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初的一天，奥地利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外交官，东方学家哈默尔-普尔戈什塔里来到一家经营古旧图书的书店，在那里他发现了一本用他所不熟悉的文字抄写的长篇诗作，他大喜过望。他意识到这部诗作将有不同凡响的学术价值，便慷慨解囊将它从书商那里买了下来带回奥地利，交给维也纳皇家图书馆。这就是11世纪维吾尔族哲人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创作的哲理长诗《福乐智慧》，用回鹘文手抄而成，以后被称为维也纳本。从此，《福乐智慧》从沉睡中被唤醒，它抖去了身上的经年尘埃，使世界得以窥见维吾尔人古代文化焕发的迷人风采。

    哈默尔-普尔戈什塔里偶然的发现，引发了一股《福乐智慧》研究的热潮，并最终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福乐智慧》学。

约瑟夫·弗赖歇尔·冯·哈默尔-普尔戈什塔里(Josep·Freiherr von Hammer-Purgstall），1774年6月9日出生于奥地利的格拉茨市。在格拉茨读完小学后，1787年来到维也纳，进入一所由贵族芭芭拉基金会资助的男子学校学习。这是由当时奥匈帝国学术部属下的东方学学术机构的培训学校，专门为奥地利培养外交人才。到这里来受训的青年一般都在14-15岁，先决条件必须是有语言天赋的才子。哈默尔-普尔戈什塔里在这里度过了9年的学习生涯。由于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熟练掌握了土耳其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毕业后被他的老师，奥地利著名的历史学家Johannes von Mueller留在身边做助手，从此开始了他的东方学研究生涯。

东方学是当时欧洲的一门显学，几乎吸引了所有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注意力。而且，他们的热情和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也感染了众多作家，将表现东方情调作为一种时尚而为作品增色。东方所以受到欧洲人重视，是因为东方不仅与欧洲相毗邻，它也是欧洲最强大、最富裕、最古老的殖民地，是欧洲文明和语言之源，是欧洲文化的竞争者，是欧洲最深奥、最常出现的他者形象之一。此外，东方也有助于欧洲（或西方）将自己定为与东方相对照的形象。在18世纪晚期开始形成的欧洲对东方的霸权这把大伞的荫庇下，一个复杂的东方被呈现出来：它在学院中被研究，在博物馆中供展览，被殖民当局重建，在有关人类和宇宙的人类学、生物学、语言学、种族、历史的论题中得到理论表述，被用作与发展、进化、文化个性、民族或宗教特征等有关的经济、社会理论的例证。但是，东方学获得如此重要的地位，并不在于它的文化属性，实际上，东方学的立足点是想通过对有关东方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以获得对东方进行殖民统治的经验和知识。简言之，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所以，东方学以其独特的历史和现实作用而受到空前的重视。欧洲的主要国家，特别是法国、英国、德国和奥地利都纷纷建立起自己的研究体系，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获得更多的有关东方的知识，以帮助自己的国家制定更好地控制东方的政策。[①]

哈默尔-普尔戈什塔里也扮演着这种双重身份。一方面，他将对东方的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另一方面，他也作为奥地利的外交官，为奥地利染指东方事物提供政治和文化上的帮助。他很好地将二者结合起来。1799年春天，他作为当时奥地利派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使Freherrn von Thugut 男爵的陪同一起前往土耳其工作，他的身份是高级翻译官和外交顾问。由于他在那时已经是一位较有名气的通晓土耳其、波斯、阿拉伯等东方语言、历史文化的东方学家，在伊斯坦布尔工作期间，他出色的外交能力赢得了奥地利皇家和其它国家对他的高度信任。他曾以政治协调员的身份，受土耳其大臣与法国最高军事机构之托，前往埃及及地中海国家处理政务。他很好地利用了这次机会。因为当时拿破仑对埃及的古代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组织了众多的东方学家进入埃及，贪婪地搜寻和挖掘一切古代埃及的历史文物，并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他们的机会使所有的东方学家都感到羡慕。哈默尔-普尔戈什塔里在埃及境内做了一次远征。经过在埃及的旅行，他了解并收集到许多中世纪时期在埃及充当雇用军的土耳其士兵与家人书信往来的情况。这些资料无疑对他后来的著作起到了及其重要的参考作用。他还为奥地利皇家图书馆的古籍部带回了埃及的古墓碑“Ibisnumin”，并搜集到一些流行于中世纪以骑士生活为主题的阿拉伯语“骑士小说”。东方文学的艺术魅力深深地感染着他，《Antar》（人名）就是他后来翻译的这种流行于中世纪的阿拉伯语“骑士小说”的代表作之一。

