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精神文化的批判与重构
系列论文“老舍对满族及中华文化的忧思与自省”之二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08-05-19 作者：关纪新
摘要：老舍是继鲁迅之后，最重要的一位现代启蒙主义作家。他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与思考，起始于对满族自身文化的审视批判，并进而发展为为中华国族铸造现代精魂的自觉行动。老舍的国民性反思，因个人文化背景的差异，与鲁迅的风格有所不同。老舍20世纪30年代创作鼎盛阶段的作品，可以划分为关注古国“老”民族精神蜕变，与关注都市社会下层“苦人们”悲惨命运两大主题。“启蒙”与“救亡”，这两项中国现代思想界暨文学界的基本任务，在老舍抗战期间的创作中被天衣无缝地协调起来。在老舍看来，旧有的中国文人文化优劣参差良莠互见，须做出辨别和扬弃。他主张文化人告别书斋生活，重塑刚劲的“猎人”文化性格，熔铸到全民的血火抗争中，建造中华新型文化人至美至义的精神世界，“替一部文化史作正面的证据”。
如果说老舍对满族自身文化的审视批判在一定程度上还体现为满族文化人对本民族命运本能地存在着的忧患意识，那么，老舍对整个中国民族性的审视批判，则显见地，是在现代启蒙主义光辉思想指引下面的自觉作为。
对民族大千文化的超强敏感，是生为满人的作家老舍，令同时代众多文学创作者所难以望其项背的。起步于满族，却不曾止步于满族，起步于满族文化，却不曾止步于满族文化，迎着现代文明的晨曦，老舍走上了为中华国族铸造现代精魂的道路。
中国现代文学资深研究家樊骏指出：“在现代中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性质与历史命运；而拉开这场革命序幕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其自身就是一场民主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思想启蒙和文学革命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五四新文学的根本任务正在于批判旧思想旧道德，鼓吹新思想新道德，肩负起思想启蒙的历史使命；而且是当时与随后实践这一使命的，最为活跃也最有成绩的手段与方式。这些基本事实，在文学奠基者鲁迅身上，表现得极为突出，而且十分自觉。”“老舍的情况与鲁迅颇有一些相似之处：鲁迅是在日本留学期间，开始思考‘国民性’的课题，并从医学转向文艺的。老舍也是在旅居英国期间，开始文学创作，并关注‘民族性’的革新的。他们都是作为爱国青年，切身感受到现代国家的公民与古老中国的臣民间的差异，怀着忧虑与希望，开始探索‘国民性’‘民族性’的课题，进而萌发促进人——民族的现代化的思想启蒙的使命感，并且把文艺作为自己这种深沉灼热的人文关怀的主要载体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老舍是继鲁迅之后，又一位始终怀着这样的信念，自觉地履行这一历史使命的作家。”[①]
