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伦理观念赋予老舍作品的精神烙印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08-05-19 作者：关纪新
[摘 要]老舍道德观念的起点带有满族古典伦理色彩，既有值得尊重的地方，也存在着一定的保守性。但他不是个固守旧有道德元点的人。20世纪中国不乏大动荡场景，在摸索建立新型伦理的路上他不知疲倦地走着，既有执著也有迷失，既有教训也有收获。他苦心孤诣寻觅新的民族道德型范，留下了各式各样的道德启示录。他在作品中发出强烈的道德呼唤，其价值迟早会被人们相当理性地重新认识与捡拾。
1938年,老舍在年届“不惑”之时，用其特有的“老舍笔法”写下一份“自传”:“舒舍予，字老舍，现年四十岁，面黄无须，生于北平，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幼读三百篇，不求甚解。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基，及壮，糊口四方，教书为业。甚难发财，每购奖券，以得末奖为荣，示甘为寒贱也。二十七岁，发愤著书，科学哲学无所终，故写小说，博大家一笑，没什么了不得。三十四岁结婚，今已有一男一女，均狡猾可喜。书无所不读，全无所获，并不着急，教书做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也不后悔。再活四十年，也许能有点出息。”[1]
看去略显幽默顽皮的笔墨，展现的恰是他那遍阅坎坷人生况味而难得示人的胸中块垒。共和国建立之前的老舍，从不肯在普通读者跟前随便提及自己非同常人的民族出身，甚至连父亲曾是一名清末战死于“庚子之乱”战场的八旗士兵——这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件——都不大愿意轻易提及。而这份“自传”，却不能不被看作是在那段时间里，他同时触及到了这样两件旧事的罕见叙述。“生于北平，三岁失怙，可谓无父”，他有保留地披露了身为八旗为国捐躯将士子弟的点滴讯息；而“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则证实了帝制解体是发生在其读书阶段即少年时期。这两样在“不惑之年”被诉诸笔端的事件，对他的人生都不是无关轻重的：父亲战死教他的童年雪上加霜，他不仅失去了一位至亲，家庭生计也由此几近崩溃；清廷覆亡，对于被捆绑在八旗制度底下的满族成员来说，更是沧海桑田般的变故，它虽令旗族群众有了人身自由，却又让满族在随后较长时间跌入到更其悲苦的深渊。一己之家和满洲民族的际遇，借助于寥寥数语便得以委婉表露，让人们今天重读时不免要感慨作者的苦衷！“无君”且“无父”的两种处境均来自旗族社会的跌宕变迁，外民族的人们不大可能像本民族成员那样，去深入体验这类变故带给他们的后果。我们关注着老舍于“无君无父”境况中道德理念的依归。照短文字面上的含义，可以读出其中暗含的一层意思：如若一直“有君有父”，则出循“君”旨入遵“父”命，便是理所当然和不能改变的——这刚好是封建时代八旗制度下寻常满人的伦理型范与行为准则。老舍身为旗族后人，深知自己如不是当初承受了“刘善人”义举而去念了书，如不是“大清朝”在自己年少时退出了历史舞台，个人的人生便会跟本民族的无数先辈和父兄在生活轨迹上一模一样。然而时代变异了，一个“无父无君”社会降临了，老舍不必再走前人的老路。照世间习见的意念，此处所谓的“无君无父”，是一语双关，撇开老舍本人真的“无君无父”之外，“无君无父”在传统中国文化语境里尚有另一重指向，乃是“无法无天”或者“揭竿而起”。民国初期的中国是“乱世英雄起四方”，笼统排斥一切既有制度文化及精神信条的社会。而“躬逢其盛”的老舍，却并不愿随这样的世风走，他的选择是，既然“无父无君”，便要在家“特别孝爱老母”！他不做“发财”走红运的非非之想，辛苦操劳“糊口四方”，也总是“甘为寒贱”，“往往吃亏，也不后悔”。笔者以为，老舍的这篇“自传”，颇能体现当时他所葆有的满人道德观。
