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一直有一种想法，希望把《福乐智慧》与《四书》放在一个平行的位置上进行比较。所谓的平行位置，就是不先入为主地界定彼此之间有无关联，而是以文本对文本，分析各自在确立思想体系时所遵循的文化基础和思想基础。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将这一课题作为院重点学科工程“中国各民族关系”的研究课题之一立项，由我独立承担，历经3年多的研究，于2009年顺利完成，并以《东方智慧的千年探索——<福乐智慧>与北宋儒学经典的比对》为名于2009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专著出版以来，受到国内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评议。

关键词：东方智慧 《福乐智慧》 北宋儒学 《四书》 比对

作者简介：热依汗·卡德尔，维吾尔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将维吾尔族喀喇汗王朝时期优素福·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与北宋王朝时期儒学推崇的《四书》进行比较，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学术课题。两个文化成果不仅在产生时间上彼此同处11世纪，而且彼此开放大气、兼收并蓄的学术思想风格也遥相呼应。

　　《福乐智慧》创作的时间是公元1069年，《四书》合辑的时间是公元1190年，虽然《四书》合辑的时间比《福乐智慧》的创作时间晚了121年。但是《四书》中的四部著作却早于《福乐智慧》1500多年前就已经各自成书，只是除了《论语》之外，其它三部在很长一段时期没有受到特别重视。《四书》成为儒家的经典，并且逐渐取代《五经》而成为社会掌握儒家基本精神的必读著作是在宋代。

　　《福乐智慧》与北宋儒学及北宋儒学推崇《四书》都发生于11世纪，不仅都在论述修身养性的道德定律，而且都在论证治国安邦的政治定律。《福乐智慧》的主要思想表现为益智增知、养德行善、公正治国，这一基本的政治伦理哲学思想与儒家《四书》强调的修身养性、克己复礼、齐家治国的思想，在深层的文化界面上两相重合，具有很强的可比性。

　　《福乐智慧》与北宋儒学以及北宋儒学倡导的《四书》等儒家学说是否有关联，一直是研究《福乐智慧》的一个热门话题。说它是热门话题，一是因为形成于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这两部著作，在表现的内容上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二是对于这样的“惊人的相似性”的解答一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引起了许多争议，并因为这些争议而使“话题”更加热门。

　　以往的研究，多以摘录只言片语的方式先入为主地进行对照比较，或选取语义相同的语录得出《福乐智慧》实为儒家学说翻版的结论;或选取语义相反的语录得出《福乐智慧》并非儒家学说翻版的结论。这种忽略不同民族文化背景、忽略不同作家思想渊源、忽略对两部著作进行全面分析的“断章取义”，将研究简单化、片面化，从而得出的结论很难令人信服。

　　不同地域与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对话，将会使我们更深切体会到不同民族的文化趋向。11世纪兴起的北宋理学与同样是11世纪兴起的喀喇汗智学，在时间轴上惊人地吻合，在学术旨趣上也惊人地相似，但是在表达观念的象征形式上，却存在着在巨大的差异。因此，用“比较”的眼光观察不同文化的演进轨迹，会令我们对异质文化保持一颗尊敬的心态，并使对话能够平和地展开。

　　本课题的研究突破了以往使用简单词语类比取证的简单而片面的方法，通过梳理两部作品的学术思想背景，认真分析作品的基本思想和文化追求，总结两部作品的同与异，为认识维吾尔族和汉族不同的民族文化和相互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较好的研究思路。因此，本课题的研究必将在维吾尔文化与中原汉族文化的关系研究领域，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成果主要内容和观点

　　(一)研究的主要问题

　　鉴于以上种种缘由，本课题将研究的主要方向放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古代维吾尔与中原的政治文化关系”，第二“《福乐智慧》与北宋儒学”，第三“《福乐智慧》与《四书》的比对”。

　　“古代维吾尔与中原的政治文化关系”主要描述维吾尔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以及在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与汉民族文化的交融关系，强调维吾尔文化独立自主和兼收并蓄的发展历程。

　　“《福乐智慧》与北宋儒学”主要描述为什么《福乐智慧》和北宋儒学倡导的《四书》产生于它们所以产生的那个时期?在它们所以产生的那个时期，两个不相统辖的社会具有怎样的相似性，以及这种相似性给思想家们带来怎样的社会命题，而他们又是怎样处理和解决面临的这些社会问题的?强调社会存在与思想成果之间的历史必然。

