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乾隆十八年(1753)朝廷明确禁毁满译《西厢记》。那么，朝廷为何发布禁毁满译《西厢记》的律令?禁毁满译《西厢记》对金批《西厢》的传播有何影响?通过揭示满译《西厢记》与金批《西厢》的关系，可以使我们了解乾隆十八年之后金批《西厢》的刊刻传播情况，以及满汉合璧《西厢记》在满族、蒙古族、达斡尔族的传播面貌。通过研究，我们发现金批《西厢》没有因满译本《西厢记》的禁毁而受到太大影响，依然被广泛传播和接受。

　　关键词：金批《西厢》满汉合璧《西厢记》禁毁

　　

　　金圣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以下简称“金批《西厢》”)自顺治十三年(1656)成书以后，影响很大。不过，到了乾隆十八年，情况发生了变化，朝廷开始禁毁满译《西厢记》。那么，朝廷为何发布禁毁满译《西厢记》的律令?禁毁满译《西厢记》对金批《西厢》的传播有何影响?本文主要探讨这些问题。

　　乾隆十八年，朝廷开始禁毁满译《西厢记》。《大清高宗纯皇帝圣训》卷二〇六三“厚风俗”条载：“乾隆十八年癸酉七月壬午，上谕内阁：满洲习俗纯朴，忠义禀乎天性，原不识所谓书籍。自我朝一统以来，始学汉文。皇祖圣祖仁皇帝欲俾不识汉文之人通晓古事，于品行有益，曾将五经及四子、《通鉴》等书，翻译刊行。近有不肖之徒并不翻译正传，反将《水浒》《西厢记》等小说翻译，使人阅看，诱以为恶。甚至以满洲单字还音抄写古词者俱有。似此秽恶之书，非惟无益；而满洲等习俗之偷，皆由于此。如愚民之惑于邪教，亲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恶书所致。于满洲旧习，所关甚重，不可不严行禁止。将此交八旗大臣、东三省将军、各驻防将军大臣等，除官行刊刻旧有翻译正书外，其私行翻写并清字古词，俱着查核严禁，将现有者查出烧毀，再交提督从严查禁，将原板尽行烧毁。如有私自存留者，一经查出，朕惟该管大臣是问。”¹

　　据《世界满文文献目录》²《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³《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⁴等书目所载，乾隆朝之前的满译《西厢记》刊本有两种：一是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刻本《精译六才子词》,一是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刻本满汉合璧《西厢记》。《精译六才子词》只有曲文，没有科白，共四卷。满汉合璧《西厢记》译者序为骈体文，作于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初一。该刻本有曲文，有科白，共四卷。因为是刻本，且有曲文和科白，因此更具有典型性。此外，还有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藏本满汉合璧《西厢记》,系清雍正十一年(1733)抄本。此本不同于康熙四十九年刻本满汉合璧《西厢记》,除了有前四本之外，还有第五本，属于全本，这是其他满汉合璧《西厢记》刊本所未见到的。

　　乾隆年间禁毁的满译《西厢记》与金批《西厢》有什么关系呢?具体比较康熙四十七年刻本《精译六才子词》⁵、康熙四十九年刻本满汉合璧《西厢记》⁶、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藏雍正十一年抄本满汉合璧《西厢记》⁷与金批《西厢》⁸刻本的各卷题目总名、题目正名，发现有以下三点差异。

　　其一，康熙四十七年刻本《精译六才子词》、康熙四十九年刻本满汉合璧《西厢记》、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藏雍正十一年抄本满汉合璧《西厢记》,没有金批《西厢》卷一至卷三：即没有“卷一：序一，曰恸哭古人；序二，留赠后人。卷二：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卷三：会真记。附：会真记考证文章四篇；元稹、白居易等诗二十三篇”的卷目与内容。笔者认为金批《西厢》卷一至卷三的卷目与内容，体现的是金圣叹文艺思想，这三种满汉合璧《西厢记》本子为了突出重点，直接进入正文，因此翻译时删去金批《西厢》卷一至卷三的卷目与内容。