长篇小说《猫城记》，在老舍前期创作中，是最能传播其启蒙主义思想呼号的。这部文化讽喻小说，作于1932年上半年老舍刚从英伦归来之后，国家内忧外患步步加重之际。作者极尽想像地勾描了猫国文化与猫人精神的畸形状态，紧紧扭住文化批判这条主线，向人们发出了社会堕落势必导致国家灭亡的警号。“猫国有历史，两万多年的文明。”然而，这种文明推衍到最后，引起了种种的异化。猫人们纷纷抢食带麻醉性质的“迷叶”，举目可见“这么多糊涂，老实，愚笨，可怜，贫苦，随遇而安，快活的民众”；在猫国，受陈腐教育的“青年生下来便是半死的”，学者也是人格沦丧的一群，当官的无不作威作福，“横行是上等猫人口中最高尚的一个字”，“伸手就打是上等猫人的尊荣”。作品的后面，讲述着猫国、猫国文化乃至于猫人们的灭绝，既出于“矮人”国军队的侵入，更因为猫国军民的畏惧和内讧。侵略军尚未杀来，猫国已经一溃千里，“一个军队，没有马鸣，没有旗帜，没有刀枪，没有行列，只有一片热沙上奔跑着无数的裸体猫人，个个似因惊惧而近乎发狂，拼命的急奔，好似吓狂了的一群，一地，一世界野人。”等到矮人军队真的将到此地，猫国军人们开始自相残杀，为的是争路，以利先去投降，“谁先到谁能把京城先交给敌人，以后自不愁没有官作。”可悲的是，矮人们并不姑息他们，采取活埋等暴刑把猫人大批杀掉。猫国最后两个人，没有葬身于敌手，他们正在自相争斗的时候，被矮兵俘获，“把他们放在一个大木笼里，他们就在笼里继续作战，直到两个人互相地咬死；这样，猫人们自己完成了他们的灭绝。”
《猫城记》在老舍作品当中属于一个特例。然而，如果不读《猫城记》，便很难如此深刻地体验，什么是老舍文化启蒙主义的精髓所在。鲁迅之后，像这样曾经激越而又硬韧地批判国民劣根性的作家，恐怕也是仅老舍而已。
不过，就老舍一生坚持启蒙主义创作思想的大多数作品来看，其国民性反思，还是与鲁迅的风格有明显不同。鲁迅对国民陈腐精神现象的抨击，大都是金刚怒目式的，视线上多取“俯视”，态度亦相当严厉，绝不妥协与容情；而老舍，除了像《猫城记》这样特别的制作显示着特别的气氛之外，其他作品却多用一种“平视”的视线，似乎他就站在国民大众之中，以一副火热的心肠，操着温婉规劝的口气，满怀善意地向人们指点——哪里有陷阱，哪里有风景，怎样走才有出路，怎样走大约是死胡同一条。我们当然难以评价老舍与鲁迅两种方式的高下，那大抵是缘于二者不同的文化背景：绍兴是中原文化腹地，汉族文化的传统是教师对学生爱得愈切便要求愈严；而老舍脚下的北京旗族土壤，则总好出落些平易、亲切或者通达的气度。[②]
北平城封建保守的市民文化，是长篇小说《离婚》注视和针砭的对象。对民族精神疾患的披示，在这部作品中，来得比老舍之前作品更集中也更生动。如此全神贯注地表现和批判北平城的市民文化，在老舍来说前所未有。它通过对民国前期北平城某财政所小科员们家庭故事的叙述，展现了市民阶层“日常生活哲学”的精细与酸腐，以及身陷其间的种种灰色人生的无奈与熬煎，也鞭挞了社会的黑暗和官僚机构的败坏。
老舍成功地模塑出了北平城“太稳”的市民文化中张大哥这样一个堪称典型的人物形象，折中调和、敷衍圆通和息事宁人，是张大哥从这种文化中修得的主要性格特征。张大哥的“每根毫毛都是合着社会的意思长的”，认为只要每个人都有维持得住的婚姻，社会就必定安稳太平。他具备了庸俗市民的最高才智，“一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作媒和反对离婚。”这位市民阶层心目里的“圣手”，在“衙门”里、社会上，一向活得如鱼得水，没想到偏偏在一帆顺风的时刻摔了大跤：儿子被误认成“共产党”，让一个“全能的机关”捕了去，立刻，周围与他关系融洽的人们，绝大多数都翻脸不再认他，他丢了挺不错的职位，损失了多年攒下的房产，为了换回儿子，还险些让恶人骗走了女儿。结果他费尽周折涉险过关，张大哥赶紧主动宴请曾经翻云覆雨的同事和“朋友”，兴高彩烈地回到他们的行列，继续作他“地狱中最安份的笑脸鬼”。灰色的、热闹而全无任何意义的人生，又在他的脚下从头开始。
