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介绍了达斡尔族《莺莺传》作者及其抄本的情况，考证了达斡尔族《莺莺传》与《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康熙四十七年（1708）刻本《精译六才子词》、康熙四十九年（1710）刻本《满汉合璧西厢记》、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藏本《满汉合璧西厢记》、蒙古文译本《西厢记》的关系，认为达斡尔族《莺莺传》来源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刻本《满汉合璧西厢记》，进一步比较了达斡尔族《莺莺传》与《满汉合璧西厢记》的关系。敖拉·昌兴的《莺莺传》说明了达斡尔族与满族、汉族存在着复杂的多层次文化交流关系。

　　关键词：达斡尔族；《莺莺传》；《满汉合璧西厢记》；敖拉·昌兴

 

　　在清代，一些汉族经典作品传入达斡尔族当中，深深地影响了达斡尔族文化的发展。在传入的这些作品中就有《西厢记》。达斡尔族接受《西厢记》，不是直接翻译，而是对它的再创作，这就是诗歌《莺莺传》。那么，达斡尔族《莺莺传》的作者及其抄本情况如何？达斡尔族《莺莺传》的材料来自哪里？与其他民族的《西厢记》译本有何不同？本文主要探讨这些问题。

 

　　一、达斡尔族《莺莺传》作者及其抄本

　　达斡尔族《莺莺传》的作者敖拉·昌兴，又名阿拉布登，字芝田，嘉庆十四年（1809）生于呼伦贝尔索伦左翼正白旗（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光绪十一年（1885）去世。敖拉·昌兴借用满文字母拼写达斡尔语创作“乌钦”，开创了达斡尔族书面文学。咸丰元年（1851），敖拉·昌兴随黑龙江将军英隆巡察额尔古纳河、格尔毕齐河的边卡界线，写下长篇叙事诗《巡察额尔古纳、格尔毕齐河》。他的诗歌作品主要类别有爱情诗、巡边诗、人物诗、咏怀诗等，共六七十篇。还有部分散文、碑文、游记等，堪称达斡尔族文学宗师。

　　敖拉·昌兴生前，其作品没有刊刻出版。据其后人讲，敖拉·昌兴晚年“在海拉尔河畔陈巴尔虎的巴嘎绰格地方的密林中，搭起茅舍隐居起来，不问政事专门写作”，“后来他就病死在这里，尸体运回祖墓安葬。他所搜集的各种文字书籍和他一生中的作品都运回了南屯，堆满了一间小屋，1900年（庚子战乱）南、西两屯的房舍都被大火吞没，当然昌兴的遗作也全部化为灰烬了”。

　　敖拉·昌兴的诗歌是用满文字母拼写达斡尔语按照乌钦的韵律形式创作而成。“乌钦”也称“乌春”，是达斡尔族的一种传统说唱艺术，已被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敖拉·昌兴的诗歌既是书面文本，也是口传的乌钦艺术。敖拉·昌兴的乌钦创作与传统乌钦的区别之一就是文本。传统乌钦是口耳相传，因为没有文字，所以也就没有书面文本。敖拉·昌兴创作的乌钦作品至今仍在达斡尔族民间广为传唱。

　　敖拉·昌兴诗歌书面文本有手抄本流传。主要有敖拉·昌兴后裔德善（1900—1981）手抄本、敖拉·昌兴后裔额尔很巴雅尔（1911—1997）手抄本、敖拉·昌兴后裔敖永瑚（1936—）手抄本。这三种手抄本篇目不完全一致。其中，《莺莺传》存于德善的手抄本之中。

　　满文《达斡尔乌春集》手抄本。收入达斡尔语记录的诗计25首”。据德善之孙阿力讲，德善收藏的这个手抄本封皮没有名字，后来德善之子毕力格（1937—2022）整理时，加上封皮且题写书名“达斡尔乌春集”，由此可以看出德善收藏的这个本子未经其本人整理，应该是比较古老的手抄本。这都说明德善抄本是从其父明凌那里传下来的。明凌的生平情况不明，根据其子德善的出生年份，可推测明凌是1880年左右出生，这与敖拉·昌兴去世时间1885年接近。因此说，明凌与敖拉·昌兴有交集，至少可以说，他们是同时代的人物。因此，《莺莺传》手抄本来源有其可靠性。

　　1977年，德善抄本被黑龙江省博物馆征集（当时呼伦贝尔鄂温克族自治旗属于黑龙江省辖区）并列为文物。1987年，德善子女碧力德、索娅、碧力格出版《达斡尔传统文学》（国际音标注音，蒙古文），收入敖拉·昌兴诗歌32首，这是敖拉·昌兴诗歌首次结集出版。其中，收入了敖拉·昌兴的《莺莺传》，这是《莺莺传》书面文本首次在学界公布。