　　其二，康熙四十七年刻本《精译六才子词》、康熙四十九年刻本满汉合璧《西厢记》、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藏雍正十一年抄本满汉合璧《西厢记》卷一至卷四的各章题目与金批《西厢》卷四至卷八的各章题目基本一致。其中，卷一第一章《惊艳》、第二章《借厢》、第三章《酬韵》、第四章《闹斋》;卷二第六章《请宴》、第七章《赖婚》、第八章《琴心》;卷三第九章《前侯》、第十章《闹简》、第十一章《赖简》、第十二章《后侯》;卷四第十三章《酬简》、第十四章《拷艳》、第十五章《哭宴》、第十六章《惊梦》,与金批《西厢》各章题目完全一致。康熙四十七年刻本《精译六才子词》卷二第五章《寺警》与金批《西厢》第五章《寺警》一致。康熙四十九年刻本满汉合璧《西厢记》卷二第五章《惊寺》与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藏雍正十一年抄本满汉合璧《西厢记》卷二第五章《惊寺》一致，但与金批《西厢》第五章《寺警》不一致。此外，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藏雍正十一年抄本满汉合璧《西厢记》有题目正名，依次是卷一第一章题目正名“老夫人开春院”、第二章题目正名“崔莺莺烧夜香”、第三章题目正名“小红娘传好事”、第四章题目正名“张君瑞闹道场”,卷二第五章题目正名“张君瑞破贼计”、第六章题目正名“莽和尚杀人心”、第七章题目正名“小红娘昼请客”、第八章题目正名“崔莺莺夜听琴”,卷三第九章题目正名“张君瑞寄情诗”、第十章题目正名“小红娘递密约”、第十一章题目正名“崔莺莺乔坐衙”、第十二章题目正名“老夫人问医药”,卷四第十三章题目正名“小红娘成好事”、第十四章题目正名“老夫人问情由”、第十五章题目正名“短长亭斟别泣”、第十六章题目正名“草桥店梦莺莺”。这与金批《西厢》各章题目正名基本一致，略有不同的是，金批《西厢》第十四章题目正名为“老夫人问由情”,第十五章题目正名为“短长亭斟别酒”。

　　其三，康熙四十七年刻本《精译六才子词》、康熙四十九年刻本满汉合璧《西厢记》没有续四章；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藏雍正十一年抄本满汉合璧《西厢记》有续四章，续四章各章题名正名依次是“小琴童传捷报”“崔莺莺寄汗衫”“郑伯常乾舍命”“张君瑞庆团圆”,与金批《西厢》续四章的题目基本一致。金批《西厢》续四章题目及题目正名依次是“捷报 小琴童传捷报”“猜寄 崔莺莺寄汗衫”“争艳 郑伯常乾舍命”“团圆 张君瑞庆团圆”。

　　因此可以说，康熙四十七年刻本《精译六才子词》、康熙四十九年刻本满汉合璧《西厢记》、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藏雍正十一年抄本满汉合璧《西厢记》,来源于金批《西厢》原刻本。

　　顺治、康熙两位皇帝都很重视金批《西厢》。顺治帝对《西厢记》颇有创见。陈垣《汤若望与木陈忞》录有顺治帝与木陈忞关于《西厢记》的交流情况：“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是《西厢记》张生初见双文时语，尤侗以为八股题目，效当时体，戏作一篇，刻入《西堂杂俎》。顺治爱读《西厢》,又识八股文，故击节叹赏如此。此断非汤司铎所能赞成者，惟老和尚或能引皇上由此悟禅。因西厢者本普救寺之西厢，玉成张生姻缘者又即普救寺之和尚。顺治尝云，见僧家明窗净儿，辄低回不能去，盖深有得于西厢待月时也。《北游集》载上一日持一韵本示师曰，此词曲家所用之韵，与沈约诗韵大不相同。又言《西厢》亦有南北调之分，老和尚可曾看过么。师曰少年曾翻阅，至于南北《西厢》,忞实未辨也。上曰，老和尚看此词何如。师曰，风情韵致，皆从男女居室上体贴出来，非诸词所逮也。师乃问上《红拂记》曾经御览否。上曰，《红拂》词妙，而道白不佳。师曰何如。上曰，不合用四六词，反觉头巾气，使人听之生趣索然矣。师曰，敬服圣论。上曰，苏州有个金若寀，老和尚可知其人么。师曰，闻有个金圣叹，未知是否。上曰，正是其人，他曾批评《西厢》《水浒传》,议论尽量有遐思，未免太生穿凿，想是才高而见僻者。师曰，与明朝李贽同一派头耳。”⁹从上述可见，顺治帝知道金圣叹其人，认为其“才高而见僻”。由此可知，顺治帝喜读《西厢》,且其所读《西厢》为金圣叹批点《西厢》刊本。

　　顺治帝重视《西厢记》,也与明末《西厢记》刊本盛行有关。据蒋星煜研究，崇祯年间《西厢记》本子就有十三种，如：崇祯三年(1630)郑国轩校《新镌绣像批评音释王实甫北西厢真本》五卷，文立堂刊本；崇祯四年(1631)方诸生校、徐渭附解、吴门词隐生(沈自晋)评《北西厢记》二卷，延阁主人山阴李廷谟刊本；崇祯十二年(1639)陈洪绶叙、绘图《张深之先生正北西厢秘本》五卷；崇祯十三年(1640)项南洲刊《李卓吾先生批点北西厢真本》二卷，西凌天章阁刊本；崇祯年间汤显祖评《汤海若先生批评西厢记》,师俭堂刊本；崇祯年间汤显祖、李贽、徐渭评《三先生合评元本北西厢》五卷，固陵孔氏汇锦堂刊本；崇祯年间徐渭批点、题识《重刻订正元本批点画意北西厢》五卷¹⁰。崇祯年间《西厢记》刊本盛行，对清初《西厢记》的传播产生了积极影响。可见，金批《西厢》的产生并非偶然。据傅晓航研究，金圣叹删改《西厢记》时，依据的底本可能是《张深之正北西厢秘本》¹¹。明末《西厢记》刊本的盛行，加之金批《西厢》的影响，促使顺治、康熙重视《西厢记》。

