话的内在美感准确地把握住，再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胡适说过：“旗人最会说话，前有《红楼梦》，后有《儿女英雄传》，都是绝好的记录，都是绝好的京语教科书。”（《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周作人也曾指出：“至老舍出，更加重北京话的分子，故其著作正可与《红楼》、《儿女》相比，其情形正同，非是偶然也。”（《日文本〈骆驼祥子〉序言》）。
老舍创作风格之一是“笑中有泪，泪中有笑”。他的代表作悲剧居多，可这些悲剧又往往以独创的幽默特色著称。用幽默笔法写悲剧，是老舍的专长。老舍的这一风格，也源起于满民族的历史悲剧。清末，生活在“笼子”里的旗人们，痛苦郁闷，为了稍获解脱而不能不着意练就愁里寻欢、苦中作乐的本事，在压抑的社会阴影里彼此戏谑调侃；到了民国初年，他们的社会地位又下滑了一大截，本已很有艺术感觉的下层满人们，更是得在插科打诨间，讨得暂时而且可怜的心理快慰。久而久之，满族人普遍养成了夹杂着几分灰色玩事不恭的幽默天性。老舍是在这种融汇着复杂生活情调的现实中泡大的，也被浓重地染上了倾向幽默的思维习性。这种习性，从一开始，就自然地被注入他的创作活动中，早期的几部作品中的幽默带着作者下意识表达的迹像。后来老舍一度为了防止“幽默冲淡了正义感”而远离幽默，反倒使作品大受损失，于是，他重新拾回自己的幽默笔法，坚持让幽默为创作主题服务，并将这条路子越走越宽，从而达到了悲剧主题的严肃性与艺术风格的幽默感的水乳整合。可以说，老舍式的幽默格调，亦出于作家对民族文化的包容和提升。
随着清朝的覆灭，北京城的下层旗人失去了“铁杆庄稼”，又一时难以学到较多的谋生手段，为饥寒逼迫，大批涌入城市贫民的生活行列。他们当中，拉洋车的、当警察的、卖艺的、作工匠的、干小买卖的，以至于沦落为妓女的，都大有人在。青少年时代的老舍，与他们在命运上是休戚与共的，他在成了作家以后，也满怀深情地关注着这群苦同胞的遭遇。于是，这类含有满族血统的生活原型，便络绎不绝地被作家引进了他那些不朽的作品中，成了我国文学画廊上的艺术典型。老舍所以擅长表现城市贫民题材，其历史原因也在于此。
２
满族有着厚重的民间文艺传统和光荣的作家文学传统。老舍是其杰出传人。
满族的先民，世代生息在祖国东北白山黑水之间的高寒地带，在从渔猎到农耕的生产活动中，逐渐形成酷爱说唱艺术的习惯。随着清政权入主中原，满族将他们的艺术爱好带到了北京等中原都市。至清代的中后期，以“子弟书”和“八角鼓”为主的曲艺和以京剧为主的戏曲，成了满族从上到下各色人等非常喜爱的艺术。老舍从小就处在这种曲艺和戏曲嗜好的包围之中。
在中国现代优秀文学家中间，也许再没有人比老舍会更热衷于俗文艺了。抗战时期，他曾如饥似渴地考察和钻研相声、大鼓、快板等曲艺创作手法，给艺人们大量提供宣传抗战的新段子，甚至还大大方方地和民间艺人同台献艺。50年代初，他为旧式曲艺的推陈出新投入了巨大心血。由他倡导并带头试验，北京出现了以各种曲艺曲牌来设计唱腔的新剧种——北京曲剧。他还把曲艺成份巧妙地揉进别的艺术样式，从《鼓书艺人》、《方珍珠》、《龙须沟》，到《茶馆》，教小说和话剧作品，闪射出迷人的奇光异彩。在某些专事“雅文学”的汉族作家们眼里，像老舍这样的大作家，还时常去写些“雕虫小技”、“不登大雅”的俗玩艺儿，未免是太“自轻”了。受过民族文化深刻影响的满族作家老舍，却从来就不会这么想问题。
清代满族的书面文学高度发展，有上千位作家和诗人为后世留下了文集和诗集。纳兰性德及其词作《饮水词》、曹雪芹及其长篇小说《红楼梦》、西林春（顾太清）及其词作《东海渔歌》、文康及其长篇小说《儿女英雄传》等，都在中华文学史册上享有或突出或重要的位置。自幼倾心文学的老舍，对这些满族前辈作家的作品很熟悉，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文学传统是他一生戮力为之的事情。
然而，作为满族文学的传人，50岁之前的老舍却生不逢时，当时的他面临着不利于发展民族文学的特殊历史时期。辛亥革命摧垮了清政权，终止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是伟大的社会进步。但是由于其后统治者自身的局限，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推行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政策。“反满”情绪风行于市，满族群众遭到空前的歧视虐待，侮辱嘲弄，甚至殃及生命。满族人抬不起头，为逃避民族歧视，不少人隐瞒民族成份，有的被迫更名改姓。满族作家老舍的民族心理也陷入无法排解的压抑之中。他只好普遍隐去自己作品中人物的满族身份，就和他的许多同胞在现实中所做的一样。一个异常微妙的现象，在老舍前期及中期的创作中出现了：在他笔下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乃至于写作风格都带着底蕴十足的满族特质，而从表层观察，却难以轻易看出，这是一位满族作家在进行着具有满族文学性质的创作。
