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鲜卑生活在中国北方，东起辽东，西至西域，自东汉以来与中原频繁交往，在汉化的同时仍保持了其鲜明的民族特色。文章论证了他们早期的民歌所体现的这种民族文化特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探析鲜卑民歌的文化内涵，以及民歌艺术风格的独特之处，并探讨了鲜卑歌对中国诗歌发展产生的深远意义。

　　【关键词】鲜卑 慕容氏 十六国 民歌 豪放刚健

　　鲜卑在中国历史上建立过燕、魏等政权，从汉末到隋唐的数百年间，对中国北方的历史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鲜卑人早期的民歌反映了当时北方社会的情景和本民族的人文精神，并且对中国诗歌文学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本文试图将鲜卑早期民歌结合文化历史加以论述，以揭示鲜卑民族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早期的诗歌特征及其在中国诗歌史上的意义。

　　一、鲜卑歌的文化背景

　　东汉三国以后，鲜卑逐渐强大。居于蒙古草原、东北等地的鲜卑人一批批西迁、内徙，东起辽东，西至西域，南到江淮，到处都有他们活动的踪迹。2世纪中叶，以檀石槐为首的鲜卑军事联盟东败夫余，西击乌孙，北逐丁零，南抚汉朝边郡，尽有匈奴故地。至十六国时期，鲜卑慕容氏、乞伏氏、秃发氏先后建立前燕、后燕、西燕、南燕、西秦、南凉诸政权。吐谷浑则从慕容鲜卑中分离出来，在今青海地区建立政权，统治地域最广时东起甘南，西至今新疆若羌、且末。公元338年，鲜卑拓跋氏亦建立“代”政权，386年改国号为魏，并于439年统一我国北方。

　　鲜卑在中国历史上有过政治上的强盛、经济文化的复兴时期，也有自己独特的民歌乐府。文献记载，最早的鲜卑歌是慕容廆思念庶长兄吐谷浑所作的《阿干之歌》。《晋书·吐谷浑传》载：“吐谷浑，慕容廆之庶长兄也，其父涉归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隶之。及涉归卒，廆嗣位，而二部马斗。廆怒曰：‘先公分建有别，奈何不相远离，而令马斗!’吐谷浑曰：‘马为畜耳，斗其常性，何怒于人!乖别甚易，当去汝于万里之外矣。’于是遂行。廆悔之……鲜卑谓兄为阿干，廆追思之，作‘阿干之歌’，岁暮穷思，常歌之。”又《魏书·吐谷浑传》云：“(慕容廆)子孙僭号，以此歌为辇后大曲。”此歌本是鲜卑语，今佚。“阿步干，鲜卑语也。慕容廆作阿干之歌，盖胡俗称其兄曰阿步干，阿干者阿步干之省也。今兰州阿干峪、阿干河、阿干城、阿干堡，金人置阿干县，皆以阿干之歌得名。阿干水至今利民，曰溥惠渠。又有沃干岭，亦阿干之转音。”① 《资治通鉴》卷81谓慕容涉归卒于晋武帝太康四年(283年)，此歌应作于3世纪末。曹道衡先生认为作于晋武帝太康中后期(284～289年)，“《通鉴》卷90记事于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年)，乃追叙前事，歌则当作于慕容廆继位之初也。”② 这首亘古之歌，影响深远，不仅以地名的形式留在人们口头，而且与吐谷浑民族文化联系在一起，甘青宁一带许多方言中仍称兄为阿干。

　　慕容廆身为单于慕容涉归之子，有文化教养，仰慕汉文化，将汉文化教育作为立国之本。也可以这样说，当时的诗歌用本民族的语言，艺术营养可以尽量吸取汉文化精华。慕容廆的《阿干之歌》就是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的产物。《阿干之歌》流传几代后又作为辇后大曲，说明诗歌也有着自身的艺术魅力。

　　鲜卑族的民歌应是很丰富的。如同北方诸多少数民族一样，他们用歌声描述生活、抒发情感。如果将《阿干之歌》视为鲜卑乐府诗歌创作之始，那么以后的歌唱源源不断，他们开创了乐府诗歌的高潮。