自古以来，满族的传统理念崇尚纯朴、忠义、豪爽、正派的品性。[2]在满人来说，广受遵循的行为准则是，人生在世只要不是在战场上面对敌人，待人就要有利他精神，处世则须宽厚隐忍。世代受到八旗制度的辖制，旗人还养成了上下有别、长幼有序、服从号令、重视纪律、遵守秩序、乐于礼让、不怕吃亏的种种性格特征。从小生活在满人中间，旗族习性势必影响老舍。世间根除了主宰命运的封建王朝和八旗制度，他却不曾产生“机会”来了的幻想，不肯趁乱世火中取栗，他不愿逐蹈时尚，在“自由”、“反叛”的旗号下试图变换个人在社会上的功利地位，他依然本本分分地做老实人。这篇短文只有二百多字，作者未必有意要诉诸读者太多的什么，我们却有可能辨析出作者心灵的宣示。
20世纪初期，狂涛巨浪席卷域内，政治巨变，社会摇曳，文化动荡，人们的观念时刻在产生异化，时代也在此情况下向前推进。就政治而言，封建帝制退出历史，民主共和成为人心所向，资产阶级政权体系开始创建；就经济而言，“士农工商”的旧式模式失势，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工商经济活动合法化；在文化上，封建的禁欲主义、蒙昧主义规范被丢弃，代之以渐趋彰显的资产阶级享乐主义倾向；而人们的伦理观念亦出现裂变，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潮抬头，意欲取代封建体制下的“纲常礼法”……社会状况异常复杂。就总的情势来判断，在这个古老的国度，人的价值有史以来首次被明确地展示出来。
然而当时的老舍，一个与天地翻覆的新世纪（20世纪）几近同龄的年轻人，却表现出了冷静的心态，他没有去拥抱那个大时代的变迁。到“五四”运动爆发，他已是京城一个获得个性人格的青年文化人了，却照样是个不动声色的“旁观者”，真有些让人们感到费解。从上面的老舍自述看，直到步入20世纪30年代晚期，老舍还是那么一意笃信着他的“教书做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也不后悔”的人生信条，这也益发地教人觉出他在人文价值观念上面有其超乎一般的守常持衡。
这在当时，是一种典型的满人式的守常持衡。
20世纪前期，满族人对现实的感受与其他人是不大相似的。他们从严苛的封建专制和八旗体制下挣脱出来，本来是难得的幸事，可是，正像笔者在《老舍民族心理刍说》一文中述及的，在他们眼前出现的竟是旗族迅即跌进从生计到名誉的双重噩梦，这就不能不让他们的社会判断和情感取向拐了一个陡弯儿。“大清国不一定好啊，可是到了民国，我挨了饿！”[3]这教他们难以看到社会本质性的进步。加上帝制权威刚一退出社会生活，道德失范伦理无绪的场景到处闪现，习惯于旧秩序旧规范的满族人，便更是满腹牢骚，他们想不通：听到的是“自由”“民主”的鼓吹，见到的却是军阀、政客等新贵“暴发户”们的伪善狡诈、横征暴敛。
满人尚淳朴与正直。远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忠直廉洁与舍身忘我便是受到敬仰与效法的品行；至康、雍、乾三朝，君主们对旗下官兵道德上的规范也很严格。康熙帝和雍正帝颇重视在满洲内部选取人材的标准须是以德为先。乾隆帝甚至颁旨，凡满洲人有行为及道德不堪者当革出旗籍。清代满族以小民族而打天下坐天下，岌岌然如履薄冰，他们须不断调整和修正自己的形象，尤其是自己的道德形象须经得起世间评说。清朝君主们就自我修身的优良程度来看，在历朝历代中间都是数得着的。
清代满洲营房里，人们谈论较多的生生死死的故事，为国捐躯的事在他们那里世代不绝、家家皆有，议论这些就如说起一日三餐那么寻常。长期以达观心态面对生死考验，活在世上也就要活得“硬朗”、“有骨气”，长辈勉励后人常用的词就是“要强”。传统满人顶容不得的就是“一肚子坏水儿”和“假模假式”的人，忠诚与纯正被看作是一个人的至高荣耀。久而久之，满人恪守道德气节也有了影响，外人衡量一个人“像不像满人”、“是不是满人”，甚至就直接去看他的品行端正与否，或者有没有足够的道德尊严。
