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漫长的文学发展过程中，出身于各个少数民族的作家们，做出了许许多多重大的贡献。满族作家老舍（本名舒庆春，字舍予），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位杰出代表。

 一

     1899年2月3日，一个弱小的生命，在北京城内一条窄小的胡同里，呱呱落地。那条小胡同过于地窄小，把口处才三四尺宽；那个小生命又确实太弱，险些一降生就夭折。产妇已然41岁，贫困劳累的生活使她生下儿子便昏死过去。接生婆和新生儿的小姐姐手忙脚乱地抢救产妇，竟把刚来世上的赤裸着的婴儿忘在一旁。幸亏婴儿的大姐及时从婆家赶回来，一把抱起就要冻死的小弟弟，将他揣入怀中……这条因而得救的小生命，就是日后享誉中外文坛的老舍。

    老舍出世的这一天，刚好是农历腊月二十三，京师百姓都忙不迭地燃放花炮，欢送各家的“名誉户主”灶王爷上天。可是，此刻，他们家中真正的户主，新生儿的父亲，却还在他的岗位上。他没有想在家就在家的自由，因为，他是旗人，是个命里注定的兵。从清初满洲民族入关之前，该民族的全体成员就被编入了八旗军事组织之内，历经三百来年，也没有大的变化。所有满族人，都隶属于其中某个旗的管辖，男人们都有当兵报效国家的义务。

    老舍的父亲，名叫舒永寿，是京师正红旗下的一名普通士兵。他的母亲舒马氏，是一位出身于正黄旗的下层女性。

    八旗制度，曾在创立清朝、巩固政权、维护国家统一、保卫人民安定生活方面起到过积极的历史作用。但是，由于它自始至终地把满族人全部严格地拴在当兵吃粮的人生轨道里，禁止旗人们做工、务农、经商，所以，在八旗兵额不能增加而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广大下层旗人的生计就成了大的社会问题。贫困，成了伴随一代又一代下层旗人的可怕魔影。

    舒永寿的家，就是京城穷旗人中十分典型的一户。老舍出生的时候，他的大姐已经出嫁了，家里包括父母、两个没出嫁的姐姐、一个哥哥和他，共计 6口，全仗着父亲每月从旗人衙门领来的 3两银子和一点老米度日，艰难可想而知。

    舒永寿在八旗军队中的身份，用满语讲叫作“巴亚喇”，用汉语说就是护军。他和他所在的部队，负责着拱卫京师安全的任务。到清末的时候，北京旗人的精神分化很严重，阔绰有闲的旗人意志颓唐的很多，但是，下层的穷旗兵，却还多能保持急公近义、爱国护民的传统。在穷旗兵中间，大家常常互相勉励以国事为重，他们最爱说的，还是那么一句硬话：“旗人的全部家当，就是打仗的家伙和一身的疙瘩肉！”他们得随时准备投入爱国报国的战斗。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中国北方许多地方掀起了义和团运动。当权者慈禧太后凭借义和团的力量，向外国侵略者宣了战。西方列强不甘心失败，组成“八国联军”大举入侵，直逼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化装逃出了城。而京师八旗兵和义和团将士们，则由城外到城内，跟联军进行了浴血奋战。在这场双方武器与实力太悬殊的战役里，老舍的父亲舒永寿喋血殉国。他的阵地在正阳门，激战中，城上中了敌军发射的烧夷弹，城门坍塌，并且引燃了旗兵们脚下散落的火药。永寿被严重烧伤，当天即死在了爬回家的半路上。

    外国强盗占了北京，又大肆搜刮钱财。老舍家和京城绝大多数市民的家一样，遭到了他们光天化日下的掠夺。他家的大黄狗被侵入者一刺刀就给捅死了。刚满一岁半的他，熟睡在炕上，没引起强盗们的注意。否则，他也难免象那条黄狗一样的命运。

    老舍是由寡母抚养长大的。母亲是个最肯吃苦的坚强女人。她不仅靠给店铺伙计和屠夫们浆洗缝补衣裳养活着一家人，而且一遍遍地给日渐长大的儿女们讲述他们的父亲阵亡的故事。小小年纪的老舍，便懂得了什么是爱国和应对怎样地仇恨侵略者。他把“爱咱们的国”，当成了人生的头等大事。

    他家贫寒到了极点，按照常规，他是上不起学的，只该去象其他穷旗人的孩子一样，从七八岁开始，就当沿街叫卖的小贩，或者到店铺里学点糊口的手艺。他作梦也想不到的是，在他 7岁那年，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的一位“善人”刘大叔，彻底改变他一辈子的道路。刘大叔叫刘寿绵，出生在一个花团锦簇的满族巨富家庭，却一生乐善好施、救助穷人。老舍的曾祖母，曾在刘府当过佣人，刘寿绵记着这点旧情，专程来到舒家，拉起童年老舍的手，把他送进了一所“改良私塾”。刘大叔负担了他的全部学费。