1802年，哈默尔-普尔戈什塔里再次回到伊斯坦布尔，担任新任大使的秘书官，直到1806年返回维也纳。在这期间，他一直把搜集土耳其、波斯、阿拉伯的历史文化资料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为他以后的研究作资料准备。《福乐智慧》回鹘文手抄本大概就是在这期间搜集到的。遗憾的是他可能不熟悉回鹘文，未能把《福乐智慧》作为他的研究项目，在他的研究成果中，我们没有发现与《福乐智慧》有关的说明。但他并没有忘记这部著作，大约1823年左右他把这部著作转交给法国著名的东方学家阿贝尔·雷米萨(M.Abel-Remusat,1788-1832)，请他设法解读。

他一直对东方学研究情有独钟，并希望奥地利在东方学研究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1806年他回到维也纳后，就开始积极筹备专门研究东方文化与历史的学术刊物《东方文物》（Fundgruben des Orients）。在他的努力下，终于在1809年1月6日出版了创刊号。这个杂志在东方学研究领域具有开创性的地位。研究东方学史的美国史学家爱德华·W·萨义德在他的著名著作《东方学》中这样评述这一事件：“从《东方文物》（Fundgruben des Orients）（1809年）开始，东方学研究的刊物不仅在传播的知识量上成倍增加，而且在数量上也成倍增长。”[②] 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他的论文《伊斯兰教前300年的历史》，这篇论文在巴黎学术界赢得了很高的赞誉，也受到了拿破仑的赏识。拿破仑与奥地利公主1810年在巴黎结婚时，他应邀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1811年他终于在仕途上成功地登上宫廷翻译官、宫廷枢秘官等要职。为此，他赢得了更多的时间、经费来研究东方文化和历史。1815年他的著作《关于奥斯曼帝国的宪法》一书出版。由于他研究东方学成绩显著，为此获得国内外的奖赏和赞誉也颇多，当时的沙皇、丹麦等国王授予他很高的荣誉和奖赏，奥地利皇家授予了他男爵的皇族称号。从此他经常出入于贵族阶层组织的文化艺术沙龙，结识了不少知名人士，并与德国诗人A.W.von Schlegl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他利用与拿破仑的关系，以预备大使的身份，为奥、法两国的关系进一步缓和作着积极的努力。然而，奥地利与法国多年的积怨难消，1816年奥法战争再次爆发，皇室人员纷纷逃离维也纳，但他没有走。就在维也纳陷于战乱之时，法国人乘机将维也纳皇家图书馆中500多件有关东方学方面的古籍文献资料劫走，并运回巴黎。战后，哈默尔-普尔戈什塔里利用他娴熟的外交技巧，通过他的一位法国朋友的帮助，将那些被劫走的古籍中的300件追了回来，为奥地利东方学研究挽回了重大损失。

从1835开始，哈默尔-普尔戈什塔里就开始向奥地利当局建议建立国家级的科学院，以汇聚奥地利各方的研究力量，对各门科学展开更深入和更系统的研究工作。他到处游说，力陈这样的专业研究机构对奥地利的重要性。经过12年艰苦的的努力，1847年5月14日帝国科学院终于成立了，他当选为第一任主席。在帝国科学院成立时，他出版了自己苦心撰写的回忆录，作为向该机构的献礼。在回忆录里他详细描述了自己从事东方学研究工作的苦与乐。

哈默尔-普尔戈什塔里一生著述颇丰，代表作品有《关于奥斯曼帝国的宪法》（1815）、10卷本《奥斯曼帝国史》（1825-1835）、4卷本《奥斯曼诗歌艺术史》（1836-1838）、《波斯历史上的蒙古人》（1842）、7卷本《阿拉伯文学史》（1850-1856）和论文《伊斯兰教前300年的历史》（1809）、《关于哈里发内务部》（1835）。他还翻译了大量的东方文学作品。他是第一位将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译成德文的翻译家。他还翻译了流行于中亚、波斯、阿拉伯地区的著名爱情长篇叙事诗《西琳》。他甚至被诗中主人公坚贞不屈的爱情所感动，创作了一首同名诗《西琳》以表达他的赞美之情。他同时整理出版了土耳其文长诗《鲜花与夜莺》，并受波斯国王之邀，将自己的著作《奥斯曼帝国史》翻译成波斯文献给波斯国王。为此他获得了波斯国王授予他的“太阳狮团”勋章。

