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阔的东北地区，是满族的故乡，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片灾难深重的土地。早在20世纪初，沙俄与日本两国的侵略军，即为争夺在中国领土上的经济权益相互交战。自1931年起，日本军国主义者更是以武力强行占有白山黑水之间的大好河山，东北地区的满、汉各族同胞，又经历了长达14年凄惨万状的亡国奴生活。逢此国难乡仇当头之际，一批受到国内外进步文学感召的满族青年作家挺身而起，脱颖文坛，毅然决然地开始了为祖国为民族的庄严写作。这批满族青年的写作活动，为本民族的文学发展增添了新的价值与特征。 

　　端木蕻良、舒群、李辉英、马加、关沫南、金剑啸、田贲、丁耶等，是这些青年作家中间的优秀代表。对端木蕻良，笔者将另题评述；本文，则着重谈论现代文学史上的舒群、李辉英、马加等满族作家。

　　舒群(1913－1989)，原名李书堂，曾用名李春阳等。世居山东青州，为该地驻防旗人后代。清代解体后，当地满人举步维艰，他隶属镶黄旗的父亲和出身正黄旗的母亲，便决计逃奔白山黑水的东北故土，经一番艰辛，这对满族年轻夫妻居然实现了愿望。舒群本人出生在松花江畔的哈尔滨。读初中时，他即投身中共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活动，并接触进步文学，尤以信意追随左翼作家蒋光慈创作道路为意愿。中学期间曾在苏联人办的中东铁路学校读过书。后又读了半年哈尔滨商船学校，因贫困辍学。“九•一八”事变后仅三天，他便参加到抗日义勇军的行列。1931年，由中共地下党主办的《哈尔滨新报》面世，舒群以“黑人”笔名在副刊上发表诗文。1932年，他加入第三国际组织的工作，成为中共党员，并出任洮南情报站站长。同时期，与塞克、罗烽、金剑啸、萧军、萧红、白朗等青年作家协力开拓北方的左翼文艺局面。1934年哈尔滨陷入白色恐怖 ，他被迫转移到青岛，又被当地国民党特务逮捕。在狱里，他写出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初稿。次年获释后，辗转到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又创作出一批有影响的中短篇小说。1937年，舒群来到西北抗日根据地，曾在八路军总部为朱德总司令担任秘书。1938年和1939年，复往南方开展抗战文艺工作，1940年回延安，担任《解放日报》四版主编和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1945年抗战胜利后奉命急赴东北地区，出任过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东北文协副主席等职。 

　　《没有祖国的孩子》是舒群早期代表作，1936年在《文学》杂志刊载，当即引起左翼文坛极佳反响，年轻的北方作家舒群也因而一举成名。周立波《一九三六年小说创作回顾——丰饶的一年间》，认为它“在艺术的成就上和反映时代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越了我们的文学的一般的水准。凭着这些新的力量的活动，一九三六年造成了文学上的新的时代”。[①] 

　　这个短篇描写的是，高丽少年果里，在从事反抗斗争的父亲被日寇杀害后，流落来中国东北，与中国孩子果瓦列夫、苏联孩子果里沙，由彼此隔膜到建立起纯真友谊的故事。果里离别祖国，变成中国土地上的放牛娃，他生性倔强不畏穷苦，却最怕听人说起他的祖国已经灭亡，和“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了高丽这国家”。苏联男孩儿果里沙起初看不起这“没有祖国”的高丽少年，更不理解他的民族情感，是在“我”（即中国孩子果瓦列夫）的影响下，才逐渐跟果里建立友谊。具有国际主义思想情感的苏联女教师苏多瓦接收果里入学，使他领受到了与苏、中孩子们一样的读书生活。但好景不长，日本侵占了东北全境，这所由苏联人办的学校整体撤回本土，“我”与果里不愿再生存在外寇魔掌之中，双双向关内逃亡。不想海船刚靠岸，又遇日本军人搜捕，为了不牵连中国伙伴儿，果里说出了小说当中最后那句掷地有声的话：“我是高丽人，他不是的。” 