老舍前期和中期的大量创作，没有能够鲜明地体现出满族文学的外在特征，其责任完全不在作家个人。同时，也应该指出的是，未能尽显满族文学外在特征的老舍作品，由于已然具备了如前所述的充分的和内在的满族文学特质，今天的人们如能用科学的目光去看问题，也还是得承认，它们仍然是属于满族文学（亦即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范畴的。老舍，这位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在极不利于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社会逆境里，能为民族文学事业做出如此重大的成就，已经是殊为不易的了。
３
老舍作为一个满族人，一位满族作家，他的民族心理的整体开放，是在年过半百之后的事。进入共和国时代的老舍，感受到劳苦大众社会地位的上升，注意到中国共产党奉行的民族政策带来的变化。50年代前期，政府认定了满族作为祖国多民族大家庭中平等一员的位置；满族的政协委员和人民代表出现在国家级的议事场所（老舍本人就获得了这种荣誉）。随后他又担任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委员，在中国作家协会里面成了分管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副主席……他找到了少数民族地位上升的实感。他知道旧时代弥漫于世间的民族偏见，正在得到纠正。他有机会去新疆和内蒙古等地，亲自考察满族和各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实况。关于满族，让他最激动的，就是旧社会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大批底层同胞，已在社会公正和自食其力的前提下，找到了走向幸福的人生之路。老舍不再有任何理由，需要掩饰个人的民族出身和民族心理。他成了社会上最令人们熟知的满族代表人物。身为作家，他知道自己应当怎样把久久激荡于怀的民族情感兑现和抒发出来。
50年代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一个热启动时期。来自不同民族的作家，为创建各自民族的新文学，焕发出了空前的热情。这对老舍也是鼓励和鞭策。1955年，中国作家协会在少数民族作家们倡议下，召开了推进民族文学发展的座谈会，老舍就是那次会议的主持人。他跟不同民族的作家齐集一堂，异常兴奋。各族作家见到他这位德高望重、本人又是少数民族出身的文学前辈，高兴极了，说，中国作家协会应设一个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就选老舍先生来当委员长好了！老舍不无诙谐地给大家作了个揖，连说：不行，不行，我可不如你们，我把我们老祖宗的话全忘了，你们听我这一口北京腔儿，能当委员长吗？但我一定争取当个委员，把咱们全国各民族作家团结在一块儿！（参见玛拉沁夫：《“没有春天，咱们会去创造！”》）
1956年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分管民族文学的副主席老舍，作了《关于兄弟民族文学的报告》，在这个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有关少数民族文学的系统报告里，就诸如民族文学的遗产和新文学的兴起、开展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民族文学的翻译和创作问题、如何在文学创作中克服大汉族主义思想和地方民族主义思想，以及推进中国各兄弟民族文学发展的具体措施等项，一一阐述了看法，他希望：“让所有的兄弟民族都以热爱祖国的精神吟唱自己的诗歌，以自己的语言与风格写出历史的今天的现实主义的故事与戏剧”。
1957年5月，老舍以中国作协副主席的身份前去乌鲁木齐，出席中国作协新疆分会的成立大会。他在那里半个月，竟没能抽出空暇游一次神往的吐鲁番，而是把时间全都用在了与各民族的文艺家们交朋友上面。他很累，却为结识了许多的朋友感到高兴，他说，各族的“朋友比高山大川更重要。”（《新疆半月记》）