　　《莺莺传》标题达斡尔语是“ing ing ni uqun”，对译为“莺莺的乌钦”，赛音塔娜的《敖拉·昌兴诗选》收入时，标题译为《莺莺传》。

　　《莺莺传》总计16章，每章题目如下，括号内为汉文翻译。

　　（1）Eurkeesen usuwu（开篇之言）；（2）Saowu geri eirsen（找到住房）；（3）Kejinnei aluur ginxisen（越墙吟诗）；（4）Usun sumusuini hanjibei（痛悼亡灵）；（5）Sum kurqin ailagaasen（寺庙受惊）；（6）Sarilj saojoosen（宴席同坐）；（7）Ukusen usuwe horqisen（反悔其言）；（8）Qin tarkej tatelaasen（弹琴演奏）；（9）Jixie bitegei walsen（传送书信）；（10）Jiexie aqirsend aordelsen（拿信发怒）；（11）Ing ing xiar hurqasen（莺莺翻脸）；（12）Dagij bas booljoosen（再次约会）；（13）Bitge ibooljood haroolsen（书信约会）；（14）Serunkiiyu xib⁃haasen（拷问丫鬟）；（15）Eurkewu sarind wailsen（宴会泣别）；（16）Sunei jeuded qoqisen（夜梦惊醒）

 

　　二、达斡尔族《莺莺传》的来源

　　清代达斡尔族乌钦《莺莺传》怎么产生的？这就需要回到清代《西厢记》的传播问题上，回到清代达斡尔族与周边民族文化关系上。清代达斡尔族文化深受汉族、满族、蒙古族文化的影响，讨论敖拉·昌兴的《莺莺传》来源，主要考虑这三个民族的因素。

　　1.达斡尔族《莺莺传》与《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的关系

　　清代《西厢记》以金圣叹批注本最为流行。自金批《西厢》出现之后，几乎取代了所有其他《西厢》刊本。一般认为，金圣叹的《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成书于顺治十三年（1656）。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中辑录的金批《西厢》各种刊本近四十种。傅晓航称“仅就笔者所见到的‘金批西厢’不同刊本，尚可为《全目》增补十余种”。伏涤修说，清代“其翻刻本有七十种以上”。蒋星煜说：“金批《西厢》一共印了近百种版本，现在所能看到的金批仍有四五十种。”总之，清代金批《西厢》刊本很多。

　　傅晓航将金批《西厢》的版本系统分为四种类型。一是按原刻本重刻或翻刻的，如刊刻于康熙年间的四美堂本、世德堂本、怀永堂巾箱本，以及刊刻于乾隆年间的书业堂本、宝淳堂本等，都保持了原刻本的面貌。二是乾隆年间邹圣脉汇注本《妥注第六才子书》，如乾隆四十七年（1782）刊刻的楼外楼本、乾隆六十年（1795）刊刻的尚有堂本，以及九如堂刻本等。这种刻本分六卷或七卷。三是邓如宁注解本，如乾隆年间、嘉庆年间致和堂的两种刊本，嘉庆年间五云楼刊本、文苑堂刊本等。这类刊本的题目大都标为《增补笺注绘像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篇目同上述两类刊本有些差别。四是刊刻于乾隆六十年（1795）的朱墨套板《此宜阁增订西厢记》，卷数与目次和金批《西厢》原刻本相同，但是它的内容和其他刊本金批《西厢》大异，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批评金批《西厢》的西厢刊本。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原来有傅惜华藏顺治年间刊刻的《贯华堂第六才子书》原刻本，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此书散失了。傅晓航选择了康熙三十九年（1700）四美堂本、康熙五十九年（1720）怀永堂本、“因百藏曲”写刻本、“金谷园藏板”重刻本、乾隆四十七年（1782）楼外楼刊刻本、宝淳堂精刻本等6种刊本进行了校勘，以刊刻于乾隆年间的宝淳堂精刻本为底本，他认为此本与诸本相比较，是校勘最细、错误较少，而且与原刻本较为近似的刊本。具体目次为：

　　卷一序一，曰恸哭古人

　　序二，曰留赠后人

　　卷二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

　　卷三会真记

　　附：会真记考证文章四篇

　　元稹、白居易等诗二十三篇

　　卷四第一之四章题目正名

　　惊艳老夫人开春院

　　借厢崔莺莺烧夜香

　　酬韵小红娘传好事

　　闹斋张君瑞闹道场

　　卷五第二之四章题目正名

　　寺警张君瑞破贼计

　　请宴莽和尚杀人心

　　赖婚小红娘昼请客

　　琴心崔莺莺夜听琴

　　卷六第三之四章题目正名

　　前候张君瑞寄情词

　　闹简小红娘递密约

　　赖简崔莺莺乔坐衙

　　后候老夫人问医药

　　卷七第四之四章题目正名

　　酬简小红娘成好事

　　拷艳老夫人问情由

　　哭宴短长亭斟别酒

　　惊梦草桥店梦莺莺

　　卷八续四章题目正名

　　泥金报捷小琴童传捷报

　　锦字缄愁崔莺莺寄汗衫

　　郑恒求配郑伯常乾舍命

　　衣锦荣归张君瑞庆团圆

　　笔者将达斡尔族《莺莺传》章节与傅晓航校勘的《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目次卷四至卷八比较后发现，两者基本一致，可见关系紧密。但是我们还不能因此就认为达斡尔族《莺莺传》就直接来源于金批《西厢》，还需考证满族、蒙古族《西厢记》译本的情况。