　　“《福乐智慧》与《四书》的比对”主要以文本对比的方式，将《福乐智慧》与《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进行比对，从中分析它们所表述的思想之间的相似与差异。强调不同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与人类的普遍真理。

　　本课题对维吾尔历史和文化倾注了大量笔墨，并对维吾尔民族和汉民族之间的历史关系进行了梳理，希望通过回顾维吾尔以及喀喇汗王朝的历史与社会现实，以及维吾尔民族在文化上的努力与建设，为人们判断维吾尔文化特征提供内在的逻辑线索;希望通过回顾维吾尔民族与汉民族的政治与文化关系，为人们判断维吾尔文化的形成提供外在的借鉴与关联。

　　(二)研究的主要观点

　　1、维吾尔民族文化的革新与兼收并蓄品格的形成

　　维吾尔于公元7世纪摆脱突厥汗国而独立形成民族政治体，并在公元8世纪建立漠北回纥汗国。漠北回纥时期的维吾尔不仅开始了定居生活，建筑辉煌的宫殿和城池，而且创立回鹘文字，而将摩尼教奉为国教则标志着维吾尔步入文明社会。

　　同时，漠北回纥汗国立国96年，不仅与唐王朝的政治关系十分密切，而且与唐王朝的文化交流与经济往来一直没有间断。特别是“回鹘道”对唐朝的重要作用，维吾尔人的商人大批往来于中原与漠北，加强了彼此之间的文化认知。漠北回纥汗国立国96年，一批汉族能工巧匠被招募或俘获到漠北，承担回纥汗国的日常用品、生产工具的制造以及农业技术的推广，丰富了漠北回纥汗国的经济门类，并帮助建筑了汗国的都城、行宫和许多公主城。而且5个唐朝公主与回纥(回鹘)可汗的联姻，使得中原汉族文化很深地融入到回纥(回鹘)的文化之中。维吾尔将这些汉文化整合成回纥(回鹘)的文化，这种融合了汉族文化的回纥(回鹘)文化一经形成，便成为一种民族的特定文化符号，代代延续了下去。

　　维吾尔落魄漠北举族西迁后，依然对中原密切关注。喀喇汗王朝统治者自称“桃花石汗”即“东方与中国之王”，不仅将自己与宋朝的关系表述为甥舅关系，而且还坚持将自己的统治力波及到中国。迁居西域的维吾尔人，即使经过了200多年的经营，依然对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而这些联系在文化上必然造成彼此的互动。

　　2、喀喇汗王朝与北宋王朝的政治伦理学思想异曲同工

　　《福乐智慧》的作者优素福·哈斯·哈吉甫(1018-1085年)与北宋的范仲淹(989-1052)、欧阳修(1007-1072年)、周敦颐(1017-1073年)、王安石(1021-1086年)、张载(1020-1077年)、程颢(1032-1085年)和程颐(1033-1107年)是同时代人。当然，不仅是时间上具有某种巧合，更为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两个当时不相统辖的王朝的学者们，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极为相似，因而他们关注和热心的学术问题也十分接近，提出的政治哲学理念也多不谋而合。

　　从中国思想史上看，11世纪北宋的学术思想，迈越了以往的历史篱障，以一种关注现实的自觉意识，从注释经书的学术藩篱中解放出来，开始用思辨性的目光重新审视现实政治，重新解读儒家经书，以开放的大气和兼容并蓄的风格，将儒、释、道三家的学术融合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具有实用价值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理学”。

　　而11世纪的喀喇汗王朝也开始从专奉伊斯兰教经书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对古希腊政治哲学思想和波斯、中国政治伦理发生浓厚兴趣，融合这些不同学说中有益的思想成分，全面检讨以往维吾尔文化中混乱的政治理念，并试图建立一种更加合理的政治伦理结构，以形成具有理性化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智学”。

　　优素福·哈斯·哈吉甫与范仲淹和王安石的坎坷人生和理想抱负不难看出，他们都是当朝的伟大的文学家，他们都对现实社会的政治弊端嫉恶如仇，都认为改变社会的颓废之气，必须经过文化上的彻底革新和政治上的清明改良，都拥有一颗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他们虽然对政治清明与政治改良的看法偶有不同，设计的理想国家和合理的政治模式偶有不同，提出的富民强国的政治措施偶有不同，但是他们都希望社会能够维持在一种相对公正的法律体系之上，都认为睿智的国君必须得到以公心为尺的优秀大臣的辅佐才能恩荫天下，都认为廉洁有效的的官吏制度是保证朝廷与民间和谐的基本保障，都认为发展生产是富国强兵的唯一出路。