自尊，就其本来意义，主要涉及的是伦理道德层面的自持。满族传统理念格外看重人生在世的自尊度，无论处于盛世还是处于乱世都应有道德自律。满人通过自觉的德行养成来表达对一己名誉的看护，也以个人操守来支撑对民族声誉的守望。满族传统中坚持的道德主义，在有时显得不那么合乎时宜，有时人们还要批评他们道德泛化或严厉化。局外人们习惯褒贬满人“好面子”，其实“好面子”未必尽是坏事，一个“好面子”的人才经得起睽睽众目的监督。
随着驻守中原年深日久且许多时期属于和平年代，八旗满洲族众出现了精神蜕化征候。满人进入中原后受到汉族“礼教”熏陶，将自身具备珍贵价值的传统无节制地仪礼化，膨胀为繁琐的“礼数”，显然不妙。在全民皆兵制度下受到兵饷“恩养”的旗人，练会了享受生活艺术，在并不阔绰的状况下想方设法，把生活打点得“精彩”起来，会吃会喝会玩会乐，在有限的条件下找寻到人生情趣。这也消磨了这个粗犷民族的尚武精神和奋斗意识。[4]可是，即便是在非议满族最激烈时，由纯道德层面来否定满族的议论也是不多见的。
“享用生活，本身并无关乎道德的善恶。”[5]姑且不说旗人们在享用生活中有所发现及创造，在吃、喝、玩、乐等文化上曾给后人留下了不少真玩艺儿；就这些人享用生活本身而言，也无可厚非。他们是些鲜活的生命，是时刻准备去疆场搏命的兵勇，在八旗制度下没有人身自由，用所得微薄兵饷（而非不义之财）享用生活，并无大错。他们享用生活是以不损害他人为尺度的[6]；在失去享用生活的条件之后，他们亦做得到无怨无尤。[7]
任何道德规范都有时代属性，满人的道德也不例外。老舍既然来自此种道德范畴，他最初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走进社会，就要按照习惯的或者说能够给他的心灵带来宁静的道德方式，面对生活。
老舍通过一生等身般的作品，持续值守着伦理精神,显示出对国民道德衍变的关注。这在五四以来的所有文学大家中，都难找出另一位可以与之比拟者。当然，老舍道德观念的起点带有满族古典伦理色彩，这既有值得尊重的地方，也存在着一定的保守性质。[8]不过，老舍不是个固守旧有道德元点的人。20世纪中国不乏大动荡场景，在摸索建立新型伦理的路上他不知疲倦地走着，既有执著也有迷失，既有教训也有收获。他苦心孤诣寻觅新的民族道德型范，最初的引燃点还是先前满族式的精神养成。自幼看重伦理情怀、注意道德修养的人，不大容易在生命的某个时期轻易叛离这种习性。
老舍正式登上文坛，是自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在英国写下三部长篇小说开始的。由老舍的这些前期创作，人们可以读出作者的道德针砭，窥视到这位满族出身的年轻作家离开国内时候的精神站位。在最早写出的《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中，出场人物多涂抹着道德脸谱。两部小说对道德败坏的恶人做了无情的鞭挞。《老张的哲学》中的老张是罪恶的渊薮，故事中几乎一切悲惨结果，都和他为了填充一己的欲壑有关。同一作品中的报馆主任蓝小山以及《赵子曰》中的大学生欧阳天风，则是些更其无耻的、天良丧尽的家伙。
曾有人认为老张是腐朽封建阶级的余孽，并不准确。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较为复杂，在地主阶级势力继续存在的情形下，新生资产者在社会夹缝中的发迹也处处可见，老张便是应运而生的产儿。他有“国学”根底，给人以“正统的十八世纪的中国文化”的幻相，骨子里却早已熏染上了资产阶级的思维理念——“老张的哲学是‘钱本位而三位一体’的。”他经商、当兵、办学堂全为了钱。像所有资产者在最初原始积累那样，他以压倒一切的金钱拜物观从事泯灭人性的财富聚敛活动。老张是集“假道学先生”、市井无赖和新生资产者于一身的社会怪胎。这种描写来自于年轻作家亲历的现实。作者对中国社会这类人物的孳生有真切的洞察，这跟他的民族身份相关。他来自旧式的京旗贫民营垒，是个由传统道德环境中走来的旗人子弟，当然会对世道大变异中“钱本位”法则的淫威和“钱本位”人物的暴发，有着本能的敏感、厌恶与蔑视。
