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民族心理刍说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06-10-24 作者：关纪新
清末民初，满族社会经历了巨大变迁。我们甚至用“天翻地覆”、“沧海桑田”来形容它，也不为过。
1911年的辛亥革命，不单结束了中国这个古老国度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同时，也因为了结的是清朝的政治统治，它便又增加了一重意义，即终止了中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满洲族人——对这个国家将近三个世纪的主宰。
老舍是一位出生于清末民初的满族人。“沧海桑田”的满族社会变迁，对于作为文化人与文学家的老舍其早期民族心理的形成及走势，构成了既潜在同时又具有某些决定性的制约。可以想到的是，这些心理制约，或者明确或者隐约地，也会作用于他同期与后来的文学活动。
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辛亥鼎革，其重大的政治意义与历史意义，是自不待言的。这片国土上经历了过于漫长的封建帝制，从公元前业已肇始，其后绵亘不绝，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初叶，早已严重桎梏了这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思想的追求和社会的进步。清代末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志在铲除中国封建帝制、以民主与共和为追求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迅猛地发动民众，推翻了最后的封建王朝，历史功绩盖莫大焉。
封建时代在中国的寿终正寝，本是大势之所趋，历史之必然。不过，最后的王朝偏偏赶上是由一个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这却多少带有着某种历史的偶然性。这点偶然性，切切实实帮了发动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一些忙。在中国，封建帝制堪称根深蒂固，百姓们历来把“忠君”与“爱国”混为一谈，普遍缺失反封建的意识与精神，要动员他们投身于推翻封建王朝的“民主革命”，殊非易事。新生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整个中国封建势力面前所体现出来的势单力孤，是显而易见的。在当时的中国，保皇党康、梁等人要搞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尚且难以推进，要以革命手段彻底埋葬帝制，岂不更是难上加难！
教这一难题得以化解的“捷径”终于找到，那就是种族革命。清朝皇帝来自于这个国家主体民族之外的一个异民族，而“尊王攘夷”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则从来就是华夏民族的正宗思想传统。要在一个主体民族人口占有压倒优势地位的国家，做一番号召大民族民众合力推翻小民族中央政权的“种族革命”动员，比较鼓动民众一道向封建王朝造反，就要简单和方便得多。何况此时的“大清朝”早已丧失了二三百年前的虎虎生气，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步步进逼，更让这个依旧沉溺于古典做派的颟顸帝国从内而外都呈现出“残灯末庙”的症候；再加上在“八旗生计”问题多年困扰下旗族生活的全面落寞，酿成八旗将士中相当一部分人显现出不同程度的精神蜕变乃至心理异化，也为革命党人否定旗族提供了客观依据。对“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人们普遍只是动情于鼓动种族革命的前八个字，而把更重要的带有民主革命性质的后面八个字置于脑后。这种带有严重偏颇的策动，得到了颇为广泛的呼应。于是，“忽喇喇似大厦倾”，本已相当衰败的清政权，几乎是在顷刻之间便息影于世间。
我们知道，许多呼啸而至席卷世间的大规模历史行为，都难以避免它的两重性。由先天不足的中国资产阶级发动的辛亥革命亦莫能外。以往，人们多从这次革命的不彻底性上，来检讨它的先天不足，指出辛亥鼎革的结局只是做到了从形式上终结了封建王朝的存在，却未能从根本上解除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这固然当属的论，但是仍嫌不够全面。因为从民族关系处理的层面来反省，辛亥革命也存在着难以突破的历史局限性，留下了负面影响。
中国，与西方某些单一民族的国度有所不同，古来便是一个多民族共存共荣的大国，在这片国土上繁衍生息的来自于不同起源的各个族群，携手创造了中华恢弘的历史与璀璨的文明。翻开中华的史册，人们注意到，由于各民族间的发展层次不同、经济方式有别、利益追求互异，千百年来的确曾经出现过相互间的不少矛盾、冲突甚至规模化的战争；然而假如我们今天能够站得更高些去纵览史书，则会看到，不同民族之间的仇视状态，毕竟比较起彼此的太平厮守要少得多，相安相容互利互惠，历来是我国多民族交往史上的一个基本主题。就以清朝入主中原而后形成中国封建时代最后一次空前的大一统来说，因为不同民族所处的立场及持有的价值观念有明显差异，起初委实有过一些令人痛苦的事件发生；但是，若从近300年的全部清史来看，清代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封建时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鼎盛阶段，满汉民族间以及中华各民族间的的相处还是比较好的。[1]
然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2]，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推翻封建王朝而大做舆论准备之际，历史的某些真像被舍弃了。瓦解满人当皇帝的清政权既为当务之急，“殃及池鱼”般地株连整个满民族便当属难免；不仅满汉两个民族二三百年间总体上相安无事、友好相处的过程被人为地遮蔽起来，而且满民族为了中华而开疆拓土、保国护民的慷慨奉献的历史也被忽略，满族人的形象一概地被丑化乃至于妖魔化。在辛亥革命的发动造势阶段，两个半世纪之前的满族入主中原，被说成是一切罪恶的渊薮，不仅中国古而有之的“夷夏之防”[3]思想与西方民族沙文主义者所标榜的“一国之内不容有二族”[4]等等理论相互合流，同时，把满族人统统诬称为“满洲贱族”[5]、“逆胡”[6]羶虏”、“满洲鞑子”[7]、“野番”[8]之类的辱骂亦不绝于耳，连当时最著名的一些政论中间也喊出了“兴汉复仇”[9]、“诛绝五百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10]的声音。这些偏离民主革命应有之义而不惜策动种族仇杀的言论，在当时的革命发动者中间至为盛行，并且确实在现实中间奏效，其结果，便是辛亥举事得到了相当多的汉族民众（包括一向怀有异端民族情绪的封建地主阶级分子以及与之声气相投的军阀势力）的大力策应。辛亥鼎革就此大功告成。
其实，辛亥革命的一些亲历者早已对个中原委有所披露。“1903年革命派就向康梁公开声明：‘……排满有二义：以民族主义感动上流社会，以复仇主义感动下流社会，庶使旧政府解体而新政府易于建立。’”“国民党元老、辛亥山西新军起义领袖阎锡山说：‘辛亥之改革，可以说不是民主主义的力量；有之，亦不过一二分，其余一半为利用时机力量，一半为排满主义的力量。’”“孙中山指出辛亥革命的胜利‘就是民族主义成功’。”[11]至于回顾辛亥前夜革命党人的相关言论，日后的历史学界也普遍注意到了：“许多革命者并不强调最有光辉的建立共和国和平均地权的思想，而是把排满放在第一位……他们不愿深刻揭示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阶级矛盾，而情愿用反满冲淡和掩饰这种矛盾。”[12]“革命派中的许多志士，为了推翻清朝的统治，唤醒民族意识，激起民众的排满情绪，沿袭了清初反清志士的传统观念，宣传明亡清立即是‘亡国’。”[13]“排满是辛亥革命思潮的主要特征。”[14]
辛亥革命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清皇室之间签订了“清帝逊位”条约而告了结。逊清政权在大多数都市和八旗驻防重地，都是以和平的方式向民国完成了权力移交；尤其是在国家最高政权及首都控制权的平稳转移上面，更体现出清朝末代执政者识大体顾大局、对国家与民众负责的异乎寻常的政治理智，这不但为国内历代政权更迭之相关记录所罕见，也委实该当在中国的近代史册上留下明确的评价。[15]