　　3、《福乐智慧》与《四书》的比对

　　《福乐智慧》是以文学的形式创作的一部政治伦理学著作。它以象征的方式设计了一个理智文明的理想社会政治模式，并希望这样的社会政治模式能够成为现实。为了吸引读者注意自己所描述和坚持的观点，作者虚构了四个人物，他们是国王日出，大臣月圆，大臣之子贤明及其宗亲觉醒。这四个人物实际上是四种观念的象征。日出象征公正和法度，月圆象征福乐和幸运，贤明象征知识和智慧，觉醒象征来世和知足。他们四个人构成了社会政治的基本形态，也寓意着人生的基本价值

　　《福乐智慧》所以被称为“智学”，正在一个“智慧”的申张与实践上。在优素福·哈斯·哈吉甫看来，大悟归真的正途只有一条，那就是理念真主。而理念真主不仅需要虔诚的心境，更需要聪慧的心智。他确信，人生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今生与来世两个世界的幸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人的一生都应不停地寻找通向福乐天园的天梯。天园以其无法抗拒的魅力召唤着信教者，只有德性全美无缺的人才能登临享受。而德性全美无缺是需要智慧的指引才能修炼成功的，无智慧者根本无法找寻到登临天园的天梯。福乐天园的天梯仿佛处于冥冥之中，只有通过智慧的感悟才能窥见她的存在。智慧的感悟不是穷思冥想的功夫，而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这个实践就是依托智慧的指引而辨识世间万物的生息规律，通过辨识世间万物生息的规律而辨识人类善恶共生的天性，再通过辨识人性善恶共生的天性而辨识除恶趋善的修炼正途。福乐天园的天梯只有在人修炼功德圆满的时候才会为他搭起。所以“智慧”使贤明得以张显，是人类觉醒而成圣贤的第一要素。

　　智者要知善，智者要实践善，这是《福乐智慧》提出的基本命题。智者知善并实践善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治理好国家以到达福乐的天园。

　　作为儒家学派的经典，《四书》不仅保存了儒家先哲的思想和智慧，也体现出早期儒学形成的嬗递轨迹。它蕴含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儒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其中有许多优秀的思想精髓，是中华民族无数先贤实践和智慧的结晶，因此对中华民族的心理定势及伦理道德行为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大学》强调“明明德”，也就是强调明察至善对人和社会的实践意义;《福乐智慧》强调“智慧乃一切美德的根本”，也就是强调辨识善德对人和社会的实践意义，二者的契合可谓天衣无缝。

　　《中庸》强调五德相生、天地人合，追求的是人与己、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福乐智慧》强调四素和谐，公正治国，追求的是不偏不倚地对待世间万物、不偏不倚地对待富贵贫贱、不偏不倚地践行人性的品德。这个“四素和谐”，与儒家强调的“天地人合”的“中庸之道”可谓殊途而同归。

　　《论语》追求“仁、义、礼”道德礼法，因此，孔子的治理国家方略充满了温和的色彩，即以宽仁政策辅以严格的等级礼法，使民在一种相对宽裕的生活中，循规蹈矩，俯首帖耳。也就是说，孔子主张德治，轻视法制，“德主刑辅”，“德教为先”。优素福·哈斯·哈吉甫的治国思想与孔子有较大的区别。他没有像孔子那样鄙视法律，而是强调德法兼备。践行善行是“德治”，惩罚罪恶是“法治”，“德治”与“法治”兼备是国家的基石，是治国的方法和准则。

　　《孟子》强调仁政，这基于他对人性的认识。孟子主张性善说，认为现实的丑恶并非人的本心，而是迷失了正确的人生道路，被次要的欲望所胁迫而产生的错误。只要人能够发现这个错误，就能回到正确的人生之路。而帮助人们发现这个错误，让他们回归到本心的任务，是君子责无旁贷的责任。优素福·哈斯·哈吉甫主张人性善恶两重说，认为人的本性中原具有趋善或趋恶的天性，当善占据上风的时候，便践行善德;当恶占据上风的时候，便肆虐罪恶。虽然人性有善有恶是真主的前定，但选择善恶却是人的自由。由于善是智慧的结晶，而智慧是智者圣哲得真主的赏赐，所以一般人因缺乏智慧而不知道何谓善、何谓不善，故帮助人们认识善的任务是智者圣贤责无旁贷的责任。既然人性善恶二重学说是优素福·哈斯·哈吉甫形成自己的政治学说的基础，那么依据人性二重学说，他对治理国家，使国家达到大治的观点，自然就离不开以“正义”和“公正”之鞭惩恶扬善。