　　这篇小说篇幅短小，只有万把字，却包含丰厚的提供。“没有祖国的孩子”，作品题目，首先是准确定位了高丽男孩儿果里特别的身份与处境；日本侵犯朝鲜由来既久，自16世纪末起几成传统，在日本野蛮的入侵与统辖下，高丽国民一直承受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小说中果里流亡异国，尤以亡国为耻，正是其民族情感的自然流泻。小说写出了主权他落、国土沦丧给一国民众（哪怕是未成年的孩童）心理造成的重创。不过，有侵略就有反抗，朝鲜人民的抗日斗争同样具有传统。果里父亲就是惨死于敌人抢下的抗日志士，小小年纪的果里一样仇恨日军，也有过将刀子愤然“插进‘魔鬼’的胸口”之壮举。这是小说诉诸读者的第一层用意。 

　　再深一层，则是“我”与“我”的东北家园、东北同胞，就在故事发生的当口，也跌进了与高丽国民同等的厄运。“九•一八”事变使日军对东北全境占领既成事实，“我”只能步果里足迹也变为一个“没有祖国的孩子”，果里先前的惨痛遭遇也肯定要在“我”及广大东北同胞的今后重演，它注定是一场更大的悲剧。作者虽未展开对“九•一八”之后东北人民悲惨生活的具体描述，读者却已从果里的生存现状预测到了一切。国家残破下面的国民，从来就是没有任何权益可言的，小小的果里早已是一面镜子。 

　　而更深一层的小说意蕴，则是读者们未必皆都能品读出来的，那就是作者舒群身为一个具有满族血统的中国人，对于在祖国东北地方上演的伪“满洲国”政治丑剧的由衷愤恨。中国东北地区，近代以来被约定俗成地称作“满洲”地区，但它从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自明清以降，满洲族裔更是别无二话地将自己与本民族祖祖辈辈生息其间的白山黑水，都认作是中华不可分离的一部分。青年舒群，正是带着这样的立场和感情来看问题和写小说的。《没有祖国的孩子》里面有一段笔致深刻的话语： 

　　“不像你们中国人还有国……” 

　　我记住了这句话。兵营的军号响着，望着祖国的旗慢慢地升到旗杆的顶点。无意中，自己觉得好像什么光荣似的。 

　　但是，不过几天，祖国的旗从旗杆的顶点匆忙地落下来；再升起来的，是另样的旗帜了，那是属于另一个国家的——正是九月十八日后的第八十九天。 

　　了解中国现代史的人都知道，日本军国主义者为达到疯狂侵华长期占有的罪恶目的，确曾依靠拉拢一小撮满族败类，在东北地区拼凑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然而那个挂着“满洲”名字的所谓“国家”，历来就遭受到包括绝大多数满族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的一致唾弃。在伪满政权下头艰难度日的满族民众，不可能得到所谓“满洲国”丝毫的“恩惠”，相反地，也要同汉族等各民族民众一样过着屈辱无告的日子。[②]自伪满政权扯起那面肮脏可耻的旗帜起，具有反帝爱国光荣传统的满民族为数众多的志士仁人，与各兄弟民族携手，跟民族败类们展开了不共戴天的斗争，其间可歌可泣的事迹实可用“不胜枚举”来言说。满族出身的青年作家舒群，本人就是极有骨气的中国人，他以自己的小说更以自己的行动，表达了绝不愿做“没有祖国的孩子”的坚强决心。[③]当伪满政权临头的时候，作者笔下的“我”坚定地喊出“回祖国去”的心声，并涉险偷渡去往关内，乃是体现出满族作家舒群与他众多同胞再鲜明不过的族心向背。青年作家舒群是个满族人，也是个最懂得“祖国”两字重量的中国人。 

　　《没有祖国的孩子》所能告诉读者的，还有一些。作品主人公们就读的苏联人办的“东铁学校”，是以中东铁路学校为原型的。中东铁路，原为沙俄时代在中国东北实行军事扩张经济渗透的产物，十月革命后由苏维埃当局继承。到“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将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势力（包括东铁学校）逐出当地。而这篇小说恰好勾勒出俄苏所属中东铁路下设学校的结束场景。女教师苏多瓦是心向苏联政权的新型人物，她接收果里读书，堪称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作为[④]，但她的学生们并不都有这种意识。男孩子果里沙就曾表现出国际间民族关系中“强势民族”高傲的心理定势，他瞧不起亡国民族的穷孩子，持居高临下眼光看待果里，以为受侵略和奴役的民族必是懦弱使然。倒是作品里的“我”这个中国孩子，因与果里处境相近，才慢慢说服了果里沙。世上人们从来就处在不一样的民族位置上，小说写出了这一点，接触、理解、友爱和尊重，是不同民族间最重要的东西。难得的是年仅21岁的舒群写出来了如此意味深长的故事，这怕是也跟他自己的民族身份相关联罢。满洲民族有过自身由弱势到强势，再沦为弱势的曲折经历，所以也能在不同民族的言行里体察到更多一些的内容。 

