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的现代作家老舍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08-05-19 作者：关纪新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笔名老舍。北京人，出身于正红旗满族。
他出生于清末“多事之秋”的戊戌年年底。家境贫寒。父亲舒永寿，是一名守卫京师皇城的正红旗护军甲兵①，1900年，在抗拒八国联军入侵首都的战役中，阵亡殉国。在城陷之后，侵略军疯狂抢劫城中的每条胡同，刚满一岁半的老舍，也险些丧生于强盗的刺刀之下。
作家的童年极其惨淡。寡母马氏独力支撑着一家四口的生计，为了养活身边的子女，她终日不停地给人家缝洗衣服，或到学校当杂役。母亲不仅把吃苦耐劳的精神传给了孩子，年幼的老舍，还从她那里学到了满族贫民爱生活、讲清洁、守秩序的传统性格。老舍最难忘的，是母亲时常带他去给为国捐躯的父亲上坟，也把父亲怎样战死、八国联军怎样屠城和抢劫，讲给他听。他的幼小心灵里，渐渐体会到了父辈至死不渝的爱国情愫，把“爱咱们的国”，认定为人生的要务。
家贫，使他难以适龄入学。幸好有位乐善好施的旗人贵族，向他提供了求学的资助。从读改良私塾，到公立小学和初中，再到师范学校，老舍始终学习勤奋，成绩优异。上学期间，老舍还不断从京城的旗人文化圈内获取艺术滋养，为日后习文打下扎实的俗文艺基础。19岁师范毕业，他被任命为小学校长，其后，“五四”运动爆发，老舍虽未参与具体行动，时代倡导的反帝爱国精神和反封建意识，却在其心中唤起积极回应。此后，他作过劝学员及中学教员，并且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
1924年，经引荐，老舍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中文教师，并在那里连续工作了 5年。去英国之前，他曾不经意地发表过三两篇诗歌和小说，可从未设想过自己会成为文学作家。到英国后，为学习英文，大量阅读了狄更斯等名家作品，萌发起也要“写着玩玩”②的念头。于是，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相继出手。两部作品，都以作者熟悉的北京生活为题材。前者描写了身兼商人、教员和军人的市侩老张，为满足金钱占有欲，活活拆散两对热恋青年的悲剧故事；后者，则状写了北京城里大学生们的众生相，其中既有浑浑噩噩、整日胡混者，又有天良泯灭、为非作歹者，也有立志上进、舍身济世者。上海的《小说月报》及时地登出了《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远在英伦的年轻小说家老舍，得到国内文坛上下的关注与好评。茅盾读过老舍的这类早期创作，曾指出：“在老舍先生嘻笑唾骂的笔墨后边，我感到了他对于生活的态度的严肃，他的正义感和温暖的心，以及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③作者初涉写作，技巧上欠讲究，加之创作目的不够严谨，这两部作品的不足也显得比较突出，小说在情节铺展上缺乏能动控制，笔墨过于放任恣肆，插科打诨过度，有“幽默冲淡了正义感”④的倾向。即便如此，作者在创作起步阶段表现出的某些特点，譬如：擅于运用俗白而富有生活情趣的北京地方语言写作，敏于描绘北京的风光、习俗及人物个性，敢于以喜剧风格来演示悲剧故事，等等，都教文坛感受到了缕缕新气息。这些特点的形成，与老舍自幼濡染着的京城满族文化分不开。清初以来近 300年，大批满洲旗人屯居京城，他们在由满族母语改操汉语之后，培养起了对北京话切磋玩味的普遍嗜好，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隶满洲内务府正白旗），到《儿女英雄传》作者文康（隶满洲镶红旗），都是这种语言造诣的典范体现者，老舍是该传统的现代继承人；而长久以来，八旗下层官兵为艰辛生计所折磨，也使他们逐渐养成了在悲剧命运之下讨取生活乐趣的习性，为生成一种“泪中含笑”的民族审美趋向，创造了社会与文化条件。