但是，就全国而言，“驱逐鞑虏”口号产生了强大的激发作用，革命军与八旗军之间的仇视对立情绪未能因清帝逊位而及时化解，局部的武装冲突也没能避免，在南京[16]、西安、福州、荆州等地，上演了种族仇杀的惨剧。例如在西安，驻防“旗卒死三千余人，妇孺投井者尤众”[17]。
诸多史笔都曾经充分肯定辛亥年间所取得的革命成功，却在有意与无意之间，淡忘了一个社会事实：在清朝垮掉的同时，也连带着，完成了对于满族这个民族的通盘否定。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满族遭受了为后人难以想见的民族歧视。而作为一个此前世代以军人为铁定职业、以保国护民为基本使命的民族，满族自辛亥年起，不仅失去了固有的谋生手段，在生计上被迅速推向了困厄与衰败的无奈境地，而且，他们还要从此担起长久而不堪的骂名。许多年里，满人们不得不在惨淡的生存与肮脏的名声这样双重煎熬之下挣扎度日。
在清帝逊位前后，为了阻止动员革命时期的大量排满宣传继续在革命军中引发更多的过激举动，也为了化解旗族人们面临革命暴力产生的抵触恐惧心理[18]，孙中山适时地提出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政治主张，1912年9月，他又来到北京，会见满族上层及各界旗族代表，向他们公开承诺：“政治改革，五族一家，不分种族。现旗民生计困难，尚须妥筹，务使人能自立，成为伟大国民。”[19]“现在五族一家，各于政治上有发言权，吾意对于各种工业，应即依次改良，使各旗人均有生计，免致失业。”[20]他的这些话语，对北京以及全国各地的八旗民众，产生了一时的抚慰作用。
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沿着孙中山设计的“五族共和”蓝图前行，他的有关国内各个民族都应享有平等政治权力的主张没有得到重视，其关于妥筹旗族生计免致失业的构想更是远未得到实施。接续下来的，是袁世凯在京城上演的“加冕”闹剧，和封建军阀们围绕北京展开的无休止的割据战争，就连“先总理”的“天下为公”原则都遭受践踏，谁还把“五族共和”的意念放在心里。
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情绪，并没有因辛亥年间的和平易政而稍有收敛，反而持续地风行于市。将旗人们一概贬斥为“封建余孽”、“亡国奴”、“懒惰成性的游民”的种种说法，以及像“鞑子”、“胡儿”、“满狗”之类的咒骂声[21]，随处可闻。当时在京城里流播极广的一则传闻是，有个在新政底下当差的衙役问一个路人：“你是什么人？”对方说：“我是旗人。”衙役动了火，举起鞭子就抽：“什么？我们老爷才只是骑马，你竟敢骑人！”对方赶紧辩解：“我不是骑人，我是在旗呀。”衙役更加得理，高声呵斥：“你还敢再骑，我还得揍你！”其时，各类的读物、教科书、报刊也时常登载各式各样仇视和鄙视旗人们的言论，在政府及学校等部门招收职员、教员的时候，对旗人几乎是不屑一顾；甚至于在法庭办案时，也出现了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加重对旗人一方严办的情况。
旗人们不敢在公开场合暴露自己的族籍，成了普遍现象。本来按照旗族旧有的习俗是不习惯在各自的名字前面加上姓氏的，在此形势下，为了防备随时可能遭遇的歧视虐待，也都加冠了姓氏，假如从姓氏上头仍然比较容易被认出是满族人的，有些人也便不情愿地改用了他姓；为了寻求工作机会，不少旗人违心谎称自己是汉族人。当时，生存在南方各处的旗人们，更须事事留意，防备泄露了身份会遭至打骂嘲弄。[22]后来，虽然还有一部分满洲族的后裔顽强地维持着他们的民族成份，满族所包含的人数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下降。[23]
老舍身为一位满族出身的知识分子、文化人和文学家，上述历史过程均系亲历。他出生于清代历史上有名的戊戌年，在庚子年的国难当中，不单是父亲悲壮殉国，自己的弱小生命也险些被冲进家里来的外国强盗一刺刀夺走。对于这些史实，他在前半生的作品中都有过相关书写。但是，对于给满族社会带来沧桑巨变的辛亥鼎革，他却保持了几十年的缄默，在其前半生的大量著述中间极少涉及。按说，辛亥年他已经12岁了，正是对社会变迁��尤其是切关自身及家庭境遇的大事变��具有鲜明记忆力的时刻，不可能对这一满族社会的“翻天覆地”毫不上心。了解老舍精神气质的人都清楚，他从小就是个心理极度敏感的人，尤其对于世态炎凉有着超乎常人的感受[24]；何况他自己在成人前后的人文定位，亦与京城旗族有着绝对撕捋不开的血肉联系。那末，解释只能有一个，即老舍这位出身于满族家庭的文学大家，在相当长久的人生道路上，也只能被动地选择与其同胞们相一致的“吾从众”方式，做人则要小心翼翼地遮蔽起自我的民族意识，为文则要尽可能将笔下的主题、题材、人物等等的民族属性精心“隐去”。照老舍后来的话说：“那时，我须把一点点思想，像变戏法的设法隐藏起来，以免被传到衙门，挨四十大板。”[25]
老舍的前半生，坚持不在广众之前谈论个人的满族身份，也不在作品中标榜其满族文学的创作性质，这其实既不说明他已经自愿放弃了在社会生活中间的自我民族身份认定，也不能证实他甘于绕开满族社会的现实生存题材去做超民族写作。
他来自满族，不仅人生的第一位教师��母亲是满人，早年间对其人生曾经有过重要影响的宗月大师（即刘寿绵大叔）、宝广林牧师等，也都是满人；在他的学生时代及最初参加工作的一些年里，所结交的几位挚友，如罗常培、白涤洲、董鲁安、赵水澄等，全都来自旗族。这当然不会是偶然的，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社会上民族歧视充斥的高压底下，据老舍讲：“遇到一处，我们总是以独立不倚，作事负责相勉。志同道合，所以我们老说得来。”[26]
无论他生活在北京，还是生活在济南与青岛，武汉和重庆。甚至于生活在欧罗巴或美利坚，他都始终关注着北京城乃至国内各地满族同胞们的命运。随着清朝的覆灭，北京城里本已十分贫困的下层旗人[27]，最终断绝了因职业从戎所领取的为数不多的粮饷，又一时难以学成其他的谋生手段，被饥寒逼迫着，大批地涌入了城市贫民的生活行列。他们当中，洋车夫、巡警、艺人、工匠、小商贩，都大有人在，就是沦落风尘成了妓女的，也不乏其人。[28]青少年时代的老舍，贫困至极，与这些苦同胞们在人生遭际上面完全是休戚与共的；他在成了作家以后，依然是一往情深地关注着这一带有民族及历史特殊性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凄苦遭遇。熟悉老舍创作情况的读者都知道，这类含有北京城满族血统的生活原型，曾经络绎不绝地，甚至于是没有遗漏地，被作家写到了他那些不朽的作品中，成了我国现代文学画廊上一个个令人悲悯难忘的艺术典型。
老舍的民族心理是敏感的。他在自己思想还并不成熟的少年时期遭遇了辛亥鼎革，这场大事变给当时的他所留下的印象，恐怕是负面居多。[29]那时节，旗人中间除了为数极少的具备民主革命思想的先知，表现出了愿与革命党人站在同一营垒[30]而外，旗族普遍还是对辛亥革命心存着抵触情绪。这也难怪，事变之先的“驱除鞑虏”口号已然让他们心怀忌惮，事变之后所遭受的从精神到生计方面的迫压，更教他们很难跳出自身的痛苦去“积极”地理解这场社会进步。经历过前清“八旗生计”下面惨淡人生的下层旗人们的，虽然此刻挣脱了世代难以逃避的旧制度，有了难得的人身自由，却当即跌落到了吃穿彻底无着且时时遭人无端侮骂的梦魇之中，心间的悲情又被突然地放大了不少。“谁愿意瞪着眼挨饿呢！可是，谁要咱们旗人呢！想起来呀，大清国不一定好啊，可是到了民国，我挨了饿！”——话剧《茶馆》中的松二爷在民国初年回答别人问他“能写会算，难道找不到点事儿作？”的时候，所做的如是慨叹，其实正是道出了众多下层旗人的心中悲情。[31]通过《月牙儿》等小说的描写，老舍甚至于带着异常凄苦的语调，无情地嘲弄了所谓的“人身自由”，在终于获得了人身自由的旗人们看来，自由固然不是坏事情，但是如果将这自由跟濒死的冻馁捆绑在一处，这自由也便全无了价值，是任谁也消受不起的，因为，“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32]