　　《没有祖国的孩子》写得真情宛然、笔法细密。舒群自进入文坛伊始就凸显出来的谋篇考究、意蕴隽永的创作风格，不但在《没有祖国的孩子》中间有清楚的展示，又体现在随后面世的中篇小说《老兵》（1936年）和《秘密的故事》（1940年）中间，以至逐步形成为他的个人艺术特征。《老兵》刻画了一位混迹于旧军队多年的年轻“老兵”，平时玩世不恭，国难临头须与侵略者直接对垒时，却能够幡然振奋殊死搏杀，最终致残。《秘密的故事》则是一篇悬念重重、传奇色彩浓烈的作品，女主人公青子是抗日义勇军的一员，她一再超越常人固有的儿女之情，不惜毁家献身，做出不少令人一时无法思议的举动，而她的心思只是追求杀敌报国与民族解放。 

　　李辉英(1911－1991)，原名李莲萃，用过的笔名有西村、东篱等，吉林永吉人，出身在满族大地主家族。1931年在上海读书时，为“九·一八”事变后故乡沦陷的消息所震动，遂执笔为文。 

　　第一个作品为短篇小说《最后一课》，是“依凭想象描绘的一个反日的故事”，这篇在中国现代文坛上率先面世的以东北地区反日斗争为题材的创作，张扬了面对敌寇侵略与蹂躏，同胞们必须以牙还牙的思想。小说于1932年1月发表在“左联”刊物《北斗》上，体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由此所担负起的救亡使命，对其后多年风起云涌的中华抗敌文艺的出现，有良好的示范作用。1932年，他加入左翼作家联盟，继续马不停蹄地投入抗战作品的书写，同年即发表了长篇小说《万宝山》。作品取材于1931年夏季吉林地区农民反抗日本侵略的“万宝山事件”，有着纪实性的特点，寄托着年青作家的高昂爱国情感。小说描写的是，伊通河畔万宝山地方，汉奸恶棍郝永德在日本中川警部的唆使下，要强租“官荒屯”而转手给流亡到此的高丽移民耕种，遭到当地农民马宝山与青年学生李竞平等人的坚决反对，马、李等人揭杆而起组织了自卫队，在高丽移民中反日成员金家父子的策应下，展开了“东方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一幕革命斗争”。由于刚登上文坛未久的作者在写作时远离故土，对实际发生的事件还缺乏详尽的了解，《万宝山》在艺术上显得比较粗糙，对于人物形象的把握也有失准确。然而，这部长篇制作却因其能够最早涉足于东北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政治奴役与经济掠夺的现实题材，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异常醒目的位置。而让年轻作者最感欣慰的是，他已经“使用文学这锐利的武器冲向了敌人”。当清醒地认识到《万宝山》作品尚有若干不足以后，李辉英于1932年夏季，为亲身感受和有效搜集在日本侵略与控制底下的东北人民生存实况，曾秘密潜回东三省，遍访各大城市及农村，为自己的写作积累第一手素材。此后，作者依此次返回故乡所得到的社会生活真实感，又接连创作了表现抗日斗争的短篇小说集《丰年》(1933年)、《人间集》(1935年)、《山河集》(1937年)等。“七·七”事变后，中华全民抗战爆发，李辉英更是身体力行，不间断地坚持抗日作品的书写，还不辞劳苦地辗转奔波于中原各省，面向民众做抗敌救亡宣传，成为了人们熟知的极具爱国情愫的知名作家。1945年和1948年，李辉英又有两部长篇小说力作《松花江上》和《雾都》先后出版。《松花江上》生动地刻画了“抗日义勇军”在东北大地上开展的正义事业以及这一事业对民众精神面貌的能动影响，作者后来就这部书的创作动机写道：“亲爱的朋友们，你简直不知每当我听见青年男女唱起流亡三部曲（包括《松花江上》这第一部曲在内）时，我的心情会激动什么地步，而那种热血沸腾的情形，真不知如何处置自己才是呢。当自己也是《流亡三部曲》歌唱者中的一员时，你一看见我唱得珠泪滂沱的样子，也就不难理解一个亡国奴的心情如何的悲伤，如何的痛陈，又如何的愤慨了！”[⑤]《雾都》写作于抗战胜利之后，作家自这部书起，对其笔下的抗战文学叙事注入了较多民族文化反思的因素，《雾都》即以抗战时期“陪都”重庆上流社会形形色色生活场面为素材，富有表现力地探寻了民族危机的某些潜在动因。 

