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乐智慧》是维吾尔族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创作的长篇劝谕诗，目的是劝谕君主和臣民规范自己的行为。以信道行善、惠人惠己为理想境界和行为准则，以极大的爱心和公正无私的胸怀为立人济世的人格标准，强调克制欲望、取舍有度；养护百业、辅助众生；和睦人生、稳定社会的实践要求，从而为通向“福乐之道”铺平道路。

《中庸》原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北宋时期经程颢、程颐的推崇而上升为儒家经典。二程认为它是“孔门传授心法”，是“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1] 《中庸》是儒家的行为准则，创作目的是为了处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防止和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调和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以保证社会的和谐。其以修养自身，尊重贤人，爱护亲族，敬重大臣，体恤众臣，爱护百姓，劝勉各种工匠，优待远方来的客人，安抚诸侯等为具体实践目标，通过这些具体实践目标的实现，达到社会安定和谐的理想境界。

《福乐智慧》与《中庸》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具有很多可比性。

 

“中庸”的“中”，是恪守中道，不偏不倚的意思；“庸”，就是常。“中庸”即常守中道。

中庸是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也是世界伦理哲学或处事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中庸思想主要有“过犹不及”、“执两用中” “权变”乃至“和”的意思，其中“过犹不及”是中庸思想的理论核心，而“和”是中庸思想追求的理想境界。这就是“中庸之道”。

“和”作为中庸思想追求的理想境界，表达的是自然万物与社会人生都置身于一个系统之内，这就是“天、地、人”的大系统。其中人居于“天、地”之中，上承天，下接地。由于人居于天地之间，就要顺应“天、地、人”这个大系统，胜任上承天、下接地的重任，以保障这个大系统的和谐运转。心是人的主宰，平常的心是心和，是对天的诚敬，对地的感恩，天给我们空间阳光雨露，地给我们滋养条件，“天地人合”才是和谐。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一点，不能依照这个大系统的运转法则而恣意妄为，就会破坏这个大系统。这个大系统受到人为的破坏，就会失去和谐，而失去和谐就会造成天地对人的惩罚。所以，“中庸之道”的目的就是为了教育人要明白这个道理并承担起“中和”的责任。

中国文化下的“和”，追求的是人与己、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与己的和谐就是个体保持一种稳定平和的心理状态，这是个体修养问题。为此，个体需要具备控制情绪的能力。与人的和谐就是个体要具备良好的人际关系，这是社会和谐的问题。为此，社会需要具备规范人的行为准则。与环境的和谐，就是人依据自然之道利用环境、适应环境，这是个体乃至社会和自然生存的问题。为此，个体、社会都要加强对自然之道的认识和把握。所以，“中庸”强调的一是慎独自修，二是忠恕宽容，三是至诚尽性。慎独自修就是要求人们在自我修养的过程中，坚持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我约束；忠恕宽容就是要求人们将心比心、互相谅解、互相关心、互不损害、体仁而行，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至诚尽性就是以诚挚之心，持之以恒地感悟、探索、认识和实践“中庸之道”。心诚则“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2]

在《中庸》看来，“中庸”不是儒家凭空杜撰出来的，而是世间万物的生息规律，是依据自然之道的原理抽象出来的法则。所以，《中庸》开篇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意思是说，上天所赋予给人的称为本性，而依照这个本性去做事情便是正道，明辨修炼正道并影响、教育他人叫做教。

儒家强调性善说，所以人的本性是善的，因为那是上天所赋予。孟子讲过一个故事：一个恶人在看到一个小孩在井边玩，突然要掉到井里。在小孩即将掉入井里的一瞬间，这个恶人第一个念头是要伸手救这个小孩。这个第一念头是没有任何私心杂念的。这就是人的本性，是天生的人之初的善的本性。所以儒家把社会具体规范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八德”，看成不仅是社会对人的德行要求，更是上天赋予的人的德化标准。作为个体，上天则赋予了温、良、恭、俭、让这五种品德，这“五德”不仅体现了人的平和境界，也体现了上天化育万物的初衷。认识到这些，并努力践行；不仅自己努力践行，还要推己及人，则是循正道。道，就是用本性来处理群体关系，是为人处世的纲领。不处理好这个关系，就离开了中和，离开了中和，也就背离了上天化育万物的初衷。背离了上天化育万物的初衷，世界当然是一片乱糟糟。所以，“致中和，天下位焉，万物育焉”。[3] 能够达到“中庸”的境界，则天下各就其位、并行不悖、和顺而通畅地运转；万物则生息有序、欣欣向荣。因此， “中庸之道”就是保证天地万物、社会和人正常而健康发展的必然之道。