　　北方少数民族建立政权，也采用中国传统的礼乐制度，如前赵匈奴人刘氏、前秦氐人苻氏、前燕鲜卑人慕容氏等政权都设有乐府机构。③ 慕容氏建国后有自己的乐府，除了有民间的歌唱，又有采于民间或文人加工创作的乐府歌。慕容氏歌因战乱、政权更替、岁月变迁而不断流失。慕容氏政权最后被拓跋氏所灭。他们是同一民族，语言相同，慕容歌与拓跋歌交流频繁，相互渗透。诸燕乐府后多保留于北魏乐府之中。据《魏书·乐志》记载，北魏末年，还存有乐府五百曲。但据《唐书·乐志》所载，在周隋时还和凉州乐杂奏，到唐代只剩下五十三曲了。因战乱和语言隔阂，只有少数诗歌译成汉语而保留下来。燕魏乐府有个别传到南方，保留于南朝梁乐府中。《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曰：“梁鼓角横吹曲，有《企喻》、《琅琊王》、《钜鹿公主》、《紫骝马》、《黄淡思》、《地驱乐歌》、《雀劳利》、《慕容垂》、《陇头流水》等歌三十六曲。”④ 其中可以确定为十六国时期的作品有《企喻歌》、《琅琊王歌辞》、《钜鹿公主歌》、《紫骝马歌辞》第一二首、《慕容垂歌辞》、《折杨柳枝歌》、《幽州马客吟歌辞》、《慕容家自鲁企由谷歌》、《陇头歌辞》等。⑤ 现在这些鲜卑语的燕魏乐府歌辞现在难以寻觅，但是他的歌乐体系为后代沿用下来，他的音乐与诗歌的影响也流入了后代的歌乐之中。《梁鼓角横吹曲》有《企喻》等三十六首，乐府胡吹旧曲又有《隔谷》等三十首，《乐府诗集·梁鼓角横吹曲》收录共六十六首。

　　二、鲜卑乐府民歌

　　鲜卑慕容氏与其他鲜卑部族的民歌主要存于《梁鼓角横吹曲》中。“梁鼓角横吹曲”是十六国时期北方民族马上演奏的军乐，因为乐器有鼓有角，故谓“鼓角横吹曲”。歌辞的作者主要是鲜卑及其他北方少数民族，当时几乎都以鲜卑语歌之。“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折杨柳歌辞》)中的“虏家”，指的是鲜卑。北魏孝文帝曾“诏断北语，一从正音”⑥ 所谓“北语”即鲜卑语。鲜卑诸部族的歌，原本所谓“其词虏音，竟不可晓”，留存下来的歌辞是由通晓汉语的鲜卑人或通晓鲜卑语的汉人翻译而来。译作在音节词语上会产生一些差异，但其主旨与风格应是一致的。由于鲜卑诸民族不断汉化，其中有个别歌辞是以汉语创作的。留存至今的鲜卑歌辞，虽然数量不多，但内容广泛。不同主题的歌咏，从多层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鲜卑民族的生活情景。

　　1. 反映战争与尚武精神

　　鲜卑民歌中，反映战争与尚武精神的歌唱最多。战争是北方社会最突出的现象，在十六国时期约130年间，战争尤为频繁。各族上层统治集团为争夺霸权而混战，各政治集团势力也为扩张势力而彼此攻伐。

　　《企喻歌辞四首》是表现战争与尚武主题的歌。四首歌辞当非作于一时一地。《唐书·乐志》曰：“北狄乐，其可知者鲜卑、吐谷浑、部落稽三国，皆马上乐也。后魏乐府始有北歌，即所谓《真人代歌》是也。大都时，令掖庭宫女晨夕职之。周、隋世与西凉乐杂奏，今存者五十三章，其名可解者六章，《慕容可汗》、《吐谷浑》、《部落稽》、《钜鹿公主》、《白净皇太子》、《企喻》也。其不可解者，咸多‘可汗’之辞。北虏之俗，呼主为可汗。吐谷浑又慕容别种，知此歌是燕、魏之际鲜卑歌也。其辞虏音，竟不可晓。”《企喻》即是燕魏之际的鲜卑歌，那么《古今乐录》为何又云：“《企喻歌》四曲，或云后又有二句‘头毛堕落魄，飞扬百草头’。最后‘男儿可怜虫’一曲是苻融诗，本云‘深山解谷口，把骨无人收’。”因为同一种乐府可有多种歌辞，在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十六国时期，不同的民族也可有共同的歌唱。这种现象可视为是歌曲流传和文化相互借鉴的产物。《企喻》四首是各自独立的篇章。

　　男儿欲作健，结伴不需多。鹞子经天飞，群雀两向波。

　　是鲜卑慕容歌，因史载“皆燕魏之际鲜卑歌”，“多叙慕容垂及姚泓时战争之事”，慕容垂建立后燕政权(384～407)，姚泓是羌人，是后秦政权(384～417)的末代君主。慕容垂和姚泓的时代，即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进行着兼并战争，各民族间相互仇杀，社会风气崇尚勇武斗狠。《企喻歌》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中出现的民歌。鲜卑慕容也是在战争中强大起来的。诗歌正是歌颂鲜卑人强悍、英武和一往无前的精神。这是鲜卑人普遍向往的人格形象。前两句表现男儿向往强健威武，有着独立战胜对手的能力;后两句则以草原民族最熟悉的情景作比喻，用经天的鹞子和惊慌的群雀作对比，群雀见鹞子仓皇逃窜。以实实在在的形象，呈现出鲜卑男儿的尚武精神，抑或人格理想。