小说中科员老李，虽与张大哥性情、命运每有不同，在文化归属上，却跟后者相去不远。他有学问有资格，工作勤恳，禀性正派，不肯和同僚同流合污，故被周围的人们看成是“科员中的怪物”。他明辨是非，处世仗义，在张大哥家蒙难关头，是惟一不顾个人得失出力排解的人。老李又有小知识分子迂阔、好幻想的一面，嫌在故乡娶的小脚女人俗气，盼着离婚，找一位有“诗意”的伴侣。妻小进了北平，他试图改造妻子不成，期待能跟邻家一位弃妇结合也不成；衙门里不顺心、个人追求又不可得，他只好带着妻儿，伤感地离开北平城回老家去了。老李的命运，其实与张大哥一样，也是都市市民灰色人生的一种。他厌倦衙门里的乌烟瘴气，又得跟自己反感的人们敷衍周旋；受了坏人的欺负后想抗争，可话到嘴边又常常变软；他有着合于时代进步精神的两性追求，又没有真的抛弃结发妻子和一双儿女的勇气。老李是旧文化的个中人，“地狱里的规矩人”——“张大哥第二”。
作品中，不仅老李有过离婚的想法，萎琐、无聊的科员吴先生、邱先生，也因想要纳妾或追求时髦等原因，生过离婚的念头，结果谁也没离成。邱先生对老李说：“没意思！生命入了圈，和野鸟入了笼，一样的没意思。我少年的时候是个野驴；中年，结了婚，作了事，变成个贼鬼溜滑的皮驴；将来，拉到德胜门外，大锅煮，卖驴肉。我不会再跳回圈外，谁也不能。我现在是冷一会热一会，热的时候只能发点小性，冷的时候请客陪情；发疟子的生活。没办法。我不甘心作个小官僚，我不甘心作个好丈夫，可是不作这个作什么去呢？我早看出，你比我硬，可也没硬着多少，你我只是程度上的差别，其实是一锅里的菜。”小说末尾，老李辞职而去，似乎是迈出了冲破生命之“圈”的步子，可是，比谁都更了解他的张大哥说得好：“老李不久就得跑回来，你们看着吧！他还能忘了北平跟衙门？”他们的悲剧正在这里，经济生活，思想文化，样样都和那“太像牛乳”、“有点发酸”的北平城，有着割舍不断的连络，还远没能获取与这一切分手的勇气和觉悟。
敷衍，是中国人面临黑恶势力以及毒霭文化围攻的时刻，最要不得，但又是最为习见的心态。《离婚》和老舍其他不少作品，都生动而形象地表现了国人的这一极为不堪的性格缺陷。假如说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突出发现之一，在于展示了阿Q们的“精神胜利法”，那么，老舍对国民劣根性中“敷衍”心理的准确捕捉，则是现代文学启蒙主义文笔的又一项不可小视的收获。
人们说到老舍，往往首先想到的是他对“骆驼祥子”一类都市苦人儿命运的描绘。其实这只是老舍创作主体的一半。假如我们将老舍的20世纪30年代创作鼎盛阶段的作品，在主题上大致地归一归类，即不难看出，关注古国“老”民族的精神蜕变，与关注都市社会下层“苦人们”的悲惨命运，差不多是各占一半的两大主题。几乎该时期的所有中短篇小说，都或直接或间接地服从这两大主题。
30年代前中期的中国，是个社会从既有混乱走向新的混乱、世道完全丧失运作章法的过程，不可救药的国家已无力实施正常管理，各色力量为追逐利益纷纷出动，尽显“神通”，不单循环往复地呈现着极度的秩序丧失，而且突出地酿就了世风日下。老舍目睹这一时代现象，从历来关怀民风涨落的思想出发，倍感痛切，不能不用作品展现他的心绪，并贯彻自己的启蒙主义文学态度。他写下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和杂文、小品，例如《五九》、《柳家大院》、《且说屋里》、《哀启》、《沈二哥加了薪水》、《歪毛儿》、《毛毛虫》、《新时代的旧悲剧》、《阳光》、《柳屯的》、《善人》、《牺牲》、《裕兴池里》、《抓药》、《大悲寺外》、《铁牛与病鸭》、《邻居们》，以及《到了济南》、《记懒人》、《狗之晨》、《开市大吉》、《买彩票》、《有声电影》、《一天》、《大发议论》、《取钱》、《画像》等等，或观察国民精神溃疡面的持续蔓延及其道德心理的急剧滑降，或凸显传统文化的糟粕在特定历史场景下散出的腐臭气味，或表现国民性格中愚昧混沌、抱残守缺的习性仍在顽固维持的窘境，或揭穿某些鸡鸣狗盗之徒在大肆捞取私利时所祭起的遮羞布。