《福乐智慧》依据“四时之道”所铺设的“福乐之道”，亦体现了浓郁的“中庸”气息。在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看来，所谓理想的社会运行规律，是与宇宙的运行规律相一致的。他试图从宇宙四时变化的自然规律中，寻求社会的变动规律和人的性情特征，提出了天有春、夏、秋、冬四季，物有火、水、气、土四素、人有喜、怒、哀、乐四情，它们之间相生相伴，互为制约。进而推演出：四季、四素、四情，合则天清地爽，物阜民丰；逆则天昏地暗，物敝民穷的“天人合一”政治伦理观念。甚至《福乐智慧》还虚构了日出、月圆、贤明、觉醒四个人物以更加形象地揭示这种“应四时”对治理国家与社会的内在必然联系。这四个人物分别代表公正、幸运、智慧与知足。“公正”是理想社会的基石，如太阳一般普照大地而磊落无私；幸运是人生梦想的追求，如月亮一般阴晴圆缺而变换不定；智慧是幸福人生的导向，如北斗之星克尽职守而矢志不渝；知足是生活目标的渴望，如摩羯座孤寂独守而无怨无悔。他们四个人构成了社会政治的基本形态，也寓意着人生的基本价值。

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提出的“四季”、“四素”“思情”概念，其中“四季”类似儒家的“天”，“四素”类似儒家的“地”，“四情”类似儒家的“人”，“四季、四素、四情”就类似“天地人”。这是一个和谐的系统，是保证世界合目的地发展的必然规律。他将社会的和谐、国家的昌盛、人生的追求和人性的优劣与自然的规律和变化联系在一起，为“智学”的阐释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参照体系。

“四季”、“四素”“思情”关系中，因为“四季”、“四素”的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人要不断地修炼自己、提升自己，以保证能够纠正自己的认识偏差而与天地和谐。这个修炼自己、提升自己的过程，就是发现并实践善德的过程，也是立人济世确立人生目标的过程，还是磨砺自己掌握生存方法的过程。

为了防止“四情”发生偏移，防止罪恶的种子在心里生根、开花、结果，人就必须努力抵御社会复杂环境的干扰，潜心修炼，以坚固自身的人性，彰显人性的善德。道德自我完善是智者的第一功课，这个功课类似于儒家的“慎独自修”。修炼的结果要求使自己“口心一致，表里如一，这样的人方为正直之士。当他把心灵捧在手上，坦示于人，他面无愧色”。[4]人的修炼达到这个境界，就是人性的复归。“人为了得福，需要正直，正直即包涵着人性的意思。人不为贵，而人性为贵，人不稀奇，而正义稀奇”。[5] 明白了这样的道理，也就标志着人性的觉醒，也就能够做到“不偏不倚”；而“不偏不倚”也就是“中和”之美。

我们注意到，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将善德的基本内涵表述为“公正”、“正义”和“正直”，其中都有一个“正”字，“正”就是“不偏不倚”，就是“不歪不斜”，就是“不卑不亢”。这是“四季”的运行规律，也是“四素”的运行规律，更是“四情”运行的规律。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都是依据这样“四时之道”生息发展，也只有依据这样的“四时之道”才能延绵不绝。而这个“四时之道”，与儒家强调的“天地人合”的“中庸之道”可谓殊途而同归。

 