蓝小山没有老张那么多的老派“迷彩”，此人欺哄青年、伪造新闻、坑蒙钱财、玩弄女性……浑身散发着买办资产阶级的恶少气味。作者一针见血：“小山所有的是二十世纪的西洋文明”。而欧阳天风这个风度翩翩的流氓，有比蓝小山还充分的资产阶级灵魂。他淫荡成性，始乱终弃，贩卖人口，落井下石。他的作人法则：“钱就是名，名就是钱！卖国贼的名声不好哇，心里舒服呢，有钱！”老舍常赋予笔下人物某个有一定含意的姓氏。蓝小山的姓氏就是这样，“蓝”姓在中国北方居民尤其是“老北京儿”中极罕见，冠此姓氏一般均为南人。作品给蓝小山以“蓝”姓，又描绘他“留着日本式的小胡子”和“长长的头发，直披到项部”[9]，读者猜得出他的经历乃至背景，是个民国初期由南方北上的“新派”日本留学生。至于欧阳天风的复姓“欧阳”同样为南方人专有，小说中甚至已经点出了他先前是个上海人。
初登文坛的老舍，偏爱着旧日京师古典色彩伦理精神，对于南来的西洋式殖民文化嘴脸及其道德行径格外不屑。再将蓝小山、欧阳天风等辈与老张这个北方土壤中刚刚露头的新生资产者放到一起，老舍那时所极度反感的“时髦”资产者为所欲为、享乐无度的道德行径，便可一目了然。
起初写作三部长篇，老舍对北京城中“自己人”的道德表现也不乏揭示，但这种揭示却另有分寸。《老张的哲学》的赵姑母，这个老北京儿市民小人物，“真对于李氏祖宗负责任”的“好妇人”，竟破坏了侄女自主的恋爱。她的一定之规是：“我们小的时候，父母怎样管束我们来着？父母许咱们自己定亲吗？”在她的态度下，侄女走向了绝路。赵姑母的选择，是出于封建时代千古不变的伦理观。老舍把赵姑母称作“中国好妇人”，作者说得深刻：“世上不怕有蓝脸的恶鬼，只怕有黄脸的傻好人，因为他们能，也甘心，作恶鬼的奴仆，听恶鬼的指使，不自觉的给恶鬼扩充势力。”
有了对赵姑母这一人物的道德塑造，读者便从老舍这出手不凡的长篇处女作中得见进一步的伦理文化意义。审视包括封建传统道德在内的“国民性”，这一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扣的内在题旨藉以获得彰显。中国庞大的超静态的市民阶层，待人处事通常最讲“道德”，而这种“道德”却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落后的国民性。老舍欲秉承“五四”运动所倡导的精神启蒙传统,来介入民族的道德重建，于此日见起步。
老舍早期长篇小说的第三部《二马》，主旨是比较中西国民不同的民族性格，中间也存有一些对“自己人”道德类型的摹写。书中的“老马”，“是一点也不含糊的‘老民族’里的一个‘老’分子。”他生长在北京这个古国“首善之区”，命运教他在年近半百时到英国这个工商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来经商，对他来说“真像个摸不清的梦”。他看到哥哥留给他的店里一把中国产的小磁壶的定价，大惑不解：“合多少中国钱？六十来块！冤人的事，六十来块买个茶壶！在东安市场花一块二毛钱买把，准比这个大！”他毫无经济头脑，“每礼拜给房钱的时候，一手把账条往兜里一塞，一手交钱，永远没问过一个字。”老马虽集中了中国“老民族”多种弊病，倒还是一位让人牵挂与怜悯的同胞。他的善良、大方、和气，富有正义感，都有着古朴伦理精神的魅力。老马就其伦理道德上看，跟《老张的哲学》中的老张、《赵子曰》中的欧阳天风之流的恶人，终有天壤之别。而在这里，老舍又往人物姓氏上打了点儿埋伏，教他的主人公姓“马”。我们知道，老舍本人的血管里就流淌着“马”氏的血，他的母亲和曾祖母都姓“马”。作者试图反省满族自身精神传统的利与弊。
老舍青年时代写于伦敦的三部长篇，是他初入文坛时的心理轨迹。我们可以发现，他二十几岁“信马由缰”写东西的时候，最厌恶的和最关切的是什么。国民伦理价值观念，从此时起，直到其晚年搁笔止，一向是他关注、守望、检视、构建的重要精神内容。