　　放马大泽中，草好马著膘。牌子铁裲裆，𨥛鉾鸐尾条。

　　裲裆是铠甲，𨥛鉾是头盔，鲜卑游牧民族长期一边放牧一边进行军事训练。大泽中水美草好，马吃了会长得膘肥体壮，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牧民，一定英勇顽强，锐不可当。其实，古代生活在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他们惯常以春夏放牧，而秋冬南下掠夺，另外，游牧部族间也经常争斗，如果没有强大军事力量会被更强大的部族吞食掉。所以，尚武是他们的民族精神，练武是他们的生活内容。这也是他们生活的歌唱。

　　前行看后行，齐著铁裲裆。前头看后头，齐著铁𨥛鉾。

　　这是士卒身披铁甲，头戴兜鍪行军。行军的队伍威武雄壮。鲜卑人歌颂自己的军队，透露出对威武雄壮的军队的自豪与自信!

　　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尸丧狭谷中，白骨无人收。

　　据《古今乐录》所言，此首为苻融诗。后还有两句：“头毛堕落魄，飞扬百草头”，更渲染了弃尸荒原的凄凉景象。此诗格调悲慨凄凉，与前几首乐观豪迈不同。写征夫内心的痛苦，预感到出门的归宿，又无力回避。然而，将这四句诗与以上几首一气读下来，使人感到：虽然战争频仍且残酷，在常人眼里是极其悲哀的，但是诗歌以平淡豪迈的口吻唱出，又给人以悲愤壮烈之感。所以，将此诗独立看是一种解释，把它看作是组诗又是另一种解释。我以为，此诗应是前一种解释，诗之初貌应是六句体，后乐府《企喻》采入前四句，流传歌唱。乐府采自民间，可以改造加工。又苻融是苻坚的季弟，文武兼备，“谈玄论道，下笔成章”，“骑射击刺，百夫之敌”，⑦ 此诗语言粗浅直切，非出自文人之手，那么苻融曾仿民歌而吟，是可能的，因而此诗最终还应视为民歌。又《古今乐录》载，诗的三、四句原为“尸丧解谷中，把骨无人收”，这是译音的差别。鲜卑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收集者从不同地方采来，有些地方写了别字。又“解”和“狭”音近，“把”和“白”音同，直到今天，大同土音，“解”和“狭”读音无多大区别，“把”和“白”还是同一个读音。所以说《企喻歌辞》是鲜卑族民歌，尤其可视为慕容氏早期游牧和争斗生活的民歌。

　　《慕容垂歌辞》是直接从正面叙述战争的民歌，是歌颂慕容垂战胜并消灭西燕的歌辞。在一般文学史著作中，都将此歌辞解释为东晋与慕容垂的战争是不恰当的。

　　慕容攀墙视，吴军无边岸。我身分自当，枉杀墙外汉。

　　这里的“慕容”应指慕容永。“吴军”当是慕容垂率领的军队。一些文学史解释《慕容垂歌》是苻坚前秦时民歌，为前秦人嘲笑慕容垂打败仗的歌，误。此诗的背景和叙述的事情是慕容垂攻打西燕的事，是鲜卑慕容歌，而非前秦人所作。况且，在这次战争的前一年，前秦已被南凉所灭，秦人何以嘲笑慕容呢!面对慕容垂军队的围困，慕容永要奋击反抗，“我身分自当”亲自出战。然而，出战战果渺茫，杀不了对方的有生力量，只枉杀了一些老百姓。

　　慕容愁愤愤，烧香作佛会。愿作墙里燕，高飞出墙外。

　　穷途末路，无计可施，慕容永只有求神佛保佑，幻想自己变成燕子，飞出重围，多么怯弱可悲!

　　慕容出墙望，吴军无边岸。咄我臣诸佐，此事可惋叹。

　　然而，已是插翅难飞，“无边岸”的吴军掩杀过来，他们只有君臣抱头痛惋的份了。诗歌充满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嘲弄。

　　《乐府诗集》同时保留了《陇头流水歌辞》和《陇头歌辞》，是主要描述行役之苦的歌辞。《陇头流水歌辞》：

　　陇头流水，流离西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西上陇阪，羊肠九回。山高谷深，不觉脚酸。手攀弱枝，足逾弱泥。

　　《陇头歌辞》：

　　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朝发欣城，暮宿陇头。寒不能语，舌卷入喉。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