　　康熙年间，虽有禁毁“小说淫词”的谕旨，但并没有禁毁《西厢记》。《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〇五八载康熙五十三年(1714)四月谕旨，言道：“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近见坊间多卖小说淫词……应即通行严禁。”(《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第27页)在康熙朝下达的谕旨、律令中，没有禁毁《西厢记》。康熙朝不仅没有禁毁《西厢记》,还组织翻译金批《西厢》。昭梿《啸亭续录》写道：“及鼎定后，设翻书房于太和门西廊下，拣择旗员中谙习清文者充之。……有户曹郎中和素者，翻译绝精，其翻《西厢记》《金瓶梅》诸书，疏节字句，咸中綮肯，人皆争诵焉。”¹²

　　顺治至康熙年间，虽然朝廷加大了对于淫词小说的禁毁，但对于琐语淫词类小说的禁毀和惩处影响较小。朝廷禁毀的重点在于政治倾向明显的作品。据石昌渝考证，清初小说中被朝廷查处论罪者，仅有两部，即《无声戏二集》和《续金瓶梅》。《续金瓶梅》获罪原因主要是它将满族的发祥地描写为人兽同居同食的野蛮之地。应该说，清初对于通俗小说的管理相对宽松¹³。

　　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¹⁴介绍，金批《西厢》有顺治间贯华堂原刻本《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康熙刊本有四种：康熙八年(1669)刻本《贯华堂绘像第六才子书西厢》,康熙五十九年(1720)怀永堂刻巾箱本《怀永堂绘像第六才子书》,康熙年间世德堂刻本《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康熙年间四美堂刻本《贯华堂第六才子书》。雍正刊本有一种：雍正十一年成裕堂巾箱本《成裕堂绘像第六才子书》。傅晓航补充康熙刊本一种¹⁵:康熙八年文苑堂刻本《贯华堂第六才子书》。可见，顺治、康熙、雍正年间，金批《西厢》可以正常刊刻。

　　那么，乾隆年间为何禁毁满译《西厢记》呢?自乾隆朝开始，满语满文传承出现危机，引发上层忧虑。乾隆七年(1742年)十二月，高宗弘历在上谕中援引了顺治皇帝的上谕：“朕思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洲旧制。”¹⁶于是命宗室子弟专习满书。乾隆皇帝禁毁《西厢记》是担心满洲人沾染汉人不良风气。孙丹书《定例成案合钞》卷二六《杂犯》:“近见满洲演戏，自唱弹琵琶弦子，常效汉人约会，攒出银钱戏耍，今应将此严禁；如不遵禁，仍亲自唱戏，攒出银钱约会，弹琵琶弦子者，系官革职，平人鞭一百。”(《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第29页)由此看来，禁毁满译《西厢记》,主要还是想让满洲人保持“满洲旧习”,防止满洲人阅读此书，诱导为恶，形成“习俗之偷”。

　　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成稿时间不迟于乾隆甲戌十九年(1754)¹⁷。抄本“甲戌年抄阅再评”本第一回说，曹雪芹在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¹⁸,证明至迟甲戌年《红楼梦》已基本成稿，而修订工作一直持续到乾隆二十七年(1762)曹雪芹去世。这个时间段正处于乾隆十八年禁毁《西厢记》的时期。曹雪芹在这样的创作氛围中，涉及《西厢记》的情节，自然要把有关禁毁的背景写进去。关纪新曾言：“所谓贾府，是作者以‘假托’方式，对当时包括自家在内的多个满洲世家遭逢过程集中的概括与抽象。”¹⁹他还以大量的实例，论证《红楼梦》描写了满族贵族生活。乾隆皇帝明确禁止满洲人阅读满译《西厢记》,因此在曹雪芹笔下，林黛玉、贾宝玉只能偷偷看《西厢记》了。林黛玉、贾宝玉所阅《西厢记》是金批《西厢》,这已是被学界反复证实的问题了。这都说明乾隆年间禁毁满译《西厢记》对满族贵族的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

　　二

　　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年间虽然颁布了禁毁满译《西厢记》的谕令，但并没有禁毁汉文《西厢记》。到了嘉庆时期，朝廷没有发布新的禁毁条例，只是重申了乾隆皇帝所颁的禁令(《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第56页)。地方官府虽也发布了禁毁金批《西厢》的命令，但并不是在乾隆年间，而是道光、同治年间，并且主要在浙江、江苏一带。浙江湖州府罗知府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九月公布一份《禁毁书目》,共计120种，内有六才子书(《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第122页)。道光二十九年(1849)余治编成《得一录》一书，其中卷一一之一载苏郡设局收毁淫书公启，开列禁毁书目，共计116种，内有六才子书(《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第133—136页)。同治七年(1868),江苏巡抚丁日昌也开了一批查禁书目，共计233种。后又补充34种，其中包括《西厢记》,并附注六才子书。该书目还包括唱本《西厢待月》《红娘寄书》《拷红》等(《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第142—149页)。当然，这些《西厢记》唱本还不能说一定是从金批《西厢》而来，也可能与其他《西厢记》版本有关。另外，也禁止演《西厢记》曲目：“且演戏以乐神也，神聪明正直，岂视邪色听淫声也，非直不视不听而已，必致反干神怒……而乃必《跳墙》《庙会》《卖胭脂》,备诸秽态乎……凡有点淫盗诸戏者，仰班头即请更换，尔士民亦宣慎择之。”(《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第137页)总之，上述道光、同治年间江浙一带禁毁金批《西厢》,说明金圣叹的家乡一直抵触《西厢记》,包括金批《西厢》在内。