1960年，老舍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题为《兄弟民族的诗风歌雨》发言，提出：“以汉族文学史去代表中国文学史显然有失妥当，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而兄弟民族又各有悠久的文学传统”，“今后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无疑地要把各兄弟民族的文学史包括进去。”同一年，他在百忙中发表了有关新疆各民族小说创作和有关傣族民间叙事长诗的评论文章。还是这一年，他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理事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这是一篇较1956年的报告在内容上更为翔实和透辟的报告，报告中，在全面介绍各民族文学创作队伍的时候，有这样一句短语：“满族：作家有胡可、关沫南与老舍等。”
在共和国创建前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全面振兴的历史阶段，老舍已经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摆进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大格局中，他充分利用自己的职务身份和社会影响，为民族文学的成长壮大，荜路蓝缕，奔走呼号，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４
老舍青年时代走上文坛时，就有写出典范的满族文学作品的愿望。他曾计划写一部反映清末社会生活的家传体长篇小说，却一直无法将它写出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作品必须涉及的满族社会内容，在当时很难被世间接受。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前期，他终于感到，可以放手写这部在心中酝酿了大半生的大作品了。1961年年底，他开始了这次异常重要的创作活动——撰写长篇小说《正红旗下》。作家出身于清末满族正红旗，“正红旗下”即“在八旗之一正红旗辖制之下的旗人们”。由题目开始，作家就要让小说明确显示出少数民族——满族文学的独特风采。
《正红旗下》，是一幅浓墨重彩地描绘19世纪末北京满族社会生活的艺术画卷，具有强烈的历史表现力。作者于世相百态的精雕细刻间，写出了时代嬗变关头满族以及整个中国社会的风云走势。作品由京城贫苦旗兵家的“老儿子”降生起笔，通过满族各类人物饶有特点的活动，深入叙写了旗人们的经济处境和文化位置，表现了生活在“八旗制度”下的人们迥异的心理状态：一些人寄生于这一制度之内，成天浑浑噩噩，对维新变法充满恐惧，已成了民族发展可怕的障碍；而另一类人，则看清了“八旗制度”的腐败，意欲挣脱这种制度的束缚，走向自食其利的道路，代表了导引民族走出困境的光明前景。小说还涉及了大的社会斗争内容，以一个青年义和团民的出现，烘托出当时遍及城乡的义和团大事件。外辱临头，也引起了旗人群体在思想上的分道扬镳，在一个小小的旗人家庭里，哥哥无耻地委身于洋人势力，而弟弟则勇于大义灭亲……《正红旗下》宛如一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由心儿里”剖视了清皇朝赖为基础的八旗社会，展现了清政权落花流水般地不可收拾，使读者看到，当时满民族的社会分化及精神危机，已发展到了难以调整、必须做大幅度变革的程度，人民要冲出社会桎梏，民族要通过奋斗而赢得新生，更属于历史的必然。
老舍不仅给《正红旗下》构造了清末旗人社会的特定历史框架，又向这一框架中填充了丰富多彩的民俗内容。读这部作品，人们就像在游历一场19世纪末叶京师旗人生活风情的博览会，能够得到多项的文化认识价值。同时，老舍式的京味语言和幽默笔触，在这部小说里面，也被运用得炉火纯青。
老舍在命笔之初绝对想象不到的是，这部将展示他最高文学功力的满族文学作品，刚写出开篇部分的11章8万字，中国文坛上空风云突变。先是出现将长篇小说创作大都指责为“利用小说反党”，之后又掀起所谓文艺必须“大写十三年”（只准写共和国期间的“新人新事”）的浪头。老舍无奈，只好把《正红旗下》这部浸透大半生心血构思的小说创作活动中断下来。此后，文学界的极“左”势头更为严重，老舍本人也在“文革”开始时辞别人世，于是，《正红旗下》——这部作家完全可以调动毕生艺术积累来创作的足以传世的大作品，便再也无缘以完整面目与读者见面。典范的满族文学作品《正红旗下》的开篇部分，成了老舍的艺术“绝唱”。
５
以往，人们常误认为，只有用少数民族语言写作的作品才属于少数民族文学，不习惯于在用汉语文创作的作品中，剥离出少数民族文学一个重要的亚种。从古到今，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文写下了许多的优秀作品，直到相当晚近的时期，人们才看清了将这份文化遗产重新归还到少数民族人民名下的重大意义。老舍的文学，就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具体分野来说，该当属于满族文学，该当属于少数民族文学，这样的话，在并不很远的过去，说出来还会让某些有识之士感觉茫然，而随着文学发展和学术研究深入到今天，却已然为绝大多数的文学工作者所心悦诚服地接受了。