　　以上二曲应是一种曲调，两种不同歌辞的民歌。《古今乐录》在《陇头流水歌辞》下面注释说：“乐府有此歌曲，解多于此。”说明本为一曲。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第1020页)录《陇头歌》：

　　陇头流水，流离四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登高望远，涕零双坠。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

　　歌辞句式同《陇头流水歌辞》。诗前附有解释：“郭仲产《秦州记》曰：陇山东西八百十里，登陇，东望秦川四五百里。极止泯然，墟宇桑梓，与云霞一色。其上有悬溜，吐于山中，汇为澄潭，名曰万石潭，流溢散下皆注乎渭。山人行役升此而瞻顾者，莫不悲思。”

　　比较以上三种歌辞，同为一种基调，因为歌辞的第一章完全相同。“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可以解释为一个士兵，孤独一身，在荒凉的旷野追赶部队。《陇头流水歌辞》第二、三章：

　　西上陇阪，羊肠九回。山高谷深，不觉脚酸。手攀弱枝，足逾弱泥。

　　写行路之艰难。相传陇头其陂九回，上有泉水，四注流下。山路迂回漫长，又谷高壑深，泥泞难行，万分惊险。手攀足登，足力耗尽。行役的艰辛可想而知。《陇头歌辞》的第二、三章：

　　朝发欣城，暮宿陇头。寒不能语，舌卷入喉。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

　　写从欣城向秦川行进，中途暮宿陇头，寒冻万分。遥望秦川，那是战场，生死难卜之地。更觉“鸣声幽咽”，“心肝断绝”。十六国时期，陇西是厮杀的战场，各政治集团都想控制陇西，以占据关中，霸占长安，入主中原。这里是士卒白骨堆砌的地方，令人肝肠断绝的地方。

　　《陇头歌》的第二、三章：

　　登高望远，涕零双坠。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

　　此诗写行役者对前途渺茫的忧虑和旅途艰难的悲哀，而对行役者旅途的艰辛描写比不上前两首生动。显然后人加工的成分多了。总之，这是一种歌，在流传过程中形成了几种不同形式。陇头歌唱出了十六国时征战行役之苦，鲜卑人用鲜卑语歌唱，其他民族人也可歌唱，乃至译成汉语广为歌唱而流传下来。

　　《隔谷歌》也是描写战争的。《乐府诗集》收入两曲，其中一首：

　　兄在城中弟在外，弓无弦，箭无栝。食量乏尽若为活?救我来!救我来!

　　前引《古今乐录》曰：“前云无辞，乐工有辞如此。”其中另一首，题为古辞：

　　兄为俘虏受困辱，骨露力疲食不足。弟为官吏马食粟，何惜刀钱来我赎。

　　北方长期处于战乱，家中男儿皆得从军，有时手足兄弟会被迫为不同的政治集团去卖命。在十六国时期，战败者一方的人口、畜群都为战胜者一方所拥有，男子又会成为新统治者争权夺利的炮灰。《隔谷歌》正是反映了这样的社会现状。前一首歌辞说的是：“兄在城中弟在外”，兄守城，弟攻城。“弓无弦，箭无栝”，是矢尽弓折之意，即在城中的兄已经弹尽粮绝，向城外的弟发出绝望的呼救。后一首歌辞说的是：兄战败成为俘虏，受尽屈辱折磨，饥饿劳苦，骨瘦如柴。弟在战乱年代却幸运地当上了官吏，连他的马都能吃上粮食，应该不在乎花钱来赎他。此诗表现了在战乱年代人生的荣辱无常。

　　2. 描写爱情与婚姻的歌咏

　　北方战乱不休，但是烽火可以烧毁房舍村落，却不能烧毁人们对爱情婚姻的向往。虽然北朝民歌多男儿之歌、战争之歌，不像南朝民歌差不多都是儿女之歌、恋情之歌，然而发自人性本能的爱情之歌仍然不绝于北朝乐章。更有反映男儿大量战死，造成女子过龄不嫁的社会问题。

　　《慕容家自鲁企由谷歌》是热恋女子歌唱的情歌：

　　郎在十重楼，女在九重阁。郎非黄鹞子，那得云中雀。

　　歌中，是热恋中的女子对情人的呼唤。这首情歌可以看出慕容氏既所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又保留着浓郁的本民族文化。汉代古诗：“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牅。”“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美丽的女子住在高高的楼上，令人瞻仰企盼，以这样的诗句起兴。“郎在十重楼，女在九重阁”显然受到这种诗意的影响，他们也未必真住在高楼。而后两句“郎非黄鹞子，那得云中雀”的诗意迅速拉回到草原民族熟悉的生活。此歌本意虽不在于歌咏男子的勇武矫健，更没有表现女子也有尚武的精神，但是在潜意识中流露了这种精神。所以说这首情歌体现了双重民族文化的内蕴。