中华民族是好是坏，一言难尽，顶好不提。我们“老”，这说着似乎不至于有人挑眼，而且在事实上也许是正确的。科学家在中国不大容易找饭吃，科学家的话也每每招咱们头疼；……谈到民族老不老的问题，自然也不便刨根问底，最好先点头咂嘴，横打鼻梁：“我们老得多；你们是孙子！”于是，即使爷爷被孙子揍了，到底孙子是年幼无知；爽性来个宽宏大量，连忤逆也不去告。这叫“劲儿”。明白这点劲儿，莫谈国事乃更见通达。
以上这番话，见之于杂文《檀香扇》[③]，它集中回答了作家这一时期为什么要在文学创作里面坚持思考国民精神的问题。比世上许多民族都要“老得多”的中华民族，排斥科学，盲目自雄，任凭肮脏龌龊的毒菌在体内蔓延，却陶醉在“阿Ｑ”式的“劲儿”里，多少回被动挨打仍不醒悟，怎能不让这位热爱中国与中国文化，同时又具有文化启蒙思想的作家忧心如焚！
抗日战争时期，担负“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重要职务的老舍，并没有停止自己关于民族文化精神的表现与批判。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上，产生过一批反映抗战历史的优秀作品。不过，这些作品绝大多数都是从敌我尖锐对垒的角度来展现民族解放斗争的。老舍创作的百万字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在选题与立意方面，跟上述创作截然不同，这是一部意在反映沦陷区平民生活场景和心理历程的作品。老舍写这部小说，是要依托自己作为一位爱国文化人的全部哲思，特立独行地，去和盘记录下中华民族在遭到外寇奴役之时的屈辱情状，去尽力发掘包藏在民族屈辱底下的文化教训。所以，它不单是一部民族屈辱史，更是一部文化殷鉴录。牢牢铭记民族曾经有过的被征服经历，与深切反思被征服状态下的国民心理弱势，是小说中彼此紧密绞结着的双重主题。
抗战爆发，北平陷落。古都中千千万万的中华子民困在了城内，眼见“太阳旗”当头升起，作了羞于启齿的“亡国奴”，他们连续多年在暴敌的刺刀缝隙间，低下顺目、含悲衔耻地讨生活。作品借助被征服被奴役的北平市民生活视角，再现了外侮临头的冷酷现状，将这一遭诅咒的历史变迁带给人们的损伤、摧残，秉笔直录。在小羊圈胡同，每日每时在上演惨剧，善良无辜的市民没有一家能在身陷魔掌的岁月里幸免……读者看得到，仅在城中一条顶不起眼儿的小胡同里，平民百姓就要罹临极多的灾难，就全北平来讲，侵略者对市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也就可以想见了。“征服者是狼，被征服的是一群各自逃命的羊！”占领军充分表现了他们像“吃茶与插花那么讲究”的杀人艺术，市民与死亡成了“近邻”。一条条性命，无声无息地惨别人寰，小说反复摄取的竟是为男女老幼被难者们出殡的场面。那些暂且活下来的人，只要还记得自己是中国人，便要受到永无休止的心灵煎熬，“像大家都犯了什么罪，在监狱里不期而遇的那样。”
从前，在北平这座数代古都和文化名城里，人们每以体面、优雅、适意而夸耀，祖辈曾经环绕在“天子脚下”，世居之地乃是举国“首善之区”，足叫他们傲视天下。到了外寇将冷冰冰的刀枪骤然架在眼前的时刻，既往的尊骄与闲适都从他们的脸上迅速飘散。“北平的人已和北平失去了往日的关系；北平已不是北平人的北平了。在苍松与金瓦的上面，悬着的是日本旗！”沉甸甸的屈辱，是市民心间挥之不去的感受。作者追踪并摹绘出北平市民较之其他地方的百姓更难平复的这份心底耻辱。小说描写了在北平陷落之后不久，由侵略者当局授意，汉奸团体强迫全市中小学生到街头游行，“庆祝保定陷落”，这是一件叫每个有荣辱感的中国人——即便是涉世不深的中小学生们——都极感痛心的事，堂堂的中国人，怎么可以“自己庆祝亡国”！