    老舍是个从小就知道勤奋的孩子，他没有辜负母亲、刘大叔和一切严格教诲他上进的师长。在私塾，在后来读过的京师第二两等小学和第十三小学，他都是出类拔萃的优等生。到他小学毕业的时候，家境越发地艰难。所以，他虽然考取了京师第三中学，却只在其中读了半年，就实在读不下去了。瞒着母亲，他通过紧张的准备，一举考取了很难考上的北京师范学校，因为读师范学校，学膳、着装等全部公费。

    在师范学校的五年时间，他的天赋光芒渐渐放射出来。他一直是受到师生们喜欢的高材生，而且受到校长和国文老师的影响，已经在文学方面有了长足的长进。1918年，未满19周岁的老舍，以该届第五名的优等成绩毕业，被分配到京师第十七高等小学当校长。他欢天喜地地跑回家中报告这个消息，对为自己受尽了苦的母亲说：“今后，您可以歇一歇了！”

 二

     老舍任小学校长期间，北京城里爆发了“五四”运动。他虽然没有参加到斗争行列中去，却受到了极大的教育，更深入地懂得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激发了写作的欲望，有了非把封建社会和帝国主义给自己的苦汁子吐出来不可的想法。

    1920年，因为工作成绩突出，他被任命为京师郊外北区的劝学员。这是一个一般人想得也得不到的“优缺”，待遇相当高。可他只干了不到两年，就主动辞了职。他不肯让自己混迹于学务管理界的乌烟瘴气之中，宁可收入大大减少，也愿意做些真正对社会、对穷苦百姓有益的事情。

    1922年，他在满族出身的宝乐山牧师的影响下，加入基督教会。一两年间，他通过教会，做了许多普及大众文化教育的工作。同时，他还在天津南开中学、北京一中等学校教书。在南开中学的时候，他发表了自己的一篇早期作品──短篇小说《小铃儿》。

    从1924年夏天起，老舍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当了 5年的华文教师。独处异邦的寂寞，以及为了学英文而读了不少英国作家的小说，促成了他拿起笔来练习写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三部长篇，都是他在教学之余写成的。这三部作品被他寄回国内，均发表在当时很有影响的上海《小说月报》上，受到了广大读者的赞赏。《老张的哲学》写的是民国初年北京社会的黑暗现实，《赵子曰》写了一群就读于北京的外地大学生的生活，而《二马》则描绘了来自北京的父子俩在英国伦敦做生意的故事。这些小说，成功地展示了老舍热心关注小人物命运，善于发掘中国人的民族性格特征的创作优势，语言上的通俗流畅和风格上的幽默俏皮也很独到。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出现之后，中国新文学的第一批成果主要体现在短篇小说和新诗创作上面，而比较好的长篇小说作品则寥若晨星，老舍20年代在英国创作的三部长篇小说，集中地代表了新文学运动在长篇创作中的实绩，所以特别有意义。老舍也因为在这方面的独到贡献，开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之一。

    在英国期间，他还为灵格风唱片公司录制过华语教学唱片，帮助英国朋友艾支顿完成了中国古典小说《金瓶梅》的英文翻译工作。

    1929年老舍离开英国。在返回祖国的途中，他在新加坡逗留了半年，边教中学，边创作他的第四部长篇小说《小坡的生日》。这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表现了生活在新加坡的华侨少年与各被压迫民族的小伙伴一道，反对强权奴役的故事。

    回国之后，老舍只在北京做了短时间的停留，便来到山东，先后在济南齐鲁大学和青岛山东大学任文学教授，共 7年时间。他对山东产生了感情，把那里称作自己除了故乡北京之外的“第二故乡”。这 7年间，他娶妻生子，夫人是北京满族人胡　　青，长女舒济、长子舒乙、次女舒雨也分别生在济南和青岛。这 7年时间，又是他在创作上的第一个高产期。长篇小说《大明湖》、《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骆驼祥子》、《文博士》，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以及《老舍幽默诗文集》和创作经验集《老牛破车》，多是他在繁重的教学之余，硬挤出时间完成的。他在大学里工作，平时总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上，只有到了放假的时候，才有机会把预先构思好的大部头作品写出来，差不多在山东任教的 7年里，他每个暑假都要写出一部长篇小说来。他说，对自己来说，暑假是只有暑没有假的。《离婚》、《骆驼祥子》和中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等，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叙述北平洋车夫祥子悲惨命运的文学名作《骆驼祥子》，以其异常出色的艺术成就，从根本上奠定了老舍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大家的位置。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山东的形势也急剧地紧张起来。在济南被日寇攻占前夜，老舍痛下决心，辞别妻小，只身前往武汉，投入文艺界的抗日洪流。在1938年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间，老舍被集结其中的各派文艺家们推选为总负责人──总务部主任。先前是在武汉，后来又转到重庆，“文协”组织在艰难困苦中顽强地坚持了 7年时间，直至抗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老舍也以一位爱国作家的身份，在“文协”总务主任的位置上连选连任。他凭借着一腔热诚和耐心细致的工作，最大限度地团结着各方各面的文艺家，共同致力于推动抗战的文艺活动。