不过日后的他，已再不会像年轻时节那么负气，把些个丑陋的品行都搁到南方人身上。1933年写《离婚》，又出现一个年轻恶棍小赵。跟蓝小山、欧阳天风不尽一致的，是小赵身上显露着浓重的京派恶少印记。老舍不再用暗示道德泯灭的丑类非北平原产，来掩饰对故土文化的偏袒；他正视北平传统伦理土壤上，以及在这种土壤与官僚政治相结合的环境下，同样可以滋生的精神毒瘤。[10]
自此，老舍作品中络绎不绝地走出许多道德残缺者形象。从《柳家大院》里“混着洋事”的老王到《且屋里》的官僚买办包善卿，从《新时代的旧悲剧》里的陈老先生到《阳光》中的丈夫，从《柳屯儿的》女恶霸到《善人》里的女“慈善家”，从《牺牲》中的洋博士到《大悲寺外》的坏小子，从《蜕》中的洗桂秋到《火葬》里的王举人，从《残雾》中的洗局长到《四世同堂》里面的大赤包、冠晓荷、蓝东阳、祁瑞丰……作者将这些人物的阴暗与可耻刻画得淋漓尽致。他们的肮脏灵魂不外乎两大类，一是贪婪者的损人利己，二是伪善者的欺世盗名。这与传统满人眼里顶容不得的“一肚子坏水儿”和“假模假式”两种人有着血脉关联。老舍倾其笔力所做的道德批判，还是透露了民族传统的思维定势。
从《老张的哲学》里面的洋车夫赵四，《赵子曰》中的大学生李景纯，《猫城记》中的志士大鹰，《黑白李》中的哥哥黑李，《大悲寺外》中的黄学监，《老字号》中的钱掌柜和徒弟辛德治，《一筒炮台烟》中的大学讲师阚进一，到《四世同堂》里面的教员祁瑞宣、诗人钱默吟、平民李四爷，再到《茶馆》里面的旗人常四爷……老舍写出来的善良人，也同样数以百计，他们体现着的民族传统伦理价值，都叫人过目不忘。这些人物反映了老舍心中“善良”与“道德”的涵义。赵四的古道热肠，李景纯的固抱一诚，黄学监的仁恕为怀，钱掌柜和辛德治的诚信无欺，阚进一的重视节操，祁瑞宣的洁身自爱，常四爷淳朴刚毅，都是老舍推崇的人格。在人生非常时期或者社会危急关头，老舍希望人们去学作李景纯、大鹰、丁二、黑李、钱默吟、祁瑞全们，浑身侠肝义胆，愤然舍己济世……
前半生的老舍在政治上无党无派。这既是民国年间满族下层社会之处境使然，也由老舍满族文化人“独立不倚”的社会站位所促成。而无党无派的道德倾向又束缚了他的思想，传统样式的单打独斗即义侠作为，成了老舍笔下的救世药方。在以往许多丧失社会公正的局面下，下层百姓企盼的“救星”，一是“清官”，二是“侠客”，在连清官也无处可觅之际，不能不呼唤那些除暴安良的侠客们问世。在满族的旧日精神传统中，古典的“侠义”习尚备受尊重。满族入关后，把本民族执义尚武的追求，与中原民族日渐衰落的“侠义”习尚相结合，形成了新的“游侠”传统。[11]其尚“侠”之风，在满族作家作品中的反映相当多。例如清代和邦额的文言小说《三官保》、文康的白话小说《儿女英雄传》、石玉昆的评话小说《三侠五义》,清末民初剑胆的小说《妓中侠》、民国年间王度庐的“悲剧侠情”长篇系列，都留下了这个民族好侠尚侠慕侠效侠的心理印记。老舍是20世纪新文学的创作者，我们却有点儿意外地在他的作品里读出许多表现“侠义”举动的内容，其答案也在这里。
始终关注和思索民族伦理建设的老舍，在自己随后的创作中日益显现出现代启蒙主义的文学宗旨。研究老舍民族伦理观探索实践，让人感到特别有价值的还在于作家对满族自身道德衍变的痛下拷问。
《骆驼祥子》男主人公的道德变异是很值得深思的。了解京旗历史文化的人们，都会大致了解，祥子尽管“来自乡间”，却带着旗人青年的性格特征。[12]小说开篇时与结束时的祥子，灵魂判若两人。最后那个在精神上一败涂地的祥子，是被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推搡着、挤压着，走到了道德与心灵总崩溃的地步。小说最后，作家慨然写下：“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祥子的悲剧是双重的：第一重悲剧是与贫穷作战，他败得很惨；而第二重悲剧则是与自己灵魂深处渐渐滋生蔓延的丑陋品质作战，他败得更惨。两重悲剧，叫他个人奋斗的梦想化作泡影，还把他的人性瓦解殆尽。初来北平时的祥子，代表着原初的本色的旗人精神，这种精神重伦理、尚淳朴，葆有创造型的心态，愿以劳作来开辟新生活；而作品里面的刘四、虎妞、二强子们则代表着彻底市俗化了的旗人精神，其基本特点是轻道德、贱创造，以没落消费型的心态建立扭曲的人生价值观。