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西夏文学研究一直是西夏学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从西夏文学总论、西夏谚语和诗歌、西夏“文”、西夏翻译文学四个方面可以看到现有西夏文学的主要研究成果，但同时在研究中也存在着不足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西夏文学是西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夏人编著的西夏文字典《文海》有“诗歌”、“格言”、“谚语”等字条，并对它们有着不同于汉族的独特认识。然而，由于西夏文学史料的极度匮乏，西夏文学研究一直是西夏学中的一个薄弱环节。由德国人傅海波、英国人崔瑞德主编的《剑桥中国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专立辽西夏金元史卷，是较早系统介绍西夏历史的国外著作。但对西夏在历史上曾经创造的绚丽多彩的文化却付之阙如，未著一字。到1994年，国内出版的各种版本的《中国文学史》都未见谈及西夏文学。这一缺憾引起了国内史学界的关注。上世纪80年代后出版的几部西夏专史及中国史著作在总结国内外西夏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都辟专节对西夏文化及文学作了介绍，如吴天墀著《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史仲文、胡晓林等主编的百卷本《中国全史·宋辽金夏文学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二十五史新编《西夏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李锡厚、白滨著《辽金西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等，但也仅限于粗陈概貌，以备查考。俄罗斯圣彼得堡藏有一座巨大的西夏文献宝库，那就是20世纪初俄国探险家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黑水城掠走的西夏文献。上世纪70年代后，俄藏黑水城文献及苏联学者基于这座宝库所取得的西夏学研究成果陆续公之于世，这对我国的西夏学研究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学界开始有少量的研究西夏文学的论文发表。自1996年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合作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现已出版西夏文世俗文献5册，汉文文献6册。最具学术价值的西夏文世俗文献在中国的面世，为西夏文学研究提供了鲜活的原始史料。在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今天，译释这些文献已非难事。以聂鸿音、陈炳应、孙昌盛为代表的西夏学学者很快开创了西夏文学研究的新局面。以下将从西夏文学总论、西夏谚语和诗歌、西夏“文”、西夏翻译文学几个方面介绍西夏文学研究状况。

　　一、西夏文学总论

　　西夏是一个以党项族为主体的封建王国，于公元1038年由景宗元昊正式建立，至1227年末帝时为蒙古所灭，历时190年。在迄今所见的党项人文学作品中，年代最早的是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夏太祖继迁的汉文《诣麟州贡马及橐驼表》，年代最晚的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作于明代宣德五年(1430)的西夏文《高王观世音经发愿文》。(见李范文《关于明代西夏文经卷的年代和石幢的名称问题》，《考古》1979年第5期)也就是说，西夏文学史的时间跨度大约为王朝史的两倍多。聂鸿音在《西夏文学史料说略》(上、下)(《文史》，1999年第3辑、第4辑)一篇长文中对历时400多年的西夏文学进行了“史”的勾勒，极富开创意义。作者在掌握大量西夏文学史料的基础上，将西夏文学划分为三期：前期始于宋太平兴国七年(982)，终于景祐二年(1035)。认为此期文学作品体裁以表章为主，大都不出唐宋表章窠臼，没有反映出党项本民族的丝毫特色。中期始于夏大庆元年(1036)，终于乾祐二十四年(1193)，是西夏文学史上最辉煌的时期。首先表现为使用文字的变化，出现了用西夏文创作的文学作品。现存的三十多首西夏文诗歌即产生于仁宗乾祐时期;其次是文学形式也比任何时期都显得丰富多彩，除传统的诗歌、骈文和散文外，还有与“影戏”、“杂剧”、“傀儡”等民间艺术形式相伴而生的戏曲文学。此期的文学风格则呈现出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景象。后期始于夏天庆元年(1194)，终于明宣德年间。这一时期西夏文学一片黯淡，留存下来的大多是内容空灵的佛教发愿文。在大致确定西夏文学的历史分期的基础上，该文又从汉文“文”、西夏文和藏文“文”、汉文诗、西夏文格言和诗四个部分对西夏文学进行更深一步的阐述。这种分类体现了西夏文化与周边汉、吐蕃、回鹘、鞑靼等民族交流互融而又保有本民族传统风格的特点。张建华的《西夏文学概论》(《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一文探讨了西夏文学产生和发展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指出内迁后的党项羌与汉民族的杂居融合、和平相处，深受汉民族文化浸染，加之西夏历代统治者采取各种措施吸收和引进汉文化，既促进了西夏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又给善于征战、多雄毅尚武力的西夏民族注入了一股“诗书礼乐之气”。作者还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西夏文学创作和现存西夏文学作品，并按表、疏、书、碑铭、诗、格言等六种体裁进行了分类，认为西夏文学创作与发展具有4个特点：(1)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2)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深厚的汉文学烙印;(3)掺杂着浓烈的宗教色彩;(4)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史金波《西夏文化》(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一书设专章详细介绍和讨论了“高度发展的”西夏文学。作者以时间为序，对西夏历朝具有代表性的骈体文、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作了独到的分析，见解颇具启发性。张炯主编的十卷本《中华文学通史》(华艺出版社，1997年)试图全面反映中国各民族文学的发展情况，在第二卷中专设“西夏的兴衰及其文学”一节，给予西夏文学在文学史中一席之地。白庚胜的《西夏党项羌作家文学述略》(《民族文学研究》，2000年第2期)、鄢凌《西夏文学掇拾与蠡测》(《文科季刊》，1992年第2期)也分别从创作主体、西夏文学与周边民族文学的关系等不同侧面对西夏文学作了介绍。