    在进行不间断的“文协”会务工作的同时，老舍还以笔为枪，投入战斗，年年月月毫不止歇地写作。抗战期间，他又先后完成了长篇小说《火葬》和《四世同堂》的第一部《偷生》、第二部《惶惑》，中短篇小说集《东海巴山集》、《火车集》和《贫血集》，长诗集《剑北篇》，话剧《残雾》、《张自忠》、《面子问题》、《大地龙蛇》、《谁先到了重庆》、《归去来兮》、《国家至上》、《王老虎》和《桃李春风》（其中有三部是与别人合作），还有包括鼓词、京戏、散文、歌词、相声、回忆录等体裁在内的许多作品。本来，老舍是以写小说见长的，在动员全民一致抗战的特别时期，他感到戏剧和曲艺等艺术门类对于鼓舞大众更有积极作用，于是便戮力为之，并且建树很多。

    连年的劳累，毁坏了他的身体。而他却从无怨言、从不松懈。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文学的发展，他能舍得了一切。他的奉献，感动了所有的朋友，1944年，重庆各界为他庆贺45岁生日暨创作活动20周年，黄炎培、沈钧儒、茅盾、邵力子等数十位知名人士到会，郭沫若在他赠给老舍的的祝诗中写道：“二十年文章入冠，我们献给你一顶月桂之冠。”老舍因为大家的赞扬而倍受激励，他在会上泣不成声地致了答词：“二十年，历尽艰苦，很不容易，但是拉洋车做小工也不容易，我定要用笔写下去，写下去。”

    抗战的前期和中期，老舍一直是只身生活，他常常把刚得到的一点稿费送到比他更贫困的作家手中。1943 年底， 他的夫人和孩子们由北平辗转来到他的身边。1945年，幼女舒立出生。一家人的生活，依旧贫困。

    抗战终于胜利了。老舍本打算回山东继续教书，却收到了美国方面的邀请，约他和剧作家曹禺，前去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和讲学。老舍认为这是个向西方系统介绍中国新文学成就的好机会，便欣然应邀。1946年 3月，他们抵达美国，先是进行了大半年时间的穿梭访问，在华盛顿、纽约、芝加哥、科罗拉多、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亚等地，做了多次公开演讲，为增强大洋彼岸的人们了解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老舍没有在一年期满的时候回国，为了创作《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和另一部长篇小说《鼓书艺人》，也为了协助美国友人翻译他的一些作品，他总共在美国居住了三年半。《四世同堂》，是老舍一生中完成的规模最为宏大的作品，总共约100万字；这部作品，也是他用作家的笔，饱蘸着爱国主义的精神， 为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留下的一座伟岸的纪念碑。

 三

     1949年年底，老舍回到祖国，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面对共和国建立之初到处欣欣向荣的局面，他格外激动。于是马上提笔写作。《方珍珠》、《龙须沟》等剧作，代表了他这一时期的创作追求。歌颂人民政府为普通市民办实事的《龙须沟》上演之后，老舍获得了北京市政府授予的“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称号。

    从50年代开始，老舍担任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和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等社会职务。他的心，始终紧紧地维系于祖国和人民的文艺事业。

    在旧社会吃过大苦的老舍，心中随时挂念着从黑暗年代熬过来的下层艺人们。建国之初，他四处走访，为生了病的天桥艺人掏钱治病，为一时难以适应新社会要求的相声演员们编写新段子，为生计成问题的盲人们创办艺术讲习班，为生活有难处的国画家们筹措办画院……

    老舍在北京东城的一个小胡同里安下家。他热爱生活、热爱朋友的性情，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在并不宽绰的庭院里，他和夫人种下上百种的花卉，并且不间断地迎接着各路朋友来赏花和交谈。到他家访问过的客人中间，既有文艺界的名人，也有城里三教九流的劳动者，既有国家领导人，也有自幼一起长大的满族亲友。尤其是北京文联的中青年作家们，更是他家的常客，每次他们来他家，老舍总是和大家一起把酒畅谈文学艺术，不喝到尽兴谈到尽兴，绝不放客人们回家。