从清朝末年到民国期间，满族人不单被丑化和妖魔化，他们还一直被说成是最堕落的一群，好像他们人人都有腐化颓废、游手好闲、玩物丧志、醉生梦死的特性。老舍不能接受世间对自己同胞们的随意垢病。当时他的写作虽不能直接标明个中人物的满人族属，却往往透过这些人物的身份、经历、性情、举止，暗示出他们的特别来路，又在充分同情和理解的基点上，写出来他们的勤恳、善良、纯正、耿直、自尊以及侠肝义胆、凛然无惧等精神特质。翻阅一下老舍的作品，从起初的小说习作《小铃儿》的小主人公起始，到其后陆续发表的创作中间，像《老张的哲学》里的赵四，《赵子曰》里的春二，《离婚》里的丁二爷，《牛天赐传》里的赵先生，《月牙儿》里的女主人公，《我这一辈子》里的老警察，《骆驼祥子》里的祥子和小福子，《大地龙蛇》里的赵兴邦，《四世同堂》里的祁瑞宣，《鼓书艺人》里的方氏兄弟，《龙须沟》里的程疯子……无不呈现出依稀可辨的满人质感[33]。由清末到民国，北京（北平）众多的下层旗人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鲜有所终，而对这些人，来自四周最激烈的谤议，莫过于说他们是由于轻视劳动、不争气而自取绝路。老舍以这部小说告诉人们，他的那些苦命的同胞即便如祥子者，艰辛顽强地劳作，立志自食其利，把拉车挣饭当成“最有骨气的事”去做，也照例难有稍微好一点儿的结局。祥子苦挣苦拼苦苦攒小钱的个人奋斗方式为社会所不容，他那种讲体面、重自尊的旗人式的人生态度，也免不了要引领着他到处碰壁，直到体面丧失殆尽，人性彻底褪掉。可怜祥子，在他的脚下，是一条永远也绕不出来的“罗圈胡同”——“无论走哪一头儿，结果都是一样的。”当我们终于明白了老舍笔下的许多或悲苦或自尊的人物都有着满族精神文化背景的时候，大约就会更加深入地体会出作家心存的那份为自己同胞与自己民族留档、作传乃至于辩诬的意向。，尽管这些人物身上存有这样那样的不同点甚至于缺陷，却都被写得那么的可亲可感，值得人们去同情和尊重。到了老舍创作的后期，中国社会在民族关系上的开放程度有所调节，老舍随即抓住时机，写出了他的话剧《茶馆》以及小说《正红旗下》的开篇部分，进一步明朗地塑造了常四爷、福海二哥等完全从正面角度展现满人历史作为的人物形象。今天的读者，读罢《骆驼祥子》，也许可以从祥子堪称惨烈的个人奋斗史中，剥离出作者老舍这样一层不欲明言的创作意图，即并非他的苦同胞们不努力不上进不奋斗，其失败与堕落自是别有因由。
满民族由清代的所谓“人上人”，一举滑落到民国年间的悲苦莫名，引起了老舍久久的思考。诚然，老舍既非政治家亦非哲人，所以他的思考有着我们今天看去仍旧免不了的一些疏漏。他很难跳出本民族正在遭难的小圈子去“放眼大局”，去主动追随时代的步履，他也不善于抽绎出客观事相的精髓，来打造思辩意识及辩证史观，所以，在相当长的生命历程上，他多少显得有些固执地，选择了与本民族民众同呼吸、共进退的思维和行为路线。民国初期，在下层的广大旗籍群众心里，是一段绝对不堪回首的过程，现实是无法抗拒也无法解释的，他们走入了极度的精神压抑中间。一个颇耐寻味的情况，在民国初年的史册上被发现：凡是满族出身的革命者，全部来自北京城之外，譬如无产阶级革命家关向应来自辽南农村，“二七”大罢工的领袖之一王俊来自京城的远郊长辛店……一座世代造就满族杰出人物的北京城，虽然继续在文化教育等方面涌现出满族俊贤，却没有再出现著名的革命者。只有到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满人秉承爱国传统投身民族救亡事业的志士，才又激增了起来。这透露出一种信息，京城满人在民国初年的精神状况不佳。他们对纷至沓来的种种激进浪潮，都注意保持着距离，更愿意以旁观者的眼光来瞧一瞧。证实老舍与自己的穷苦同胞们在思想和行动上保持一致的突出事例还有，共和国创建伊始，远在美国的老舍受周恩来等人诚邀返回北京。离开美国前他曾表示归国后会采取政治上的低调姿态。[34]然而，回到祖国未久，他却迅速转变了态度，成了一位调动多种写作手段来高歌新中国新政权的作家，比起许多始终属于左翼的作家还要积极和认真。究其原因，除了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向他表达了真诚的欢迎之外，更重要的，则在于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旧日里凄苦万状的北京满族下层民众，此时此刻所获得的翻身解放，以及他们那由衷的幸福和喜悦。[35]在满族下层同胞面前一直坚持“吾从众”原则的作家，别无选择。“我是刚入了国门，却感到家一样的温暖！”“现在，我才又还原为人，在人的社会里活着。”[36]老舍表白的心声，是素朴的，真实的，他所说自己“又还原为人，在人的社会里活着”，有些读者曾经以为此话说得有些做作，他们不了解，实际上这话老舍是代表他的众多苦同胞说出来的。[37]20世纪50年代前期他获得高度赞誉的作品首推话剧《龙须沟》，中间所塑造的极具个性风采的人物程疯子，正是这么一位被邪恶年头弄得疯癫怪异，而有幸赶上了新中国问世“又还原为人，在人的社会里活着”的下层旗人艺术家。[38]
让老舍的民族心理倍受折磨的问题，大概莫过于自己的民族，被普遍地看成是个缺乏爱国精神、不乏卖国记录的民族。事实上，满民族从来就不曾将自己置身于中国以及中华民族之外，从17世纪中期清帝国创建之日起，这个民族始终将自己的精力、热血乃至生命都无保留地奉献给了这个国家。清代是中国有史以来有效管辖版图最为广阔的历史时期。[39]中国今天的版图，基本上是在清代奠定的。[40]清初百年间，我国幅员辽阔，北至外兴安岭，南达南沙群岛，东起库页岛，西临葱岭，都被切实地管理起来，国土面积达到1250万平方公里。在有清一代近300年间，满族将士为赢取和维护国家利益，请缨参战，争相建功，付出了极大的民族牺牲。清代由初年到中期，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反击沙俄入侵、扫荡准噶尔叛乱、平息西北回部事态、抗击廓尔喀入侵西藏等战事连绵不断，仗仗均有八旗将士的流血牺牲。至晚清之际，八旗军队战斗力大幅度下降，敌我双方实力悬殊，战局异常堪忧，而在八旗下层官兵心间，旧日形成的为了爱国护民而不惜舍弃一切的精神，“不得捐躯国事死于窗下为耻”[41]的观念，却依然相当牢固。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及其之后几十年间，八旗将士前仆后继、浴血抗敌的事迹，在各类史册上多有证实。[42]中国八旗兵反抗外国强盗的壮举，还引起了远在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的关注，他在《英人对华的新远征》一文中，描述了中英镇江战役的过程，肯定了清朝八旗军队在彼此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决不缺乏勇敢和锐气。”他说：“这些驻防旗兵总共只有1500人，但却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个人。”并且做出结论：“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43]或许20世纪的满族人老舍，还不能清晰地知道他的民族为这个国家所作的全部，但是，通过他自幼就深切感知的民族精神传统[44]，尤其是通过他的亲生父亲在庚子年间为保卫京师而血染战场捐躯报国的活生生的现实，他显然不肯接受满族是个没有爱国精神的民族这样的谬说。[45]老舍接受不了扣给满族的“卖国”帽子，总是想在作品中为自己的同胞们洗去这项罪名。《四世同堂》里面凛然目敌慨然赴死的小文夫妇，是他首次确切地知告世间，即便是那些最不愿过问时事政治的满人，也会是这等样子！对庚子年间亲身参加反侵略战争的父兄们该当作何评价，也是他一直关切的事，到他的话剧《神拳》搬上舞台，他才说：“不管剧本好坏，我总算吐了一口气，积压了几十年的那口气！”[46]“国难期间，男女间的关系，是含泪相誓，各自珍重，为国效劳。男儿是兵，女儿也是兵，都须把最崇高的情绪生活献给这血雨刀山的大时代。夫不属于妻，妻不属于夫，他与她都属于国家。”[48]一介书生的老舍，之所以有这份“兵”的意识并且能够迅速进入了“兵”角色，可以想象，是与他从小造就的传统旗人式的爱国主义情结分不开的。同时，我们也还注意到，老舍在中华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的“一反常态”，正是他身后的那个民族——满族——上上下下共同表现出来的鲜明民族气节的缩影。[49]我们了解，在庚子年义和团扶清灭洋的斗争中，京城的八旗兵和义和团曾经成为一个战斗的整体。[47]至于老舍本人，更可以称得上中国现代史上一位十分醒目的爱国者，抗战期间他在“国家至上”原则指导下的全部表现，都是过得硬的，都给我们留下了最充分的举证。当卢沟桥边炮声一响，老舍便一反素日回避时政的常态，毅然决然地撇家舍业，投身救亡洪流。他当时在给友人的信里斩钉截铁地表示：
辛亥革命的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不过，历史大动作也往往引发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它所裹挟的沉渣泛起也反映出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某种实质。早在辛亥举义之前，作为革命阵营重镇的旅日激进学生群体，便出现了不少人的道德失落倾向，他们中间“有为者固多，有可疵可指之处亦不少，以东瀛为终南之径，其目的在于求利禄，而不在居责任，其尤有不屑者，则学问未事，私德先坏，其被举于彼国报章者，不可缕数。”[50]有论者认为，发表过《猛回头》和《警世钟》等政论的舆论名手陈天华，之所以后来走向蹈海自杀道路，原因之一便是出于对留日学界精神堕落的失望。[51]待到辛亥鼎革事成，果如陈天华所担忧者，孙中山被迫退出政治舞台，不单政局极度失控，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天平也彻底倒置。这自然与因封建皇权崩坍而瓦解了原有的权力制衡有很大关系，此外，封建军阀和买办资产阶级及其政客们的贪婪本性，更利用旧秩序出局、新秩序无着的时机，在所谓“自由”、“民主”的美妙幌子下，无限度膨胀。他们为所欲为，肆无忌惮。有一代硕儒之称的王国维，就是在此等“礼崩乐坏”的惨状下，痛感他所珍视的文化价值观已被掀翻，才断然走向了昆明湖。习惯于旧日社会秩序的京城满族人，特别是其中的文化人，恐怕这时跟王国维的感伤正相仿佛，他们也知道旧制度不好，但是，眼前的社会混乱所带来的道德观廉耻观荡然无存，却叫人更加无奈。[52]