　　又如《紫骝马歌辞》，《乐府诗集》所载六首，引《古今乐录》曰：“‘十五从军征’以下是古诗。”后四首是宫廷乐人拆分汉代古诗《十五从军征》而成，前两首为北朝民歌。其第一首：

　　烧火烧田野，野鸭飞上天。童男取寡妇，壮女笑杀人。

　　整个北朝的历史几乎与战争相始终，男儿大量战死，北朝社会多未嫁老女与寡妇，若谓男子可怜虫，女子也十分可怜。老女和寡妇都受到社会的歧视。此诗就反映了北朝轻视寡妇的社会风气。据史载，东魏时高欢曾以民间寡妇配俘虏，与此诗反映的生活风气是一致的。

　　又有《捉搦歌》四首，可能是男女捉搦调情相戏时的歌唱，也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过时待嫁女子的心理。其一：

　　粟谷难舂付石臼，弊衣难护付巧妇。男儿千凶饱人手，老女不嫁只生口。

　　其二：

　　谁家女子能行走，反着夹褝后裙露。天生男女共一处，愿得两个成翁妪。

　　其三：

　　华阴山头百丈井，下有流水彻骨冷。可怜女子能照影，不见其余见斜领。

　　其四：

　　黄桑柘屐蒲子履，中央有丝两头系。小时怜母大怜婿，何不早嫁论家计。

　　“搦”亦捉意，“捉搦”引申义为捉弄、戏弄，犹今言打闹，当谓男女间谐谑相戏，皆叙儿女情事。其一者前两句用比兴，第三句“男儿千凶饱人手”，当为其时民间俗语，现不知所指。第四句是对未嫁老女受人奴役的嘲讽。“生口”即“牲口”之同音。其二者以男子的口吻写道，一女子步履矫健，格外引人注目，即引起了男子的爱慕，她的装束也特别，是反穿夹衣，里子朝外，而且下裙的后幅外露，不合“服裙不居外”(参见刘熙《释名》)的古代习惯。可是男子爱慕女子的行步，又为她的独特装束和天真无邪的憨态所沉迷，希望与这个女子结为夫妻，白头偕老。其三，说一位女子孤芳自赏，自爱自怜，希望在百丈深井边照一照自己的倩影，可是连这一点愿望都达不到，井水太深，只照到上衣的斜领，无不透露着女子内心的凄凉与孤独。“可怜女子能照影”，“可怜”即可惜，“能”是徒然之意，女子只能徒然照影而已。连年战争，男子死亡太多，女子相对过剩，女子过时待嫁成为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同期的北朝民歌《地驱歌乐辞》“老女不嫁，踏地唤天”，也是反映同样的社会问题。只是一者表现的感情较为深沉细腻，一者表现得直率袒露。此首笔法委婉含蓄，在同类北朝诗歌中别具一格。其四者前两句用比兴手法，说明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需要以婚姻的线把两者系起来。“黄桑柘屐蒲子履，中央有丝两头系”，“黄桑”即柘，叶可饲蚕，木可做鞋，木鞋谓屐。“蒲子履”即草鞋。以生活中熟悉的屐履起兴，又屐履总是成双成对，引发人匹配成对的联想。随即又联想到屐履上的系，两头比作母家和婿家，犹如屐履上边都有绳系一样，把两头连接起来。后两句暗用事实劝说母亲，最后点明出嫁之意。如“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阿婆许嫁女，今年无信息”(北朝民歌《折杨柳枝歌》)所表现的一样，女子过龄急于婚嫁，但是嫁女谈何容易!

　　《地驱歌乐辞》：

　　青青黄黄，雀石颓唐。槌杀野牛，押杀野羊。/驱羊入谷，自羊在前。老女不嫁，踏地唤天。/侧侧力力，念君无极。枕郎左臂，随郎转侧。/摩捋郎须，看郎颜色。郎不念女，不可与力。