　　2.达斡尔族《莺莺传》与满族《西厢记》的关系

　　康熙年间，《西厢记》被译为满文。关于满译《西厢记》刊本情况，《世界满文文献目录》《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等书目有刊载，具体如下。

　　《世界满文文献目录》列出6种：（1）满汉合璧，四册，四卷，康熙四十五年（1706）刊本，辽宁省图书馆藏品；（2）满汉合璧，一函四册，四卷，康熙四十七年（1708）寄畅斋刻本，24×14.5，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品；（3）满汉合璧，四册，四卷，康熙四十九年（1710）刻本，15.5×11.4，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首都图书馆、雍和宫（残本）、民族文化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日本藏品；（4）满汉合璧，四册，嘉庆元年（1796）抄本，18×25.3，首都图书馆藏品；（5）满汉合璧，四册，抄本，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藏品；（6）《精译六才子词》满汉合璧。经笔者从辽宁省图书馆查阅，该图书馆《满汉合璧西厢记》藏本是康熙四十九年（1710）刻本。因此，《世界满文文献目录》所列《满汉合璧西厢记》康熙四十五年（1706）刊本为著录笔误，应是康熙四十九年（1710）刻本。

　　《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列出6种：（1）《精译六才子词》，刘顺译校，康熙四十七年（1708）寄畅斋刻本，满汉合璧，四册，44.5×15.5cm；此书仅译《西厢记》中曲文部分，汉文列上，满文列下刻印；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2）康熙四十九年（1710）文盛堂刻本，四册，满汉合璧，16×12cm，内蒙古大学图书馆藏。（3）康熙四十九年（1710）刻本，满汉合璧，四册，15.5×11.4cm，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首都图书馆、雍和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图书馆、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大连市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藏。（4）嘉庆元年（1796）抄本，满汉合璧，四册，25.3×18cm，首都图书馆藏。（5）抄本，满汉合璧，四册，首都图书馆藏。（6）刻本，满文，存一册，21×14.5cm，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藏。

　　《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列出6种：（1）《精译六才子词》，四卷，刘顺译校，康熙四十七年（1708）寄畅斋刻本，四册，满汉合璧，线装，黑口，页面26.6×17.4cm，半叶版框24.5×15cm，四周双边7行，版口有单鱼尾，汉文书名；此书仅译《西厢记》中曲文部分而成；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2）康熙四十九年（1710）刻本，四册，满汉合璧，线装，白口，页面25×15cm，半叶版框16.2×11.5cm，四周双边6行，小字双口，版口有汉文书名，单鱼尾，满文卷数，汉文页码；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图书馆、国家博物馆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民族图书馆、雍和宫藏；其中，雍和宫藏本存三册。（3）刻本，存一册，满文，页面21×14.5cm，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4）嘉庆元年（1796）抄本，四册，满汉合璧，线装，页面25.6×18cm，8行，首都图书馆藏。（5）抄本，四册，满汉合璧，线装，页面27.8×17.6cm，6行，首都图书馆藏。（6）抄本，四册，满汉合璧，线装，页面22.6×15cm，7行，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

　　通过梳理上述刊本信息，可以看出《西厢记》满文译本主要有以下3种刊本：（1）满汉合璧，一函四册，四卷，《精译六才子词》，康熙四十七年（1708）刻本；（2）满汉合璧，四册，四卷，康熙四十九年（1710）刻本；（3）满汉合璧，四册，嘉庆元年（1796）抄本。

　　上述《西厢记》满文译本，基本是康熙年间的刻本。嘉庆元年（1796）本子是抄本，而不是刻本。如果说金批《西厢》与《西厢记》满文译本产生关联，那也是康熙年间的刻本。因此，我们重点关注两种本子：一是康熙四十七年（1708）刻本《精译六才子词》，一是康熙四十九年（1710）刻本《满汉合璧西厢记》。此外，还有一种本子，是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所藏抄本《满汉合璧西厢记》，该本雍正六年（1728）翻译。下文将这3种版本与达斡尔族《莺莺传》进行逐一比较。