老舍曾经在他的作品中，通过自己同胞的口舌，不止一次发泄了这样的情绪：
报纸与宣讲所里常常提倡自由；事情要是等着提倡，当然是原来没有。我原没有自由；人家提倡了会子，自由还没来到我身上，可是我在宅门里看见它了。民国到处是有好处的，自己有自由没有吧，反正看见了也就得算开了眼。
你瞧，在大清国的时候，凡事都有个准谱儿：该穿蓝布大褂的就得穿蓝布大褂，有钱的也不行。这个，大概就应叫专制吧！一到民国来，宅门里可有了自由，只要有钱，你爱穿什么，吃什么，戴什么，都可以，没人敢管你。所以，为争自由，得拼命的搂钱；搂钱也自由，因为民国没有御史。你要是没在大宅门待过，大概你还不信我的话呢，你去看看好了。现在的一个小官比老年间的头品大员多享着点福……自然如今搂钱的也比从前自由的多。别的我不敢说，我准知道宅门里的姨太太擦五十块钱一小盒的香粉，是由什么巴黎来的；巴黎在哪儿？我不知道，反正那里来的粉是很贵。我的邻居李四，把个胖小子卖了，才得到四十块钱，足见到这香粉贵到什么地步了，一定是又细又香呀，一定！
好了，我不再说这个了；紧自贫嘴恶舌，倒好像我不赞成自由似的，那我哪敢呢！
……自由的搂钱，专制的省钱，两下里一合，你的姨太太就可以擦巴黎的香粉了。这话也许说得太深奥了一些，随便吧！你爱懂不懂。[53]
“这话也许说得太深奥了一些，随便吧！你爱懂不懂。”此语耐人寻味，老舍的笔下，可是不轻易写让读者读不懂的“深奥”话语，此处这么说，看来自是有他的特别心曲在其中。
再让我们细细地品味一下话剧《茶馆》。第一幕写清末，已经是糟糕得教人目不忍睹，然而到了第二幕第三幕，社会间的怪异丑陋竟较比先前更甚。第1幕里，刘麻子利用了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倒卖人口，混得挺得意；可到了第2幕，他倒没那么神气了，并非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有所好转，却是相反的现状叫他倒了运：“这么一革命啊，可苦了我啦！现在，人家总长次长，团长师长，要娶姨太太讲究要唱落子的坤角，戏班里的女名角，一花就三千五千现大洋！我干瞧着，摸不着门！”做老式昧心生意的刘麻子，眼光、魄力，都撵不上“社会发展”的步速，耀武扬威的乱世枭雄们成了时代新宠，丑恶程度大大超过了前清权贵们，他们选姨太太的标准及一掷千金的气度，让刘麻子这路纤场老手只有干瞧瞧的份了，世风比刘麻子年轻那会儿益加败坏，已昭然可见。至于第3幕，轮到小刘麻子这个纤场新人露脸了，他总结了乃父“一辈子混得并不怎样”的“教训”，溯着时代的浊流而上，勾结起炙手可热的国民党官僚，一心要创办一个把北平全城舞女、明娼、暗娼、吉普女郎和女招待全都组织起来的“包圆儿”公司，以迎合美国兵和各级官员的“需要”。小刘麻子的野心和无耻，真可以叫他那死去的父亲自叹弗如，人贩子行当的花样翻新与登峰造极，不能不说是越发恶化的时代产下的怪胎。当初老刘麻子倒卖人口，嘴边上还须给自个找点儿“冠冕堂皇”的说辞：“我要是不分心，他还许找不到买主呢！”到了小刘麻子的时代，可就敢在公众场合大讲他那缺德加野蛮的“拖拉撕”计划了。难怪从前有人在谈到《茶馆》时认为里头写的社会现实一幕比一幕可怕，有点儿替清朝说好话之嫌，如若这一发现不带有政治性攻击的话，其实所言还是有些切近老舍之思想幽微的。
前面已经说到，老舍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哲人，因为太爱自己的民族和同胞，其思想上没能摆脱一定的倾向性，他的知世、论世与写世，有时便出于非同常人的个性维度。而他的倾向性，一旦跟他的文学天赋挂上钩，便凸现出其作品某些特殊的着眼点及艺术格调。用作家本人的话说：“……我觉得自己可笑，别人也可笑；我不比别人高，别人也不比我高。谁都有缺欠，谁都有可笑的地方。”“他一定说他是圣人，叫我三跪九叩报门而进，我没这个瘾。”[54]“我在解放与自由的声浪中，在严重而混乱的场面中，找到了笑料，看出了缝子……在轻搔新人物的痒痒肉。”[55]
老舍和他身边的满族文化人反感于民国时期社会性的纲常坍塌道德失控，他们既对这类社会境况无能为力，便只能将洁身自好确立为处世准则。1958年，他的人生密友罗常培因病与世长辞，老舍发表了《悼念罗常培先生》，其中剖析了罗常培及自己当年的处世风格：“莘田所重视的独立不倚的精神，在旧社会里有一定的好处。他使我们不至于利欲熏心，去淌混水。可是它也有毛病，即孤高自赏，轻视政治。……我们的独立不倚不过是独善其身，但求无过而已。我们的四面不靠，来自黑白不完全分明。我们总想远远离开黑暗势力，而躲不开，可又不敢亲近革命，直到革命成功，我们才明白救了我们的是革命，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独立不倚！”[56]这说明，由早年的社会位置而决定着的，一生十分讲求节操、尊严与风骨却又很是看轻政治场面上的运作，确是老舍及其族中友人一项极为重要的自我人格定位。
20世纪的下半叶，中国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进程。人民共和国确认了国内多民族共存的政治格局，也确认了国家奉行的各个民族政治上一律平等的原则。经过了若干年炼狱般的生存际遇，满族这棵濒临衰枯的老树，生出了新的枝芽。
老舍对待自己的民族出身，曾经有过复杂的心绪。从一个方面看，他的民族自我认定意识是肯定的，从来没有表现出对身为一名满人无所谓的态度；他还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意识，愿意凭借自身方方面面的努力表现，为民族增光正名。而从另一个方面看，在先前几十年的社会生活中间，他又相当被动地，要面对着教他的民族心理备感压抑的现实，老舍是个文化人，他对到处充斥着民族偏见的现实，会比一般的本民族同胞更敏感些，也更痛苦些。再者，自他跻身文坛以来，与之频繁交往的许多文艺家和社会活动家，亦多是站在辛亥过后的思想基点上看民族问题，甚至有很要好的朋友，也常向他发泄一些对满人来说不大受听的微词，更让老舍心含戚戚，面对面却难以辩白。他的民族自尊观念，因受到长久的折磨，只好雪藏心底。在一个长达三四十年的漫长过程中，他不肯轻易向外人、更不愿在正式场合上谈及自己的满族出身，凡作品写到满族题材、满族人物的时候，也尽量不动声色，难以奢望读者从他的作品中辨认出满族文学的属性。不过，假如以为老舍将其民族心理深埋不表，是一种自卑的表现，恐怕也不确切。抗战结束后，来自辽宁的满族青年诗人丁耶，以个人的家族史作背景，写了长诗《外祖父的天下》，投到当时进步文坛上一家重要刊物《中国作家》，编委们对这部诗作的评价分歧较大，定夺不下，“最后老舍先生说，这首诗虽然不那么成熟，但感情真挚，反映了东北满人生活的特点，生活气息浓”[57]，遂使编委们被说服，该诗也获得发表。类似的能够体现老舍满族心理的例证，还有诸多。
老舍民族心理的开放，是在他年过半百之后。进入共和国社会生活的老舍，充分注意到国家奉行的民族政策与先前不同。政府正式认定了满族作为共和国多民族大家庭中平等一员的位置；满族的政协委员和人民代表，出现在了国家级的议事场所，老舍本人就获得了这样的荣耀。随后，他又担任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在中国作家协会分管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他体验到了满族地位在逐步恢复的实感。他还有机会去京郊和内蒙古等地，考察了满族群众的生活实景。让他最激动的，莫过于旧社会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一大批底层同胞，已在自食其力的人生道路上，找回了久违的自尊。老舍不再有理由掩饰个人的民族心理。他成了最令世间瞩目的满族代表人物。
当然，满族的新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体制高层，对于该民族的认识，可以说，也是有个过程的。[58]同时，虽然在全国的知识界以至于人民群众中间大力推行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教育却被省略了，人们对国内民族历史和民族现实问题的感受和把握，还滞留在想当然的和感情用事的阶段。关于满族，社会间的一般环境尽管较辛亥年间和民国时期宽松了许多，公开辱骂和诋毁满族的言论少了，但是，在国内主流知识阶层的心底，满族还是个明显地偏于卑陋的记忆符号，在主体民族的成员嘴边，亦时不时地能听到对满族的刻薄褒贬。[59]