《中庸》引述孔子的话说：“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孔子的意思是说：我知道中庸之道在天下难以通行，因为聪明人做事往往过头，而愚笨者又力所不及。中庸的道理在天下难以彰明，我也知道，因为贤明者好高骛远，而卑贱者目光短浅。所以，做任何事情如果过了头，就像做不到一样，都不符合“中庸之道”，都是不可取的。这就叫“过犹不及”。

“过犹不及”是“中庸”思想最经典的注脚。“过”不好，“不及”也不好，“不过”而又能“及”才是好的。这个“不过而及”就是“中”，能够经常地自觉地实践就是“庸”，既能明白“不过而及”的道理，又能坚持不懈地去实践，才是“中庸之道”。

话虽如此简单，但真正明白这个道理，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庸”本来是一个极为平常而浅显的道理，却常被忽略。“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其味也”。[6] 就像人要吃饭喝水，但很少有人体味其中的滋味。越是平常显而易见的道理，越是被人所忽视。人都知道吃饭喝水是维持保障生命所必需，饥则食，渴则饮。但暴饮暴食却使身体发胖，诱发疾病，影响了健康。此谓饮食过度，营养过剩。而缺食少饮又使身体羸弱，同样会诱发疾病，影响健康。此谓饮食不足，营养不良。但是，聪明人总是丰衣足食而依然不舍攫取，愚笨人总是饥寒交迫而依然不思进取。这就是趋利而不知避害，避害而无计趋利。

趋利是人之私欲，当，则保全自身，惠及他人；不当，则损毁自身，伤及他人。趋利即便是“巧取”，如果超出自己的用度，也必然侵害他人的用度，那么貌似“巧取”，实为“豪夺”。所以，在《中庸》看来，智者因为知识丰富便自鸣得意，以为自己懂得了趋利避害的道理，却不知陷阱就在眼前还义无反顾。愚者因为没有知识便自暴自弃，以为自己见利忘义没有什么不对，却不知祸害就在眼前。这就是“过”和“不及”的害处。

那么，《中庸》对此开出了什么药方呢？第一便是“慎独自修”。先把自己修养明白，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中庸”，然后教育那些不能依靠自己修养的人也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中庸”。人人都明白“过”不好，“不及”也不好的道理，“中庸之道”才能真正获得推行。第二便是推己及人。“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7] 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举个例子：你希望自己丰衣足食，而不希望别人利用盘剥你的手段使你潦倒；你就不能再使用盘剥的手段使别人潦倒。你痛恨言而无信，视这种行为是卑鄙小人之举；你就不能言而无信，用这种小人的卑鄙之举去对待别人。第三便是至诚尽性。“至诚”就是以至诚之心寻求和达到合情的境界，不合情则乱人常；“尽性”就是深刻理解事物的合理性，不合理则乱天常。人常和天常是不能乱的，所以人的生存与发展就不能违背其规律，而要适应环境的要求。适应环境的要求就是要做到：“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8] 这就是说，处于富贵要乐善好施，处于贫贱要相互帮助，处于外邦要遵守异俗，处于危难要同舟共济。人的处境不同，行善的标准也就不同，但无论处于何等境地，都要努力实行与处境相适合的善德。能做到这一点，也就掌握了“中庸之道”的精髓。

为了更好地教导人们明了怎样做才能到达“中庸”的标准，《中庸》例举了一些具体的行为准则，如：忠君孝亲，礼贤下士；上不凌下，下不攀上；上不怨天，下不忧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谋事有度，过犹不及。这些准则是人人可以践行的，也是人人必须践行的。能够明白这个道理的人，要随时随地去教育那些依靠自己的能力不能明白的人也能明白。知道自己愚笨而肯接受教育，也是很好的，这叫“知学者聪，知耻者勇”。所以，为了防止人们的行为出现偏差，就要推行和实践“中庸之道”，使“上智”和“下愚”都能明白“过犹不及”的道理。能够做到人人“中和”，则事事就会“中和”；事事达到“中和”，则国家就会“中和”；国家达到“中和”，则天下太平矣。