　　金圣叹的家乡一直有一些文人视金批《西厢》为洪水猛兽，力主禁毁。吴江人陆文衡，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他在《啬庵随笔》卷五“鉴戒”条称：“金圣叹所批《水浒传》、《西厢记》等书，眼明手快，读之解颐，微嫌有太亵越处，有无忌惮处。”(《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第214—215页)陆文衡对金圣叹褒贬间杂，情感复杂。华亭人董含，生活在明清交替之际。他在《三冈识略》卷九称：“吴人有金圣叹者，著才子书，杀青列书肆中，凡左、孟、史、汉，下及传奇小说；俱有评语，其言夸诞不经，谐辞俚句，连篇累牍，纵其胸臆，以之评经史，恐未有当也。即以《西厢》一书言之，昔之谈词者曰：‘元词家一百八十七人，王实甫如花间美人，自是绝调。’其品题不过如是而已。乃圣叹恣一己之私见，本无所解，自谓别出手眼，寻章摘句，琐碎割裂，观其前所列八十余条，谓‘自有天地，即有此妙文，上可追配《风》、《雅》,贯串马、庄’,或证之以禅语，或拟之于制作，忽而吴歌，忽而经典，杂乱不伦。且曰：‘读圣收所批《西厢记》,是圣叹文字，不是《西厢》文字。’直欲窃为己有，噫，可谓迂而愚矣!其终以笔舌贾祸也，宜哉!乃有脱胎于此，而得盛名获厚利者，实为识者所鄙也。”(《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第215—216页)董含对金批《西厢》极尽诋毁。昆山人周思仁，清初居士。其《欲海回狂集》卷一《法戒录总劝》载：“江南金圣叹者，名喟，博学好奇，才思颖敏，自谓世人无出其右，多著淫书，以发其英华。所评《西厢》、《水浒》等，极秽亵处，往往摭拾佛经。人服其才，遍传天下。又著《法华百问》,以己见妄测深经，误天下耳目。顺治辛丑(一六六一),忽因他事系狱，竟论弃市。”(《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第378页)周思仁完全否定了金批《西厢》。昆山人归庄在《诛邪鬼》中对金圣叹公开表示了强烈的谴责：“未几又批评《西厢记》行世，名曰‘第七才子书’。余见之曰：‘是诲淫之书也。’……乃其惑人心、坏风俗、乱学术，其罪不可胜诛矣!”²⁰归庄也称金批《西厢》为诲淫之书。上述文人生活在明末清初，且主要集中在江苏一带，也就是金圣叹的家乡。根据道光、同治年间江浙一带官府禁毁金批《西厢》及禁毁的一批婚恋题材小说、戏曲的情况，可知江浙一带思想舆论控制较严，一些文人积极维护封建礼教文化传统。其中，金圣叹的家乡禁毁戏曲小说持续时间较长，规模较大，发声反对金圣叹的文人也较多。

　　清代金批《西厢》虽然遭到一些文人的诋毁，但影响依然很大，还是有一些文人给予金批《西厢》积极评价。清代批评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自有《西厢》以迄于今，四百余载，推《西厢》为填词第一者，不知几千万人，而能历指其所以为第一之故者，独出一金圣叹。是作《西厢》者之心，四百余年未死，而今死矣。不特作《西厢》者心死，凡千古上下操觚立言者之心，无不死矣。人患不为王实甫耳，焉知数百年后，不复有金圣叹其人哉。”²¹廖燕在其《金圣叹先生传》中称金圣叹“所评诸书，领异标新，迥出意表，觉作者千百年来至此始开生面”(《金圣叹研究资料汇编》,第15页)。也就是说，李渔、廖燕等文人给金圣叹及其批点的《西厢记》给予热情的礼赞。这说明，金圣叹发出了他们的心声。他们通过呼应金批《西厢》,积极发出反抗礼教的声音，表达出民众对婚恋自主的向往与追求。