为了让社会上重新了解和认识自己的民族——满族，老舍在晚年最重要的两次创作活动中，正大光明而且胸有成竹地，书写了满族及其族人形象。在话剧《茶馆》里边，他写了一个很教人同情和尊重的人物，满人常四爷。在整台戏中，这是一个最少受到作者揶揄、批判的正面形象，他是由旧京旗族营垒中走出来的自食其力者。老舍毕生写了不知有多少带有满人性格血脉的人物形象，可是，直到年近花甲，他才破天荒头一回如此明明白白、理直气壮地刻画一个正派、淳朴、刚直、忠勇的满人。当然，老舍并不是毫不顾及社会的接受程度，不是想要一举更改世间对旗族的全部既成看法，在《茶馆》里，他如实记录了清末某些老派旗人仅从自身利益出发，咒骂诋毁变法维新运动的守旧言行，也描绘了旗人中确实存在着的像松二爷那样，不乏良善本性却又缺少生存勇气的“多余之人”。作者写出常四爷形象的用意在于，一要写出旗人下层也有一批忠肝义胆的爱国者，二要写出满族文化精神中也存在着许多有价值的质素，三要反映出从清末过来的满族人，并不都是些坐吃等死的“窝囊废”。常四爷的文学形象，忠实地体现了直至晚清时节八旗将士中的主流仍然持守不移的爱国情操，打清朝末年他还吃着钱粮、坐得起茶馆的时候，就从心里瞧不起“吃洋教”的人物颐指气使的派头，瞧不起崇洋媚外的国人“一个人身上有多少洋玩艺儿”，看到连鼻烟壶也得从外洋进口，他心疼“这得往外流多少银子啊！”尤其是在感觉到了国不国民不民的惨淡现状之后，他冲口喊出“我看哪，大清国要完”这样沉痛的心里话。当局布下的侦探，以他这句话为由要逮捕他，他据实相告：“我爱大清国，怕它完了！”还是没用，到底被抓去坐了牢。出狱后，为护卫国权，他当上了义和团，跟洋人刀枪相向地打了几仗。后来，大清国到底亡了，他并不伤感，他已认准了这是历史的惩罚：“该亡！我是旗人，可是我得说句公道话！”他一生耿介、倔强，不向恶人低头，也不向命运让步，在清廷垮台后社会上排斥满人的局面下，哪怕是靠担筐贩菜、挎篮卖花生米，照样活得腰板挺直。可是，常四爷这样一条硬汉子并没有摊上稍好一点的命运，他摆脱不了邪恶年代为他预备的人生悲剧。在他的身上，丝毫没有传说中满人的疏懒怯懦，总想凭着一身胆气和绝不服输的个人力量，在铺天盖地的社会阴霾间闯开生路，换来国家和个人的好前景；这样的想头终归不能实现，黑暗社会早就张开血盆大口，等着吞嗜他这样孤立无助的下层小人物，你再豪横和不肯屈服也不成。七十多了，他还是一贫如洗，这才弄清楚：“我爱我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
盼哪，盼哪！只盼谁都讲理，谁也不欺侮谁！可是，眼看着老朋友们一个个的不是饿死，就是叫人杀了，我呀就是有眼泪也流不出来喽！松二爷，我的朋友，饿死啦，连棺材还是我给他化缘化来的！他还有我这么个朋友，给他化了一口四块板的棺材；我自己呢？我爱我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看，遇见出殡的，我就捡几张纸钱。没有寿衣，没有棺材，我只好给自己预备下点纸钱吧，哈哈，哈哈！[60]
这一番酸楚无比的话语，出于一位黑暗世道下面行将惨死的老旗人之口，字字句句蘸着血泪。它是旧中国满族民众凄苦之至的告白，更是满族文学巨匠老舍为自己那些亲近而又无助的同胞们，所留下的最切肤的体认和最真诚的代言！人之将死，其言也真，一个民族原本具备着与史俱来的爱国情愫，到头来，却要它的每一个成员背负起“卖国”的弥天罪责，实为扬四海之波也洗不清的大冤枉。常四爷在告别人生前夕已是万念俱灰，所耿耿于怀者独独是这样的一桩大事——“我爱我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这确实是满人们带着临终关怀性质的“天问”。
老舍的人生挚友、大文豪巴金，在他悼念老舍的短章中写道：“我想起他的那句‘遗言’：”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来爱我呀？“我会紧紧捏住他的手，对他说：”我们都爱你，没有人会忘记你，你要在中国人民中间永远地活下去！“由是，亦足见这句话实在是老舍一生中最有分量的一段话语。
继剧作《茶馆》之后，老舍又动笔开始写他有关满族社会题材的压卷之作《正红旗下》。在老舍筹备写这部小说的时候，他意外地获得了一份良性刺激。有一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间休息时，老舍在休息厅里遇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三位领导人招呼着老舍，要跟他谈谈满族。毛泽东的话让老舍激动不已，他说：满族是个了不起的民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过伟大贡献；他还说，清朝开始的几个皇帝都是很有本事的，尤其是康熙皇帝。接着，毛泽东一一历数了康熙的政绩：打下了今天我们国家所拥有的这片广阔的领土，在全国多民族的状态下发明和实行了统一战线政策，在用人制度上奖罚分明……毛泽东还对康熙学习国内多民族文化和西方科技的精神赞许备至。在他谈话时，刘少奇、周恩来也时有插话，表示赞同毛的见解。老舍惊喜异常，他从没敢想象共和国的领袖们会对满族及其杰出人物有如此深入的研究和这样高的评价。回到家里，他把这份喜出望外转告给一家老小，说，自己简直是换了脑子，换了眼睛！[61]激动之下，老舍甚至忽发奇想，想专门写一部表现康熙皇帝的大作品。当然，这个计划后来没有兑现，不光是因为他不很了解清代上层，也由于在当时的整个社会气氛下，把封建皇帝当作品中着力歌颂的主人公，绝无可能。
不过，毛泽东们对满族及其杰出人物的品评，给予老舍的鼓舞是巨大的，决定性的。老舍落笔写作《正红旗下》的勇气陡增。此前他只有写这部作品的长期筹划，却始终没有下决心铺开稿纸。《正红旗下》与单独推出一位常四爷正面形象的《茶馆》毕竟有异，需要全景观地描绘清末满族社会场景，所涉及的对于若干敏感的民族问题历史问题的诠释可谓繁多和复杂。然而，老舍到底是捻起了这管沉甸甸的笔，既为了回应领袖们对满族的恰评，更为了进一步恢复被不公正的史书及舆论搞得污渍斑斑的民族本来面目。
远未卒篇的《正红旗下》，不但是老舍艺术的”天鹅绝唱“，更是他试图启用有生以来对本民族历史命运的全套观察思考而铸成的一部文学备忘录。《正红旗下》像一部生动异常的历史教科书，”由心儿里“剖视了清皇朝赖为基础的八旗社会，指出清末的政权已然是落花流水不可收拾，当时满民族的社会分化及精神危机，也已发展到了难以调整、必须重作大幅度变革的程度，而下层民众要冲出历史桎梏，民族要通过奋斗而赢得新生，更属于历史之必然。小说中的一应旗族人物，无论是可爱的，可敬的，可悲的，可憎的，都没有政治教条上面的出处，他们鲜活可感，有血有肉，向读者提供了不容置疑的真实性。作者在毫不容情地勾勒出八旗制度下面”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的满人人生无奈，剖析了”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62]福海是一名跟一般旗人水乳交融的普通旗兵，是所谓”熟透了的旗人“，”没忘记二百多年来的骑马射箭的锻炼，又吸收了汉族、蒙古族和回族的文化。论学习，他文武双全；论文化，他是‘满汉全席’。“而作者笔锋一转：”惊人之笔在这里：他是个油漆匠！“这位出身于亮蓝顶子参领之家的”八旗子弟“，不怕满族社区里他人的讥诮和鄙视，拜师学得了一手油漆彩画的好技艺。”当二哥作活儿的时候，他似乎忘了他是参领的儿子，吃着钱粮的旗兵。他的工作服，他的认真的态度，和对师兄师弟的亲热，都叫他变成另一个人……一个顺治与康熙所想象不到的旗人。“[63]老舍在展示了这座旧营垒中某些浑浑噩噩形象之后，满怀兴奋地谈起了福海二哥的独到之处——”是的，历史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总会有人，像二哥，多看出一两步棋的。“[64]自食其力，在今天的人们说来是个多么自然而又令人服膺的观念，然而别忘了，即使是在清末那种”日落西山的残景里“，世代以当兵为天职者，要背着上司而偷着学点手艺为自个儿谋生，也是要有超人的胆识的。一个民族，在大家都已习惯了的生活轨道之外，另由个别人来辟出走向新生的蹊径，从来也不容易。《正红旗下》的故事昭告人们，历史局限性是所有人都会面对的，主动突围并且能带动自己的民族也完成对前尘的跨越，才是真英雄。末路上的满民族是不乏这种真英雄的。如果说这个民族是在靠劳动、靠创造的路途上，最终找到了自身新的命运依托，那么，像福海二哥这样一批满人，无疑，该算是摸索这条民族新生之路的先行者了。[65]悲剧的同时，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以福海二哥为代表的志在冲出历史迷宫的满族新生力量。
《正红旗下》没有写完。这是老舍最大的憾事之一。[66]《正红旗下》的夭折，不仅证明了当时文坛上下极”左＂路线的猖獗，也曲折地反映出共和国初建十七年间解决国内深层次民族问题的条件尚未完全具备。老舍民族心理的正当抒发，再次受到了抑制。