《福乐智慧》教育人处世的基本原则是“不偏不倚”，这正是“中庸”思想的核心。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把“不偏不倚”当作“公正”的注脚，而“公正”则是善德的核心。世界最大的“公正”源于真主，“你创造了千千万万的生灵，创造了高山大海，平原丘陵。你用千万颗星星装点了蓝天，用灿烂的白日把黑夜照明”。然而，“世间万物都有求于真主，唯有真主无所企求，无以伦比”。[9] 创造万物而惠及万方，创造万物而无所企求，这样的“公正”确实难以堪比，这样的善德确实难以堪比。

人类社会的和谐，首要的条件便是“公正”。没有“公正”，正义得不到伸张，邪恶得不到惩罚；善良得不到滋养，丑恶得不到鞭挞；贪欲得不到控制，慷慨得不到奖掖；正邪不分，善恶不辨，这样的社会必然是丑恶黑暗的。所以，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在《福乐智慧》中将“公正”置于善的首位，以“日出”冠其名，并赋予其在社会中国王的身份。国王是国家的治理者，国王不能以私废公，也不能以公废私，而是要“不偏不倚”地履行“公正”的职责，做“公正”的楷模。“要慷慨善良，知耻知礼，要仁爱为怀，保护人民。要知足知忍，虚心谦和，要恕人之过，性情文静”。[10] 只有这样谦和温良地对待人民，人民才会以国王为榜样，努力地培育自己的向善之心，努力地检讨规范自己的行为，使整个社会福乐而安康。

因此，在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看来，修炼自己、提升自己，就是不断把自己的心提升到“公正”的境界，“不偏不倚”地对待世间万物、“不偏不倚”地对待富贵贫贱、“不偏不倚”地践行人性的品德。

但是，人的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环境，各种欲望的冲突往往使人性的“四情”失控。所谓“四情”失控，就是“四情”发生了偏倚，也就是离开了“中庸”的境界，使人背离了正道而误入歧途。“你看这世人多么可悲，终日聚敛财物，不得享用。有的人不停地四方奔波，有的人豁上命跳进海中。有的人在山中挖掘山岩，有的人趴在地上，赤足而行。有的人翻山岭，蹚过长河，有的人挖地心，开掘水井。有的人在军中，吃了刀斧，有的人守城堡，消磨一生。有的人当盗贼，杀人越货，有的人当土匪，图财害命。”[11]这对人生来说可谓一大悲剧。所以，“什么事物偏倚，它歪歪斜斜，歪的斜的东西，是罪恶的种子”。[12]

在《福乐智慧》中，“月圆”是幸运、幸福的象征性人物。他第一个登场，又第一个退场。作者希望通过对月圆这个象征性人物性情的描述，表明人类对幸福的追求，是生命的最基本欲求。这种欲求是本能的，是盲目的，是寄予了身心最大的渴望的。但是，人类往往被现实幸福的假象所迷惑，以为有了口福之乐，有了身心之乐，有了妻室儿女之乐，有了富庶财富之乐，便是幸福的了。熟不知，这种幸福的假象其实是暗藏杀机，随时都可能因福得祸，随时都可能被幸福抛弃而饮恨黄泉。正所谓“何处有欢乐，最终必降临灾祸，何处有幸福，便伴随着千般痛苦。”[13]

人生的目标是追寻幸福，但幸福的含义却人人有别。有人以荣誉为幸福的目标，有人以财富为幸福的目标，有人既要荣誉也要财富。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而在于人对这些目标的“度”的把握。追求荣誉过度，则变成“沽名钓誉”；追求财富过度，则变成“贪得无厌”；既要荣誉也要财富有时又是一个两难的选择，选择不好，同样“两败俱伤”。 在这里，玉素甫·哈斯·哈吉甫阐述了一个道理，他认为获得幸福的惠顾，不是凭主观欲求所能奏效的。不仅如此，主观欲求由于往往偏执，往往过于追求享乐，故往往将人类引入歧途，从而背离了幸福的宗旨。因此，获得幸福惠顾的最好办法，就是培养善德，用善德控制个体欲求，用善德规范个体欲求，用善德净化个体欲求。这个善德就是“公正”之心，而“公正”之心的核心就是“不偏不倚”。