　　首先，康熙四十七年（1708）刻本《精译六才子词》。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共计四册。首页是书名满汉合璧“精译六才子词”。根据该本封面横上“康熙戊子新镌”，可知此本为康熙四十七年（1708）的刻本。右竖上为：广宁刘顺正亭甫校定。中间竖为：精译六才子词，左为满文，右为汉文。左竖下为：寄畅斋梓行。接着是两页目录，分为四卷，每卷四章，是上为汉文、下为满文的章目。具体章目是，首卷各章为：惊艳、借厢、酬韵、闹斋；二卷各章为：寺警、请宴、赖婚、琴心；三卷各章为：前侯、闹简、赖简、后侯；四卷各章为：酬简、拷艳、哭宴、惊梦。正文也是上为汉文，下为满文，每页7竖行。黑鱼尾，黑口。该本将汉文《西厢记》中的全部曲文译为满文，不译科白。曲文前仅有满汉文的“夫人词”“莺莺词”“张生词”等。且看康熙四十七年（1708）刻本《精译六才子词》卷首惊艳（汉文）与达斡尔族《莺莺传》第一章开篇之言（汉译文）的关系。《精译六才子词》卷首惊艳（汉文）：

　　夫人词：夫主京师禄命终，子母孤孀途路穷。旅榇在梵王宫。盼不到博陵旧冢，血泪洒杜鹃红。

　　莺莺词：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

　　张生词：游艺中原，脚根无线，如蓬转。望眼连天，日近长安      远。

　　向诗书经传，蠹鱼似不出费钻研。棘围呵守暖，铁砚呵磨穿。投至得云路鹏程九万里，先受了雪窗萤火十余年。才高难入俗人机，时乖不遂男儿愿。怕你不雕虫篆刻，断简残篇。

　　九曲风涛何处险，正是此地偏。带齐梁，分秦晋，隘幽燕。雪浪拍长空，天际秋云卷。竹索缆浮桥，水上苍龙偃。东西贯九州，南北串百川。归舟紧不紧，如何见，似弩箭离弦。

　　疑是银河落九天，高源云外悬，入东洋不离此径穿。

　　滋洛阳千种花，润梁园万顷田，我便要浮槎到日月边。

　　随喜了上方佛殿，又来到下方僧院。厨房近西，法堂北，钟楼前面。游洞房，登宝塔，将回廊绕遍。我数毕罗汉，参过菩萨，拜罢圣贤。

　　蓦然见五百年风流业冤！颠不剌的见了万千，这般可喜娘罕曾见。我眼花缭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去半天。

　　尽人调戏，亸着香肩，只将花笑拈。是兜率宫，是离恨天，我谁想这里遇神仙。

　　宜嗔宜喜春风面。偏宜贴翠花钿。

　　宫样眉儿新月偃，侵入鬓云边。

　　未语人前先腼腆，樱桃红破，玉梗白露，半晌，恰方言。似呖呖莺声花外啭。

　　行一步，可人怜，解舞腰肢娇又软。千般袅娜，万般旖旎。似垂柳在晚风前。

　　你看衬残红芳径软，步香尘底印儿浅。休题眼角留情处，只这脚踪儿将心事传。慢俄延，投至到栊门前面，只有那一步远。分明打个照面，风魔了张解元。

　　神仙归洞天，空余杨柳烟，只闻鸟雀喧。门掩了梨花深院，粉墙儿高似青天。恨天不与人方便，难消遣，怎留连，有几个意马心猿？

　　兰麝香仍在，佩环声渐远。东风摇曳垂杨线，游丝牵惹桃花片，珠帘掩映芙蓉面。这边是河中开府相公家，那边是南海水月观音院。

　　望将穿，涎空咽。我明日透骨髓相思病缠。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我便铁石人也意惹情牵。

　　近庭轩花柳依然，日午当天塔影圆。春光在眼前，奈玉人不见。将一座梵王宫，化作武陵源。达斡尔族《莺莺传》第一章开篇之言（汉译文）：

　　很早很早时，唐朝之时期，年轻文化人，名字叫张生。

　　贞元年间时，前去考状元。二月之时候，路经何中府。

　　进了普救寺，给菩萨磕头。见法本和尚，听讲解法事。

　　正坐立之间，崔相国夫人，领来双子女，外面消遣回。

　　如花之女儿，名字叫莺莺。年届十八岁，样样都会做。

　　笔墨之学问，吹奏各种琴，针线及绘画，没有困难事。

　　弟弟叫欢郎，丫鬟叫红娘。母亲之娘家，答应嫁郑恒，尚未行婚配。

　　相国之灵柩，放在寺庙里。在博陵墓地，虽然可放下。

　　力量之单薄，不能送达到。母女两个人，早晚在哭泣。

　　法本这和尚，腾给夫人房。每时与每刻，总要来照顾。

　　通过上述比较可见，满汉合璧《精译六才子词》卷首惊艳（汉文）与达斡尔族《莺莺传》第一章开篇之言（汉译文）除了章节标题关系比较紧密之外，其他关系不大。实际上，达斡尔族《莺莺传》第一章开篇之言（汉译文）与《贯华堂第六才子书》卷首惊艳的科白关系紧密。