哈默尔-普尔戈什塔里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学者，直至生命终结的前期，依然顽强地为东方学的研究沤心沥血。由于他对奥地利的外交事业，对东方学研究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奥地利皇家又授予他“世袭骑士”高级勋章。1854年奥地利帝国科学院专门为他举行了一次特殊的庆典活动，人们怀着崇敬和感激的心情，对他为建立科学院付出的艰辛，以及所取得的成就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和祝贺。

1856年11月23日，哈默尔-普尔戈什塔在维也纳逝世。为了纪念他，科学院的大厅里，至今竖立着他的塑像。[③]

或许不懂回鹘文，哈默尔-普尔戈什塔里未能把《福乐智慧》作为他的研究项目，在他的研究成果中，我们没有发现与《福乐智慧》有关的论述，甚至在他的自传中连一点说明都没有。他一直致力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研究。在他的著作中，有关奥斯曼帝国内容占了很大的比重。因此，他对整个突厥语民族的文化抱有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并没有忘记维吾尔人创作的《福乐智慧》这部手稿。然而，不知什么原因，他是在搁置了大约15年后，在1823年才把这部著作转交给法国著名的东方学家阿贝尔·雷米萨，向他通报了他的收获，并请他设法解读。

哈默尔-普尔戈什塔里将《福乐智慧》手稿交给雷米萨的时间不会晚于1823年10月。因为在当年10月4，雷米萨在写给哈默尔-普尔戈什塔里的信中，就告知他已经收到他寄给他的手稿，并开始着手研究。他在信中说：“您寄给我的那本回鹘文手稿，非常重要。希望不久能寄还给您，并附上一篇令人满意的解说。现卓别尔和我一起在查阅这份手稿，我们两人中，一个能读语言，一个能识笔迹。我们已经认出著作的真正书名、写作时代和地点，以及基本的内容。我们两人将起草一份简介，到明年一月连同这本手稿一起寄给您。”[④] 而在此之前，同年2月1日他写给哈默尔-普尔戈什塔里的信中尚未提及这部手稿，当时他们所谈论的是一部突厥语星象术手稿。那么，可以认定，哈默尔-普尔戈什塔里是在1823年2月至10月之间，将《福乐智慧》寄给了雷米萨。雷米萨接受这部手稿的时间因此也就得到了确定。

何以肯定这部回鹘文手稿就是《福乐智慧》呢？证明这一认定的是这封信中提到的卓别尔。卓别尔于1825年在《亚洲杂志》第6期上首次发布了有关这部长诗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与本说明有关的手稿，是两年前由著名的东方学者哈默尔从维也纳寄给我的一位同行的，这位同行近年致力于语言历史和鞑靼语写法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对探明这一广泛而有趣的科目很有启发意义。”[⑤] 这已经很清楚了。

雷米萨是法国著名的东方学家，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和汉语，1814年成为法兰西公学第一位中文教授，著有《中国语言与文学概要》（1811）、《中文语法基础》（1822），为法国的汉学研究开创者之一，[⑥] 并于1822年创建法国亚洲学会。法国亚洲学会在世界东方学领域成就卓著，几乎垄断了19世纪前50年整个东方学的成就。

法国在东方学上的地位与拿破仑对东方的欲望有着密切的关系。拿破仑认为，获得东方的知识，你在东方才不会迷失方向，你才可以将东方控制在股掌之中。所以,他在1793年3月30日就发布政令：在国立图书馆设立公学以教授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和波斯语。[⑦] 雷米萨就是这个学校的教授。他不仅精通多种语言，还精通突厥历史。他在有关发现于鄂尔浑河流域和叶尼赛河流域的鲁尼文碑文究系那个民族的争论中，提出了准确的推断，他认为此种酷似鲁尼文的未知铭文位于突厥人古代聚居地。他的这一见解纠正了推测那些碑文可能是哥特人的遗产的错误。[⑧]