近年来，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界，不单是满族作家们，各民族作家关切老舍创作的，都在与日俱增。他们要从老舍的辉煌成就里寻觅可资自己借鉴的“真经”。比照老舍的创作道路来探测我国多民族文学的现实发展，用老舍作品在民族文学流变中的多重意蕴来摸索少数民族文学的内在规律，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老舍，在中国现代最优秀的作家中最引人注目的少数民族作家。他的超越民族、国界和历史的文学业绩无可置疑地证实了，少数民族作家，完全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有大的作为。
世间所有现存民族，都有自成单元的传统文化，都有与传统文化相联系的民族文学。在各民族彼此完全隔绝的年代，文学的民族性最浓烈、鲜明，文学对民族文化的依赖性也最彻底。也正是如此，十足的民族性，往往成了文学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取得成功的羁绊。老舍的经验证实，处在社会大变革时代的少数民族作家，不应当，也不再可能到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中找寻成功之路，要勇于走进充满异质文化碰撞的天地间，在接受外民族文化冲击的过程中，体现本民族文化的内在魅力和外在风采。老舍自幼生长在满族开放式的文化土壤中，既深入植根于本民族文化，又对汉族等中原民族的文化有真切体验；他在青年时期旅居英伦，环游欧亚，后来又到过美国，对中外文化异同有精密的观察。系列文化巡游后的回归，对于产生超越民族狭隘文化眼光的大作家，具有特殊作用。我国现代文坛上的少数民族作家，从他们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上分析，大致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本源派生—文化自恋”型的，他们在本民族文化环境中生成，民族传统浸透了他们的思维，每遇异质文化影响总会本能地恪守自我，抵御干扰，习惯以本民族的文化价值尺度去评估一切客观事物；第二种是“植根本源—文化交融”型的，特点是对本民族文化、文学发展抱有强烈的责任感，又在与外民族文化的近距离接触中，虚怀若谷，大胆汲纳，建立起具有多重文化参照系的、以本源文化为基准而又博采众长的崭新的民族文化价值观，并把这种观念注入创作实践；第三种是“游离本源—文化他附”型的，这类作家从小生活在他民族的文化环境下，没能领受到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滋养，成为作家后也没有做过向本民族文化回归的努力，他们的作品从题材、语言、手法到审美追求，都与本民族文化无确切关联。中国现时的少数民族文坛上，这三类作家各有其阵容。第三类作家因不能占有民族文学的典范位置，故不被过多注意。曾受到特别注意的第一类作家，确曾对民族文学有过开创之功，不过，其作品由于缺乏时代气息，缺乏与他民族文化产生互动、共振效应的内在机制，也渐被冷淡了。只有第二类作家，在新时代的文学发展中构筑了显著优势，其作品既含有本民族文化的独特价值，又建有与外民族读者欣赏需求相沟通的渠道，展现了在人类文化进入多元并存、交流互动时代强有力的外向冲击力。老舍，是第二类型少数民族作家的天才代表，是新的文学时代刚刚降临于我们东方古国时出现的少数民族新型文化和新型文学的先驱。他在横跨“满族—汉族—西方现代民族”多重文化系统之上所打造的属于自己而超乎常人的精到的文化视角，对少数民族作家登临人类文学的高梯级，是必要和重要的。
人们过去常以为只有长久坚持一成不变的传统文化，才是地道的、名副其实的民族文化形态，满族文化似乎早已为他民族“同化”了。其实，民族文化间的交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或迟或早都会发生。在社会大变革时代，各少数民族的传统社会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异化，民族间的影响超出人们的逆料。中国现有作家文学的少数民族，几乎达到90％以上的作家，均在用汉语文写作，连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一向以本民族文字创作见长的民族，作家用汉语写作的比例，也在不断上升。满族作家在清代半是无奈半是进取地走上的那条语言转轨之路，已出现在许多少数民族的脚下。这其实很正常，人类文明进程从来如此。国内外无数例证又说明，逐步放弃本民族原有的语言文字，甚至洞开民族间的文化壁垒，都还离民族文化的最后被“同化”，离一个民族的最后被“注销”，有着相当远的路程。