《二马》，是老舍在英国教书期间完成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作品讲述了来自文明古邦的中国人马氏父子，在英国——这个二十世纪早期全球最强盛的资本主义国度——饶有意味的一段生活经历。《二马》是老舍创作走向成功的标志，它将出身于不同国家、不同社会文化氛围的中国人和英国人的性格，做了生动、精彩的比照，不但对东方封建主义思想观念的颟顸可悲，做了深刻揭露，也对西方人所持有的顽固的种族偏见，进行了无情的嘲弄，而对中、英两国各自民族精神中的优长，则给予客观评价。这部小说，把此前两部作品中已初见端倪的反思民族文化的题旨，引向了较深的层面，老舍扬起思想启蒙的文学旗帜，在此后长时期，坚持利用“文化小说”从事“批判国民性”的工作。作家在《二马》中写道：“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儿老’。出窝老是生下来便眼花耳聋痰喘咳嗽的！一国要是有这么四万万个出窝老，这个国家便越来越老，直到老得爬也爬不动，便一声不吭的呜乎哀哉了！”堪称振聋发聩、醍醐灌顶之见。
自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出现以后，先是短篇小说和新诗占领了文学的前沿阵地，报告了新文学的破晓，而长篇小说体裁则是迟至二十年代后期，才次第显露出创作实力的。老舍的上述三部作品，一向被列入“五四”之后首批涌现的优秀长篇小说实绩之内。老舍之所以能达到这一历史定位，也是借助了本民族文学传统的强大推力，清中期以后，在中国长篇小说创作领域，连续出现过满洲旗人曹雪芹的《红楼梦》、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云槎外史（西林春，亦即顾太清）的《红楼梦影》等作品，均可视为近现代长篇白话小说的引路之作。老舍沿着民族文学的既定道路前行，将新世纪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辐射到同一体裁的创作活动中，诚属一种顺理成章的艺术作为。
1929年，老舍告别欧洲而东归。途中在新加坡逗留近 5个月，边工作，边动笔写第四部长篇小说《小坡的生日》。这是一部幻想色彩很浓的作品，讲述了生长在新加坡的华侨儿童小坡，和一群来自亚洲不同国家的移民子弟，在现实中相互友爱、在梦境里共同抗敌的有趣故事。作者坦露了向往世间各民族跨越社会和文化藩蓠，彼此尊重、和谐的心迹，也呼吁被压迫民族联合抗争共同迎接新时代。作为一位少数民族出身的作家，老舍的进步民族观，在这部作品里面得到了展示。
1930年初，老舍回到了无限思念的祖国，却陷入了对社会现实的忧思愤懑当中。国内第一次革命战争已告失败，军阀割据愈演愈烈，他所特别关切的京城满族同胞和各族百姓，生活凄惨之至。老舍于当年夏天，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文学教授，一年后，他围绕济南“五三”惨案，写了长篇小说《大明湖》。该书未出版，全部书稿即在上海“一·二八”事件中，被日本侵略军轰炸引燃的烈火所焚毁。1932年，心情极坏的作家，面对江河日下的国事，愤然写出了长篇小说《猫城记》。
这是一部寓言体文化讽刺小说。地球上的中国人“我”，乘朋友驾驶的飞机到火星探险，着陆时飞机失事，只剩“我”一人活着。在火星上的“猫人”国家里，“我”亲自观察了猫国病入膏肓的文化百态及社会情状，目睹了猫国在“矮人”国军队入侵下的亡国灭种经过。作者扭住文化褒贬的主线，凸现了“文明”危机在国家与民族毁灭过程中的深刻影响，发出社会堕落势必导致国家灭亡的警号。小说以猫国故事讽喻当时的中国现实，借猫人中间惟一清醒者小蝎的话说：“糊涂是我们的致命伤……经济，政治，教育，军事等等足以亡国，但是大家糊涂足以亡种。”作品充斥着悲观情绪，而作家意欲表达的挽救式微文化和衰弱国家的强烈愿望，也很容易被读者体察。《猫城记》是老舍式文化启蒙主义创作的代表作之一。鲁迅之后，像老舍这样激烈而又硬韧地批判国民劣根性的作家，并不很多。这部小说也有相当明显的缺陷，老舍向来以对文化的审视见长，却钝于政治思考，《猫城记》把几乎一切的社会演变，都归结为文化使然，结果也就难免要步入“文化决定论”认识误区；小说中间有几处涉及政党政治的地方，不仅叫人感到扑朔迷离，也暴露出作者当时政治态度的幼稚和不足取。辛亥革命后，包括老舍在内的满族知识分子，囿于社会政治对满族的笼统排斥，对各类的政治及政党采取消极回避的态度，他们“总是以独立不倚……相勉”，也染上了“孤芳自赏，轻视政治”的弊病⑤。