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以“老舍与北京”为主题，来纪念老舍先生诞生105周年，我觉得是颇有意义的。虽然几乎从打有了作家老舍起，人们就在议论他与北京这座城市的关系，但是，这个话题好像至今仍然没有完全谈透。或者我们也可以说，随着历史的推进，社会的变迁和文化的伸展，“老舍与北京”这个题目是很难彻底作完的。
    老舍与北京有着千丝万缕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我愿在这里也谈谈自己的一孔之见，供大家批评。在我看来，要讨论“老舍”与“北京”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就不能忽视二者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概念——“满族”。老舍与北京的关系，并不是一般的北京人与北京城的关系，他跟北京这座城市差不多是有一种先天注定的、生死相托的不解情缘。
    我们知道，老舍一家在他出生之前就早已隶属于满洲八旗之一的正红旗下。因为尚没有任何资料证实他们这一家族在清朝定鼎北京之后有过怎样的调动迁徙，所以，只能假定他们是自17世纪“从龙入关”后，始终归属在京城里的正红旗麾下。
    史籍记载，1644年清政权入关，把燕京确定为首都后，便在京城实行了旗、民分城居住的措施，相当于今日东城、西城的内城，只许满、蒙、汉三个八旗的将士及其家眷居住，而原来住在内城的汉、回等其他民族的百姓，则全部被迫迁移至京师外城——即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崇文、宣武两区。在内城，中心是皇城，围绕皇城，三个八旗严格地被分置于四方八隅。镶黄旗驻安定门内，正黄旗驻德胜门内，镶白旗驻朝阳门内，正白旗驻东直门内，镶红旗驻阜成门内，正红旗驻西直门内，镶蓝旗驻宣武门内，正蓝旗驻崇文门内。这种畛域严整的格局，到了清中期以后，才稍稍地模糊起来，因为旗人们没法不吃不喝、不向商人们购买日用品，旗人贵族更须观览世风、看戏娱乐，就得随时跟外民族打交道，渐渐，原来住在外城的一些“民人”（在清代，是与旗人相对应的称呼，指的是除旗人而外的所有人和所有民族），有胆大的，居然搬进了内城，内城的王公贵族也有破例到外城去辟地设府的了；再后来，受“八旗生计”的逼迫，一部分城里的贫苦旗人典出了自己的居舍，离开最初的本旗指定居住地，向着附近——包括各城门之外的关厢地区——可资容身之所搬迁。即便有了这样的变化，八旗在内城的基本居住区划，却直到清朝灭亡以前，没有大的变更。在京城的八旗区划内，始终分别设立着八旗都统衙门，这 八个衙门，不但掌管着京城旗人的一切事务，还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驻防旗人一并统辖起来。从道理上讲，遍布全国各地的八旗驻防旗兵，都是从京城这个“老家”派出的，如果战死在外地，其遗骸都应当被送回京师“奉安”。这种方式，是与清初最高统治者将本民族中心由祖国东北地区彻底移到北京地区的整体部署一致的。这就像雍正皇帝说过的：“驻防不过出差之所，京师乃其乡土。”
    清代末年，老舍家住在京师内城西北部的小羊圈胡同。这个胡同，由西四北大街往北走，过了护国寺街口，再往前的东边第一条胡同即是。这里距离西直门，只有三五里地。看来，进关之后，舒氏家族世代一直没有离开他们的这片“热土”太远。世居京师二百多年的旗人们，对祖国东北白山黑水的“发祥地”，记忆早已模糊起来，至多不过是在满足忆旧情感需要时，才提提祖籍“长白”的传统说法。一代一代的旗族人氏，将北京认作了自己的家乡，把北京作为家乡来亲近和爱戴，“京师即故乡”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他们，已然成了北京城里地道的“土著”。
    可是，查一查清代京城的八旗区划地图，人们又会多少有点儿意外地发现：小羊圈胡同偏偏已经游离于正红旗的居住区域之外，它属于正黄旗的范围。由此可以想见，永寿，或者是他的前辈，也有过因故做短距离搬迁的经历。好在，他家并没有走远，也不可能走远。小羊圈胡同南面的护国寺街以南，以及出了这条胡同西口的西四北大街以西，都是正红旗的地盘。也就是说，从他们家向南、向西，都只经几十米，便会进入正红旗原先的居住地。关切这一居住地的人们，在释去上述那点小小意外之后，会随后接触到感兴趣的另一点，就是：正黄旗，乃是老舍的母亲——舒马氏娘家所隶属的那个旗。
    我以为，对这个坐标点的捕捉和省视，大概暗含着两点意义：
    第一点，是象征性的：日后的老舍，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主要是姓氏与血脉，还有他那为国尽忠的高尚精神，这很重要。而老舍从母亲那里继承的，却不但有血脉，更包括着一生用之不竭的性情和品质，以及绝不轻易改变的做人方式，这想必更为重要；