　　满族作家李辉英，以一己生命的主要精力，反复进行着他的抗日叙事，其作品不仅彻底揭露了侵略者的野蛮暴行，也表达了对伪“满洲国”以及各类汉奸势力的鄙夷与仇视，更教读者深深感知了他热爱祖国忠于大众的一腔激情。据认为，他是中国现代文坛上写作抗战斗争题材最多的一人，“他先后出版了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7部，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集9部，散文集3部”[⑥]。李辉英的此项光荣，不言而喻，理应记入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史册，记入满族现代文学发展的史册。 

　　马加(1910－2004)，原名白永丰，曾用名白晓光，辽宁新民人。祖上原为山东人氏，十世祖于明末前后迁徙来至辽河流域，加入到当时在东北诞生的新兴的满洲共同体，先人还有过开荒占山的经历。据家族老人回忆，清代他家隶属于皇家内务府，是清太宗皇太极之昭陵的守陵户，后来搬迁到专为皇家打制弓箭的新民县弓匠堡子村，到其父亲一代，已然成为了一介民间医生。 

　　马加在故乡读中学时，清晰记得目睹过日本浪人四处横行胡作非为的情景，少小的胸中埋下了反抗外辱挣脱奴役的种子。1928年他入沈阳东北大学预科，结识的两位好友，都是从事秘密革命活动的共青团员，他们彼此携手，研习普罗文学，尝试进步创作，同年，马加发表了诗歌处女作《秋之歌》。他那时也跟舒群一样，是左翼作家蒋光慈的积极追随者，甚至于把自己的名字也改为“白晓光”，以表达要像蒋光慈那样生活和写作的意志。“九·一八事变”后，马加与许多爱国青年一道，流亡到北平，在生存极度艰难的情况下，读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毅然选择了自己毕生的政治道路。他于1933年创作于北平的表现抗日呼声的政治抒情诗《火祭》，高声呐喊出：“瞧吧，这风的威，电的火，烽火的狂焰，世界上有一支新型的势力随着杀声推展！”该诗作刊登在北平“左联”刊物《文艺月报》上，被《文艺年鉴》载文评价为这一年最好的诗作。1935年，他加入了“左联”。之后，他因在关内生计无着，回东北家乡两年时间，亲身体验了故园同胞在铁蹄下痛苦熬煎的滋味，为自己日后充满时代激情的写作铺垫了厚实的基础。 

　　从1935年到1938年，马加创作的长、中、短篇小说以及诗歌杂文，就有八九十万字，其中不乏像长篇小说《寒夜火种》和长诗《故都进行曲》一类的同期代表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离别北平进入西北抗日根据地，次年前去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中央党校学习，参加八路军随军文工团，深入到晋察冀根据地工作，又写出了《过甸子梁》、《减租》、《宿营》等短篇小说。1945年延安《解放日报》连载他的长篇小说《滹沱河流域》，颇带战斗气息地勾画出华北抗日前线的广阔战斗场景。作品反映抗战时期这个地区人民在与日本侵略者做斗争的同时，开展减租减息活动和对封建思想的批判，写出了农村各阶层人物的不同心态，展示出斗争的曲折性和复杂性。这部小说，是马加创作逐渐形成个性化语言及艺术特征的过渡型作品。 