另外，写作《猫城记》时，作者因过于苦闷，偏离了已获得的成功经验，放弃了幽默平和的写人叙事风格以及绘写人物形象的技巧，把小说写成了一味议论和骂世的作品。尽管小说有这些失误，它仍在老舍写作中间占有比较突出的位置，为作家后来渐渐形成幻灭性社会文化悲剧的创作范式，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老舍冷静地思考了《猫城记》的写作得失，对其后的创作风格、题材做了自觉选择。幽默本是他从满族民间文化中获取的艺术天性，初期作品将幽默风格下意识地发挥到了失控的地步，引起一些批评是自然的，但是，像《猫城记》那样执意远离幽默，势必掩盖作家的写作优势，也要导致艺术的失利。他决计返归幽默，并且提醒自己把幽默看住了。老舍又认识到：“这回还得求助于北平。北平是我的老家，一想起这两个字就立刻有几百尺‘故都景象’在心中开映。”⑥只有以北平为题材背景，他才能最大限度地挖掘生活积累。1934年，他依据上述选择，完成了长篇小说《离婚》。作品通过对民国前期北平城某财务所几个小科员家庭故事的叙述，展现了市民阶层“日常生活哲学”的精细与酸腐，以及其间种种灰色人生的无奈和熬煎，也鞭挞了社会政治的黑暗、官僚机构的败坏。北平中下层封建保守的市民文化，是《离婚》针砭的对象。这部作品，在艺术上获得了全面的成功。小说处处洋溢幽默气氛，却没有一笔无谓的招笑，作者围绕批判市民社会苟且人生的题旨，放眼现实中各种关联本质的事件、矛盾，开凿内在的喜剧因素。《离婚》用大量幽默笔调写出来了令人慨叹的人生结局，幽默未了即悲从中来，强化了作品的感染力。这种独独属于老舍的笑中含泪、泪里带笑的喜悲剧艺术风格，就此被基本确立下来。
《牛天赐传》是继《离婚》之后发表的一部长篇，讲述了一个“没有准家准姓准名”的路边弃婴，被牛氏家庭收养长大，一步步地得到家庭、社会文化熏陶，终于模塑出典型“国人”性格的过程。作品在省视市民社会陈旧文化心态的主题方面，在以幽默格调写灰色人生故事方面，都可看作是《离婚》的姊妹篇。
老舍的小说创作是由写长篇起家的，在相当久的时间里，他对写中短篇不感兴趣。30年代初，国内刊物激增，面向他的稿约也激增。为了不让教学工作受到妨碍，老舍“由靠背戏改唱短打”，也时不时地创作一些中短篇小说。从1934年到1937年，老舍乔居青岛，先在山东大学任教，后改为专门写作。他一生中写下的中短篇小说，大部分都创作于济南和青岛。这些作品题材开阔，描绘下层市民的生活画面，在其中为数最多，农村或都市上层社会生活，也偶有反映。从老舍这一时期数十篇中短篇小说中，络绎走来的，有包括车夫、巡警、商人、教员、花匠、石匠、拳师、男女学生、小职员、大学教授、科技专门家、中小官僚、社会闲杂人员、暗娼、溃兵、卖卜者、艺人、青年革命者、小地主、乡间悍妇、洋奴等在内的形形色色人物形象。作者有意要把他所注意到的世相百态，一一提请读者观摩。
关注古国“老”民族的精神蜕变，是这些中短篇小说的首要主题。三十年代前中期，是中国社会从既有混乱走向新混乱、世道丧失运作章法的阶段。老舍对世风的恶化倍感痛心，以多重视角，描绘国民精神溃疡面的持续蔓延，及其人们道德心理的递嬗。在《五七》、《柳家大院》、《且说屋里》、《哀启》等作品里，叙写一部分中国人，要么利用洋人势力欺侮同胞，要么张惶地避让外寇锋芒，他们已经连起码的爱国之心也谈不上了。《抱孙》与《眼镜》则勾勒出了国人在二十世纪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之际，依旧盲目排斥科学的可悲情状。《新时代的旧悲剧》、《阳光》、《善人》、《牺牲》等，对某些伪善“道德家”和“学问家”，做了无情揭露。《柳屯的》浓缩了一个乡村女恶霸的发迹和败落史，女主人公不断变换两副道德面孔的伎俩，被作家勾画得入木三分。《大悲寺外》，以相互比照的方式写出了伦理精神的对立和错位，故事里面出现的，一方是仁爱宽厚、勤谨敬业的黄学监，另一方是受人挑唆害死学监而后产生恐怖感，继而又以怨报德、坚持诅咒学监亡灵的怀小子丁庚，作品写道：“伟大与藐小的相触，结果总是伟大的失败，好似不如此不足以成其伟大。”是作者对社会道德下滑时期善良、美好精神随时遭到打击的深深叹息。《黑白李》中，也有两个处在文化对应位置上的形象，是一母所生、长相酷似的哥哥黑李和弟弟白李，二者都不是负面角色，“黑李要是‘古人’，白李是现代的”，哥哥处处恪守着“君子风”，后为救护弟弟慨然赴死，弟弟是个敢说敢为的青年，看不起哥哥的旧派作风，却又得益于哥哥掩护才保存了性命，继续从事“砸地狱门”的革命事业。