　　二、西夏谚语和诗歌

　　流传在西夏境内的格言被西夏人称为“道理”(音译)，是西夏民间文学的集中体现，反映了西夏社会的政治、风俗和人民的日常生活。现存西夏谚语集《新集锦合辞》，最初由西夏学者梁德养于夏乾祐七年(1176)开始收集整理，最终由王仁持于乾祐十八年(1187)编定成书。全书共有“道理”364则，最短的每则双联6字，最长的每则双联36字，现有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刻本和英国大英博物馆写本。最早对这部专著进行研究的是前苏联西夏学者聂历山和克恰诺夫。聂历山在其遗著《西夏语文学》(又名《唐古特语文学》，莫斯科1960年)中对西夏谚语作了初步的探讨。克恰诺夫则俄译了《新集锦合辞》中的全部谚语，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已于1974年由前苏联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新集锦合道理》。在前苏联西夏学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上世纪80年代后，我国学者也在译释西夏谚语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但总体水平未能超过前苏联学者。1980年，陈炳应发表了《西夏的诗歌、谚语所反映的社会历史问题》(《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一文，是国内最早一篇涉及西夏谚语、诗歌的论文。该文译引了聂历山《西夏语文学》一书中出现的6首西夏诗歌和27条谚语，就这些诗歌、谚语反映的西夏社会历史问题，如党项人的发源地、西夏王族的族属、民族关系、西夏的社会状况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或继承或发展了聂历山的有关结论。由于每则西夏谚语的文字都不多，且大量使用隐喻手段，导致研究者的翻译在有些地方与原文出入较大。霍升平等人的《西夏谚语初探》(《宁夏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根据俄译本《新集锦合辞》纠正了陈炳应一文中的误译，并进一步探讨了西夏谚语的艺术特点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历史、民族风尚、伦理道德等方面的情况。陈炳应还于1993翻译了俄译本《新集锦合辞》(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中国谚语集成(宁夏卷)》(北京出版社，2000年)也收录了罗矛昆翻译的西夏谚语。