　　此外，乾隆十八年禁毁的是满译《水浒传》和《西厢记》。一年后，乾隆帝批准胡定的奏章，明令禁止《水浒传》的刊刻和搬演。也就是说不仅禁止了满文《水浒传》,也禁止了汉文《水浒传》,但并没有禁毁汉文《西厢记》。乾隆年间禁毁小说戏曲的力度是比较大的。即便如此，乾隆年间金批《西厢》还是有多种刊本问世。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搜录的金批《西厢》乾隆刊本就有九种：乾隆十七年(1752)新德堂刻本《静轩合订评释第六才子西厢记文机合趣》,乾隆三十二年(1767)松陵周氏琴香堂刻本《琴香堂绘像第六才子书》,乾隆六十年(1795)尚友堂刻本《绣像妥注第六才子书》,乾隆六十年此宜阁刻朱墨套印本《此宜阁增订金批西厢》,乾隆间致和堂刻本《增补笺注绘像第六才子西厢释解》,乾隆间刻本《云林别墅绘像妥注第六才子书》,乾隆间九如堂刻本《楼外楼订本妥注第六才子书》,乾隆间五车楼刻本《第六才子书》,乾隆间楼外楼刻本《楼外楼订正妥注第六才子书》(《元代杂剧全目》,第57—58页)。傅晓航补充乾隆刊本三种：乾隆十五年(1750)刻本《绣像第六才子书》,乾隆四十七年(1782)楼外楼藏版《绣像妥注第六才子书》,乾隆五十六年(1791)金阊书业堂刻本《绣像第六才子书》(《〈金批西厢〉诸刊本纪略》,《金批西厢研究》,第98—99页)。以上金批《西厢》乾隆刊本合计十二种，是清代金批《西厢》刊刻的高峰。在乾隆年间这些刊本中，有影响的是以下三种：邹圣脉汇注本，书名一般标为《绣像妥注第六才子书》;邓汝宁注本，书名一般标为《增补笺注绘像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周昂《此宜阁增订西厢记》本。这些刊本即便在乾隆朝以后，也屡被翻刻。

　　乾隆年间之后的嘉庆、道光、同治、光绪年间，仍有多种金批《西厢》刊本问世。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搜录的金批《西厢》嘉庆刊本有四种：嘉庆五年(1800)文盛堂刻本《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嘉庆二十一年(1816)三槐堂刻本《槐荫堂第六才子书》,嘉庆间致和堂刻本《吴山三妇评笺注释第六才子书》,嘉庆间五云楼刻本《增补笺注绘像第六才子西厢释解》。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搜录的金批《西厢》道光刊本有一种：道光二十九年味兰轩刻巾箱本《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傅晓航补充道光刊本一种：道光二年(1822)金城西湖街简书斋刻本《西厢记》。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搜录的金批《西厢》嘉道间刊本有四种：嘉道间文苑堂刻巾箱本《吴山三妇评笺注释第六才子书》,嘉道间复刻怀永堂本《怀永堂绘像第六才子书》,嘉道间会贤堂刻本《西厢记》,嘉道间四义堂刻本《西厢记》。傅晓航补充同治刊本一种：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绣像妥注六才子书》。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搜录的金批《西厢》光绪刊本有五种：光绪十三年(1887)上海石印本《增补笺注第六才子书西厢释解》,光绪十三年古越全城后裔校刊石印本《增像第六才子书》,光绪十五年(1889)润宝斋石印本《增像第六才子书》,光绪间广州刻朱墨套印巾箱本《绘像第六才子书》,光绪间石印巾箱本《增像第六才子书》(《元代杂剧全目》,第58—59页)。傅晓航补充光绪刊本三种：光绪二年(1876)如是山房刻本《增订金批西厢》,光绪十三年上海石印本《绣像增注第六才子书释解》,光绪三十二年(1906)善成堂刻本《绘图第六才子书》(《〈金批西厢〉诸刊本纪略》,《金批西厢研究》,第98—99页)。

　　上述嘉庆至光绪年间金批《西厢》合计有十九种，应该说刊刻还是顺畅的。上述刊刻数量是较为保守的统计，因为还有一些没有年代的刻本没有列入统计。总之，乾隆发布谕令禁毁满译《西厢记》之后，金批《西厢》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从上述情况可知，乾隆朝明确禁止《西厢记》满文译本，但并没有禁止汉文《西厢记》;浙江湖州、江苏等地官府虽禁止金批《西厢》,但并没有遍及全国各地。总之，在清廷对戏曲小说的监管逐渐加强并颁布各种条例禁令的情况下，金批《西厢》还是得到了广泛流传。因此，清代学者俞樾评价说：“今人只知有金圣叹之《西厢》,不知有毛西河之《西厢》。”²²清末的著名刻书家暖红室主人刘世珩说：“世只知圣叹外书第六才子，若为古本多不知也。”²³

　　三

　　乾隆年间虽然禁毁了满译《西厢记》,但在民间依然流传着满汉合璧《西厢记》抄本。据《世界满文文献目录》(第48页)、《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第133、143页)、《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第395—396页)所载，有嘉庆元年(1796)抄本满汉合璧《西厢记》四册，还有未标明年代的满汉合璧《西厢记》抄本。这说明满汉合璧《西厢记》抄本在民间传播较广。