　　至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奉中共组织派遣，再次返回东北故乡。于1947年底，到佳木斯市附近农村参加土地改革运动。随后，他发表了反映土改斗争的中篇小说《江山村十日》，引起轰动。作品以原名高家村而后更名为“江山村”的一个普通乡屯，在10天内的巨变为故事主脉，真切生动地记录下来贫苦农民翻身后对与长久地由“老百姓坐江山”的热望。朴实感人的情节铺展与驾驭自如的东北语言格调，在作品中得到相当和谐的结合。作家对于东北农村下层群众生计、习性、举止、言谈自幼便有的贴切把握，极大程度地提升了他的此次创作基点。小说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加工而成，颇有几分报告文学的模样，虽然艺术的典型化略感不足，有些过多拘泥于原有生活素材的框制，但内容充实丰满，生活气息浓郁酣畅，被公认为是与周立波《暴风骤雨》、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同等的反映20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土地改革的优秀之作，同时也是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东北解放区文学创作的宝贵收获。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册上，马加历来是被作为左翼作家与革命作家来言说的。不过，有人注意到，早在1935年，青年马加即写出过这样的温热诗句： 

　　在那白山黑水之间，／埋藏着先人的坟墓。／过去曾有过一个时期，／代表着关东城的兴旺。／几千个愚昧的生命从黑暗中发现了光明，／他们强悍的，勇敢的，勤劳的，／时刻不停地开垦着关东的土地。／孩子，你是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血统。／……你应该效法我们的祖先，／崇拜我们的祖先，／重唱起我们祖先唱过的歌曲，／在那歌曲中你可以发现最真挚的感情，／最纯洁的光辉。 

　　马加，由此可见，也是一位从根本上讲，既具备满族特有情感基点又具备中华民族共性精神维度的作家。 

　　关沫南(1919－2003)，原名关东彦，吉林永吉出生的满族人。童年曾随在东北军中任下级军官的父亲辗转各地，“九·一八事变”前夕定居哈尔滨。上中学时酷爱读书，感到自己是“发现了一个新世界，就是文学”[⑦]他在高年级学生唐景和（即后来成为左翼作家的林珏）的支持下，探索文学写作，1934年，便在《哈尔滨公报》上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散文《呼兰旅游漫记》。 

　　从1933年伪满政权建立以后，东北地区的政治局面异常严峻，具有爱国抗日思想的青年和学生，时常遭到敌寇的逮捕镇压，甚至是枪杀，原本有着唯美主义文学幻梦的关沫南，毅然撂下了旧日的浪漫憧憬，踏上一条直面人生、揭示社会的创作之路。1934年以来，哈尔滨原本富有生气的左翼文艺形势惨遭破坏，继萧军、萧红、舒群等作家南去之后，爱国的青年作家金剑啸又英勇就义，“北满”文坛上颇显萧条沉寂气氛。1937年，关沫南受女革命者陈紫的影响，参加了秘密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同时也认真地阅读了鲁迅作品，精神及创作都有了质的飞跃。1938年夏季，关沫南出版自己第一个小说集《蹉跎》，起到了提振“北满”文学气氛的作用。小说集里的关沫南作品，深受鲁迅小说苍劲笔法的影响，集中表达了反对读经复古和体恤贫苦知识分子命运的两大主题。年轻的作家关沫南，从此亮明了自己专注于左翼文学活动的人生选择，在充斥着白色恐怖的沦陷区，面对着强盗们滴血的刀锋坚持艰险备尝的文化斗争，并成为了从事这一严峻斗争的标志性人物。 

　　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关沫南的小说创作有一个高潮出现，他接连发表了二三十个短篇，三部中篇和两部长篇。这些作品有一个相当突出的特征，既敢于在敌伪当局的层层控制下面，或直接或委婉地表达反抗异族侵略的主张。其中短篇小说《堕车》、《船上的故事》、《某日某夜》，均对现实环境中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做出大胆刻画。1941年，他的长篇小说《落雾时节》和《沙地之秋》在哈尔滨的两家报纸上分别连载。前一部作品以作家若干亲属的经历为素材，描绘了一个满族旧式家族在日伪统治下出现败落与分化，以及家族中的热血青年踏上革命之路的过程；后一部小说则反映了沦陷区青年们冲破精神苦闷投身反日文化活动的现实。这两部展现着关沫南鲜明思想倾向和艺术才华的作品都还未能载毕，年仅22岁的作者，便因所谓“哈尔滨左翼文学事件”，遭到日伪警方的逮捕，并从此系狱三年之久。 