　　西夏诗歌分汉文诗歌和西夏文诗歌。今天所能见到的汉文诗歌都来自宁夏银川贺兰山西夏方塔废墟中出土的一部无名诗集。诗集原件为残损极其严重的写本，集内存诗60首，但没有一首是完整的。据聂鸿音《拜寺沟方塔所出佚名诗集考》(《国家图书馆学刊(西夏研究专号)》，2002年增刊)一文考证，该诗集写成于1180～1193夏仁宗时期，作者为一乡村文人，作品仅是对中原格律诗的幼稚模仿，艺术成就远在中原诗歌之下。孙昌盛《方塔出土西夏汉文诗集研究三题》(《宁夏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一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诗集的文献价值：一是诗歌意境深得佛门理趣，折射了西夏社会儒释合流的思想状况;二是诗歌中描述的节日习俗与中原地区差别甚微;三是诗集的装订方式印证了线装书起源于唐末、宋初的历史事实。以上三点都反映了中原文化对西夏文化深刻而广泛的影响。除汉文诗歌外，党项人还用西夏文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它们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显示出与汉文诗歌迥然不同的本民族特色，是西夏文学中的精华。据前苏联学者戈尔巴乔娃和克恰诺夫《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白滨译)所作的书目提要，现存的西夏文诗集有两部，一为刻本，一为写本，两部诗集中的绝大部分诗歌至今未获解读。刻本诗集包括《赋诗》、《大诗》、《月月乐诗》、《道理诗》、《聪颖诗》五卷，各为一个独立的内容，《道理诗》是一部格言集，其他每卷仅为长诗一首。迄今只有《大诗》、《月月乐诗》有人解读和研究。写本诗集内现存诗30首，为学界所熟知的《夏圣根赞歌》、《造字师颂》、《新修太学歌》三首诗即出自此诗集。西夏文诗歌取得的艺术成就远在汉文诗歌之上，尤其是写本中的诗歌，洋溢着党项民族的自豪感，且遣词造句华丽典雅，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写本诗集也因此被前苏联学者称为“宫廷诗集”。国外研究西夏文诗歌成就突出的是克恰诺夫和日本的西田龙雄，两人分别在《关于西夏文文献〈圣立义海〉研究的几个问题》《〈圣立义海〉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和《西夏语〈月月乐诗〉之研究》(《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25，1986年)两篇长文中对上述三首西夏文诗歌进行了俄译和日译，为国内学者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不过，克氏论文的原稿是用俄文写成的，发表时由中方译成汉语。汉译本对西夏诗歌的解读转译自俄文，加之译者的粗疏，对克氏原意多有曲解之处，已不能体现西夏诗歌的原貌。聂鸿音《关于西夏文〈月月乐诗〉》(《固原师专学报》，2002年第5期)一文根据西夏文原文，对《月月乐诗》重新进行汉译，消除了以往汉译对此诗的曲解之处。在此基础上，聂鸿音还解读了写本诗集中的另外两首诗：《天下共乐歌》和《劝世歌》(《西夏文〈天下共乐歌〉〈劝世歌〉考释》，《宁夏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此外，聂鸿音《西夏文〈五更传〉残叶考》(《宁夏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一文研究了黑城文献中留存的两首西夏俗曲，指出西夏民间文学与唐五代敦煌文学之间存在着某种渊源关系，从俗曲的内容及语言形式来看很可能是西夏人自己的创作，而非翻译自流传于当地的汉文曲子词。作者的这一推断如果成立，将填补西夏文学中无词曲作品的空白，还将得到一份西夏语韵母的新资料，并解决西夏人在文学创作中是否自觉用韵的问题。西夏文“类书”《圣立义海》卷首有一篇诗体序言，该序言没有采用党项诗歌中常用的杂言体，而是采用了整齐的七言格式，通俗易懂，富有韵味，罗矛昆对其进行了汉译(《西夏本〈圣立义海〉译注》，《〈圣立义海〉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被西夏学界习惯上归入诗歌一类的还有一种五言诗体的《新集碎金置掌文》和西夏文《大般若波罗密多经》以十卷为单位使用的“千字文”式编号。但聂鸿音认为，这些实际上都是学童的识字课本，就像中原的《碎金》和《千字文》那样，是不应该算作诗歌的(《西夏文学史料说略》，《文史》，1999年第4辑)。值得一提的还有张廷杰的《宋夏战事诗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作者从《全宋诗》中筛选出200首相关诗歌，对其进行注释，认真梳理了宋夏战事诗的题材及内容，并探讨了宋夏战事诗产生的社会背景、题材范围及诗史性质和其所反映的北宋文人的感情与心态。从文学视角关注宋夏关系，这在学界尚不多见。

　　三、西夏“文”