祥子最初跟他们格格不入，后来则为他们的价值观念所俘获，将心灵的洁净变为肮脏，将品格的淳厚变为“精明”。祥子几年间完成的心灵蜕化，浓缩进去了旗人精神文化长久以来由本元类型向市俗类型演进的大趋势。由此可见出老舍对弥漫于都市底层的蛮悍的市俗精神力量的估计与忧虑。《骆驼祥子》提供的思考，发端于作家对满族自身道德情状的观察，却不只停留于满族的道德文化变异，它具备了普遍的社会意义。任何民族都难免在自己的精神纯真期之后走失了心灵。忧思于此便是成熟。老舍的非凡之处在于洞察自己民族丝丝缕缕的文化蜕变，将它清晰地投影于古国多民族的精神文化之屏，教任何民族都能从中观摩到自我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作家从历史的特殊性出发，触及大千民族历史的一般规律，从而扩充了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含量。
在寻求民族道德重建的过程中，老舍为我们留下了各式各样的道德启示录。他推崇什么，肯定什么，批判什么，抨击什么，都在其著作里有所勾画。这里，短篇《黑白李》是可供品味的作品，里面有两个人物，是一母所生、长相酷似的哥哥黑李和弟弟白李。在作家笔下二者都不是纯负面角色，他们代表着老舍所在时代两种不同的道德风尚，“黑李要是‘古人’，白李是现代的。”黑李为人颇具君子风，凡事总想着弟弟让着弟弟，连遇上弟弟和他爱着同一个姑娘，也会退让；白李则是敢说敢做的青年，对谁也没有客气话，为了投身人生志向，要和哥哥“一刀两断，各自奔前程”。为了给人力车夫们讨生计，他组织打砸刚问世的电车，被侦探跟踪。黑李知晓后改扮成白李，替弟弟慨然赴死。作家对传统文化德行和新型文化气质的捕捉及描摹是极准确的。小说里长期给李家拉车的车夫王五，对黑李、白李都有贴近的感受，据他说，黑李是个好人，待车夫不错，“这老热天儿，我拉二爷（指黑李）出去，他总设法在半道上耽搁会儿，什么买包洋火呀，什么看看书摊呀，为什么？为是叫我歇歇，喘喘气……”而白李呢，常给车夫讲些反对世间不平的道理，却“多么热的天也得拉着他飞跑”。这无疑是融入了老舍对两种伦理现象的探寻：传统的美德归结为面对下层民瘼真诚地悲悯体恤，却也仅限于此，他们的道德颇完善，却不可能对改造旧秩序做什么；而激进派呢，志在捣毁不公正的社会且付诸行动，在否定旧秩序的同时，却连带着趟倒了传统的道德标尺，又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重建新的伦理规范，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忧虑。当时老舍的社会位置和思想感情，大抵还属于黑李群体，但是，他对传统道义精神中的落伍因素开始失望，对新型的时代风格则既有诚恳的憧憬也有些许的微辞。他抑或是认为：传统美德有必要为新生伦理价值的出现让位、铺路。
时代总是在变化，人类总是在前行，旧的观念总要为新的观念所替代。不过，老舍跟满族以及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道德到底是有着那么深的渊源关联，他比我们许多人都更懂得传统美德对于一个人、一个社会意味着什么。因而他才在自己那么多的作品中发出那么多那么强烈的道德呼唤。这虽然常常被看作不合时宜，以至受到冷遇或者挖苦，但是，它的价值却迟迟早早会被人们认清，会被人们相当理性地重新捡拾回来。
[2]有论者谈到：“满族是个淳朴、质直、好客的民族。原在东北时，千里行程不裹粮，客至食宿，无必酬谢，毫无计较。这种优良的民族风气，入关之后，虽然渐有变化，但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八旗子弟，在继承先民优秀品质的基础上，形成一些新的道德品质。他们无论为官为民，皆刚正耿直，不徇私情，谢绝馈送，不行请托，不走私门，憎斥贪官，拾金不昧，慷慨解囊。……无疑这种高贵品质，对于满族作为统治民族，取信于民，团结各族人民，培养良好社会风气，维护大清王朝的长期统治起了重大作用。”（滕绍箴：《清代八旗子弟》，第168页，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版）