　　三、成果价值及社会影响

　　本课题的基本思想，曾在2008年“第五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学术研讨会”上向与会者介绍，反响极为热烈。中国文学人类学会会长徐新建教授在大会总结时说：“使传统与现代的接轨做得最好的，是来自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的热依汗。她的文章让我觉得豁然开朗。她把《福乐智慧》这样的维族经典跟来自儒家的、北宋时期成型的《四书》来作比较，实际上是站在现代的立场，不仅打通古今，更打通了汉与四夷……热依汗的比较和论述提出了在多民族国家里审视传统和现代的新张力。”

　　民族出版社随后派编辑积极约稿，并组织专家对课题成果进行认真审读，认为是难得的极为有益的学术成果，能够成为国内《福乐智慧》研究权威性的研究专著之一。

　　专著出版后，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欣然为本书撰写书评“热依汗和她的新著《东方智慧的千年探索——<福乐智慧>与北宋儒学经典的比对》”，发表在《中国比较文学》2010年第一期上。书评指出：“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大国，我们对于各民族音乐歌舞的发掘和推广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对各民族文化的研究，对其相互关系的研究，特别是对有关各族文化对‘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化的贡献的研究，除了少数先觉者的勤奋努力(他们的成果如《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先秦至唐宋》等)外，还缺少更广泛、更深入的探索。事实上，从中国历史来看，‘多元一体’正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如果没有这个发展了几千年的‘一体’，各民族文化都是孤立、互不相关的，那就没有今天的中华文化;同样，如果没有56个民族各具特色的文化多元，那也不会有今天这个丰富多彩的‘一体’。热依汗?卡德尔的《东方智慧的千年探索——<福乐智慧>与北宋儒学经典的比对》可以说在这方面做出了极有创意的新的贡献。”

　　乐黛云还说：“我认为《东方智慧的千年探索——<福乐智慧>与北宋儒学经典比对》一书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作者将《福乐智慧》一书置于同时代汉文化发展的语境中，同时又将北宋儒学置于维吾尔兄弟民族的智慧中，加以打通、比照，构成一种独特的对话，使边疆地区的人民更了解中原文化，也使中原人民更能从历史上懂得兄弟民族的智慧和文化特色。这种创造性的沟通使中国多民族的同源共生更为突显，为我国文化“多元一体”的特色作出了有力的历史见证。

　　2012年11月，三联书店出版的《跨文化对话》第29期刊载了新疆大学比较文学专家邹赞博士对该书的书评：“文化的血脉——《东方智慧的千年探索—<福乐智慧>与北宋儒学经典的比对》评介”。他说：“《东方智慧的千年探索——<福乐智慧>与北宋儒学经典的比对》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研究成果，它对喀喇汗王朝时期维吾尔文化与宋代中原汉文化的学术典籍进行比对，既有历史视角的追溯，又有建构于经典文本的平行研究，为梳理中原汉文化与维吾尔文化之间源远流长的紧密联系提供了又一份例证”。“该书择取了平行研究的比较模式，即以中心文本为依托，分析文本背后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思想基础，注重某种文化思想的动态生成过程，有效地避免了文本套文本的简单、牵强比附”。“《东方智慧的千年探索》试图在文本与思想的两个层面寻求古代维吾尔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的密切关联。”他评价说：“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观念并不能建构在虚无缥缈的空洞说教上，它需要在历史的长河中找寻那条连结各民族文化的血脉，通过互证互识，廓清各民族文化间影响和交流的复杂谱系。因此，该书的意义所在，既是因为它的学术含量，也是基于作者的诚挚用心。”

　　维吾尔兼容并蓄的文化品性，促成了其对其他民族文化的亲和性。特别是维吾尔族与汉族之间的长期交往，使得两个民族都从这种交往过程中获益匪浅。在研究过程中我认识到，将《福乐智慧》与中原的儒家经典《四书》进行比对，不仅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地认识维吾尔文化的价值取向，而且有助于人们以更宽阔的视角，重新审视维吾尔民族与汉民族在文化上的交流互动。我的专著《东方智慧的千年探索——〈福乐智慧〉与北宋儒学经典的比对》，正是在这一学术使命驱动下完成的。本书的创作目的，就是希望将《福乐智慧》代表的“智学”与北宋儒学的“理学”放在各自的社会和民族文化发展的基础上，通过系统阐述两个民族的历史关系，以及所表现的相似而又差异的人文思想，对其关联性进行系统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