怎样做才是“不偏不倚”呢？《福乐智慧》同样为人们提出了行为准则，如谦恭有礼，和善温良；语言优美，言辞得当；稳健持重，行止有度；远避坏人、杜绝坏事；积财有道，用得其所；不媚权者，不卑贱者；不逢富者，不欺弱者；不贪酒杯，不虚时光；不事挥霍，不费财物；不征歌舞，不逐欢乐；品行端方，持身正直。认为这些体现“不偏不倚”的行为准则是善德的具体体现，是保证人与人之间、不同阶层之间和睦关系，进而保证社会公正和谐的必要规范。

“过犹不及”与“不偏不倚”的基本内涵和目标指向的一致性，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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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犹不及”是对“中庸”的注解，是认识论。那么，“执两用中”就是实践“中庸”的方法论。什么是“执两用中”呢？《中庸》举了一个例子，说，远古的贤君舜虽然已经绝顶聪明，遇事还总是向人请教，即使在别人看似很浅薄的看法，也一样十分重视。他以善心对待别人、尊重别人，不把别人的“过失”和“不及”的行为张扬出去揭别人的短，而是大张旗鼓地宣传表扬别人做的哪怕是一丁点的好事情。这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14]掌握了人们对过与不及两个方面的认识偏差，故取中间的合乎“天地人合”规律的行为施行于民众，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什么是“中庸之道”。 因为舜有大德、有大智，

任何事物都有两端，因此，对事物的认识也就存在两种看法。任何事物的两端之间，必然还有一个过度，也就是“中”，发现这个“中”，就是君子一生的努力方向。《中庸》有一段很精彩，就是论“强”。子路好强，所以问孔子什么是“强”。孔子说，强有南方以忍让为特性的“以柔克刚”的“强”，有北方以侵扰为特征的“兵强勇悍”的“强”。但这两种“强”都不是真正的“强”。南方的所谓“强”，因为柔弱气质而“不及”；北方的所谓“强”，因为凶悍霸气而“太过”。真正的“强”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既敢于斗争又不盛气凌人，这样的“强”才是卓尔不群的。这也就是“执两用中”。

如此看来，《中庸》的所谓“执两用中”，就是认识并克服“过”与“不及”，恰到好处地处理一切事务。但是，恰到好处却不是一件很容易办到的，它是一种境界，一种至高无上的目标。正因为它的境界和目标十分高远，所以孔子才感叹“知者过之，愚者不及；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正因为如此，《中庸》才特别强调人的一生都要以“至诚”的精神坚持寻求事物的“中”，克服“过”与“不及”的缺点。“要么不学，学了不通就不中止；要么不问，问了不明就不中止；要么不思，思了不解就不中止；要么不辨，辨了不清就不中止；要么不践，践了不到就不中止。别人一次能做到，我用百倍功夫；别人百次能做到，我用千倍功夫。果真如此用功，愚昧者会聪明，柔弱者会坚强。”[15] 因诚而智，因智而仁，因仁而勇，“仁者无惧”而“行者无疆”。仁者没有什么可畏惧，践行善德者任何地方都通行无阻。

“执两用中”不仅是个人的行为诉求，更是管理国家事务必须遵循的原则。具体说来就是对待不同的群体和阶层，依据其对具体特性和对社会的作用，使用不同的管理措施，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极端做法。