    第二点，则应当说是可以在老舍毕生的多种成就中不难得到印证的，即他的呼吸、他的经历、他的气质、他的感情……都是从这里开始生成、放射与升华的，在这里，深扎着他的人生之根、人文之本。舒乙先生发现：“从分布上看，老舍作品中的北京地名大多集中于北京的西北角。西北角对老城来说是指阜成门——西四——西安门大街——景山——后门——鼓楼——北城根——德胜门——西直门——阜成门这么个范围。约占老北京的六分之一。城外则应包括阜成门以北，德胜门以西的西北郊外。老舍的故事大部分发生在这里。”而这个发现，支持着的，应当是如下的一种思考：这片作家一生写也写不倦的老城西北角，刚好相当于是清末（也即老舍儿时）的正红旗驻地和正黄旗驻地，在这片浸润着父精母血的旗籍“热土”中，萌发出来的文化心理意识，对作家的一生，产生了何等深刻的潜在影响！清初八旗制度曾明文规定，“京旗”将士未经许可，不得私自离开本旗范围太远，违者当以逃旗治罪，并将家眷、财物充公。或许，就是这样的早年间的制度，一直对清朝解体后若干年才问世的老舍作品，产生了某种潜在的精神制约？

    老舍与北京城的不解情缘，还由于他有着一位为了保卫这座城池而壮烈捐躯的旗兵父亲永寿。永寿在八旗军队中的身份，用满语讲叫作“巴亚喇”，用汉语说就是“护军”。清代的护军，是“拱卫京师”诸兵种中的一支，它的任务，是专门负责捍卫整个京师的安宁。许多年来社会上曾经人云亦云地传布八旗子弟全都是些堕落人物，其实很不确切。有清一代，满民族为我们祖国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付出的牺牲也是巨大的。虽然到了清代中晚期，官场上的腐败风气日盛，但它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某个民族。直至清末，在八旗下层官兵的心间，旧日形成的为爱国护民而不惜奉献一切的精神，“不得捐躯国事死于窗下为耻”的观念，依然是相当牢固的。迟至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及其之后几十年间，八旗将士前仆后继、浴血抗敌的事迹，仍然在各类史书上多有记载。以至于远在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也曾撰文高度赞扬八旗官兵誓死保卫国家的壮烈之举。在当时的京师八旗营房中，贫穷尚武的旗籍士兵们，在家徒四壁的情况下，还是要按照八旗制度的规定，自购兵器战马，不忘国家重托，他们嘴上常常挂着的口头禅，还是那么一句硬话：“旗兵的全部家当，就是打仗用的家伙和浑身的疙瘩肉！”他们一贯地忠勇可敬，贫苦困顿从未折损了世代相袭的拳拳报国之心。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即庚子年，为反抗八国联军的野蛮入侵，八旗军人们为护卫祖国的首都而蹀血奋战，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老舍的父亲永寿就是在这一战斗中尽忠殉国的。对于这片撒下过父兄们一腔热血的土地，作家老舍会持有何样的情感，我们是不难想见的。
    作家老舍最擅长写的是旧北京的下层市民生活。这也和他的满族出身直接相关。随着清朝的覆灭，北京城的下层旗人失去了“铁杆庄稼”，又一时难以学到较多的谋生手段，为饥寒逼迫，大批涌入城市贫民的生活行列。他们当中，拉洋车的、当警察的、卖艺的、作工匠的、干小买卖的，以至于沦落为妓女的，都大有人在。青少年时代的老舍，与他们在命运上是休戚与共的，他在成了作家以后，也满怀深情地关注着这群苦同胞的遭遇。于是，这类含有满族血统的生活原型，便络绎不绝地被作家引进了他那些不朽的作品中，成了我国文学画廊上的艺术典型。
    老舍自幼生活在北京的满族社区，从他的精神世界到他的艺术根基，不可避免地被打下了种种旗人文化的烙印。
    清代后期，京城满族成了一个相当艺术化的群体。清初确立“八旗制度”以来，一代代的旗人子弟，被束缚在当兵吃饷的道路上。尤其是下层旗人，从婴儿出世，八旗衙门就记去了姓名，统治者用少得可怜的“铁杆庄稼”（即所谓“旱涝保收”的钱粮）买走了他们的终生自由，当兵成了旗人们活在世上的唯一前程，日子过得多么惨，也不许从事任何经济活动，不许擅离驻地，人要像鸟儿一样被关在笼子里一辈子。这显然是人生的大悲剧。为了找到心灵上的平衡与慰藉，艺术成了他们调节生活的重要途径，渐渐养成了整个民族的艺术志好。旗人们在吹拉弹唱、戏曲曲艺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形成了很强的实力。全民族艺术化的倾向，后来愈演愈烈，竟一直体现到：以“撇京腔”来寻求动听的语感享受，用诙谐幽默的生活情趣来排遣光阴，甚至于还把日常的礼节礼貌都安排得充满艺术性……老舍，正是落生在这么一个艺术化了的民族。虽然他家和许多旗人家庭一样，穷困潦倒。但是，境况的贫苦和文化的“阔绰”，却是这样一类京城下层旗人们的生活现实。生计上艰难的家庭，艺术上富有的民族——是老舍出身其间的相悖相辅的社会环境。日后成了大作家的老舍，确实从他早年间耳濡目染的民族文化习养里面，获益匪浅。