写此作品时，老舍对革命者的理想和活动方式，尚缺乏准确感知，但是，作家对传统文化德行和新型文化精神的捕捉，却十分精到。老舍关切于每一项古国传统的式微及传统持有者的心理演变，《新韩穆烈德》和《老字号》是两篇表现中国传统手工业和商业经营方式面临灭顶灾难的作品，前者写出了在外国的经济侵略和挤压之下，民族工商业凋蔽，旧有的纯朴习尚也随之失落；后者刻画了一场发生在民族商业内部竞争擂台上的恶战，固守诚信经商作风的“老手，老字号，老规矩”，经过几番较量，惨败在惟利是图、坑害顾客的“新派”商家脚下，显现了作者对道德判断和历史判断彼此悖反现象的思考。《断魂枪》，是老舍短篇小说中的扛鼎之作，作者以简约、深致的格调，摄录了武艺超群的国术大师沙子龙，在经历了声名显赫的前半生之后，毅然决然，让自己以及一身绝代武功淡出人世、淡出历史的感伤故事，造成这一悲剧的，是火枪火炮等新式武器已经完全占有了现代战争的胜负决定权，国术大师只能空怀“五虎断魂枪”绝技，因为“他的世界已被狂风吹了走”，他也就只能充当甘为传统美质文化殉道的末路英豪。
对穷苦市民命运的摹写，是老舍中短篇小说的又一个重要主题。老舍是出身于都市底层社会，一辈子始终牵念于贫寒阶层生存状况的作家，他熟知城市“苦人们”终年拼死挣扎的惨状，深感有义务为他们伸张道义，把他们对黑暗现实的控诉，用文学形式宣泄出来。《微神》是一个以爱情故事为依托反映苦难人生的短篇，一对男女青年怀有的真挚恋情，被迎头出现的贫困环境彻底毁灭了，纯洁的少女被侮辱、损害、戕杀，只是因为她的家境败落了，因为她穷。《柳家大院》里的小媳妇年仅十七岁，娘家穷，以一百块彩礼把她卖给了王家，王家“爷儿俩大概再有一年也还不清这笔亏空，所以老拿小媳妇出气”，她毫无错处，一天也要挨几顿打，只得以一死来逃脱苦难，她死了，娘家跟婆家新一轮的纠葛又开始了，双方都穷，都想从她的这条命里，多捞点，少亏点。中篇《月牙儿》，是以都市暗娼生涯为题材的文学名篇，女主人公年幼丧父，母亲无奈，走上了世间留给她的惟一出路：卖淫，自尊的女儿要自谋生计，以逃脱与母亲一样可怕的命运，但是，几年下来，她百般挣扎，还是毫无活路，终于饿到极点，求生本能叫她再也不必“为谁负着什么道德责任”，她也让自己的肉体“上了市”，此刻她痛彻地看到，在自己的世界里，“女人的职业是世袭的，是专门的！”“什么母女不母女，什么体面不体面，钱是无情的。”另一部中篇力作《我这一辈子》，表现了城市底层巡警的苦难，“我”，是一个读过书、学过手艺，而后因婚变才改了行的街头警察，一生坦诚、勤恳，受了许多的冤枉、折磨，换回来的，是“收不住脚”地“走下坡路”，才五十岁，已走到了绝路，这才“明白过来，原来差事不是给本事预备着的。”城市贫民为了逃避厄运，愈奋愈陷、愈陷愈惨的生存规律，被表现得相当完整。
老舍认为，中短篇小说，“是后起的文艺，最需要技巧”⑦。所以，他在这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微神》使用了朦胧诗般的意境设置，写失恋男青年为了索求故去的心上人，导致一场梦境中的戚戚寻觅，梦境布满了顽艳、奇诡的气氛，既似自然景物又似心底折射影像的幻觉图画，交替隐现，叫读者得以体会人鬼两隔的无奈。《月牙儿》像一首回肠九转的叙事长诗，作者的笔追踪着女主人公的心理历程，借鉴诗歌艺术的多种手段，将柔美的抒情、哀婉的意境、洗练的语句、短峭的章节乃至出色的象征，齐熔一炉，使悲剧故事如泣如歌，催人泪下。《我这一辈子》则把白描手法，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其中所有的话语，因出自于一位笑傲浊世的老年巡警之口，既不乏幽默，又处处被镀上一层冷色，让人充分体会复杂艰涩的人生幽微。《断魂枪》在构造作品时，巧妙运用了“时空余地”，故事小而又小，所倚重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却异常丰厚，故能取得言简意赅、大气包举的效果。
1936年，老舍的写作生涯满了10个年头，夏天，他如愿以偿，辞去了教职，成为了一名“职业写家”。经过10年的摸索，他在文学思想和艺术造诣上成熟了。仿佛为了全面展示自己此刻积蓄的创作势能，他向世间奉献了长篇小说《骆驼祥子》。