　　《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卷首惊艳科白节选：

　　小字莺莺，年方一十九岁，针黹女工，诗词书算，无有不能，相公在日，曾许下老身侄儿，郑尚书长子郑恒为妻，因丧服未满，不曾成合。这小妮子，是自幼伏侍女儿的，唤做红娘。这小厮儿，唤做欢郎，是俺相公讨来压子息的。相公弃世，老身与女儿扶柩往博陵安葬。因途路有阻，不能前进，来到河中府，将灵柩寄在普救寺内。这寺乃是天册金轮武则天娘娘敕赐盖造的功德院。

　　达斡尔族《莺莺传》第一章开篇之言（汉译文）节选：

　　如花之女儿，名字叫莺莺。年届十八岁，样样都会做。

　　笔墨之学问，吹奏各种琴，针线及绘画，没有困难事。

　　弟弟叫欢郎，丫鬟叫红娘。母亲之娘家，答应嫁郑恒，尚未行婚配。

　　因此，可以确定达斡尔族《莺莺传》与康熙四十七年（1708）刻本《精译六才子词》没有紧密关系。

　　其次，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藏《满汉合璧西厢记》（以下简称“巴伐利亚藏本”）。孙书磊《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藏〈合璧西厢〉》一文介绍了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藏《满汉合璧西厢记》的基本情况。该版本情况如下：巴伐利亚藏本为抄本，目录著录为“满汉合璧西厢记”，共五卷二十章。五卷分别题“仁”“义”“礼”“智”“信”。首卷有序文《叙翻西厢记原委序》，序末署“长白齐浸曙初氏识，子清海天池氏翻译，雍正六年岁次戊申大吕月”和“雍正十一年四月十九日门生黄熉录”。五卷之尾有跋文，虽未署跋者姓名，但根据首句“余翻西厢记”，应为翻译者所撰。行文直排，由左而右，满、汉文对照间排，半叶满、汉文各七行。前四卷每卷目录题“贯华堂西厢记”，五卷目录无题名。首卷目录之后署“半岭阁主人齐浸曙初氏翻译，子清海天池氏、门人锡金氏仝较”。

　　通过将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藏《满汉合璧西厢记》与《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比对，可以肯定地说，巴伐利亚藏本来源于《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并且是完整的本子。巴伐利亚藏本章目与《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正文前四章一致，且还有续四章，题名正名是：

　　小琴童传捷报

　　崔莺莺寄汗衫

　　郑伯常干舍命

　　张君瑞庆团圆

　　续四曲第一章正名

　　小琴童传捷报

　　续四曲第二章正名

　　崔莺莺寄汗衫

　　续四曲第三章正名

　　郑伯常干舍命

　　续四曲第四章正名

　　张君瑞庆团圆

　　将达斡尔族《莺莺传》与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藏《满汉合璧西厢记》比较可见，达斡尔族《莺莺传》没有续四章。因此说，达斡尔族《莺莺传》与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藏《满汉合璧西厢记》关系不够紧密。

　　最后，康熙四十九年（1710）的《满汉合璧西厢记》。译者序为骈体文，作于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吉旦。该本有曲文，有科白。且看康熙四十九年（1710）刻本《满汉合璧西厢记》章节目录：

　　卷一惊艳第一章

　　借厢第二章

　　酬韵第三章

　　闹斋第四章

　　卷二惊寺第五章

　　请宴第六章

　　赖婚第七章

　　琴心第八章

　　卷三前侯第九章

　　闹简第十章

　　赖简第十一章

　　后侯第十二章

　　卷四酬简第十三章

　　拷艳第十四章

　　哭宴第十五章

　　惊梦第十六章

　　将该本与《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比较，没有续四章；第五章题目是“惊寺”，而《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第五章是“寺警”，除此之外，其他章题目都一致。且与达斡尔族《莺莺传》章节题目也能对应上。

　　上文已举例说明，达斡尔族乌钦《莺莺传》与《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科白关系紧密。而且康熙四十九年（1710）刻本《满汉合璧西厢记》有科白，且没有续四章，因此可以说，达斡尔族乌钦《莺莺传》与康熙四十九年（1710）刻本《满汉合璧西厢记》关系紧密。

　　3.达斡尔族《莺莺传》与蒙古文译本《西厢记》的关系

　　关于蒙古文译本《西厢记》的情况，据《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第08162—08163条目著录，内蒙古图书馆藏有版式不同的两种蒙古文《西厢记》抄本。笔者委托内蒙古师范大学聚宝先生代为查找此材料。经查，内蒙古图书馆所藏蒙古文《西厢记》3册抄本的著录与《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不尽相符。具体情况为：第08162著录的2册和第08163著录的1册同属一部《西厢记》蒙译本。第08163著录的一册抄本的馆藏检索号为4423，是所属译本之第一册。第08162著录的2册抄本的馆藏索书号为4424和4425，是上述所属译本的第二至第三册。该三册抄本实际为道光二十年（1840）转译自满文《西厢记》的前三卷，每册为1卷，每卷4章，共12章，是原著第1—12章的译本。对于蒙古文序文，聚宝认为，除落款有翻译时间及地点“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吉旦，将《满汉合璧西厢记》译于DaYunTang”外，其他均与《满汉合璧西厢记》汉文序文一致。这说明蒙古文《西厢记》直接来源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刻本《满汉合璧西厢记》。