　　在不断迁移的牢房生活中，关沫南与许多同陷囹圄的抗联将士结识，“和他们并肩同坐在一个狱室里，睡在同一块地板上，终日听他们讲那可歌可泣的事迹”[⑧]，感受着抗联英雄们在常人难以承受的条件下面，所从事的艰苦卓绝、义薄云天的斗争情况。关沫南暗下决心，定要在重获自由的时候，为这些伟大的同胞作传。因敌人终未拿到关沫南与共产党组织有关的证据，1944年将他假释。 

　　1949年2月，关沫南发表了表现抗日联军中满族出身的著名将领陈翰章事迹的记实体小说《陈翰章》，并以此为起点，开始了他后来长期从事的抗联题材文学创作。 

　　金剑啸（1910－1936），原名金承栽，又名梦尘，号培之，笔名巴来、健硕。沈阳正黄旗满洲后人，出生于刻字工人家庭。在他两岁时举家迁居哈尔滨。他自幼多才多艺，能写善画且爱好戏剧和音乐。1927年，在医科专门学校读书的他，即在当地的《晨光报》上发表些表示个人理想追求的诗文作品，为该报编辑、地下革命者陈凝秋（笔名塞克）所关注。于是，后者把他引上革命道路。1929年他前往上海，两年后加入中共组织，并毕业于由左联创办的上海艺术大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他被派回哈尔滨，与作家罗烽等共同担负起领导“北满”地区革命文艺运动的责任。1933年他创建了抗日文艺团体 “星星剧社”，舒群、萧军、萧红、罗烽、白朗等日后在中国文坛上叱咤风云的东北籍青年作家，都是该剧社的骨干分子。1935年他还参与了中共外围组织“哈尔滨口琴社”的工作。 

　　金剑啸是一位在20世纪30年代前中期“北满”文坛上发挥过重要组织作用的左翼诗人和剧作家，生前留下的作品，包括八部独幕剧、两部叙事长诗、五篇小说以及若干杂文散文，还有一些油画、水彩画和素描。其代表作，包括长诗《兴安岭的风雪》、短篇小说《云姑的母亲》和独幕话剧《咖啡馆》等。《兴安岭的风雪》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第一部刻画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场面的叙事作品，以澎湃激昂的诗情，礼赞了32位抗联战士与日寇浴血搏杀以至于其中14人英勇捐躯的壮举。以下便是其“序诗”： 

　　在天上落着雪花的时候，／我遇到一种／娓娓动听的歌声：／歌声里有着血、热和爱。／在空中飘动着太阳的彩带。∥记得有这么一个时代，／破烂低压着热和爱。／伟大的，愤怒的潮，／掀动了血色的海。∥我记下这声音，／为了这个时代。／赠给她，／或者为了将来。∥将来，将来，……／待到了／热和爱的时候，／这歌声也许不再来。 

　　金剑啸在日伪当局严密掌控社会形势、斗争局面超常严酷的时刻，想着自己热爱的大地和人民，发出坚定的誓言：“我是不能也不甘心放弃满洲（指东北）的……我要创造第二次事变，用我沸腾的血浪，把那些强盗们卷回老家去！”[⑨] 

　　而金剑啸本人，也正是因为始终不渝地顽强推进抗日文艺活动，于1936年惨遭日伪当局抓捕，并被野蛮杀害的。年轻的烈士牺牲时，仅仅26岁。 

　　田贲（1913～1946），是又一位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斗争奉献了青春与生命的作家。他的原名是花禧禄（又作花喜露），字灵莎，曾用笔名田贲、黑田贲夫、山川草草、王瞻。籍贯辽宁盖州，为正红旗满洲后裔，少时有满语名字伊拉里华色，父亲是清末的八旗兵丁，在田贲出生时家境相当贫寒。 

　　“九•一八”事变后，田贲在沈阳的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就读。他对日本强盗怀有刻骨的义愤。他主编校刊《青年心声》，启用笔名花蒂儿发表文章，以委婉却不失明晰的方式，控诉国民政府一意退让、卖国投降的劣迹，鼓动所有具备民族情感的师生站出来抗日救亡。1934年，他从师范学校毕业，到故乡学校任教员。他利用课上课下，给学生讲屈原、文天祥、岳飞的历史故事，激发大家的民族气节。后来，他又在校园里组织了“L.S（鲁迅）文学研究社”，还以“星火同人”的名义秘密结社，开展抗日活动。至1938年，他与中共地下组织有了联系，1941年则被派到沈阳，以小职员的身份为掩护，从事搜集敌人军工情报的工作。 