　　《古今乐录》曰：“‘侧侧力力’以下八句，是今歌有此曲。最后云‘不可与力’或云‘各自努力’。”所谓“今歌”，意思是与一、二首相比，产生的时代较晚。从内容相近、押韵相同来看，三、四首原来是合为一首的，因两诗词义相连，同用入声“职”韵。由于在音乐上，每四句独立为一支曲子，故而被分成了两首歌辞。虽然四首歌辞的创作年代略有先后，但是内容大致都是反映鲜卑民族的婚姻生活。其一“青青黄黄”显然是深秋季节，“槌杀野牛，押杀野羊”准备过冬的食物。鲜卑人在进入中原地区以前，他们婚俗是：“其嫁娶则先略女通情，或半岁百日，然后送牛马羊畜以为聘币，婿随妻还家，……一二年间，妻家乃厚遗送女，居处财物，皆为办。”⑧ 因鲜卑早期的游牧生活，常是冬天男子到女方家里去，夏天又回到原部族从事畜牧和狩猎。如果说“青青黄黄”是表现一般的生活，那么其二“驱羊入谷”，直接写老女渴望得到爱情生活的旷怨之情。《魏书》载，太和七年(483年)魏孝文帝下诏曰“夫妇之道，生民所先，仲春奔会，礼有达式，男女失时者，以礼会之”，又，正始元年(504年)四月，世宗宣武帝诏曰：“男女旷怨，务令媾会，称朕意焉。”直到正光元年(520年)七月，魏孝明帝还在下诏：“男女旷怨，务令会偶。”可见婚姻问题，一直是北魏王朝突出的社会问题。其三“侧侧力力”是写得到爱情时的欢乐。“侧侧力力”是象声词，与“敕敕力力”(《折杨柳枝歌》)、“唧唧力力”(《木兰诗》的“唧唧复唧唧”一作“唧唧何力力”)同义，都表示叹息之声。女子与情郎久别重逢，喜极欲哭，不觉长出了一口气，发出“侧侧力力”和凝结成一句“念君无极”的肺腑之语。她毫无保留的向情郎袒露激情，“随郎转侧”听凭情郎摆布。其四“摩捋郎须，看郎颜色”，紧接前首辞意，她不愿情郎离去，“郎不念女，不可与力”是男子离别情人时说的话，意为“我怎么不挂念你，但我也不能给你力量啊!”《古今乐录》曰，此曲最后云“不可与力或各自努力”，其意是相近的。此歌将热恋中的女子泼辣、开朗、质朴乃至肆无忌惮的相爱情形，表现得淋漓尽致。与南朝民歌的娇柔装束之态截然不同。

　　《地驱乐歌》：“明月光光星欲堕，欲来不来早语我。”《古今乐录》曰：“与前曲不同。”当别为一曲。辞意是女子斥责情郎爽约之辞。女子等待情郎，直到东方欲晓，可知情意之深。然而，当情郎久久不来时，胸中怨愤之情喷薄出一句“欲来不来早语我”，一种干脆泼辣、提得起放得下的个性跃然而出。

　　《黄淡思》：“归归黄淡思，逐郎还去来。归归黄淡百，逐郎何处索。心中不能言，腹作车轮旋。与郎相知时，但恐旁人闻。”这是写一个女子在寻找情人而未能相见的焦灼心情。“龙州”即“龙舟”，划龙舟是南方人的习俗，到孝文帝时代，他十分崇拜汉文化，并极力推行鲜卑族汉化政策，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的划龙舟也在平成兴起，据《魏书》载，在太和十五年，孝文帝派蒋少游到南朝学造龙舟，在御河上修永乐游观殿，观龙舟自然成为当时的新鲜事，此诗写男女相约去观看龙舟，诗当作于孝文帝时。所以此诗已不同于前期的诗风，“心中不能言，腹作车轮旋”，多有汉代古诗的影响;“与郎相知时，但恐旁人闻”，表现出顾虑重重，少了前期情歌的泼辣与大胆。

　　《折杨柳歌辞》：

　　上马不捉鞭，反折杨柳枝。蹀座吹长笛，愁杀行客儿。/腹中愁不乐，愿作郎马鞭。出入擐郎臂，蹀座郎膝边。

　　《折杨柳歌辞》在《乐府诗集》共有五首，这是前两首。折杨柳是古代送别的一种习俗，汉乐府歌中就有折杨柳歌。这两首内容相贯，是征人临行与妻子话别之词。描绘富有生活实感，女子的想像更是体现了她的热烈直率的情感，与“侧侧力力，念君无极。枕郎左臂，随郎转侧”一样，体现了抒情女主人公刚健、袒露、执着的性格魅力。

　　3. 离乡之痛，贫苦之吟

　　北方社会的又一社会现象是，战争伴随着人口掳掠。几乎每次战争，各族统治者照例要进行一次人口掠夺。大批的人民被迫离开本土，转徙道路。因而民歌中出现了不少反映流亡生活与怀土思乡的歌咏，而且都流露出一种绝望的悲哀和愤激，不同于一般的游子诗。

　　如《紫骝马歌辞》其二：“高高山头树，风吹叶落去。一去数千里，何当还故处。”风吹落叶一去千里，是人民流亡转徙的写照。此诗以浅显语言，以落叶设喻极为形象，刻画出了远徙之悲。《紫骝马歌辞》在《乐府诗集》存六首，非一时一事所作，是经过乐工采集组合的，其中保留了“高高山头树”这首被驱使远徙的悲歌，是北方人口被掠夺的缩影。在《琅琊王歌辞》之四，也有一首相似主题的咏叹：