　　那么，达斡尔族《莺莺传》是否来源于蒙古文译本《西厢记》呢？这种可能性不大。

　　因为清代达斡尔族与满族文化关系紧密。学习满文、使用满文是当时青少年进入课堂学习的主课，也是达斡尔人学习的文化常态。“康熙三十四年（1695）题准：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所辖官兵内，有新满洲、席北（锡伯）、索伦、达祜里（达斡尔）等，应于墨尔根地方两翼各设学一处，每翼设教官一员，将新满洲、席北（锡伯）、索伦、达祜里（达斡尔）及上纳貂皮达祜里（达斡尔）等，每佐领选取俊秀幼童各一名，教习书义。”在清代达斡尔地区，八旗学堂教授满文课程。至清代晚期，达斡尔农村已普遍出现满文私塾。到光绪末年，私塾教学变为满汉文并举。当关内满人绝大多数不能使用清文清语时，达斡尔人却“皆以清文”为交际工具。19世纪以来，“满语在吉林、沈阳和部分黑龙江地区消失之后，还在通古斯人和达斡尔人中保留着”。在达斡尔地区，来往书信、春节对联、办丧事的祭文等大多用满文。而在达斡尔民间，则兴起“唱书”活动，唱者所根据的本子多为文学经典名著满文译本，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东周列国志》等。以上说明达斡尔族接受满文具有时代条件。

　　再者，敖拉·昌兴是用满文拼写达斡尔语创作乌钦的诗人。20世纪20年代，郭道甫在《呼伦贝尔问题》中这样评价敖拉·昌兴：“他的诗词歌赋等作品很多，并有游记数种，大半都以满文和达呼尔文做的。他那作品的自然和清逸，即在满清文学史上，也能占很高的位置，不过没有人赏识罢了。可是呼伦贝尔的蒙古人民，和布特哈的蒙古人民，虽妇人孺子，都能应口习诵他的诗歌，并且都能称他为文学宗师。”根据现在流传下来的手抄本来看，敖拉·昌兴诗歌文字载体来源于满文，而且敖拉·昌兴家乡人及其家族成员很多都会满文，因此可以说，敖拉·昌兴深受满族文化、汉族文化的影响。有材料说，敖拉·昌兴也会蒙古文，他生在呼伦贝尔，会蒙古文也是可能的。但是根据敖拉·昌兴诗歌手抄本显示，有满文拼写达斡尔语的诗歌，也有满文诗歌，还有用满文拼写达斡尔语与满文两者结合的诗歌，但没有蒙古文的诗歌，也没有用蒙古文拼写达斡尔语的诗歌出现。因此可以说，敖拉·昌兴《莺莺传》与蒙古文译本《西厢记》没有关系。

　　根据上述论证，笔者认为敖拉·昌兴《莺莺传》来源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刻本《满汉合璧西厢记》。

 

　　达斡尔族《莺莺传》与康熙四十九年（1710）刻本《满汉合璧西厢记》比较，主要有以下两点变化：

　　1.体裁发生了变化

　　王实甫的《西厢记》是杂剧，《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基本没有变化。康熙四十九年（1710）刻本《满汉合璧西厢记》的满文，也是按照《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翻译的。达斡尔族《莺莺传》是敖拉·昌兴用满文拼写达斡尔语按照乌钦的韵律对《满汉合璧西厢记》再创作而成。达斡尔族《莺莺传》是诗歌，可用于达斡尔族乌钦说唱，属于韵文，其首要特征就是押韵。

　　达斡尔族《莺莺传》的语言是海拉尔达斡尔语方言。其曲调是吟诵性的，平稳低沉，听众主要品味其内容和优美的诗句。每个艺人所唱的乌钦曲调略有不同，但基本旋律一致。且看第一章中的两节。

　　Saowuo baiwuo hoorend，

　　坐    立     之间

　　Sui xiangguoyi furen，

　　崔相国的     夫人

　　Ugir kekuree dagalgaaj，

　　女儿  儿子     领着

　　Urkuenj beed gaqirsen.

　　消遣    外面   出来

　　Ing ing eluuwu nertei，

　　莺莺      叫     名

　　lIga mutuu wugineini，

　　花     像     女儿

　　Arban naime nasod，

　　十     八    岁

　　Ali buwudei kuiqesen.