此前，一位友人与他闲谈，讲起在北平时曾用过一个车夫，那人买了车子，又卖掉，前后三起三落，到末了还是受穷。老舍当即获得灵感，表示“这颇可以写一篇小说。”⑧北平和车夫，是他从来就了如指掌的。“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仁茶的吆喝声，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像一张色彩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的描画他。它是一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⑨至于人力车夫，在作家早年的亲戚、朋友和邻里间多得很，他已“积了十几年对洋车夫的观察”⑩，不但了解他们的命运，还窥得见他们的心路。为写这部书，老舍做了认真的素材准备，通过信函、亲访，向生活在北平的朋友、同窗、社会学家和方言学家讨教，向拉过洋车的哥哥、表哥讨教。《骆驼祥子》全稿杀青时，作家表示：“这是一本最使我满意的作品”⑾。
小说真实地展现了都市人力车夫的悲剧人生。祥子，是个从乡间来到北平城里挣饭吃的青年，他向人力车厂租车拉活儿，指望着靠卖力气先糊口再发家。他身体棒，心气足，干活实在，苦拼三年，攒钱买了属于自己的新车。没过几天，军阀手下的乱兵抢去了他的车，还把他抓了差。他趁夜深逃回，从头做起，继续苦苦拉车、攒钱，到又能买得起车的时候，钱却被假公济私的侦探全讹走了。祥子落入车厂主刘四之女虎妞的圈套，被迫娶了这个比他大出十五六岁的老姑娘。虎妞出钱，祥子又买了车，不久，虎妞难产而死，为料理后事，祥子再度卖掉车子。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的厄运夹击，和种种坎坷折磨，把祥子拖垮了，他丧失了健壮的身体，也丧失了要强的精神，从出人投地的“高等车夫”，沦为“下三烂”的街头流民。
初入城市的祥子，认定“拉车是件最容易挣钱的事”，他以为依赖个人的诚实劳动，必定能由穷致富，在反复遭遇社会的捉弄之后，他辨不清原因何在，总是凄苦、懵懂地发问：“凭什么？”“我招谁惹谁了？！”他顽强地从灾难中自拔，却要陷入更深的灾难，根源就在于他这样的城市底层小人物，本来就随时处在不公正社会的无情损伤范围之内。围绕着祥子，作品里还写了老年车夫、小福子等城市贫民的悲惨遭遇，相互交织地证实了，生存在底层的“苦人们”，无论男女或老少，无论怎样要强和奋斗，终究都逃不出贫困和死亡巨网的笼罩。老舍以严格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真切地刻画了城市下层贫民在不公正社会中的恒定的极度窘迫。在旧时代，包括人力车夫在内的城市贫民，多为个体劳动者，劳动方式决定了他们中的每个人，只能带着小生产者的狭隘心胸去处世谋生，遇到怎样的灾祸，也难以得到外界的支持与援助，祥子看不到这一层，他的盲目的个人奋斗势必导致一败涂地的结果，而他仅有的思想能力，只会教他最终服服贴贴地“认了命”。
作品不但讲述了个体车夫的惨烈奋斗史，其中还包含着一部祥子的心灵史。主人公精神世界连续出现的困惑、痛彻、麻木、疲惫、崩溃……被记录得十分清晰。小说开始时的祥子，身与心都很健康。第一次丢了车，他从乱兵营盘逃脱，顺手牵回了本不属于他的三匹骆驼，洁净的心开始有所玷污。虎妞软硬兼施诱他成奸，“把他从乡下带来的那点儿清凉劲儿毁尽了”，原有的淳厚道德观随之蚀落。虎妞哄骗他结婚，使他失去了自由人的地位和健壮的体魄，精神也一蹶不振。虎妞死后，被夏太太再次引诱而且染上了病，加上自己真心暗恋着的小福子默默死去，都使他的生命里再也找不到一丝光亮。他放任、作践自己，甚至堕落到损人利己，出卖人命换取金钱的程度。小说开篇时的祥子与结束时的祥子，判若两人，作品像一部灵魂扫描仪，做了祥子全套的心理疾患发生、衍变记录，最后那个精神上不可就药的祥子，完全是被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推搡、挤压着，才走向了灵魂的总崩溃。祥子的悲剧是双重的，第一重是外在的，他在跟贫困作战中败得很惨；第二重是内在的，在跟心灵深处滋生蔓延的卑微丑陋品质作战，他败得更惨，尤其是这第二重悲剧，叫他把人性瓦解殆尽。老舍写《骆驼祥子》，切入点是城市贫民的生计，落脚点，则是下层市民的心灵归宿。他的同时期创作中的两大主题——关注民族心理蜕变和关注都市贫民命运，在这部小说里得到了紧密的绞结。