　　琅琊复琅琊，琅琊大道王。鹿鸣思长草，愁人思故乡。

　　《琅琊王》是曲调名，此曲共收歌辞八首，此首是远离故乡的人内心非常忧愁痛苦，就像鹿哀鸣渴求长草一样，人内心痛苦思念家乡。第七首：

　　客行依主人，愿得主人强。猛虎依深山，愿得松柏长。

　　也是一首流亡者之歌。表现一位远走他乡的颠沛流离者，希望找一位强悍的主人，使他能暂免于饥寒苦难。然而此歌悲而不哀，歌中主人公把自己比作深山的猛虎，言外之意等待时机，来日会有所作为，从中透露着豪爽之气。

　　又有反映社会财富分配现象之诗《雀劳利歌辞》：

　　雨雪霏霏，雀劳利。长嘴饱满，短嘴饥。

　　鲜卑人战争得来的财物，犹如鸟啄猎物一样，多让“长嘴”夺取了。如《后汉书》所说，鲜卑“贵少贱老”，“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又说，“其战人人自为趣利，善为诱兵以冒敌。故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之散矣。”《雀劳利歌辞》正反映这种习俗。

　　综上所述，鲜卑民歌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一支支个性鲜明、风格各异的歌咏，真实地记录了当时战乱的社会生活。民众被迫迁徙流亡的哀叹，行役男儿的苦寒境遇，战争导致男子大量伤亡引起老女不嫁等问题，都从不同的歌咏中有生动的反映。民族习俗、地区风情也通过不同的歌咏有所体现。

　　三、艺术特色

　　鲜卑民歌，流传下来的数量不多，却极其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北方战乱的社会、民族的风情。这些民歌不仅内容丰富、主题鲜明，而且在艺术表现方面，也同样颇具特色。某些艺术特色是南朝民歌难以企及，也是当时的文人创作难以媲美的。尤其在北朝文坛，文人创作萧条，这些民歌就更为可贵了。

　　鲜卑民歌歌咏生活，与汉乐府古辞有某些相似的精神特质。汉乐府中保留的“古辞”是汉代无名氏作品，其中一部分是民歌，所谓“汉世街陌谣讴”⑨ 不少古辞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和下层人民的痛苦，“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如《战城南》、《陇西行》、《上山采蘼芜》、《十五从军征》等，饱含着丰富的生活内容。这些古辞语言朴素，描绘的情节生动逼真，对汉魏五言诗的发展及文人诗创作产生了积极作用。至魏晋后，南北分裂，以鲜卑民歌为主体的北朝民歌(也称北歌)，反映生活，内容丰富，风格质朴，与汉古辞是相似的。与同时期的南方民歌吴声歌、西曲歌相比，数量虽不多，内容却丰富得多。就诗歌艺术成就而言，北歌不在南朝民歌之下。如果说南朝民歌，大抵五言四句，语言清新自然，对南朝文人的抒情小诗和唐代的五言绝句产生了很大影响，那么北歌在沿用四、五言诗的同时，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体和杂言体，这是南朝民歌所不及的。同时北朝民歌情调慷慨豪爽，语言刚劲直率，对唐代的诗歌精神具有积极影响。北朝民歌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有其独特的创造性，最显著的有以下几点：

　　1. 鲜卑民族的比兴手法

　　比兴手法是民歌最常见的表现手法。若将比兴冠于辞首，哪怕只是一声呼唤，也可以迅速营造一种艺术氛围，将思维带入形象思维的环境，为歌咏的主题构建起融洽意境。鲜卑民歌多歌咏生活，不仅直接描述草原生活、战乱的社会、艰辛困苦的境遇及内心失落的爱情等等，而且在歌咏中还饱含着独具生活体验的比兴辞语，生动地再现了鲜卑民族的生活习俗和人文精神。首先，是比兴与赋笔结合，体现了民族生活与尚武精神。如“放马大泽中，草好马著膘”，是以赋笔直叙草原的生活，“鹞子经天飞，群雀两向波”。其次，生动的比兴手法，刻画出了鲜卑人独特的爱情风格。如“愿作郎马鞭，出入擐郎臂，蹀座郎膝边”，“马鞭”是草原人最熟悉最常用的手头之物，在歌唱爱情时信手拈来。它的细长缠绵之形，与女子的情感契合，马鞭是骑马出行男儿时刻相偕之物，女子愿成为情郎的马鞭的想像来得极为自然、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借马鞭道出女子希望挽着情郎的臂腕出入，不论是行走还是坐着都想倚在心上人的膝边。将情侣间形影相随、如胶似漆的亲昵情景刻画得淋漓透彻，极形象地表现出鲜卑女子热烈、真率的情感，大胆、直露、毫不掩饰的恋爱风格。

