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先生辞别人生，已经整整40年了。

他渐行渐远，同时又似乎是渐行渐近。因为，我们好像从没有能像今天这般切近地感受他体会他。

我在阅读老舍之余，经常陷入一种暇思：假使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压根儿就不曾有过一位名叫老舍的作家，会怎么样呢？

我知道自己这个念头是没有意义的。历史，从来就不承认假设。可是呢人毕竟是人，有时候管不了念头的萌动，索性由它去了。

    实话实说，世上原本极有可能出不来一位名叫老舍的作家。他跟许多出身于中产以上阶层或者世代书香门第的作家完全不同，“落草”在清代末年京城一个穷极了的士兵家庭。生他那工夫，高龄体弱的母亲昏死过去，一问世他就被撂到一旁，险些冻死。生下他，母亲没奶，用砂锅熬些浆糊再加点儿糕干粉，填进他的小嘴，以维持他细微的呼吸免于终止。庚子年他一岁半的当口，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强盗们挨门逐户地抢劫，差一点儿就给了熟睡的他一刺刀！这个穷孩子的命在千难万难间总算保下来了，受教育又成了顶大的一件事。家里没有能力供他读书，想得见的前途只有进店铺学徒或者作个走街串巷的小贩儿。是一位跟他家同样是旗人，却又跟他家在经济上有着天壤之别的刘“善人”突然现身，把他送进了“改良私塾”，这才有了他后来坎坎坷坷的求学道路……不然的话，世间也还是只能有个穷旗人舒庆春（那是他的本名），而断然有不了一位大作家老舍（这是他去到英国写第一部长篇小说写到第二部分才起用的笔名）。当然，最后一回把这位叫作舒庆春的年轻人推向作家老舍位置的力量，来自于英人易文思教授，是他介绍未来的作家去欧洲工作，庆春在那儿太孤苦寂寞了，便摸出几本最廉价的练习簿，信笔往上面写起他的长篇处女作。他若是没去英国，必然还是要马不停蹄地奔波于北平贫民社会，办教育，“做事情”，肯定不会一觉睡进那文学的梦境。

    穷旗人舒庆春能活下来，本是个奇迹。而穷旗人舒庆春能成为杰出的作家老舍，则是另一个更大的奇迹。

    假使这些奇迹未曾发生，假使不曾有过作家老舍，恕我直言，我们民族的现代文学乃至于文化史册，都少不得要短缺某些份量。不是么：离开老舍，“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废止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理论鼓吹过后，也许会为缺乏地地道道的创作实绩而感到尴尬；离开老舍，悦耳动听的北京语言以及气象万千的“京味儿”文化，也许在20世纪中后期，难以令人信服地登上这个泱泱大国核心语言及核心文化的“帅位”；离开老舍，《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和《茶馆》这些为国内外读者和观众痴迷的作品也不复存在，中国的庶民文学就会少了现代经典，中国的抗战文学就会少了民族文化反思的魂魄，中国的话剧舞台就会依旧让自诩“话剧故乡”的西方陌生；离开老舍，中国的文学也许至今仍然不大懂得雅俗共赏，不大懂得幽默，不大懂得社会悲剧也可以用喜剧的笔法来写；……还有，假使我们把老舍这位上世纪写作市民社会林林总总的大师跟他的作品从文学长廊内悄悄隐去的话，面对眼下市民社会汹涌膨胀、恣意展示的现状，阅读界将会缺失一个多么生动鲜活的比照系统啊，不曾读过老舍的作品，又怎么想象得到，那里面早就清晰逼真地，写过你，写过我，也写过他，写过咱们每个人的可爱与可悲。

    老舍，有如一颗举足重轻的砝码，在我们民族诸多的文学和文化天平上，显示着他的作用，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