《骆驼祥子》的人物塑造令人赞叹，“闷葫芦罐”式的祥子，不擅言谈，他的整个人性扭曲过程，几乎都是凭借着作者出色的行为和心理描绘来完成的。虎妞，是又一个让读者过目不忘的形象，作者通过个性化的语言，使这位既害了祥子，自己也同样是社会受害者的市俗女性，形立神随，活现纸上。小说体现了作者对北京口语无条件的信任感和异乎寻常的驾驭能力，周作人在《骆驼祥子》日文版序言中曾指出：“至老舍出，更加重北京话的分子，故其著作正可与《红楼》、《儿女》相比，其情形正同，非是偶然也。”⑿
《骆驼祥子》是集老舍多项艺术优势于一身的作品，也是使老舍最终确定小说创作道路和艺术风格的代表作。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界，藉此重新发现了老舍，老舍也因而奠定了中国新文学最优秀作家之一的位置。《骆驼祥子》这部现代庶民文学永不褪色的经典之作，与茅盾的《子夜》和巴金的《家》鼎足而三，共同托起了中国现代小说艺术殿堂的拱顶。
1937年抗战爆发后，老舍离开山东，先后到武汉和重庆，参加文艺界抗敌活动，并连续 7年，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负责人。在抗日战争的前期和中期，他的创作活动多集中在通俗文艺和戏剧方面。至抗战后期，才转回长篇小说写作。小说《火葬》，是颂扬中华民族神圣抗战的长篇，写出了北方一座小城中抗日英雄们坚持武装斗争的庄严与酷烈，展示了作者期望在血与火的洗礼中重塑民族真精神的激情。因为作者对抗日武装斗争的陌生，作品在艺术上尚欠火候。
1944年至1948年，作家创作了一生中规模最宏大的一部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作品由《惶惑》、《偷生》、《饥荒》三部曲组成，共100节，近100万字，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叙述了由北平陷落到日本投降 8年间，发生在这座历史名城中一条叫作“小羊圈”的小胡同中一系列令人感伤、激愤的故事。牢记民族被征服的惨痛历史，反思被征服状态下的国民心理弱势，是这部作品彼此相依的双重主题。在高悬着“太阳旗”的北平城，“亡国奴”们含悲忍痛地过活，善良无辜的市民，没有一家能够幸免于大大小小的灾难，死亡成了人们的“近邻”。耻辱感折磨着众多有爱国心的市民，消极避祸、息事宁人的作人方式，又使一些人逐渐遁入“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苟且状态，“北平人倒有百分之九十九是不抵抗的”。老舍由北平城和北平人的文化性格出发，用大量细腻描述，推出自己的观察和忧虑：“这个文化也许很不错，但是他有显然的缺陷，就是，他很容易受暴徒的蹂躏，以至于灭亡。会引来灭亡的，不论是什么东西或道理，总是该及时矫正的。北平城已经亡了，矫正是否来得及呢？”《四世同堂》架构恢弘，布局匀称，聚散适度，气骨凝重，是一幅超大规模的艺术画卷，上百号或主要或次要的人物形象，均被镌绘得十分真切生动。老舍曾将这部小说，看作自己“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
1946年至1949年，老舍到美国讲学并继续写作。他又创作完成了长篇小说《鼓书艺人》，写的是曲艺艺人方宝庆一家，在抗战期间漂泊南下，在陪都重庆卖艺渡日的遭遇。作为老舍的一部重要作品，《鼓书艺人》的主要价值，不在于文学蕴含的厚重，而在于它像一方路标，指示了作家在创作思想上的转轨方向。小说异常明确地抨击黑暗政治，鼓吹民主精神，讴赞进步战士，都反映了作家在受到左翼文学原则积极影响之后，写作中出现的新特点。
50年代初至60年代，老舍再次将主要创作方向转到戏剧上面，成了戏剧界的高产作家，先后写出了话剧《方珍珠》、《龙须沟》、《一家代表》、《春花秋实》、《青年突击队》、《西望长安》、《茶馆》、《红大院》、《女店员》、《全家福》、《宝船》、《神拳》、《荷珠配》和京剧《青霞丹雪》、歌剧《青蛙骑手》、《拉郎配》等作品。这中间，《龙须沟》与《茶馆》，是他的重要代表作。
《龙须沟》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力作。旧北京有一条叫作龙须沟的污水沟。解放前，这条远近有名的臭沟，充满了赃水、垃圾、粪便。生活在当地的，全是贫苦市民，他们多年来受着臭沟的熬煎。刚刚解放，人民政府听到百姓的呼声，不出几个月，就把这条臭沟根治了。此事，成了1950年首都一大新闻，受到群众的广泛好评。老舍的剧作，写得就是这件事儿。