《中庸》指出，管理国家是一件很复杂的工作。第一，君王首先要修身自好，端正自己的行为，不做不合规矩的事情。这是养身之道。第二，要远离谄媚小人，杜绝色欲，重德而轻利，这样才能鼓励别人去做贤达之人。这是养君之道。第三，对于贤者，要不断提拔他们，丰厚他们的俸禄，使他们居于高位而又没有后顾之忧。这是养贤之道。第四，要设置足够的官位以处理国家不同的事务，使“学而优则仕”者有“仕”可图。这是养臣之道。第五，要真心实意地对待士人，以厚禄安抚其心，使其心生感激而为国效力。这是养士之道。第六，对于百姓，分派徭役不能影响他们正常的劳作，并且减少税赋，以减轻他们的负担。这是养民之道。第七，对于工匠，要不断考核他们的业绩，把报酬与业绩结合起来，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这是养工之道。第八，对于远方的客人要热情送往迎来，奖励能干者，同情弱者，使他们欣悦而归顺。这是养客之道。第九，对于诸侯，要帮助巩固他们的地位，帮助复兴衰落的国家、帮助平定其国内的祸乱。要求他们按时朝见，适度上贡，而回赠的礼品却要丰厚，使诸侯沐浴君恩而不思反叛。这是养蕃之道。这九道，就是《中庸》提出的“九经”。“九经”就是九种经世之略。这九种经世之略，以不同的方法对待不同的利益群体，集中体现了“执两用中”的管理理念。

在《福乐智慧》中，“执两用中”的实践方法是用“恰到好处”这个概念来表述的。玉素甫·哈斯·哈吉甫说：“凡事不可超越过界限，超过了限度会适得其反。凡事均有相应的尺度，只有适度，百事才会圆满。”[16] “界限”就是“两端”，“适度”就是“中”，只有认识并掌握好事物的“界限”即“两端”，采用“适度”即“中”的处理办法，百事才会圆满。这实际上也就是说，凡事都不可过，过了就会适得其反；凡事都不可不及，不及依然不能达到圆满。只有依照事物固有的运行法则“恰到好处”地去行事，才能获得圆满的结果。

玉素甫·哈斯·哈吉甫举了一个社会现象的例子，希望用这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他说：庶民分三等，豪绅巨富、小康之户和贫困者。豪绅巨富和贫困者是庶民的“两端”，小康之户是庶民的“中”。豪绅巨富贪得无厌，所以要严加制约，不能让他们为所欲为。贫困者懒惰散漫，所以要怜悯关怀，使他们免遭严酷的盘剥。但最好的办法是养息和约束小康之户，使其上不至于被豪绅巨富欺诈而家道凋敝，下不至于盘剥贫困者使他们饥寒交迫。小康之户是社会公平财富的基本欲求和衡量标准，所以要努力养护小康之户，并促使贫困者变成小康。“若关注贫困者，他们会成为小康，小康者得以养息，便能致富。贫困者成为小康，小康者会变富，小康者变富，国家便富足。”[17] 这就是“执两用中”，也就是“恰到好处”。

“恰到好处”是《福乐智慧》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的人格境界，也是具体实践善德最可能达到目标的有效方法。“恰到好处”是一个普遍原则，即便是我们习以为常的说话，也有一个“恰到好处”的问题。“语言是智慧和知识的表征，优美的语言能照亮人心灵”。“人类靠语言表情达意。但祸从口出，不当的语言又会招惹是非，甚至招来杀身之祸”。 所以“慎于言辞，即是保护你的头颅；说话简练，即是延长你的寿命”。“话说得恰到好处，才算是学问，无知者信口开河，是自掘坟墓。”[18] 任何事都有限度，超过了限度就会适得其反，那么，适度即“恰到好处”也就成了保证做事成功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条件。

“恰到好处”既然是一种普遍的行为准则，当然也适用于国家的管理。在《福乐智慧》中，“恰到好处”地处理各种事务，“恰到好处”地区别对待不同阶层，被看成是国家管理成熟性的标志，也是发挥不同才能、调动不同阶层积极性的有效措施。所以，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对如何以不同方式、不同标准“恰到好处”地对待和管理不同阶层，给予了高度关注，并分门别类地详加界定。