　　样样  都      会

　　达斡尔族诗歌一般是押头韵，即一行诗的第一个词的声母押韵，两行一韵，四行一小段，每一句一般是3—4个词语。以上八句头韵押的是“S”“U”“I”“A”韵；每一节隔行押尾韵，这八句尾韵是“en”韵。

　　2.人物描写发生了变化

　　达斡尔族《莺莺传》与原作相比，主题没有变，保持了原作的基本内容。在保留曲折的情节的同时，有所删节，使之更加简练。《莺莺传》叙事中也有抒情的成分，人物性格刻画注重心理描写。本文以第一章“惊艳”为例，讨论一下人物描写的变化。

　　一是人物出场顺序不同。达斡尔族《莺莺传》主要引出两个人物，先是张生，后是莺莺，并且介绍莺莺一家的基本情况。而《满汉合璧西厢记》则相反，先是介绍莺莺一家的基本情况，然后才是张生出场。达斡尔族《莺莺传》开篇说：“很早很早时，唐朝之时期，年轻文化人，名字叫张生。贞元年间时，前去考状元。二月之时候，路经何中府。进了普救寺，给菩萨磕头。见法本和尚，听讲解法事。”在《满汉合璧西厢记》里，张生是在夫人引莺莺、红娘、欢郎下去之后出场的，并且这样自我介绍：“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也。先人拜礼部尚书，小生功名未遂，游于四方，即令贞元十七年，二月上旬，欲往上朝取应。路经河中府。”通过比较看出，达斡尔族《莺莺传》强调了张生所处的时代唐朝，并且语言更加直白，“Jaloo beitlee erdemtei”（年轻文化人），强调了张生的文化身份，“Zuang yuan ximneej iqiwud”（前去考 状元），直接点明出行目的。《满汉合璧西厢记》则是“欲往上朝取应”。

　　二是人物形象描写不同。达斡尔族《莺莺传》描写的重点是张生和莺莺，《满汉合璧西厢记》对人物的描写都很细致。达斡尔族《莺莺传》

　　“Pujou sid warj，Pusadini murwuj”（进了普救寺，给菩萨磕头），目 的明确，给菩萨磕头，流露出达斡尔族社会对菩萨的礼敬。《满汉合璧西厢记》则是“闲散心”“小生西洛至 此，闻上刹清幽，一来瞻礼佛像，二来拜谒长老”。达斡尔族《莺莺传》张生“Fa ben heshengnei aoljiij， Fa yosi gianasen”（见法本和尚，听讲解法事），这在《满汉合璧西厢记》中，是在后面几章里出现的。达斡 尔族《莺莺传》引出莺莺是在介绍张生之后，“Saowuo baiwuo hoorend，Sui xiang guoyi furen，Ugir keku⁃ ree dagalgaaj，Urkuenj beed gaqirsen”（正坐立之间，崔相国夫人，领来双子女，外面消遣回），说是张生坐 立之间，见到崔相国夫人带莺莺、红娘在外面消遣。而在《满汉合璧西厢记》中这样铺垫他们的相遇：“今 日暮春天气，好生困人。红娘，你看前边庭院无人，和小姐闲散心，立一回去。（红娘云）晓得”。

　　达斡尔族《莺莺传》这样介绍莺莺及其家人（以下为达斡尔语拉丁转写、对译）：

　　Ing ing eluuwu nertei，

　　莺莺     叫     名

　　lIga mutuu wugineini，

　　花    像     女儿

　　Arban naime nasod，

　　十     八    岁

　　Ali buwudei kuiqesen.

　　样样  都      会

　　Pii begei erdem，

　　笔墨    特长

　　Piqaanku huulewu kaqin，

　　弹琴      吹     各类

　　Oiwu niuriwei bait，

　　针线  画画     事

　　Ul xadewuini uwei.

　　不   会的    没有

　　Huang lang elewu deuti，

　　欢郎       叫  弟弟

　　Hung niang elewu runkuti，

　　红娘      叫    丫鬟

　　Egei inajil zhang hengd，

　　妈妈的娘家     给郑恒

　　Amtii aategaiq，

　　答应了   虽

　　Eilgeej ukuwu udien.

　　结婚     给    未

　　Sui xiang guoyi yaseini，

　　崔相国的       灵柩

　　Sumei yawaad talj，

　　寺庙   院里  放在

　　Boling bagend，

　　在博陵 墓地

　　Bolj taliyaa eltegaigiq.