　　田贲从读书期间到任教之际，再到重回沈阳，一直没有放下他战斗的笔墨。他渴望能用自己文艺创作的一技之长，去影响社会各阶层，去影响农民、樵夫、老妇与壮汉，都焕发出反抗日本侵略者的精神。他所留下的作品，包括小说《幽静的山谷》、《荒城故事》、《二人行》、《凌云街的惊异》，长诗《孙二祖宗上西天》、《到前面去》，新诗《日子》、《咱是一块钱》、《我们是丰厚》、散文诗《塔•城•一切建筑》，以及大量的文艺评论。 

　　1944年4月，田贲涉嫌被逮捕。他在日伪铁窗内，被折磨得昏死十多次，仍坚贞不屈，不肯吐露有关革命组织的只言片语。直到1945年“八•一五”抗战胜利之后，被监狱生活折磨得不成样子的田贲，才在难友的搀扶下，走出牢房。然而他的重病却没有得到有效救治，次年夏季便辞别了人世，时年也只33岁。 

　　这里引述的，是抗日志士、满族作家田贲写作于铁窗酷刑下面一首诗： 

　　慷慨赴囚虏，铁肩担大刑。愿将新骨肉，烈烈试贞情。[⑩] 

　　诗人丁耶（1922－2001），本名黄东藩，曾用名黄滁，出生于辽宁岫岩。1935年夏，刚刚13岁的他，在家乡与日本孩子打架闯下祸事，于是只身逃跑，历尽颠沛到了北平，次年进入东北中山中学。“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他随学校远下四川自贡，继续读书。其处女作诗歌《母亲》，抒发了怀乡思亲的情感，发表在学校壁报上。此后他的诗情一发而不可收，无论是在重庆书店当店员，还是进入四川白沙大学或中央大学读书，他都没有离开心爱的诗歌，并陆续发表了《忆古城》、《童年的挽歌》、《风暴的去向》等洋溢着时代精神和民族激情的佳作。诗稿《童年的挽歌》曾经作家碧野之手转交到文学名家冯雪峰处，冯阅罢写了足足三页纸的意见，对于年轻诗人丁耶诗风的淬变，有实质性的帮助。表现故乡故事和自身经历的叙事长诗，是他着力进取的创作形式，1943年他利用投考大学一度落第的时间，开始动笔写他最重要的一部叙事长诗《外祖父的天下》。写作时他认真研究、有意借鉴了中外文学中涅格拉索夫、莱蒙多夫、普希金、拜伦、荷马、但丁、白居易、艾青、田间多人的创作经验。 

　　《外祖父的天下》，以传神的笔触，描摹一个关东满族封建家族的兴衰荣辱，透视出作者洞观历史殷鉴的哲思。这首长1300余行的叙事作品，被诗人精心地赋予了诗史和史诗的性质。它以高度概括、凝练的诗性言说，演绎了诗人外祖父家族兴而衰、衰而兴乃至再度兴而衰的反复变迁，凸现出由近代到现代一个关东县城里的满族家庭在历史规律操纵下不断异化的现象，从历史、民族、精神、文化的多个侧面，发掘了其内在的典型意义与社会教训。外祖父蔡玉山的先人，原是家道殷实的镶蓝旗贵宦，财产却“都让吸鸦片的祖父化成云雾散去”，他父亲去世时，连老屋都典掉了，但年轻的一贫如洗的外祖父，发誓要重振家业，他赤手空拳起家，为了挣钱，承受世人凌辱，吃了无其数常人想象不到的苦头，只身运送死人到千里之遥，还贩卖私盐蹲过大牢，直至“学会混社会”结交黑白两道……经过十几年发愤苦作，梦想步步兑现，终在35岁上，成为拥有大片山林田园、“一句话可以左右乡里”的地主豪绅。他是靠个人奋斗出来的，忘不掉来路的艰辛，虽大富大贵，照旧是见街上有绳头、马掌钉也要敛回家去。有了儿子之后，他用最好条件加以培养，儿子倒也争气，成年后在关内当了官，在北平拥有豪宅、子女及成群的佣人。外祖父兴冲冲地去看望，却见他们生活糜奢，儿子还吸上了鸦片烟。外祖父受到极大打击，回到日寇占领下的故乡，一蹶不振，连续14年把自己关在家中。直至抗战胜利，85岁高龄的他，载喜载忧，从门缝里露出脸来看世界，却因为来到他的“天下”的是他诅咒过的“老共”，一病不起，告别人世…… 