国家任何“恰到好处”的管理措施，都源于国君的清明与公正。因此，第一，君主应当是人间的精英，要品质优良，口心端正。要博学多智，爱护人民，要知足不贪，心地宏仁。要时时处处多兴善举，要知耻知礼，富有温情。治理国家要公正严明，推行良法，杜绝暴政；要奖掖贤良、惩治奸佞、慈惠人民。世界好比一块大田，你种什么种子，收什么食粮。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谁种了善因，就把善果品尝。此谓养君知道。[19] 第二，大臣为国君分挑重担，是巩固社稷根基的栋梁，如果他是勇士，你应赐以银子，令其挥舞战刀，为你夺取城池。如果是多才多智的贤达之士，要敬重他，给他权力和财富。倘若是暴虐之徒，切莫擢升，莫授之以权柄，贻害自己。[20] 此谓养臣之道。第三，学者、哲人是另一个阶层，他们用知识为世人将道路指明。他们好比羊群里的梢羊，梢羊会把羊群带到正道之上。所以要用物质资助，用良言抚慰，为他们供奉饮食，为他们效力。[21] 此谓养士之道。第四，诗人们写诗采撷语言，既将人詈诟，也将人颂扬。他们若赞美你，你会名传四方，他们若责骂你，你会恶名远扬。善待他们切不可忘，免得变为他们抨击的对象。[22] 此谓养文之道。第五，还有一种人是农民，借助他们你才能解决吃饭问题。应该和他们多多结交，态度要和蔼，语言要美好。[23] 此谓养农之道。第六，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商人，买进卖出而追求利润。他们从东方周游到西方，会助你实现美好的愿望。倘若契丹商队的路上绝了尘埃，无数的绫罗绸缎又从何而来？倘无商人在世间东奔西走，谁能看到成串的宝石珍珠？对待他们应该慷慨大方，尽力满足他们的愿望。但商人精于利害算计，与之交往需特别小心。他们多为异乡路人，照顾不周，会使他们四处传播你的坏话。此谓养商之道。[24] 第七，在此之后还应谈到牧人，肉食、乳酪、奶酒、毛毡、皮衣、战马和牲畜全来自他们。他们可靠、诚实、心地纯正，不会把自己的负担转嫁给别人。满足其所求，取你之所需，公平交易，他们便心满意足。但他们任性自由，不受羁束，莽撞而粗鄙，与之交往要恩威并施，而不可放纵。[25] 此谓养牧之道。第八，还有另一等人乃系工匠，他们谋生度日全凭技艺。铁匠、靴匠、还有皮匠，漆匠、弓矢匠，还有画师，人世全凭他们缀饰妆点。为你干了活应及时把工价付予，为他们提供饮食要宽宽裕裕。[26] 此谓养工之道。玉素甫·哈斯·哈吉甫依据人们的社会分工和在社会上扮演的不同角色，相对应地开出不同的管理药方，就是要求国君关注不同利益群体的不同欲求和特性，“恰到好处”地实行有效管理。如果对待商人也像对待学者、哲人一样，那商人追逐利润的特性就会受到压制，商人无利可图，商人便从此绝迹。所以，“恰到好处”的管理社会，才能使社会不同的阶层和不同的利益群体各得其所，也才能够保证社会的和谐发展。这与“执两用中”的实践目的是完全一致的。

 

 

“中庸”思想是人类通过不停的社会实践总结出来的处世原则，不独为“儒家”所尊崇。保持社会的稳定，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是人类一直孜孜以求的理想社会状态。所以，阐释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分析人与人之间不同的利益需求、总结人类社会避免矛盾、化解矛盾的有效方法，一直是人类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通过以上的对比我们已经可以发现，汉族儒家的“中庸之道”与维吾尔族智学的“四时之道”，都是希望建构一个“天地人合”的和谐社会，其中“过犹不及”与“不偏不倚”的中庸理念，“执两用中”与“恰到好处”的实践方法也都颇多共同点。这一方面体现了两个民族对理想的社会状态和如何达到理想的社会状态有许多共通的理解与认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两个民族之间在文化上相互交流而取得的共通的文化成果。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完成《福乐智慧》创作的时间大约是1069年，此时正是北宋理学方兴未艾的重要时期。《中庸》虽创作较早，但经北宋理学大家程颢、程颐的推崇，始成为儒家的重要经典。从时间上看，《福乐智慧》与《中庸》几乎同时盛行于世，两者之间的关系尚待研究。不管怎么说，这两部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和以不同的阐释方法，都为传播和推行“中庸”思想起到了拨云见日的重要作用。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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