哈默尔-普尔戈什塔里对雷米萨敏锐的头脑、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丰富的历史知识，极为钦佩，他把用回鹘文抄成的《福乐智慧》手稿交给他，希望由他来完成对手稿的解读，但雷米萨自称对突厥民族的语言不是特别精通。关于这个弱点，他在1823年2月1日给哈默尔-普尔戈什塔里的信中已经表明。当时哈默尔-普尔戈什塔里交给他一份突厥语手稿请他解读，他在信中说“我已在研读您的手稿，这次比第一眼看时更觉有意思。据我所能判断的，内容是关于星象术的。由于不太懂突厥语，想到与卓别尔先生合作。我们两人中，一个能读语言，一个能识笔迹。我们两人计划写一篇较长的说明，希望这一说明在东方矿藏里能占有一席之地”。这也许是雷米萨的谦辞。不难推断，解读回鹘文，不仅需要懂突厥语，还需要熟悉粟特文。我们知道，回鹘文是使用粟特字母拼写的文字，如果不懂粟特文，解读回鹘文几乎是不可能。也许他的弱点不是不懂突厥语，而是不长于识别回鹘文的手写体。所以想到以长于识别手写体的卓别尔合作。这次因为同样的原因，他不得不再次向卓别尔提出合作的要求。

卓别尔·阿麦德（Jaubert Amedee 1779～1847）也是法国东方学家，其实他与哈默尔-普尔戈什塔里关系很熟。当年，哈默尔-普尔戈什塔里在伊斯坦布尔作奥地利大使翻译时，卓别尔·阿麦德正担任法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翻译。哈默尔-普尔戈什塔里在他的自传中也提到卓别尔，并说他们之间通过5封信。我从鲁道夫·格拉斯穆格先生那里获得了卓别尔写给哈默尔-普尔戈什塔里信的复印件，这位和蔼的老先生现在负责管理哈默尔-普尔戈什塔里私人档案。写信的时间是从1813年到1840年之间，用法文书写，及其潦草，而且使用的又是将近200年前的语言习惯，以致帮助我翻译的罗新章先生很费了一番辛苦，但主要的内容还是翻译出来了。从信中可以看到，在这期间卓别尔还到维也纳拜访过哈默尔-普尔戈什塔里，并受到热情的接待。而且从信中也可以看出，哈默尔-普尔戈什塔里是知道卓别尔对回鹘文手稿具备识读能力的。因为每次他将回鹘手稿交给雷米萨后，雷米萨都会委托卓别尔帮助解读。早在1814年，卓别尔在写给哈默尔-普尔戈什塔里回信中就提到，“有一件用回鹘文书写的突厥手稿很有意思，是您转给阿贝尔·雷米萨先生的，这位学者委托于我。有一说明，不久将寄您。您会看到，这是很奇怪的文件”，证明他与雷米萨的合作已经很久了。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哈默尔-普尔戈什塔里一直没有直接把有关回鹘文的手稿文献交给卓别尔。甚至到了1825年，卓别尔已经在法国《亚洲杂志》上刊布了《福乐智慧》以后，3月1日，他在写给哈默尔-普尔戈什塔里的信中，还带有抱怨地说：“从一二月《东方日报》（是否是《东方文物》？）中获悉突厥一回鹘文手稿，非常高兴。对此手稿曾作较长研究……不知握有此手稿的人是否同意出让或交换，开价多少？……我自己不富有，但好的抄本我不忍割舍。”显然 对未能直接从哈默尔-普尔戈什塔里那里获得这一手稿的消息感到不快，所以提出设法购买的要求。

卓别尔是1825年在一二月份的《亚洲杂志》上发布有关《福乐智慧》这部长诗的报告的。这里需要更正的是，以前许多人把卓别尔第一次刊布《福乐智慧》的时间误定为1823年，现在看来是错误的。比如郝关中、张宏超、刘宾译《福乐智慧》中文版的译者序，李进新著《新疆伊斯兰汗朝史略》，都将卓别尔刊布《福乐智慧》的时间定为1823年。我在奥地利皇家图书馆仔细查阅了《亚洲杂志》，发现了这个错误。这个错误不仅有杂志为证，也有卓别尔给哈默尔-普尔戈什塔里的信为凭。1840年3月17日，卓别尔在写给哈默尔-普尔戈什塔里的信中说：“男爵先生，想问一下，当年您交给阿贝尔·雷米萨的回鹘手稿目前的下落。我曾写过一篇简介，刊登在1825年一二月份《亚洲杂志》上，能否再交我一阅？”信中明白无误地说明，他刊布《福乐智慧》的时间是1825年，而不是1823年。