    老舍是个一贯认真履行社会责任的人。他参加过亚非及太平洋地区国际会议、到朝鲜战场慰问过志愿军将士，去捷克斯洛伐克、苏联、日本等国进行过友好访问。除了北京市文联的工作之外，他还在中国作家协会中分工负责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指导，也需要不断地到各地了解情况，研究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然而，对于老舍来说，他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位“写家”。“五四”以来现代文学发展时期的许多著名作家，从50年代起差不多都搁下了笔，而老舍却一如既往，仍旧挥汗如雨地写呀写。话剧《一家代表》、《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西望长安》、《红大院》、《女店员》、《全家福》、《神拳》、《荷珠配》、《宝船》，曲剧《柳树井》，京剧《青霞丹雪》，昆曲《十五贯》、歌剧《青蛙骑士》，长篇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散文集《福星集》，曲艺文集《过新年》等等，几乎是没间断地在发表。他在创作上的高产，很快就闻名遐迩，“文艺界劳动模范”的美称不胫而走。

    在50年代老舍创作的诸多作品中，三幕话剧《茶馆》是最为重要的收获。这部1957年脱稿的剧本，以20世纪前半叶北京城一所名叫“裕泰”的大茶馆为背景，精雕细刻地表现了清代末年、民国初年和民国末年三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以极其传神的情节和场面，反映出旧中国的黑暗、丑陋和不可救药，透视出人民革命及新时代出现的不可避免。这出戏体现着老舍高超绝伦的艺术功力，成为了在他的文学生涯中耸立起来的又一座新高峰。老舍以《茶馆》这样无可争辩的创作佳绩，证实了自己是现代文学大家中惟一一位在共和国建立以后依然后劲十足，并且能够超越本人以往成就的作家。后来，《茶馆》的艺术价值越来越被中外文化界所认识，人们称它是“中国话剧的经典”、“东方戏剧舞台上的奇迹”。

    进入60年代以后，老舍的艺术更加炉火纯青。自传体长篇小说《正红旗下》，是他经过大半生时间的反复咀嚼、反复酝酿后，于1961年底，开始命笔创作的。这部作品，通过浓墨重彩的描绘，将清代末年北京旗人社会生活的真切画卷展示到读者面前，凸现了老舍多年来对满族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审视，表达了作者对民族新生和发展的殷切期待之情。《正红旗下》的语言洗练晓畅，风格幽默诙谐，情趣雅俗兼得，尤其是在勾勒清末京师市井民俗方面，具有“百科全书”般的深广蕴涵。非常遗憾的是，在当时愈演愈烈的“左”倾文艺路线的干扰下，老舍的《正红旗下》刚刚写了开头的11章，大约九千字，这一创作活动就被迫中止。后来，因为作家的去世，这部本来足可成为不朽之作的长篇小说，也就永远也无法让世人读到它的全貌了。

    晚年的老舍，一心希望能够创作出表现满族题材的好作品。他曾准备写写有过巨大历史影响的康熙皇帝，又曾为写作满族农民们的现实生活而拄着拐杖到京郊农村居住了两段时日。但是，因为当时的各种条件所限，这些努力都没能带来创作上的成功。

    1966年初夏，一场“文化大革命”突如其来地降临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在所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煽动下，文艺界一大批具有高深造诣的文学家、艺术家被当成“阶级敌人”，随意揪斗和侮辱。恰在此时，老舍得病住了医院。病刚好一点，他就出了院。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之后没几天，8月 23日，北京市文联、作协系统的一些作家、艺术家便被一伙着了魔似的“革命小将”点名揪出来。老舍作为市文联和作协的主席，当然不能幸免。他们被用车拉到孔庙大院里，轮番遭到批判和毒打。随后，老舍又被提前送回市文联，在那里，再次受到更加野蛮的对待……

    8月 24日，老舍一早就离开了家。家人以为他去了文联，文联的人却谁也没有见到他。原来，他一个人默默地走向了城市的西北角，走向了一处以“太平”命名的湖泊。在湖滨，他独自静坐、沉思了一个整天，直到入夜。次日清晨，路经湖畔的人们，发现了他那漂浮在湖中的遗体。

　　老舍，用自古以来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传统的抗争方式，以死亡，来表达他对那场政治灾难断然否定的态度。他的死，从那一天开始，久久地久久地，为世人所谈论。

    他的人民，他的朋友，他的未曾谋面的一代又一代的忠实读者，他的远在五洲四海的众多的崇拜者，将永远铭记着他。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位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