　　西夏时代没有留下一部文集。近人从古书中辑录西夏遗文的专著有两种，即王仁俊的《西夏文缀》和罗福颐的《西夏文存》，前者辑录西夏遗文20篇，后者又增补18篇。这两部辑佚之作质量虽非上乘，但不失为了解西夏“文”的一个途径。黑城西夏文世俗文献的公布，大大扩大了西夏“文”的史料来源。聂鸿音在《西夏文学史料说略》一文中按年代顺序选列了1999年为止所知的重要西夏汉文遗文、西夏文遗文目录，并注明出处，为研究者提供了按图索骥的便利。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西夏汉文遗文里骈文占十之七八，且都是国人政治和宗教生活中的应用文章，并没有出于纯文学目的而专门进行的创作。西夏文遗文包括佛教作品、世俗序跋、禀帖等，形式上有骈有散。不过，西夏文骈文虽然有严整的对仗，但却没有套用中原传统的“四六”格式，而是受到了其民间文学“道理”的影响。西夏文散文大多比较简略，叙事为主，事终文止，没有真正体现出作者的思想境界和写作技巧，文学价值远逊于历史价值。西夏文《贤智集》是一部劝世诗文集，由西夏僧人撰写，但书中并没有很多关于佛教教义的注疏，相反却有很多世俗内容。因此，该书应算作佛教作品还是世俗作品，学界还未有定论。聂鸿音《西夏文〈贤智集序〉考释》(《固原师专学报》，2003年第5期)一文通过对该书序言的考释，认为该书著者是西夏乾祐年间著名僧人鲜卑宝源。

　　四、西夏翻译文学

　　《宋史·夏国传上》记载，西夏景宗元昊早在开国之初，就曾“教国人记事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崇宗乾顺采纳御史中丞薛元礼培养汉学人才、以儒教治天下的建议，“始建国学，设弟子员三百，立养贤务以廪食之。”(《宋史·夏国传下》)仁宗仁孝在位期间，更是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诸方面向儒学文化全方位开放，将儒学推向了高潮。据前苏联出版的《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目录，汉文古籍的西夏文译本有：《孝经》、《论语》、《孟子》、《孙子传》、《贞观政要》、《六韬》、《类林》、《黄石公三略》、《十二国》、《德行集》、《慈孝记》等等。根据这些夏译汉文书籍来推知西夏人对经典汉文学的理解能力，以及中国的主流文学传统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无疑是一个独具价值的学术视角。聂鸿音在这方面作了一系列开拓性研究。《西夏译〈诗〉考》(《文学遗产》，2003年第4期)从6种西夏文汉籍中辑录到夏译《诗经》26则，考察其义训正误，发现西夏《诗经》译例中有半数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有的甚至是严重的失误。作者认为，以《诗经》为代表的中原古典文学没能成为党项文人文学的滋养。《西夏本〈经史杂抄〉初探》(《宁夏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考察了杂抄汉文古书中的文句译成西夏文的一本小书《经史杂抄》，发现该书涉及的汉文书籍有《礼记》、《左传》、《论语》、《毛诗》、《孙子》、《孝经》、《孟子》、《庄子》、《老子》、《周易》等。通过与汉文古书中相应文句的对校，聂鸿音认为该书的夏译与汉文原著相去甚远，同样存在着严重的误译。这说明，西夏下层民众的教育水平与中原还是有相当的差距。《新集慈孝传》是一部据汉文典籍编选的小型传记故事集，目的是宣扬中原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和慈孝节义观。编者曹道乐在编书过程中摒弃了逐字逐句摘译汉文古书的做法，而是将一段冗长的故事变成自己的话简单地转述出来，其中有些话和原始文献歧义较大。聂鸿音《西夏文〈新集慈孝传〉释读》(《宁夏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一文对该书进行了全文汉译，指出歧义之处，这为深入研究此书提供了帮助。

　　以上大略回顾了西夏文学研究的状况，可以说，西夏文学研究与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夏学研究中心由前苏联转向中国的趋势是保持一致的，尤其是90年代后，以聂鸿音为代表的学者在西夏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这一研究领域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首先是研究力量薄弱，像聂鸿音这样活跃多产的学者少之又少，一枝独秀、后继乏人的研究现状令人堪忧。其次，西夏文学史料在深度与广度的开拓上尚显不足。现已公布的文学史料大多停留在译释阶段，没能结合西夏学在语言文字、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作纵深挖掘。此外，急需做好黑城西夏文世俗文献的译释工作，进一步扩大西夏文学史料的范围。目前有限的文学史料使我们无法勾勒出尽可能完整而准确的西夏文学原貌，从而也就无法评价其在文学史中的地位。最后，文学本体研究尚需加强。目前的西夏文学研究更多的倾向于挖掘史料的历史文献价值，而忽略了对其文学价值的关注。聂鸿音在这方面已作了一些工作，但仍须加强。西夏文学的民族独特性及其与汉文学的关系仍是今后研究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