[4]对满人这类问题的批评是正常的。不过，后来因为有清末民初将满族倍加丑化的过程，这项指控被信意放大，坐享其成、游手好闲、玩物丧志、荒嬉堕落……都被说成了清代满族的劣根，而且一任此种说法长期延续。读者以至可以在2004年版的工具书《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主编李行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联合出版）第15页，读到对“八旗子弟”条目的如是诠释：“八旗成员的后代，泛指贪图享受、无所事事的贵族后代。”
[5]赵园：《北京：城与人》，第13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6]老舍《正红旗下》写道：“赊欠已成了一种制度。卖烧饼的、卖炭的、倒水的都在我们的，和许多人家的门垛子上画上白道道，五道儿一组，颇像鸡爪子。我们先吃先用，钱粮到手，按照鸡爪子多少还钱。……我大姐婆家门外，这种图案最为丰富。……大姐夫说的好：反正钱粮下来就还钱，一点不丢人！”即是典型例证，金启孮曾就此发出议论：“最奇怪的是这种小贩记账的方法，不是记在纸上或本子上，而是用白灰或黄色砖瓦片写在赊账人家的墙上。等清了账，他替（你）擦得干干净净，再欠再记。收账时，欠账者和小贩双方即按墙上一笔一笔加起来，归总，还清。现在人一定要问，欠账人要偷偷把账擦下去几笔，怎么办？那时绝对没有这种事，双方都守信用。可见淳朴古风尚存。”（《北京郊区的满族》，第43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7]刘晓春《北京人什么样？》书中说到：“过去我们家有个邻居，也是旗人，比我父母大一辈我叫他李爷爷。打从我记事开始，就知道他每天只有一件事儿，就是坐着。他不养鸟不玩儿鸽子不讲究吃喝，极和蔼，极平静，对我来说极慈祥，然而就是不干任何一件事，完全彻底地不干。他和他的老伴儿的唯一的生活来源就是他的女儿每月给的一点不多的钱，因此连到胡同口儿买一分钱韭菜花儿、一分钱辣椒糊、一分钱酱豆腐的讲究都谈不上，甚至喝豆汁儿就着切得极细的咸菜丝这一典型的习惯也没有。那时候家家在院子里吃饭，但他从来不；那时候街坊之间多多少少有些来往，他也从不与任何人来往。可是听街坊说，他原来是个典型的公子哥儿，曾经什么都爱好过，甚至还会做诗！最后他默默地死了，整个大院甚至没有任何人表示过哀伤。”(《北京人什么样？》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
[8]吴小美、古世仓《老舍个性气质论》一文谈到：“在老舍的观念（特别是前期）中，自由恰恰是一个被道德取代了的范畴。遗憾在这里产生了——对社会变动中秩序丧失的过分忧虑，使他以传统的伦理道德眼光来看待自由带来的传统人格破产，以至淡化甚至没有进行更深入的思索。”（《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10]小赵的赵姓，在中国北方很多见，尤其是满洲人改用汉字姓之后，原来占本民族人口比例较高的“伊尔根觉罗”一姓，也改为姓赵。满洲旧姓“伊尔根觉罗”，若直译为汉语，是“民众之姓”的意思，亦含有满人“最常见之姓氏”的寓意。
[12]关于祥子出身于满族的研究,可参阅拙著《老舍评传》（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中的相关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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