老舍的民族心理，是20世纪前期至中期中国国内大环境下面，满民族沧桑沉浮的产物。
老舍的民族心理，只能在作家毕生创作的字里行间委婉表达；我们要寻找答案，也只能据此而细心破译。
老舍的民族心理，应当说，是他形成自己特有民族观的一方不可或缺的基石。[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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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末清初政权更迭之际，清军南下曾遇到南明政权在某些局部的殊死反抗，一度矛盾相当尖锐，造成了少数城池的激烈争夺以及随后出现的屠杀。汉族士大夫阶层在民族折冲关头所坚持的传统民族气节是值得称颂的。不过这些抗清志士在自己恪守民族气节拒绝为新政效力的同时，却大多勉励未曾出仕于明季的子弟们准备应试于清廷科举，似乎他们并未十分决绝地对抗异民族的新政权。随着“康乾盛世”的出现及满族帝王们对儒家文化的由衷尊重与认同，中原旧族普遍出现了拥戴时政争相服务的举动，并将这种态度坚持到了清末。有清一代的确实行过“首崇满洲”的政策，但是其处理民族问题的种种方式，并没有超越封建时代中外任何一个民族政权（无论是大民族主政抑或是小民族主政）的作为底线。满洲统治者所推行的民族观和实施的民族政策，比较地有利于境内各个民族形成“多元一体”的格局；而为了安抚汉族地主阶级，还采取了一些特别的政策，例如严禁八旗将士务工务农经商以防止“与民争利”、开设科考大量录用汉族贤才等等。至清代中晚期，汉族封建阶级的势力在整个权力结构中间的比重持续上升，满汉两族的原有矛盾已有了显见的淡化。
[2] 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 转引自刘大年《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人民日报》1961年10月22日。
[4] 邹容：《革命军》。
[5] 章太炎：《客帝匡缪》。
[6] 章太炎：《狱中答新闻报》。
[7] 《孙中山全集》第222页。
[8] 同上，第234页。
[9] 同上，第259页。
[10] 邹容：《革命军》。
[11] 转引自李良玉《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思潮》，《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12] 刘大年：《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人民日报》1961年10月22日。
[13] 唐上意：《辛亥革命时期关于民族问题的论战》，《社会科学报》1999年第1期。
[14] 李良玉：《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思潮》，《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15] 对于这一点，资产阶级的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人物周恩来等人，均有过明确肯定，惜为人们所淡忘。
[16] 此处有一件似可记述的往事。1983年笔者在苏州参加全国清诗讨论会时，吴调公教授对笔者言道：词学大家唐圭璋先生乃南京驻防旗人之后，因向与吴先生交好而谈起过个人身世，唐在辛亥年间曾是襁褓中之婴孩，革命军与八旗驻防军交战颇惨烈，待革命军杀入旗营时，驻防将士及其家眷悉数服毒自尽，而襁褓中婴孩即唐圭璋本人因服药较少而得以幸存，后被一家市民收养。在吴先生讲述此情后，笔者为编写《满族现代文学家艺术家传略》一书，曾致函唐圭璋先生恳请同意将其传略编入该书，随即收到先生赐复书信，对欲将其传略收入该书深表谢意，却又婉辞曰：“至于所述唐某系满族云云，就不要再提了罢……”笔者常为此事抱憾唏嘘，先生并未否认自己乃旗人之后，只是不难想像，其平生在此事上或许存有良多感慨难以化解耳。而迟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社会上特别是南方诸地对满族之成见仍未松动，谅亦属先生取消极避之态度其一因也。
[17] 尚秉和：《辛壬春秋》。
[18] 1982年笔者参加山东大学主办的全国老舍学术讨论会时，蒙兰州大学马志洁先生（回族）告知，敦煌艺术的“守护神”、现代油画大师常书鸿，出身于杭州驻防旗人，辛亥年间他已弱冠，对革命军攻打当地旗营存有难以泯灭之惶恐记忆。后来笔者曾造访常老，老人证实此事说，那时我还是个只有几岁的孩子，家人把我单独藏在南高峰上的一所小寺庙，叮嘱我有人来切不可承认是旗人，但是我脑袋后边有一条小辫子，生怕被认出来，那种幼时的恐慌是久久都忘不掉的。
[19] 孙中山：《在北京八旗生计会等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选集》第8卷。
[20] 见《孙中山三次北京之行》，载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
[21] 在南方的福建等省份，“漏刀的”，成了对旗人及其后代一种较长期的蔑称，意为他们都是辛亥年间在刀下漏网苟活下来的人。
[22] 满族出身的京剧艺术家关肃霜（荆州旗人）谈到过，她幼年随父辈在武汉等处跑码头卖艺，父亲嘱咐，切记途中过关卡若有人叫你数数，数到“六”时千万不可以说“liu”而一定要念成“lou”,不然就会从你的京腔听出你是旗人来，轻则要挨骂，重则要挨打！
[23] 刘庆相在《略论满族人口的历史演进及其特征》一文（《人口学刊》1995年第5期）中，对不同历史阶段北京城以及全国的满族人口数字有所证实：清代初年“京师八旗人口数，据《清史稿》记载：‘京旗职官六千六百八十人，兵丁十二万三百有九人’，据此数字可以基本推断出京旗人口数，如按每一旗兵平均家庭五口人计算，则京旗总人口为60余万人。”而“北京城在清朝末年京旗总人口达634，925人，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民族压迫的反动政策，满族遭到压迫和歧视，很多满人为找一职业，不致饿死，而隐瞒民族成份，不敢提满族事儿，到外地区甚至还不敢承认自己是从北京来的，到1949年建国时满族人口仅剩了31，012人。40年来满族人口减少95.12％，年均递减7.2％。”“……全国满族人口也由清朝末年的500万减少到建国前的150万左右。”
[24] 在虚龄8岁的时候，原本无望念书的穷孩子老舍，被大善人刘寿绵送去读书，他兴奋之极，“心跳得多高”。可是，当刘大叔送他去学堂的路上，他还是产生了一种明显的自卑心理，据他日后说，自己“像一条不体面的小狗似的，随着这位阔人去上学。”（老舍：《宗月大师》，《老舍文集》第14卷第16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25] 舒济：《回忆我的父亲老舍》，载《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辑。
[26] 老舍：《悼念罗常培先生》，《老舍文集》第14卷，第36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27] “早在康熙年间，京师部分旗人家庭生计就出现了问题。旗人家庭贫困的直接原因在于沉重的兵役及人口的增加。当时有不少规模较大的战争，参战的旗人要自备马匹、服装和武器，许多旗民家庭不堪重负而借债，战后，器毁马亡，难以还债，以至家庭陷入生活困境。”（张福记：《清末民初北京旗人社会的变迁》，《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从乾隆年间起，更出现了愈演愈烈的“八旗生计”问题：旗人“人口大量增加，而兵有定额，饷有定数，既不能无限制地增饷，又不能放松正身旗人参加生产劳动的限制”（见《满族简史》第109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补不上兵缺的旗籍子弟不断涌现，只好眼睁睁地赋闲，成为“闲散旗人”，这导致了下层旗籍人家日益贫困化。至清末，据文廷式《闻尘偶记》记述：“屯居之旗人，京东京北一带，大半衣食无完，女子至年十三四尤不能有裈，困苦万状。即在城内……其贫薄着，谋生乏术……又限于成例不能出京四十里。区区甲粮不足赡一口，何论家人！于是横暴者流为盗贼，无赖者则堕为娼优，比比有之。”