卓别尔的报告，只是简单介绍《福乐智慧》的基本情况，没有作具体的研究。报告介绍了刊布这份手稿的缘起，刊载了42行用突厥文转写的原诗句，并用法文翻译了散文体序言和目录。从目录的序号显示，有72章，但许多章只有序号没有标题，这说明了维也纳本残损不全的情况。

卓别尔在报告说明中介绍说，手稿为对开本，写在93张棉纸上，字体没有皇家图书馆收藏的Miradj 和Tezkeret ul-Evlia写的好。稿件上常有些划去的字。表明这本著作是手抄本。除了序和目录，这部著作全部用突厥诗句写成。诗句音节相同，句句押韵，这有助于识读意思。个别难字在行间用土耳其、阿拉伯、波斯诸语注出。只可惜这类注解太少，意义还不够醒豁，但已能帮助我们了解加注者出于何种动机在纸页边上写“亵渎”或“雄辩”，表明他的或褒或贬。这本著作前面冠有两篇序，一篇为散文体，一篇为诗体。序中简要概述了书的内容，而著作现存突厥斯坦。虽用回鹘文字书写，语言属阿拉伯或波斯文，这倒方便了我们转成突厥拼写和译成法文。

卓别尔在用法文翻译散文体序言时，第一次用拉丁字母拼写出Kaoudat kou bilik（福乐智慧），这个译法，一直被被采用到今天。他没有将此作为手稿的书名，只是含糊地称手稿为“回鹘文突厥手稿”。而且他对《福乐智慧》创作所使用语言的判断，无疑是错误的，他的这个错误，在学术界早已被否定。

虽然卓别尔的报告十分简单，但却引起了东方学界的极大震动。因为在此之前，有关完成于维吾尔人建立的喀喇汗王朝文化中心喀什噶尔的这部长诗的情况，他们一无所知。匈牙利著名突厥学家万别里（Hermann Vambery，1831～1913）是首先介入对手稿进行研究的人。他在1870年比较完整地公布了《福乐智慧》手稿，并首次采用Kaoudat kou bilik（福乐智慧）作为书名。他采用的这个书名被以后的研究者所广泛采用。他用德文对《福乐智慧》进行了注释，发表了《回鹘文献和福乐智慧》、《转写和翻译的回鹘文书》等论著，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福乐智慧》的语法和构词进行了分析。他还编纂了一部维德字典，以帮助人们更容易地理解维吾尔语言文字和文化。他对《福乐智慧》维也纳本抱有很大的学术兴趣，他把对《福乐智慧》维也纳本的解读，作为解读古代维吾尔文化的重要途径。

古代维吾尔人的文化，由于现存维吾尔人自己著述的，特别是运用自己的语言文字著述的历史资料极为匮乏，在相当一段时期，历史学家们几乎忽略了维吾尔人在历史上创造的文化成果对突厥民族，乃至对阿拉伯文化的影响，甚至怀疑古代维吾尔人曾有过独立的文化体系。人们从阿拉伯历史书籍的零星记载中，模糊地意识到喀喇汗王朝的存在，但更多的情况还是依据汉文史料的记述。但由于喀喇汗王朝与中原的关系不像在此之前和之后那样紧密，关于喀喇汗王朝的记述既使在汉文史料中，也非常有限。这必然影响到大家对喀喇汗王朝文化情况的真实判断。

毫无疑问，《福乐智慧》维也纳本的发现，使西方文化人类学探险家加深了对中国新疆维吾尔人历史与文化的兴趣，并引发了一系列对新疆维吾尔人历史与文化的考古探险活动。在这个意义上说，《福乐智慧》维也纳本的发现成了维吾尔人文化得以受到世界注意的契机，而把《福乐智慧》从沉睡中唤醒的哈默尔-普尔戈什塔里可谓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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