　　满汉合璧《西厢记》在满、蒙古、达斡尔等民族当中也有传播。先看满族民间说唱艺术子弟书。一般认为，至迟在乾隆年间，子弟书已经成为独立的说唱文学和曲艺艺术²⁴。子弟书的创制者恰是“名门与巨族”²⁵的“八旗子弟”。震均《天咫偶闻》卷七云：“旧日鼓词，有所谓子弟书者，始创于八旗子弟。”²⁶也就是说在乾隆年间，《西厢记》有可能已进入八旗子弟视野。

　　据《新编子弟书总目》²⁷以及《西厢记说唱集》²⁸载，《西厢记》子弟书有数十种，具体如下：

　　《西厢记》八回，北京旧钞本；《全西厢》十五本二十八回，聚卷堂钞本、清钞本两种、钞本。另有别题：《全西厢本》道光间京都合义堂中和堂合刻本。

　　《游寺》三回，清钞本、百本张钞本。另有别题：《张生游寺》四回钞本，《张君瑞游寺》四回钞本，《借厢》钞本。

　　《红娘寄柬》一回，清钞本两种、别野堂钞本、曲盦钞本。另有别题：《红娘下书》石印本两种、上海槐阴山房石印本、上海学古堂铅印本、清钞本，《寄柬》百本张钞本、钞本三种，《红娘寄简》;《下书》二回。

　　《莺莺降香》二回，清钞本、石印本两种、上海槐阴山房石印本、上海学古堂铅印本。

　　《莺莺听琴》一回；《西厢段》四回，京都锦文堂刻本、石印本、上海学古堂铅印本。另有别题：《全西厢》石印本。

　　《花谏会》不分回，光绪三十四年(1908)石印本、石印本两种、上海槐阴山房石印本。

　　《双美奇缘》五回，清同治间盛京程记书坊刻本、石印本两种、上海槐阴山房石印本、上海学古堂铅印本。

　　《拷红》八回，清钞本、文翠堂刻本、嘉庆间北京刻本、钞本；《拷红》一回，旧钞本、清钞本；《拷红》二回，百本张钞本、钞本四种；《新拷红》二回；《拷红》五回，百本张钞本、钞本四种。

　　《长亭饯别》三回，清钞本三种、钞本两种、旧钞本、民初钞本。另有别题：《长亭》,清钞本、民初钞本；《新长亭》三回，清钞本、旧钞本。

　　《梦榜》二回，作者云崖氏。卷首诗篇末句云：“云崖氏阅览《西厢》传妙笔，演一回望捷的崔氏忆夫郎。”清钞本、民初钞本，钞本两种。另有别题：《莺莺梦榜》。

　　上述《西厢记》子弟书除《梦榜》有明确作者之外，其他作者不详。另外，《西厢记》八回北京旧钞本、《全西厢》十五本二十八回情节比较齐全，其他都是典型片段情节。因此，这两种本子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上述刊本中，较早刊刻的是道光间(1821—1850)北京合义堂中和堂合刻本子弟书全本《西厢记》(十五回),篇目为：第一回《张生游寺》;第二回《借厢问斋》;第三回《隔墙吟诗》;第四回《张生闹斋》;第五回《惠明下书》;第六回《请宴赖婚》;第七回《莺莺听琴》;第八回《寄简酬简》;第九回《张生跳墙》;第十回《月下佳期》;第十一回《拷打红娘》;第十二回《长亭饯别》;第十三回《草桥惊梦》;第十四回《郑生求配》;第十五回《衣锦还乡》(《西厢记说唱集》,第287—368页)。这十五回本故事情节比较完整。我们将子弟书全本《西厢记》第一回《张生游寺》与金批《西厢》第一章《惊艳》进行比较，还是能够看到两者的关系。试举两例：

　　上述划线处是《西厢记》子弟书与金批《西厢》相近之处。经过细致比较，能够看出《西厢记》子弟书与金批《西厢》存在紧密联系。

　　此外，还有满族八角鼓：慢岔、平岔、岔曲、牌子曲《西厢记》(《西厢记说唱集》,第105—116页) 。

 