　　2. 强化的语言风格

　　强化与夸张虽是诗歌常用的手法，但在鲜卑民歌中体现得极为显著而富有特色。因有这种特色，鲜卑民歌中将本民族强悍直率的个性表露得更加生动。如“老女不嫁，踏地唤天”，表现了北方女子渴望出嫁成婚的强烈愿望。如“华阴山头百丈井”所咏女子，只能顾影自怜，十分凄凉。也如“门前一株枣”(《折杨柳枝歌》)，树不知老，女子青春却是短暂的。过龄不得出嫁，多么令人悲哀。“老女不嫁，踏地唤天”，这一强化的表现手法，将不嫁老女由凄凉、悲哀、痛苦，进而产生怨愤、绝望的心态刻画出来。不仅体现了鲜卑女子强烈的个性，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不嫁女子的巨大悲哀。又如“寒不能语，舌卷入喉”，“遥望秦川，心肝断绝”以强烈的语辞状出了陇头之地酷寒，行人难忍受的艰难与悲苦。天气太寒冷了，冻得舌头都卷缩到喉咙里去了，状出别人难以领略的酷寒感受，真可谓奇语也。而凄然飘雪、思念家乡，南朝诗人只能说“人将蓬共转，水与啼俱咽”够悲了，后世人称之“呜咽水”、“断肠声”，也远不及“遥望秦川，心肝断绝”痛彻肺腑。这些歌辞的表现力更为强烈、更加震撼人心。正是这些来自对生活的真切体验和心灵强烈的感受，从而形成的强化了的语辞，使得这些歌辞具有了卓越艺术魅力。

　　3. 率直袒露语词

　　率直袒露的措辞造就了鲜卑民歌极为质朴的风格。如“南山自言高，只与北山齐。女儿自言好，故入郎君怀”(《幽州马客吟歌辞》)，这是以女子口吻歌唱的情歌。“自言”，自不待言、自不必说之意，流露出女子的自信自豪，语言坦率毫无掩饰。与“感郎千金意，惭无倾城色”故作谦词、“低头弄莲子”“莲心彻底红”有爱不敢直说等，在表现手法上截然不同，显示了北方女子直言直语，有啥说啥的性格。女主人公自信与坦率的个性，平添了这支民歌的诗意之美。再者，比喻女子的好，不以传统的花容月貌，而以巍峨雄壮的山岳形象，自信“南山”(女子)与“北山”(男子)一样高大威武，所以是匹配的一对。北方尚武，诗中的姑娘并不比男子逊色，女子不以“女貌”充当“郎才”的等价物。“郎君”是高大的“北山”，她就要作挺拔的“南山”，这才是相互般配、相得益彰。这些率直的语言充满了阳刚之气，同时也刻画出了北方女子尚武的英姿。

　　总之，鲜卑民歌歌咏生活，不仅内容丰富，在艺术上也多有独创性。比兴与赋笔结合、强化的语言风格、率直袒露的措词特色，构建了鲜卑民歌浓郁的生活气息、鲜明的民族个性。诗风豪放刚健，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鲜卑民族从汉末以来不断内徙，东起辽东，西至西域，南到江淮都有他们活动的足迹。曾先后建立诸燕、北魏、吐谷浑、北周等政权，统治过东北、西北的部分地区，并曾统一过整个北方地区。鲜卑诸部与汉民族文化及其他北方民族文化频繁交流，相互影响。在十六国、北朝时期，他们在接受先进汉文化的同时仍保持了其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他们早期的民歌，正是这种民族文化的体现。文化的影响是互动的，鲜卑民歌的豪放刚健气质、直率袒露的表情，为隋唐诗人所发扬光大。初、盛唐诗风中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任侠尚武的气质，是北歌的人文精神的发展。杂言诗活泼的基调，尤其是后期的《木兰诗》，对以后的诗歌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七言四句的七绝体、七言古体和杂言体诗，丰富了诗歌形式，独特的诗歌表现手法也不断为后代诗人所汲取，鲜卑民歌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注释：

　　①周伟洲：《吐谷浑资料辑录》，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页。

　　②曹道衡、刘跃进：《南北朝文学编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4页。

　　③参见郎樱、扎拉嘎提主编：《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9页;《北朝文学史》，第55页。

　　④郭茂倩：《乐府诗集·横吹曲辞》卷25。

　　⑤参见《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第189～190页。

　　⑥《魏书·咸阳王传》。

　　⑦《晋书》卷114《苻融传》。

　　⑧《后汉书》卷120。

　　⑨《宋书·乐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