　　可以   放      虽然

　　此段译意为：“如花之女儿，名字叫莺莺。年届十八岁，样样都会做。笔墨之学问，吹奏各种琴，针线及绘画，没有困难事。弟弟叫欢郎，丫鬟叫红娘。母亲之娘家，答应嫁郑恒，尚未行婚配。相国之灵柩，放在寺庙里，在博陵墓地，虽然可放下。”

　　《满汉合璧西厢记》是在开篇处通过老夫人介绍莺莺一家：“老身姓郑，夫主姓崔，官拜当朝相国，不幸病薨。只生这个女儿。小字莺莺，年方一十九岁，针黹女工，诗词书算，无有不能。相公在日，曾许下老身侄儿，郑尚书长子郑恒为妻。因丧服未满，不曾成合。这小妮子，是自幼服侍女儿的，唤做红娘。这小厮儿唤做欢郎，是俺相公讨来压子息的。相公弃世，老身与女儿扶柩，往博陵安葬，因途路有阻，不能前进。来到河中府，将灵相寄在普救寺内。”

　　比较上述达斡尔族《莺莺传》与《满汉合璧西厢记》后发现，二者对莺莺的介绍有很大差别。达斡尔族《莺莺传》“如花之女儿”，《满汉合璧西厢记》没有这样形象的描述。达斡尔族《莺莺传》说莺莺“年届十八岁”，而《满汉合璧西厢记》是“年方一十九岁”，相差一岁。达斡尔族《莺莺传》说莺莺“笔墨之学问，吹奏各种琴，针线及绘画，没有困难事”，而《满汉合璧西厢记》是“针黹女工，诗词书算，无有不能”。达斡尔族《莺莺传》把“笔墨之学问”排在前面，并且多了“吹奏各种琴”，有琴棋书画样样皆通之态，而《满汉合璧西厢记》首先提到“针黹女工”，再提“诗词书算”，两者强调不同。达斡尔族《莺莺传》说“弟弟叫欢郎，丫鬟叫红娘”，而《满汉合璧西厢记》是“这小妮子，是自幼服侍女儿的，唤做红娘。这小厮儿唤做欢郎，是俺相公讨来压子息的”，两者欢郎、红娘出现次序不同，达斡尔族《莺莺传》先是欢郎，后是红娘，《满汉合璧西厢记》则相反。达斡尔族《莺莺传》说“母亲之娘家，答应嫁郑恒，尚未行婚配”，《满汉合璧西厢记》则是“相公在日，曾许下老身侄儿，郑尚书长子郑恒为妻。因丧服未满，不曾成合”。达斡尔族《莺莺传》说“相国之灵柩，放在寺庙里，在博陵墓地，虽然可放下”，而《满汉合璧西厢记》则是“相公弃世，老身与女儿扶柩，往博陵安葬，因途路有阻，不能前进。来到河中府，将灵相寄在普救寺内”。达斡尔族《莺莺传》说“力量之单薄，不能送达到。母女两个人，早晚在哭泣”，而《满汉合璧西厢记》是“俺想相公在日，食前方丈从者数百，今日至亲只这三四口儿，好生伤感人呵！［仙吕］【赏花时】（夫人唱）夫主京师禄命终，子母孤孀途路穷。旅榇在梵王宫。盼不到博陵旧冢，血泪洒杜鹃红”。两相比较，达斡尔族《莺莺传》表达比较直白。达斡尔族《莺莺传》提到法本和尚：“法本这和尚，腾给夫人房。每时和每刻，总要来照顾”，而《满汉合璧西厢记》法本和尚是在第二章开篇红娘奉夫人之命询问法本时才出场的：“老僧法本，在这普救寺内主持做长老”。至于法本与夫人初次对话描写，那是在第四章“闹斋”里。总之，达斡尔族乌钦《莺莺传》关注的重点人物是张生和莺莺，其他都简略了，而《满汉合璧西厢记》却很细致。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达斡尔族《莺莺传》改写时有详有略，并未拘泥于《满汉合璧西厢记》，有很多加工的成分，并且达斡尔族文化特色浓郁。达斡尔族《莺莺传》张生、莺莺、老夫人的形象与《满汉合璧西厢记》相比有很大不同，性格爽快、情感外露。总之，达斡尔族《莺莺传》是一部迥异于《满汉合璧西厢记》的作品。

 

　　结语

　　达斡尔族《莺莺传》在达斡尔族文学史上，作为一部汉文学经典作品比较完整地移植到达斡尔族书面文学当中，这还是第一部。这不仅说明了达斡尔族文学与汉族文学关系密切，而且还说明达斡尔族与满族、汉族存在着复杂的多层次文化交流关系。

　　达斡尔族文人敖拉·昌兴在吸收满族文化之时，借用满文字母拼写达斡尔语，并按照乌钦的韵律形式对《满汉合璧西厢记》进行再创作，产生了诗歌《莺莺传》，并且在达斡尔族民间广泛传播，这是一条特殊的文学接受和传播方式。达斡尔族《莺莺传》展现了达斡尔人的文化习俗、审美情趣，这说明汉族文化通过满族文化进入达斡尔族文化之后，审美方式发生变化，更加符合达斡尔人的审美心理，形成了独特的审美特点。在清代，达斡尔族作为一个人口较少、无文字的民族，文化能得以发展，是借助了满族文化、满族翻译文学的力量，才得以吸收汉文化、汉文学，这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多层次性特点。

 

　　作者介绍：吴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首刊于《中国文学研究》2023年1期，注释和参考文献从略，请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