　　上述乾隆六十年刻本就有四种，说明乾隆年间满族民间流传《西厢记》很丰富。且看八角鼓慢岔乾隆六十年北京集贤堂刻本《霓裳续谱》卷七《小红娘》:“小红娘，进绣房，一见了莺莺说是‘不好!’拍了拍巴掌：‘姑娘呵!可有了饥荒!有个人儿本姓张，二十三岁未曾娶妻，守空房。姑娘呵!他叫我和我(引者按：你)商量。’莺莺恼骂红娘：‘这个样的事儿不知道，你可别和我商量。丫头呵!你少要轻狂!’”(《西厢记说唱集》,第105页)还有道光间北京钞本《时兴杂曲》卷四所收的满洲歌《西厢》:“一更鼓儿天，一更鼓儿天，莺莺独坐泪涟涟，这几日不见张生面。红娘走上前，红娘走上前，推开帘栊望望外边。‘姐姐仔细听，张生把书念。’二更鼓儿发，二更鼓儿发，一轮明月照窗纱，隔粉墙好似他说话。思想俏冤家，思想俏冤家：‘自从佛殿看见他，不由人只在心牵挂。’三更鼓儿通，三更鼓儿通，莺莺玩月到墙东，夜深沉露湿罗衣重。‘是何处叮咚?是何处叮咚?莫不是普救寺里撞金钟?莫不是铁马声相送?’四更鼓儿催，四更鼓儿催，莺莺无语自徘徊，叫一声：‘红娘小妹妹!奴家好伤悲，奴家好伤悲!几番为他泪珠暗垂，抛不下书生张君瑞!’五更鼓儿敲，五更鼓儿敲，明星照露滴花梢，树影摇错当他来到：‘提起好心焦，提起好心焦，是我前世把断头香烧，今世里于飞难得效!’”(《西厢记说唱集》,第104页)上述子弟书《西厢记》、八角鼓慢岔《小红娘》、满洲歌《西厢》,还无法证明与金批《西厢》以及满汉合璧《西厢记》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也不能排除来源于金批《西厢》以及满汉合璧《西厢记》的可能性。因为满族的文人雅士参与到了子弟书、八角鼓的创作中，所以他们阅读金批《西厢》以及满汉合璧《西厢记》是很有可能的。

　　再看蒙古文译本《西厢记》。内蒙古图书馆藏有蒙古文《西厢记》抄本²⁹。笔者委托内蒙古师范大学聚宝先生代为查找此资料。经查，该译本有三册，每册一卷，每卷四章，共十二章，是《西厢记》第一至第十二章的译本。第一册，册页式线装本，页高28.7厘米，宽23.7厘米。棉纸，楷体墨迹抄本，书名页题“Ši Šiyang Ji bicig.terigUn debter”,汉译为“《西厢记》,第一册”。次页有一译序，标题处钤有两枚四方形书印，字迹模糊，无法辨识。将蒙古文译本序文与康熙四十九年满汉合璧《西厢记》序文比较，发现两者内容一致，与满文译文的对应度比汉文高。蒙古文译本序文对原序文的一些解释性翻译，全部来自原序中的满文内容。我们把康熙四十九年满汉合璧《西厢记》汉文序文录于此：

　　龙图既启，缥缃成千古之奇观；鸟迹初分，翰墨继百年之胜事。文称汉魏，乃渐及乎风谣；诗备晋唐，爰递通于词曲。潘江、陆海，笔有余研；宋艳、班香，事传奇态。遂以儿女之微情，写崔张之故事。或离或合，结构成左穀文章；为抑为扬，鼓吹比庙堂清奏。既出风而入雅，亦领异而标新。锦绣横陈，脍炙骚人之口；珠玑错落，流连学士之里。而传刻之文，只从汉本；讴歌之子，未睹清书。谨将邺架之陈编，翻作熙朝之别本。根柢于八法六书，字工而意尽；变化乎蝌文鸟篆，词显而意扬。此曲诚可谓：银钩铁画，见龙虎于毫端；蜀纸麝煤，走鸳鸯于笔底。付之剞劂，以寿枣梨。既使三韩才子展卷情怡，亦知海内名流开函色喜云尔。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吉旦。(《满汉合璧西厢记》,第3—7页)

　　蒙古文序文落款更是直接说明蒙古文译本来源于满汉合璧《西厢记》,且有翻译时间和翻译地点：即“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吉旦，将满汉合璧《西厢记》译于Da Yun Tang(达云堂)”,这说明是道光二十年(1840)的译本。

　　蒙古文译本《西厢记》各分册章目汉译文与康熙四十九年满汉合璧《西厢记》汉文章目是一致的。参看[表3]:

　　上述材料说明，道光二十年译者将满汉合璧《西厢记》译为蒙古文，可见这个时期满汉合璧《西厢记》还在蒙古地区传播。

　　最后看达斡尔族乌钦《莺莺传》。达斡尔族《莺莺传》的作者敖拉·昌兴，嘉庆十四年(1809)生于呼伦贝尔索伦左翼正白旗(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光绪十一年(1885)去世。敖拉·昌兴的诗歌书面文本有手抄本流传。其中《莺莺传》存于敖拉·昌兴后裔德善(1900—1981)的手抄本中。乌钦说唱《莺莺传》属于韵文，其首要特征就是押韵。《莺莺传》总计十六章，每章题目与康熙四十九年满汉合璧《西厢记》章目基本一致³⁰。

　　由上可见，敖拉·昌兴乌钦《莺莺传》与满汉合璧《西厢记》关系紧密。我们再以满汉合璧《西厢记》第二章《借厢》、达斡尔族乌钦《莺莺传》第二章《找到住房》为例，比较两者的关系。这一章主要反映张生对莺莺一见钟情。满汉合璧《西厢记》是在第一章：“(张生见莺莺红娘科)蓦然见五百年风流业冤!【元和令】颠不剌的见了万千，这般可喜娘罕曾见。我眼花撩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去半天。”而达斡尔族乌钦《莺莺传》是在第二章《找到住房》中：

 