　　长诗主人公蔡玉山有别于教科书条文标示的个性化人生，有着挖不尽的人文意蕴。“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这是唐代诗人李商隐总结世间无数衰兴败成殷鉴所留下的警句，人们说来都明白，却又极易被它的铁定规律捉拿跟戏耍。诗中，其前人从豪华跌入赤贫的鲜活现实，让蔡玉山懂了什么叫富有，什么叫败落，什么叫苦斗，什么叫成功，更注意到成功后的艰辛守成。他创造了仅用十几年便疾步致富的人间神话，致富后自身也很检点，却疏忽于对独生子的严教，下一代重新跌回历史泥淖，转瞬已见端倪。蔡玉山拼掉自己的青壮年精力，就是要全力冲破通常人家潦倒即入穷途的惯例，却不曾料到，新一轮的富贵家运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满族诗人丁耶驻足思考这个在一切民族历史上皆不算小的社会课题，站在满族后代、阶级“逆子”的位置上，以不乏冷峻却又时见温热的叙说，忆写出“外祖父的天下”倏忽开辟与骤见逝去的演变。诗中诸多细节，例如主人公当年与母亲的生离死别，骗婚时假借先人身份说事儿的狡黠，婚后自尊受伤害而悍然打折新妇胳膊，年迈发家后与“我”（外孙子）一同喜悦地种菜收菜……均将“外祖父”人物塑造得有血有肉。长诗后面描述了他晚年偏赶上了日伪政权临头，“人城变成了鬼城”，他已无力“济世”，只能“把战争，把世界都关在门外”，随时“准备着最后的归宿”。他还属于一个具有爱国心肠的老人。长诗结尾谈到他的死： 

　　母亲从故乡来信，／这样诉说着外祖父的死／“临终时／他很想看看你，／说你很有骨气，／被家庭打大的，／打走的，／打远的，／而且能在外边老不回来…… 

　　老人没有看错人。他的“被家庭打大的，打走的，打远的”外孙，后来成为用长诗为他作传的后人。 

　　丁耶是在民国年间极罕见的明言书写满族的作者。《外祖父的天下》里面深入的文化自省意识，以及鲜明的抗日反蒋倾向，使他不合时宜的满族叙事变得比较容易为社会接受。抗战结束后，丁耶把《外祖父的天下》诗稿投到当时进步文坛重要刊物《中国作家》，编委们对这部诗作的评价分歧较大，定夺不下，“最后老舍先生说，这首诗虽然不那么成熟，但感情真挚，反映了东北满人生活的特点，生活气息浓”[11]，遂使编委们被说服，该诗就此获得发表。 

　　20世纪30至40年代，祖国东北的黑土地上，成长起来了多位满族青年作家。他们秉承自己所珍视的民族节操，用心血用生命，谱写出轰鸣于白山黑水、响彻到神州大地的爱国交响，不仅他们的诗文创作业已化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宝库中的无价珍宝，他们身上与笔下腾跃着的精神理念，也为自己所代表着的那个民族争得了荣光。 

　　中国的现代文学发展时期，是中华各个不同族群文学前所未见地出现向心汇流新特征的过程，各族群先前拥有的相对分割的文化及文学板块，在人类现代文明初步照射下，有了彼此沟通的可能与结果；即便是像满族这样原本与汉民族交流较多的少数民族，此阶段的彼此互动也有明显提速。 

　　清代，是以汉族为骨干的聚集国内多重民族成分的中华民族，最终得以成型面世的历史阶段。清晚期列强妄图瓜分中国的严酷事实，考验了中华的凝聚力量，进入20世纪前半叶即民国时期，内忧不曾减缓，外患急速加剧，摆在国内各族群面前的首要问题乃是中华的存亡兴废，“救亡图存”，成了中华民族面向世界发出的最后吼声，也成了包括满族在内的各族群作家笔下空前一致的主题。可以告慰于祖国母亲并且也可以告慰于本民族先人的是，满族贡献出来了自己齐刷刷的一批优秀作家，在以文学作品为评判依据的大时代考场上，他们提交了优异的答卷。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