作者说，写《龙须沟》在自己二十多年的写作经验里面，“是个最大的冒险”（《〈龙须沟〉写作经过》）。他行走不便，不能充分地身临实地考察，只好较多地借助于他人的情况转述，没法儿“满膛满馅地”了解龙须沟。不过，丰厚的生活积累，再次在关键的时刻帮了老舍的大忙，他只去了一趟现场，便独具只眼地相中了龙须沟边上的那么一个小杂院。他把这样一个小杂院，艺术地搬进话剧，好让自己熟知的城市平民各色人物住到里边，以他们的生活巨变，来对比臭沟昔日的罪恶，和眼下人民政府治理臭沟的功德。老舍给小杂院安排了 4家住户，他们是：落魄艺人程疯子夫妻，人力车夫丁四夫妇及子女，寡妇王大妈和她的女儿二春，以及孤身的泥水匠赵老头。第1幕，以凄凉的笔触，摹写了解放前小杂院里家家逃不脱的惨景，老人因臭沟而染病，车夫两口子由生计而口角，恶霸的打手冲进院里来欺负弱者，直至暴雨骤降，臭沟把可爱的丁家小妞子活生生地吞没……第2和第3幕，则以明快的格调，记录了共和国成立伊始，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被铲除，臭沟得到及时治理，人们的精神面貌也为之振奋，处处洋溢起奔向幸福生活的喜悦。老舍尽管对龙须沟的具体治沟过程了解有限，但是，他巧妙地避开了自己在占有具体材料上的弱势，全面地调动了对故都贫民生活的真切把握，以及对新形势下城市民众心理的准确感应，并没有依仗十分完整的戏剧情节，就将这出话剧写得声色饱满。这实在可以说是老舍艺术创造中的一个奇迹。
人物形象塑造，为《龙须沟》的成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沟边小杂院里的一个个平民人物，都在老舍笔下鲜活十分。这群有血有肉的城市小人物，在心灵和性格上，与作者从前所刻写的众多社会底层角色，既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结，又有某些互异之处，更有因时代发展而带来的新迹象。车夫丁四，是个“可好可坏”的人，他受困于黑暗的社会和窘迫的家境，正在朝着不争气的下坡路上滑，小女儿的惨死又加重了他的堕落心，终于，他遇上了解放，在社会正气激励下，他也积极投入了政府组织的治沟劳动，并在精神上有了大的起色。由丁四，人们自然会想到“个人主义的末路鬼”祥子，同是人力车夫，丁四的命比祥子好，他的可信的心理变化，也是祥子们所不可能具有的。王大妈，是一位在臭沟边上住了好些年的劳动妇女，她勤谨能干，靠焊镜子边养活了自己和家人，她又是个保守、胆小的人，凡事总是用“老妈妈论儿”来看，在旧社会，她不敢跟坏人争高低，解放了，她还是爱用习惯眼光猜测事物变化，多年作孽的臭沟真的给人民政府降服了，她才大开眼界，看懂了新社会。王大妈这样的老派妇女，老舍从前的作品中也写过许多，假使没有社会大变革，她们还不知要在固有的旧观念中踯躅多久呢。在《龙须沟》故事里，还有个顶引人注目的人物，几乎可以被称作是个不朽的艺术形象，此人就是程疯子。他有过一手漂亮的曲艺专长，还曾藉此糊口，坑人的世道断了他的谋生之路，把他逼得神里神经的；他只能处处示弱，逆来顺受，但是，即便身居贫民窟，他还是身着长衫，自重自爱，与周围的穷苦人打气质上就两样；他乐于助人，对孩子忒好，为了不让小妞子掉泪，脱了大褂就用它换了小金鱼；他善良惯了，连蚂蚁也不踩，翻身之后，他叫从前作践过自己的狗子伸手给他看，说：“你的也是人手，这我就放心了！”足见出他长期受屈含冤之后，对人性和人道的渴盼。程疯子，在老舍笔下，是个十足的苦命人儿，又是先前作品中未曾让人们窥到过的“这一个”，他的出现，多少带有一点耐人寻味的感觉。其实，他的原型，正是当时京城里时常会被人们遇上的没落旗人。老舍在剧本初稿的人物提示中说起程疯子：“原是有钱人，后因没落搬到龙须沟来”，已经透露了此人的身份端倪，至于演员于是之在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揣摩再三，终于在“把他定为旗人子弟”的创作基调拿稳了之后，才解开了“神秘不凡的程疯子”的身世之谜，“才算对程疯子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更印证了这一人物形象的满人特质。老舍把这样的特殊形象诉诸剧本，可说是匠心独运，换言之，作者这样地露了“绝活儿”，《龙须沟》的人物和故事，才真能出彩儿。老舍不隐瞒他对程疯子和丁四的熟识程度来自早年间的切身体验，他讲过：“我写《龙须沟》如果从动笔写第一幕起，自然不长，要是从程疯子那件大褂，丁四那件短袄算起，那该是几十年了。”