[28] 相关的史料记载，大多见之于当时的某些具有旗族自救宗旨的报刊，以及西方各国在华居京的记者和社会学家的记录。这里，笔者引述几则法国老舍研究专家保尔·巴迪根据当时西方目击者的记录所启用的材料：“北京城的常住人口有120万，其中三分之一是旗人，现在这40万旗人中只有很少人尚有生计，也只有很少人能够体面地谋生。”“……天坛附近的天桥大多数的女艺人，说书人，算命打卦者都是旗人。”“在北平的9000名警察中，至少有6000名是旗人。”“穷旗人最流行的职业是拉洋车，这个城市里有3万辆样车，每辆洋车两个人拉（一个白天拉，一个晚上拉），因此有6万洋车夫。”“众所周知，北平城里至少有七千妓女，其中大部分是旗人。”（转引自保尔·巴迪著、吴永平编译《小说家老舍》，第315－316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29] 1992年，笔者有一次去看望胡絜青老人。谈话中间，老人说到，辛亥革命的时候西安出现了对旗人几乎全都杀尽的事情，老舍有一门亲戚是西安的驻防旗人，全家都遇了难，后来老舍家人听说了此事，心里非常恐惧和难受。
[30] 此类旗人的代表有盛京的张榕、吉林的松毓和北京的英华等。
[31] 可惜在该剧搬上舞台的时候，老舍原作中的台词“谁要咱们旗人呢！”被改成了“谁要咱们这号儿的呢！”其意已经不再强调彼时满族人遭到的民族歧视，而似乎是在揶揄松二爷这类人物因游手好闲惯了，没有劳动能力，而为社会排斥。
[32] 当然，老舍也并不认为清代末年偏离民心的统治者和八旗制度是满族人的生存依托，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就在长篇《猫城记》中，借一个“猫兵”之口说出过这样的一席话：“我们的地，房子，家庭……全叫你们弄了去；你们今天这个，明天那个，越来官越多，越来民越穷。抢我们，骗我们，只落得我们非去当兵不可；就是当兵的帮助着你们作官的抢，你们到底是拿头一份，你们只是怕我们不再帮助你们，才分给我们一点点……我们不会作工，因为你们把我们的父母都变成了兵，使我们自幼就只会当兵；除了当兵我们没有法子活着！”（老舍：《猫城记》，《老舍文集》第7卷第45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到了晚年创作小说《正红旗下》的时候，他对清代八旗制度的真切勾画和精辟解析，则更为老到。
[33] 关于此处所列人物形象均来自于满人生活原型的分析，请参考拙著《老舍评传》的相应章节。
[34] 老舍当时还没法估计自己回到国内后确切的社会位置，从本能的心理习惯出发，他给留在美国的朋友撂下了这样的话：自己“回国后要实行‘三不主义’，就是一，不谈政治，二，不开会，三，不演讲。”（参见乔志高：《老舍在美国》，载香港《明报》1977年8月。）
[35]老舍一回到北京，便见到了包括三位老姐姐和一位老哥哥在内的许多亲戚朋友。这些人，多是往日的满族城市平民。老舍注意到，“他们全都非常喜欢这个对人民真好的新政府。”“两年前，我的哥哥差点饿死。现在他的孩子全有工作，他自己也恢复了健康。”（《致大卫·劳埃得，1950年2月27日》，许德明编《老舍自传》，第242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36] 老舍：《由三藩市到天津》，许德明编《老舍自传》，第240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37]据老舍的朋友介绍，他回国之后居住的小院里，有时会出现一些奇特的客人，“他们大都是年逾花甲的老人，有的还领着个小孩。一见到老舍先生，他们就照旗人的规矩，打千作揖行礼，一边还大声吆喝道：‘给大哥请安！’老舍先生忙把他们扶起：‘别……别这样！现如今不兴这一套了。快坐下，咱哥俩好好聊聊。’”事后，老舍向旁观的朋友解释：“这些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当年有给行商当保镖的，有在天桥卖艺的，也有当过‘臭脚巡’（旧社会的巡警）的。你读过我的《我这一辈子》、《断魂枪》、《方珍珠》吗？他们就是作品中的模特儿啊！”（黄秋耘：《“不足为外人道也”》，载《中国青年报》1981年1月11日。）
[38] 老舍在剧本初稿人物提示中说程疯子“原是有钱人，后因没落搬到龙须沟来”，已经透露了此人的身份端倪，演员于是之在扮演这个角色时，揣摩再三，终于在“把他定为旗人子弟”的创作基调拿稳了之后，才解开了“神秘不凡的程疯子”的身世之谜，“才算对程疯子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于是之：《我怎样演“程疯子”》，载《人民戏剧》1951年第3卷第1期），更印证了这一人物形象的满人特质。
[39] 元朝的蒙古军团曾经在其鼎盛时代横扫欧亚大陆，但是并没有在占领过的大多数地方建立起有效的管理机构，所以元代的中国在国家版图上并没有太多增加。清代则不然，其前期在征讨周边地域的全过程中，贯彻了步步为营的方针，每得一地，必建立地方管理机构，使中华版图所有，做到了有效化。
[40] 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民共和国的领导者，都对此有过肯定的表述。
[41]《清高宗实录》，卷1300，第19175页。
[42] 譬如：在中英鸦片战争的乍浦战役中，八旗爱国官兵“在佐领隆福（满族）的率领下，狙击敌人，连续打退英军组织的五次进攻。……守卫在这里的 276名满族官兵中，除43人突围而出，其余全部壮烈殉国。”在镇江战役中，“英军集中全部兵力围攻镇江城，副都统海龄（满族）领导满洲八旗坚守阵地。从敌我双方军事力量来看，守城旗兵全部1500人（一说只有1200人），只有英军兵力的十分之一；火力配备上，旗兵是刀剑矛戟和弓箭，远比英军拥有的来福枪和大炮等近代武器差得多。虽然处在敌强我弱的劣势下，但旗兵仍能拼死力战，节节抵抗。”“英军乃集中炮火向城中轰击……方才闯入城内。满洲八旗为了保卫祖国神圣领土，进行更加猛烈的巷战。”“在守城的旗兵大部分牺牲后，战局已无法挽回，海龄遂举火自焚，壮烈殉国。……当时，仍有少数八旗官兵继续战斗。”他们“血积刀柄，滑不可持，尚大呼‘杀贼’！”（《钞刻江苏镇江府建立青州驻防忠烈祠碑文》）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189页─第190页。
[44] 19世纪末，京师八旗营房中贫穷尚武的旗籍士兵们，在家徒四壁的情况下，还是按照八旗制度的规定，自购兵器战马，不忘国家重托，他们嘴上常常挂着的口头禅，还是那句掷地有声的硬话：“旗兵的全部家当，就是打仗用的家伙和浑身的疙瘩肉！”（赵书：《外火器营满族乡镇杂忆》，《文史资料选编》第42辑第 194页，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他们还是那样忠勇可敬，贫苦困顿，并没能折损了拳拳报国之心。
[45]一些历史书有意无意地以偏概全，置满族几百年间无数慷慨牺牲报效祖国的史实于不顾，只讲西太后的丧权辱国和溥仪的卖身投靠，便将卖国主义的帽子扣在一整个满民族头上。其实，古往今来的任何民族都有它的主流也都有它的败类，这几乎是毋庸细说的道理。
[46] 老舍：《〈神拳〉后记》，《老舍文集》第12卷第18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47] 庚子年京城八旗将士人人争当义和团，“凡属满人不论大小老幼，均系义和团中人，其腰间束有红带，以作伊党记号。”（方彪：《北京简史》，第136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又：当下历史学界对义和团运动有许多新的认识，看到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局限性，并不构成对当年八旗兵与义和团所持爱国主义情感评价的消解。
[48] 老舍：《一封信》，《老舍文集》第14卷第1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49]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一改辛亥以来满人多不愿介入国家政治的状况，各地满人奋起投身救亡活动成了潮流。从打响抗战第一枪的佟麟阁，到驰骋各个战场大量诛杀侵略者的名将黄显声、邓铁梅、李兆麟、陈翰章、万毅、杨靖远、白乙化，从四处奔走组织救亡团体的高崇民，到在沦陷区从事抗敌宣传的烈士金剑啸、花喜露，都有过功彪青史的业绩。连北平城里的满人，也在精神面貌上有了绝大变化。譬如老舍的恩人宗月大师刘寿绵，在“七·七”事变刚结束，便挺身而出，带领十数名灾童，到南口保卫战的山区战场，为阵亡的数千名中国将士掩埋遗骸，日本人将他逮捕系狱，他却早把生死置于度外；又例如老舍的至友、燕京大学董鲁安教授，在日寇霸占校园的时候，敢于在课堂上直斥敌伪罪恶，后撤离故都进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献身救亡工作；即便是北平的清皇族中，也有像载涛、金寄水等多人宁为保持民族节操饿死长街，也拒绝去伪“满洲国”承袭所谓“爵位”。
[50] 《陈天华集》第23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51] 相关分析请参见刘云波《陈天华蹈海原因新析》（《文史哲》2002年第5期）和黄岭峻《论清末民初的道德危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第25卷第1期）。