按照习见的写作模式，在大量列举侵略者令人发指的暴行和劣迹之后，作品是该要虎虎生风地展现被征服者的觉醒与抗争了。然而，老舍并不打算这样处理他的《四世同堂》。小说里面，从肉体到灵魂已倍受摧残的北平市民，除了只有极少数人较早投身杀敌救亡的斗争，绝大多数的城内居民，非但没有加入战斗，反倒在惨淡的现实跟前，惶惑、犹疑、徘徊，以至于退缩、苟且……这冰冷的真实，不能不教读者感到难捱的压抑。作家老舍是慧眼独具的，也是顶负责的，他通过那杆冷峻的笔，反映的是大多数被征服者的真实心理。北平人，作为中国人中最有传统文化修养的一群，他们，无论怎样地浩劫加身，灾狱临头，也必然服从于他们固有的“国民性”。
从早期创作开始，老舍就锲而不舍地坚持着启蒙主义的文学原则，在写作《四世同堂》时，他再次找到了用武之地。他支起诊断精神文化的“爱克斯光”机，用心检视中华“老”民族惨遭外敌征服之际的心理堂奥。他懂得，如若不能打心灵深处探明造成“老”民族被动挨打的潜在原因，国人手脚就将长久被捆绑，中华百姓就将越来越“适合于”给他人当奴隶。
“启蒙”与“救亡”，这两项中国现代思想界暨文学界最基本的也是最光荣、最艰巨的任务，在老舍笔下被天衣无缝地协调起来。
瞧一眼《四世同堂》中的北平人吧，他们的作为令人汗颜，更令人深省。他们是酷爱和平的人，但是，对世上存在着战争危害和侵略狂人却盲然无所知。小羊圈胡同的老住户，难以从太平岁月的懵懂感觉中走出来。在“首善之区”住惯了的市民，善良到连外敌侵略到底是咋回事都摸不到答案，又惶论奋起反击的意识。他们幻想着“别把事情闹大了”。消极避祸，息事宁人，是出自古国传统的人生哲学，中国的老祖宗们几千年来就是这么窝囊地活下来了。人们求稳畏乱，到祸患猛然出现，也不具备辨认其根源与本质的能力。
在侵略者轻易得手后，百姓有如一盘散沙，被强敌所囊控在所难免。对性命的一味眷恋，导致了许多人不惜一切代价躲避死亡，平日标榜的“士可杀，不可辱”，只有个别的刚烈者才肯实践，芸芸之众，则不免要争先恐后遁入“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低质量生存状态。小羊圈胡同的居民，有几个不是将“忍”字死死地挂在嘴边的，“惶惑”和“偷生”，这《四世同堂》三部曲中前两部的书名，恰切地对应着北平多数市民在城池陷落后的心理轨迹。曾经那么在乎面子的北平人，太平时节当“顺民”不算，外族入侵还要甘当“顺民”，而且是更“够格”的“顺民”。在中华文化体系中极具典范意义的北平文化，照老舍看来，美且美矣，却是一种“熟到了稀烂”的文化。就因为它“过熟”，才丧失了原本应有的的阳刚气质，空留下了一派凄清柔丽的，使人骨酥志短的“美”。
老舍对故土北平的爱戴毋庸怀疑。而今，他居然写出了如此冷酷的事实——“北平人倒有百分之九十九是不抵抗的”，当中的忧伤与愤懑，岂能不引发读者细细回味？作者大约是噙着泪水，在诉说，在发问：“这个文化也许很不错，但是它有显然的缺陷，就是，它很容易受暴徒的蹂躏，以至于灭亡。会引来灭亡的，不论是什么东西或道理，总是该及时矫正的。北平已经亡了，矫正是否来得及呢？”[④]
老舍了解北平的底细，即使是这座城已然亡于敌手，也照旧摸得准北平人的脉像。别看北平城做过几百年的“帝王之都”，“连走卒小贩全另有风度”，但认真寻访一下就会知道，他们中好多人连一点“国民意识”也谈不上。小羊圈胡同里的高龄长者、“四世同堂”之家的祁老人，城教敌人给占了，邻里屡遭劫难，他都不往心里去，独独“只怕庆不了八十大寿”。孙子媳妇韵梅能得其“真传”，她告诉丈夫祁瑞宣：“别管天下怎么乱，咱们北平人绝不能忘了礼节！”国家，这个所有现代民族都特别珍视的神圣概念，在“老”民族的男女老少心中还远未占得应有的位置，这亦不能不说是泱泱中华的大悲哀。