    北京话是老舍生来便享有的一笔文化财富。满族人自清初定都北京起近 300年间，先是基本放弃了满语，随即对京城流行的汉语，进行了极具耐心和极大程度的改造，京腔京韵是经过了一代代视语言为艺术的满人们的把玩、锤炼，才变成了后来这么清爽悦耳、富有表现力的。青少年时代的老舍，对“京腔京韵”跟旗人社区的特殊关系颇有感受。得力于这样的语言熏陶，加上后天的努力切磋，老舍终于成了现代作家中运用北京大白话写作的一代宗师。他能在创作中运斤如风地驱遣调动北京话，将北京话的内在美感准确地把握住，再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胡适说过：“旗人最会说话，前有《红楼梦》，后有《儿女英雄传》，都是绝好的记录，都是绝好的京语教科书。”（《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周作人也曾指出：“至老舍出，更加重北京话的分子，故其著作正可与《红楼》、《儿女》相比，其情形正同，非是偶然也。”（《日文本〈骆驼祥子〉序言》）。
    老舍创作风格之一是“笑中有泪，泪中有笑”。他的代表作悲剧居多，可这些悲剧又往往以独创的幽默特色著称。用幽默笔法写悲剧，是老舍的专长。老舍的这一风格，也源起于满民族的历史悲剧以及北京旗族的精神气质。清末，生活在“笼子”里的旗人们，痛苦郁闷，为了稍获解脱而不能不着意练就愁里寻欢、苦中作乐的本事，在压抑的社会阴影里彼此戏谑调侃；到了民国初年，他们的社会地位又下滑了一大截，本已很有艺术感觉的下层满人们，更是得在插科打诨间，讨得暂时而且可怜的心理快慰。久而久之，满族人普遍养成了夹杂着几分玩事不恭的幽默天性，而这一点尤以京城旗人为甚。老舍就是在这种融汇着复杂生活情调的现实中泡大的，也被浓重地染上了倾向幽默的思维习性。这种习性，从一开始，就自然地被注入他的创作活动中，后来这条路越走越宽，从而达到了悲剧主题的严肃性与艺术风格的幽默感的水乳整合。可以说，老舍式的幽默格调，亦出于作家对京城满族文化的包容和提升。
    ……老舍与满族与北京的这种关系，实在是说不完的。今天我们在议论这个话题的时候，也许可以将它扩展为一些更进一步的思考。
    当人类进入21世纪的时候，北京这座古城已经再次成为了让世界瞩目的地方。北京城的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最优秀的组成部分之一，越来越被人们广泛重视。发掘北京文化的宝藏，阐释北京文化意蕴，展现北京文化的价值，弘扬北京文化的精神，都已成了今日北京文化界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当然应当站得更高些看得更透彻些。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文化从来就是生活在这片国土上的各个兄弟民族共同缔造的。北京城作为辽、金、元、明、清历代国都，早就叠积、浸润着不同民族多重的文化营养。现在，我们要发掘、阐释、展现和弘扬北京文化，当然应当怀着一种包容起多元文化的胸襟。就拿老舍先生出身其间的满族来说，几百年来，在与中原文化交流会通的过程中，曾经多有作为，多有贡献。今天人们在说起北京文化的时候，差不多都要讲到京戏和老舍，而人们却往往不大能够注意到京戏这一项集体性的辉煌艺术成就和老舍文学这一项个人性的辉煌艺术成就，都与满族有着非常直接的关联。当然，满族对北京文化的贡献还有许多，例如评书、相声、单弦、北京琴书甚至曲剧等曲艺、戏曲样式的诞生与繁荣，例如北京的建筑艺术、绘画艺术、书法艺术的蓬勃发展，再例如融入了北京人血液里头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风采气质、审美尺度等等，也都受到过满族传统的极大影响。
    2008，北京将要作为缤纷中国的一面橱窗向当代世界充分敞开。我想，届时假如我们能够将作家老舍及其文学世界，作为北京城的一种全息的文化图像，呈现给五洲四海的客人，定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收效。当然，如果把老舍身后丰厚的民族文化背景也一同阐释出来，想必我们的客人们会更有兴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