　　这两节韵文，两行一韵，四行一节，以上八句头韵押的是“B”“I”“E”“X”韵；这两节韵文每节的最后一行押尾韵“en”韵。汉文意译为：“傻秀才看到，两眼直发蒙。九个魂灵飞，归于莺莺处。娶上这妻子，享福一辈子。留恋这美色，不想去赶考。”在满汉合璧《西厢记》第二章《借厢》中，张生上，云：“自夜来见了那小姐，着小生一夜无眠。今日再到寺中访那长老，小生别有话说。”“(聪云)先生来了，小僧不解先生话哩。你借与我半间儿客舍僧房，与我那可憎才居止处，门儿相向。”达斡尔族乌钦《莺莺传》:“因为有此事，怎么去相识?准备好礼物，让随从送去。来求老和尚，到寺院里找。借口来读书，搬进西边房。”其中“借口来读书，搬进西边房”,语言比较俭省。满汉合璧《西厢记》比较细致，有张生与方丈的对话旁白，有曲文：“不要香积厨，不要枯木堂；不要南轩，不要东墙，只近西厢。靠主廊，过耳房，方才停当。快休提长老方丈。”张生遇到红娘，有一番描写。满汉合璧《西厢记》:“(张生云)好个女子也呵!”“(本云)先生少坐，待老僧同小娘子到佛殿上一看便来。(张生云)生便同行何如。(本云)使得。(张生云)着小娘子先行，我靠后些。”张生在红娘面前百般讨好。张生还有更积极的举动：“(张生先出云)那小娘子一定出来也，我只在这里等候他者。”达斡尔族乌钦《莺莺传》这样描写：“刚刚搬进去，正好红娘来。要把夫人话，告诉法本来。秀才意外见，非常之高兴。小姐之丫鬟，坚持耽搁久。为了能言谈，知道真想法，所做和所行，说出让知晓。”面对张生自我介绍，红娘义正辞严，满汉合璧《西厢记》:“(红云)谁问你来，我又不是算命先生，要你那生年月日何用。(张生云)再问红娘，小姐常出来么。(红怒云)出来便怎么。先生是读书君子，道不得个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俺老夫人治家严肃，凛若冰霜。即三尺童子，非奉呼唤，不敢辄入中堂。先生绝无瓜葛，何得如此。早是妾前，可以宽恕，若夫人知道，岂便干休。今后当问的便问，不当问的休得胡问。(红娘下)”达斡尔族乌钦《莺莺传》这样描写：“姑娘很高傲，一直在拒绝，态度特坚定，纠缠真费劲。”不过，达斡尔族乌钦《莺莺传》最后还是比较温和：“Tob sere aaxitei serunkui, Tert iosei gianj, Hesei tani guuruujii, Unqirji gaqikaa duatsen。(丫鬟特聪明，礼貌讲事理，透彻明旨意，孤单留一人。)”

　　敖拉·昌兴是用满文拼写达斡尔语创作乌钦的人。清代达斡尔族与满族文化关系紧密，达斡尔族接受满文具有时代条件。学习满文、使用满文是达斡尔人的文化常态。康熙三十四年(1695),黑龙江等地设官学，达斡尔族、满族、锡伯族等民族的幼童开始学习满文³¹。至清朝晚期，黑龙江等地区的达斡尔人还“皆以清文”为交际工具³²。在达斡尔族民间，则兴起“唱书”活动，用达斡尔语口译小说。口译时，要以一定的调式咏唱出来。这些满译文学名著，常常是达斡尔族口译者的说唱材料。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说敖拉·昌兴乌钦《莺莺传》源于满汉合璧《西厢记》,与金批《西厢》关系密切。

　　结 语

　　清代金批《西厢》的禁毁与传播，是相互关联的两个问题。把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来讨论，更能看出清代金批《西厢》的面貌。

　　通过上文论述可见，清代金批《西厢》的禁毁是局部的，并不具有广泛性，也并没有影响金批《西厢》刊刻。即便是禁毁满译《西厢记》,也并没有禁止住满族人民对金批《西厢》的接受。满族民间广泛流传的子弟书、八角鼓《西厢记》,间接地说明了金批《西厢》的传播力。

　　清代禁毁满译《西厢记》不仅没有限制住满汉合璧《西厢记》的传播，反而在满族、蒙古族、达斡尔族当中广泛传播开来。满汉合璧《西厢记》是金批《西厢》的译本，且是满汉合璧形式，因此可以说给金批《西厢》的传播带来了方便，让通晓汉文、满文的少数民族人士更易于接受金批《西厢》。满族、达斡尔族出现的子弟书、八角鼓、乌钦等民间说唱《西厢记》,说明这些民族更易于接受金批《西厢》。因此也可以说，金批《西厢》在汉、满、蒙古、达斡尔等民族民间具有强大的传播力。这就从另一个角度回答了为何在清代禁毁满译《西厢记》和江浙一带禁毁金批《西厢》的情况下，金批《西厢》依然盛行，并且成为压倒毛西河本等其余版本的原因。

　　原文首刊于《文学遗产》2023年第3期，文中注释和参考文献从略，请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