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可是出奇地强烈。古国文化历来强调家庭这一社会基本组织的特殊地位。在这片土地上，个人的全部选择都须以家庭利益为转移；而比家庭要庞大得多的社会，只能以无数个散在的家庭做它的支撑点，将社会的每一缕根须都顺势埋入家庭需求的土壤。具体国民的个性也罢，全社会的共同利益也罢，都被溶释于家庭的欲望之下。恋家护家，成了在家庭宗法制度束缚下人们最突出的观念情结。《四世同堂》对这种中国独有的社会文化，做了大开大阖的形象性展示，视其意义，已不在于一般反映国民的生活图像和心理积淀，而是为了凸现传统的家庭观念，给被征服状态下的中华带来了怎样的消极影响。
祁家“四世同堂”的“光荣”中止于国破城残的岁月，是必然的。在祁老人脑子里，守望一生血汗换回的这个家庭，是他惟一的念想，国将不国，在他来说犹在其次。他调动自己全副的老精神，敷衍外来力量对家庭的挑衅，到了任何敷衍都无济于事，家庭的存亡迫在眉睫的关头，他也会被激怒，也敢挺出胸膛，迎向敌人的枪口。他的所有表现，都是受“家本位”意识驱遣着的，即或是奋起一争，也与国家利益无涉。千难万难，终于盼来抗战结束，祁老人登时泛起的新梦想，还是“四世同堂”，这个光荣的梦没能在他的眼前落实下来，他又把实现它的希望寄托到了重孙小顺子那一辈人的身上！
祁家人就总体上讲，是以家庭观念压抑着国家观念。北平城中的广大市民，也相类似。谁能不厌恶和憎恨侵略者，可是，平头百姓个个担着沉重的家庭责任，都不得不把维持家庭的苟安，放到记挂国事的前头，他们瞻前顾后，缩头保家，“好像墙阴里的一根小草似的，不管环境如何，也要努力吐个穗儿，结几个子粒。”传统文化的保守性，决定了绝大多数市民群众在被征服状态下，必取因循、退让、怯懦、敷衍的守势。
民族的文化劣根性中，也不断滋生着一些更为可怕的毒菌，教世间平添龌龊。侵略者每占领中国一处城乡，都会不期然地得到中华民族中间的渣滓——汉奸们的配合，使敌人更加张狂，也使人民的灾难更加深重。《四世同堂》里，就有为数不少的汉奸身影：冠晓荷、大赤包、蓝东阳、祁瑞丰、胖菊子、冠招弟、李空山、高亦陀、牛教授……像冠晓荷那样，“在相貌，言谈举止，嗜好，志愿，心理，各项中”，都是那么天然地“成熟，得体”的汉奸坯子，几年里不懈地追求卖身投靠，居然怎么也实现不了宿愿，可见，类似人物在当时的北平，会有多少！老舍还写出了会有这样多的汉奸、败类的原因。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升官而后发财，始终是引来广泛羡慕和效仿的，人们盲目俯首于官服加身的掌权者，而无心注意他们的权柄是否来自不正当的攀援和交易。于是，也就少不了不惜一切代价的趋炎附势；赶上改朝换代，以道德的沦丧换取身份抬升，更成了时尚。即使是外寇入主，这种丑剧，也会累演不衰。
小说里，志在铲奸除害、去旧布新的老诗人钱默吟，对祁瑞宣讲过一席寓意透辟的话：
这次的抗战应当是中华民族的大扫除，一方面须赶走敌人，一方面也该扫除清了自己的垃圾。我们的传统的升官发财的观念，封建的思想——就是一方面想作高官，一方面又甘心作奴隶——家庭制度，教育方法，和苟且偷安的习惯，都是民族的遗传病。这些病，在国家太平的时候，会使历史无声无色的，平凡的，像一条老牛似的往前慢慢的蹭；我们的历史上没有多少照耀全世界的发明与贡献。及至国家遇到危难，这些病就像三期梅毒似的，一下子溃烂到底。[⑤]
这席话，应视为老舍的心音，它来自数年思考，定型于全民抗战的烽火硝烟之中。作家多么希望，通过伟大的抗日战争，为“老”民族的心态和精神，做一次深入的检讨，再做一次庄重的洗礼，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史，掀开崭新的一页，把一切保守的、愚弱的、可鄙的民族性格，荡涤干净，建立起足以引导每个国民的灵魂走向刚健、壮美境界的精神文化系统。