[52] 较老舍步入文坛早一些，京城满族中间出现过另一位颇有成就的作家穆儒丐，曾经在所写的一些小说中真切地反映了北京城辛亥前后的变迁，书写了旗族人们在民国初期的苦难遭遇和精神煎熬。他的作品颇可以与老舍的创作相互参照着阅读。穆氏的小说名篇《北京》，所提供的当时京城社会画面是触目惊心的，下层旗族流离失所朝不虑夕，“北京的社会也不许贫民清清白白地活着，非逼得你一点廉耻也没有”，十几岁的女孩子成批地被送进妓院，因为“现在当议员的，那个不逛窑子！八大胡同，简直指着他们活着。”作者借小说主人公伯雍之眼观察北京，写他“很抱悲观，他以为今后的政局不但没有好结果，人的行为心术从此更加堕落了。”作品中伯雍愤然说道：“你看着吧！北京完了。已过去的北京，我们看不见了，他几经摧残，他的灵魂早已没有了”；“现在和未来的北京，不必拿他当人的世界，是魔窟，是盗薮，是一所惨不忍闻见的地狱！”（穆儒丐：《北京》，《盛京时报》1923年2月至3月连载。）
[53] 老舍：《我这一辈子》，《老舍文集》第9卷，第106－10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54] 老舍：《又是一年芳草绿》，《老舍文集》第14卷，第3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55] 老舍：《我怎样写〈赵子曰〉》，《老舍文集》第15卷，第17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56] 老舍：《悼念罗常培先生》，《老舍文集》第14卷，第360－36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57] 转引自肇乐群：《丁耶》；载《满族现代文学家艺术家传略》，关纪新编，第250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58]早在1946年,在满族出身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向应病危弥留之际，毛泽东去看他，他对毛讲：“我是满族，以后，满族有什么事情，希望主席讲一讲。”毛泽东事后感慨地说，关向应同志那么一个老共产党员，我们党高级领导干部，但是他的民族感情，还是很深的。这件发生在共和国诞生之前的事，曾有助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认识满族人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情感。共和国建立前夜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没有满族的代表，北京一些满族人因此哭了。毛泽东闻讯后说：“一个民族没有代表，整个少数民族为之不欢！” 从第二届起，全国政协更正了这一失误。共和国初创之际，满族未获承认，直到1952年12月7日，中共中央统战部才在相关文件中首次回答了满族是否是少数民族的问题：“满族是我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许多大、中城市（多是北方）中有满人居住。由于他们长期地和汉人杂居，其民族语言和风俗习惯的特点已逐步消失；自辛亥革命以来，他们更有意识地隐藏自己的民族特点。有许多人已改变自己的民族成分，但是他们的民族情感，则仍然相当强烈地存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全国各少数民族获得了民族平等权利，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生气象，许多地方的满人也纷纷起来，要求政府承认他们是少数民族，并享有平等权利，这是自然的和合理的现象。我们认为，承认他们的少数民族地位，保障他们应有的民族平等权利，是完全必要的，对于团结满人和发扬他们爱国主义的积极性是有很大作用的。”（转引自赵书《辛亥革命后的北京满族》，《辛亥革命后的北京满族》，第16页，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而满族区域自治的问题，虽在50年代即已提出并获中央政治局原则同意，周恩来还在当时的全国民族工作会议上表示“满族要自治是肯定的。”然而，在国内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均获解决的情况下，满族自治问题，却被长期搁置。至1966年文革爆发亦即老舍自杀时，事态仍未获松动。
[59] 此处仅举二例。一是老作家冰心，1979年读罢老舍遗著《正红旗下》，感慨系之，坦言：“我自己小的时候，辛亥革命以前，因为痛恨清皇朝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作为汉族一分子，又没有接触过任何一个“旗人”，因此我对于旗人，不论是贵族是平民，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是一律怀有反感的；这种认识，直到后来在参加革命活动和社会活动中，接触到一些旗人以后，才逐渐有所改变。（《民族团结》1979年第３期）二是当代作家余秋雨，他的散文名篇《一个王朝的背影》，差不多可以说是一篇为清朝和满族写的翻案文章，其中也谈到：“我小学的同学全是汉族，没有满族，因此很容易在课堂里获得一种共同语言。好像汉族理所当然是中国的主宰，你满族为什么要来抢夺呢？抢夺去了能够弄好倒也罢了，偏偏越弄越糟，最后几乎让外国人给瓜分了。于是，在闪闪泪光中，我们懂得了什么是汉奸，什么是卖国贼，什么是民族大义，什么是气节。我们似乎也知道了中国之所以落后于世界列强，关键就在于清代，而辛亥革命的启蒙者们重新点燃汉人对清人的仇恨，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又是多么有必要，多么让人解气。清朝终于被推翻了，但至今在很多中国人心里，它仍然是一种冤孽般的存在……”
[60] 老舍：《茶馆》，《老舍文集》第11卷，第4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61] 舒乙：《毛主席对老舍谈康熙》，《人民日报》1994年5月20日。
[62] 老舍：《正红旗下》，《老舍文集》第7卷，第19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63] 同上，第211页。
[64] 同上，第210页。
[65]《正红旗下》的创作活动被扼杀后，老舍依旧决意写满族。1964年的夏秋，他先后前往京郊密云县檀营村和海淀区门头村做调查采访。檀营，曾是清代八旗副都统衙门所在地，满蒙八旗将士们世代驻守，以拱卫京师安宁。作家了解到，自民国初年起，旗族群众失去军饷，苦不堪言，又逢社会上“笼统地仇视一切满人”，“整整齐齐的檀营就慢慢变成‘叫花子营’了！”惨景一直维持到共和国建立，满族贫民“分到了土地，由无业变成了有土地的农民……由不会劳动变为会劳动……由会劳动变为热爱劳动”，这才“吃饱穿暖，幸福日增”；老舍对此感触良多，他认为：“上述一点很简单的事实，却含有深刻的意义。劳动救活了一大群已快饿死的人，起死回生！”（老舍：《下乡简记》，《老舍文集》第14卷，第398－39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66] 在辞世之前大约4个月，老舍到北京香山脚下一条小山沟里，探望遭受了不公正待遇的老朋友、女作家王莹，老舍在安慰对方的同时，谈起自己，说：“我自己，在过去十几年中，也吃了不少亏，耽误了不少创作的时间。您是知道的，我在美国曾告诉过您，我已考虑成熟，计划回国后写以北京为背景的三部历史小说……可惜，这三部已有腹稿的书，恐怕永远不能动笔了！我可对您和谢先生（指谈话时在座的王莹丈夫谢和赓，——引者注）说，这三部反映旧北京社会变迁、善恶、悲欢的小说，以后也永远无人能动笔了！”当事人谢和赓后来回忆，“老舍先生说到这里，情绪激烈，热泪不禁夺眶而出。”据认为，老舍所说的三部历史小说之一，即事实上已经写出了开头却只能在高压政治局面下秘而不宣的《正红旗下》。
[67] 老舍的民族观，当是另一篇论文的题目。老舍民族心理的形成与其自我民族的坎坷遭逢直接相关，他的民族观却闪现着跨越民族藩篱的现代人文光芒。老舍，是非政治家和民族学家的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中，极难得的一个具备超前民族观念的人。
文章来源：《满族研究》2006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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