中国各少数民族的文学正处于加速流变之中。有所失亦有所得。失去的，是文化和文学的某些外在表征及由此带来的隔离保护机制；得到的，则是少数民族文学在更广阔的时空间更自由的发展。不必担心这种流变使少数民族文学损失过大，满族文学的历史和老舍的成功告诉我们，原本健全的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化，自会产生能动的代谢补偿机制，当传统文化的外在特色开始模糊之际，其内核的种种固有因子却加倍地活跃起来，偿付外在特色的缺损。当然，随着民族间交往的年深日久，传统文化的内核特质也会慢慢淡化，这时，负有民族文化使命的作家，其主观能动性的施展，就有优劣之分了。老舍在满族文化受到社会不公正的排斥的情况下，并没有疏远自己的民族文化本源，悉心地去体味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创作实践中有胆有识地将满族传统文化的美质溶解其间，教作品在题材、风格、手法、韵味等方面，都呈现出一番有别于汉族及其他民族作品的文化气象。这也许正是老舍之为老舍的绝妙之处。今天，中国各少数民族与汉族在文化上的大量交往，带来了本民族文化的程度不同的变异，他们的作家回过头去用传统手段写本民族封闭性生活题材，已越发地不可能。这时，老舍的示范性经验就是相当有益的了：下力气向民族文化的深层探取，以现代文明的目光辨别民族传统的成份，再把能够有益于时代的本民族特有的文化内涵充分张扬出来，便可以发展创新，重获一派勃勃生机。
老舍的创作经验还告诉人们，在多民族文化交流互动的文学时代，民族文学要走向广大读者，要走向世界，就应当具备深刻的文化审视意识。世界进入20世纪以来，人类现代文明的曙光，已经次第辉耀于中国各个历史悠久、文化积淀厚重的民族，让许多民族的文化人，都看到了民族旧有文化的潜在弊端，产生了重新认识自我民族和重新塑造自我民族的欲望。老舍是最早具备了这份神圣忧思的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之一。他在20年代早期作品《二马》里，就说出过“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老’”这般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警世之语。他一生的许多作品，都是围绕检讨民族文化的主线展开的。晚年的搁笔之作《正红旗下》，更是把这种民族历史文化的批判精神发扬到了极致，他命中要害地抨击了“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这样尖锐的批评由一位毕生热爱着自己民族的大作家口中道出，份量是极重的，其中包含的民族文化的扬弃力量也是宏大的。其实，中国的少数民族，哪一个没有历史教训和文化教训需要归结呢？民族的自我超越意识和深层次的文化省视意识，对每个力图走出历史“怪圈”从而迎头赶上现代文明的少数民族，都是必需的。
老舍作为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杰出代表，他在民族文学道路上的巨大成功，与他所出生其中的民族——满族所持有的开放型的民族文化性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多民族的文学事业正在发展，时代不仅对满族，而且对一切少数民族的作家，都提出了培养开放型民族文学品格的要求。老舍的事例证实，只有在开放型的民族文学品格之上，才有可能发现通向民族文学最高荣誉的阶梯。一位少数民族作家，只要对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享有植根其间的位置，就不必担心在取得开放型品格的过程中迷失了自我，恰恰相反，少数民族文学新的更高级的生命形态，必会应运而生，大放光彩。
如同现今的世界上尚未出现过纯粹的非民族的文学一样，现今的世界上也越来越不可能再产生纯而又纯的民族文学。民族文学在各自范畴内的一切扩殖，均须在多民族的相互交流、相互渗透中实现。老舍和他所创作的少数民族文学，就是在这样一个多民族文学彼此剧烈互动的年代，充满自信地成就了自我。
所以我们说：老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面民族文学的光辉旗帜。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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