《四世同堂》在老舍的创作中，呈现出空前的文化批判的广度和力度。作家犹未止步，他把自己全新的文化思辩，也注入作品。小说明确反映了人民虽缓慢却扎实的觉醒趋势。小羊圈胡同的住户，除了诗人钱默吟和大学生祁瑞全较早告别被动捱打的“亡国奴”生活，用自己的方式主动对敌宣战，多数的人，都是经过了痛苦的退避和抉择之后，才挺直了腰杆的。从忍气吞声，到暗自愤懑，再到认清不抵抗只有死路一条，最终到将仇恨化作复仇行动，在亡城绝大多数平民们那里，均有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叠映出了亡城北平的“平民心史”，它会让耐心阅读它的人们，从殷切的反思间领取教训，从长久的期冀里望见晨曦。
写《四世同堂》的老舍，由于在作品中刻画了人民的觉悟和反抗，比起写《猫城记》时的老舍，显见地前进了一步。作家在民族的解放斗争中，首先是自己获得了教育。他坚持用文化的眼光看中华，也确确实实，找寻到了包藏在中华传统里面的精神生长点。
作家在这部作品中，将中国人的精神文化区分为不同的类型。旧有的文人文化，在老舍看来，优劣参差良莠互见，到了必须做出严格辨别和扬弃的时候。钱默吟和祁瑞宣们一向坚持的操守与骨气，固然应当大加提倡，但是，大敌当前，又一定得将他们独善其身的方式加以能动改造，使之嬗更为彻底服从于民族大义的新风骨、新姿态；文化人，应当勇于告别书斋里的静谧生活，将一己的拒不附逆，熔铸到全民的血火抗争中，才能迎来中华新型文化人至美至义的远大前程。为了让过于成熟的文人文化重新塑造起刚劲的性格，老舍提出了“我们须暂时都变成猎人，敢冒险，敢放枪”的改造途径，他借书中钱默吟的话语，说出来：“诗人与猎户合并一处，我们才会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它既爱好和平，而在必要的时候又会英勇刚毅，肯为和平与真理去牺牲。”[⑥]为了更直观地展示“猎人”文化的实质，作者也具体地勾画了钱仲石、金四爷、常二爷、大牛儿等代表人物。从他们身上，读者可以看出，老舍所指的“猎人”文化，就是一种中华民族的初民精神，处在这种精神状态里的人们，未必要念过多少书、识得多少字，但是，他们一定是顶具备正义感，顶具备孔武气质，也顶擅长于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地惩治恶人、维护自我权益的。当然，作家并不是一味地希望我们的民族，都退回到原始的“猎人”时代，他呼唤着的是高级的“诗人”文化和原始的“猎人”精神的重新组构与合谐化一；书中提示，只有像钱默吟一样，由传统的善良、正直的文化人，一跃而蜕变成为民族的时代的斗士，才算是真的完成了一代文化人的使命，“替一部文化史作正面的证据”[⑦]。在一整个民族被侵略者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作家感到，无须隐瞒他该当提醒人们的主要一点，宁肯暂时放弃儒雅，也不可长久地远离反抗。小说中李四爷说过：“咱们要是都像人家钱二少（指钱仲石，——引者注），别说小日本，就是大日本也不敢跟咱们刺毛啊！”祁瑞宣也想到了：“在战时，血就是花，壮烈的牺牲便是美！”
《四世同堂》作品的优势，在于它的文化审视。当我们的人民听惯了“经济落后，一个民族就要被动挨打”的道理时，也别忘了，文化的保守，精神的羸弱，同样是要让一个民族被动挨打的！老舍的这部长篇小说，为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在这方面提供了足够的殷鉴。
老舍认为：“在抗战时期，来检讨文化，正是好时候，因为我们既不惜最大的牺牲去保存文化，则文化的力量如何，都须检讨。我们必须看到它的过去，现在，与将来。”[⑧]他希望以抗战为机遇，给民族文化照一照“爱克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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