《龙须沟》不是情节剧，它专靠着程疯子、丁四、王大妈等等形神各异的鲜明人物形象，达到了支撑起一出大戏的目的。这是老舍戏剧艺术远脱窠臼的地方。剧中创造性地收入一些曲艺成份，作为凸现人物和铺写情节的手段，也使剧作平添了浓烈的都市民间文化韵趣。
这出戏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也是老舍在50年代前期推出的一件文学精品。不过，它也还带有一些不足，例如后两幕从意蕴上就显然不如第1 幕来得真切动人，而且，像赵老头这样作者希望他能体现出工人阶级精神风范的人物，还有种概念化感觉。这些，都说明老舍对他还不够熟悉的生活和人物，尚驾驭不稳。
除了在1954年，根据志愿军作战事迹，撰写并发表过一部艺术上不太成功的长篇记实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之外，这个时期，作家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小说艺术，悉数展示在1961年命笔的未竟稿长篇小说《正红旗下》中间。这是一部自传体作品，描摹了清代末年北京城内满族旗人的生活场景，于民俗事相的精雕细刻间，映衬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京城旗人社会以至整个中国社会的风云走向。在旧中国，因为社会上明显地存在着民族歧视现实，老舍这位满族作家，虽在自己的一系列创作活动中，潜在地纳入了诸多的满族文化因素，他却一直较少在作品中直接标明题材和人物的满族属性；共和国的新型民族政策鼓舞了他，他终于要开启自己长久以来不肯轻易示人的人生记忆库，将广大读者带进一个满人生活的斑驳世界。《正红旗下》，表达了老舍对清末满族社会变迁的深层思索，通过娓娓道来的市井故事，举重若轻地解答着一些相当重要的历史课题。这部作品，只写出了近11章大约 8万字，看上去还很像是一部长篇巨制的开头，作者便搁笔不再往下写。是当时中国文坛上空笼罩的极“左”空气，迫使作家的笔在最能发挥其神奇作用的领域陡然搁浅。这部远未写完的作品，成了老舍文学生涯中沉甸甸的压卷之作。
老舍于1966年“文化革命”初起时，自沉于北京西北郊的太平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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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满族在建立和巩固清王朝的历史过程中，全民族被编入兵民一体的“八旗制” 社会组织，“正红旗”，是满族八旗中的一旗 （ 各“旗”大致相当于不同 的方面军）。护军，是清代八旗军中“拱卫京师”诸兵种中的一支，负责皇城、 王府及整个京师的安全。其士兵称为“护军甲兵”，也可以简称“护军”。
②老舍:《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宇宙风》创刊号，1935年9月出版。
③茅盾：《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重庆《新华日报》，1944年4月17日。
④老舍：《〈老舍选集〉自序》，开明书店1951年8月版；转引自《老舍生活与 创作自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4月出版，第117页。
⑤老舍：《悼念罗常培先生》，《中国语文》1959年1月号。
⑥老舍：《我怎样写〈离婚〉》，《宇宙风》第7期，1935年12月出版。
⑦老舍：《我怎样写短篇小说》，《宇宙风》第8期，1936年1月出版。
⑧⑾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青年知识》第1卷第2期，1945年出版。
⑨⑩老舍：《三年写作自述》，《抗战文艺》第7卷第1期，1941年1月出版。
⑿知堂（周作人）:《万人文库·十月文园》,1942年10月；转引自曾广灿编著：《老舍研究纵览》，天津教育出版社，1987年11月出版，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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