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学格局中的《福乐智慧》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07-03-15 作者：郎樱
一、《福乐智慧》产生背景及其主要内容
《福乐智慧》（Kudathubilik）是维吾尔文学族古代文学名著。维吾尔是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古老民族。公元8世纪，维吾尔人的祖先曾在漠北高原上创建起赫赫有名的回鹘汗国，雄踞漠北达一百多年之久。公元 840年，强盛一时的回鹘汗国因天灾人祸，最后被黠戛斯所灭。大批维吾尔人西迁，与早已生息繁衍在西域的维吾尔同胞及突厥语各部族人民汇合，与具有高度文明的原居民族融合，形成强大的、具有新生活力的维吾尔民族。
维吾尔人西迁定居西域之后，几乎于同时建立起两个维吾尔政权：一个是以吐鲁番为中心的高昌回鹘汗国；另一个则是以巴拉萨衮、喀什噶尔为中心的喀拉汗王朝。由于这两个汗国所处地域不同，加之后来他们的宗教信仰上又出现差别与对立，东、西两个汗国的维吾尔文化形成各自独特的风格。高昌回鹘汗国以佛教为国教，高昌回鹘时期的维吾尔文学受印度佛教文化、中原汉文化影响至深；而喀拉汗王朝则以伊斯兰教为国教，喀拉汗王朝时期的维吾尔文化受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影响更深一些，涌现出一批具有浓郁伊斯兰文化色彩的、运用波斯诗歌形式创作的维吾尔诗歌。
从公元9—13世纪，这两个维吾尔政权维系三百年之久。这三百年，在维吾尔族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转折性意义。维吾尔人西迁以前，过着逐水草而居的草原游牧生活。而西迁后，他们过上了定居的农耕生活。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改变，引发维吾尔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田水利建设的兴盛，手工业、商业的空前繁荣，使生产力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文化的发展。维吾尔人西迁定居的西域，自古是丝绸之路要冲，是各种古老文明、各种宗教交汇之地，有“国际文化十字路口”之称。受惠于这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文化条件，维吾尔人民在继承和发扬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又得以从各种古老文明——中原汉文明、印度文明、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以及古希腊文明中吸取营养，维吾尔文学迅速崛起。在这三百年间，维吾尔文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迎来了维吾尔文学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维吾尔著名诗人、学者、思想家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创作于1069—1070年的《福乐智慧》，是维吾尔族文学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的代表作。玉素甫出生于喀拉汗王朝的都城巴拉萨衮（碎叶），在喀什噶尔（现新疆喀什市）创作了《福乐智慧》。《福乐智慧》问世以前，维吾尔文学已有相当的积累。7—8世纪的碑铭文学以及许多轶名诗人的诗作，充分显示出维吾尔族诗人的文学才华。然而，这些作品篇幅毕竟较短，情节较为简单，这些作品是维吾尔族作家文学的形成期。《福乐智慧》的问世，是维吾尔族作家文学步入成熟期的标志。
《福乐智慧》规模宏大。全诗1.3万多行，由两篇序言、八十五章正文以及三个附篇构成。在11世纪的中华各民族文坛中，尚未发现过像《福乐智慧》这样内容如此丰富、规模如此宏大的诗作。
诗作的主要人物有四位：日出国王（Kun tohdi），月圆大臣（Ait oldi），贤明大臣（Oktulmix）、隐士觉醒（Odhurmix）。
诗作情节概括如下：
一，日出国王公务繁忙，需求一名助手。善良而富有智慧的月圆毛自荐，他受到国王的器重，被委任大臣之职。在他的辅佐下，国泰民安，政绩不凡。但是，他不幸染重病，临终前他将幼子贤明托付给日出国王。
二，贤明在日出国王抚育下长大成人，并继承父业，当了大臣。他智慧超群，才能出众，他向国王阐述了自己的施政主张与治国之道，诸如国君、大臣、武将、外交使者、各级官吏应具备的条件与应尽的职责；国君应如何对待哲人学者以及工农商牧各行各业的黎民百姓。与其父月圆相比，贤明的知识更为渊博，才能更加卓著，政治抱负更宏伟。他成为日出国王得力的大臣与参谋，须臾不可离的助手。
三，日出国王思贤若渴。他从贤明处得知他的族友觉醒才学不凡，具有远见卓识，于是有意请他出山，辅佐执政。他让贤明持自己的亲笔信函，去拜会觉醒。出山参政之事遭到拒绝。但日出国王并不善罢甘休，令贤明“三顾茅庐”，隐士觉醒勉强出山，与日出国王会面。他向国王面陈自己的观点，他说“皇帝宝座无非是一场幻梦”，“不要祈求在长夜中尽享欢乐，真正的欢愉存在于来世”。说毕匆匆返回山林，过不久，他就离开了人世。
贤明为觉醒之死悲痛不已，也促使他反省了自己的一生。他兢兢业业辅佐日出国王，在他们精心的治理下，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
这是诗人构筑的一个理想王国。当诗人尤素甫看到“正直已消失，邪恶在蔓延”（6475行），“信义发生了危机，不义充满了人间”（6568行），“卑者无礼貌，尊者无知识，狂悖者泛滥，温顺者绝踪”（6487行），“贫困孤苦者无人怜悯，世风日下无人感到吃惊”（6487行）①的现实，他体恤民众的苦难，感叹世风日下，担忧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他曾苦苦探索政治清明、百姓富庶的治国之良策，对于治理国家，实现国泰民安，他有自己的一套设想。他既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有着宏伟政治抱负的思想家。
诗人尤素甫认为，庶民不良，有国君整治，而国君不良，则会败坏天下。因此，能否实现国泰民安、长治久安，其关键在于要有一位公正的君王。《福乐智慧》中公正的化身——日出国王就是诗人尤素甫塑造的一位理想的君王形象。他认为理想的君王必须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以法为准绳，以正义为根本。如日出国王所说：“无论是我儿子，还是亲友，无论是异乡人，还是过客，在法度上我对他们一视同仁，对他们的裁决毫无二致。须知正义乃社稷之基石，君王正直，社稷才能永存。”（817—819行）；第二，应施仁政，不施暴政。贤明大臣劝喻日出国王道：“对广大的庶民要心怀仁慈，要心地善良，多积善功。莫危害庶黎，要造福于民。”（2160行）《福乐智慧》所宣扬的仁政，其实质简而言之，即是“仁爱为怀，保护人民”（2169行)；第三，既要有智慧，又要有知识。诗作中这样写道：“英明的君王若喜爱知识，必定会把学者们引为知己。他处理国事必定考虑周全，他会运用知识去引导黎民”（254行）。君王有了知识，他就会尊重学者，重用学者，任人唯贤。“谁若有智慧，被他召到身边，谁若有知识，被他奉为上宾。世上的英才都聚在他的周围，聪明博学之士都来为之献身”。君王有众多哲人学者辅佐，国家就会兴盛不衰。日出国王形象的塑造,凝聚着诗人尤素甫对于理想君王的憧憬，对于清明政治的渴望。
贤明大臣在《福乐智慧》中是一位相当重要的人物。诗人在谈到这个人物的象征意义时说：“大臣贤明，他代表了智慧，提高了人的价值”（356行）。作为智慧化身的贤明，他是诗人尤素甫心目中最完美、最理想的人的典型。日出虽然是国王，但是他一刻也离不开贤明。“国王一起床，即翘盼贤明”（1644行），日出国王厚爱贤明，给予他极高的评价，他对贤明大臣说：“你是我希望的唯一的支柱”（ 3054行），“你好似太阳照亮我的心，我有什么失误，愿你能予匡正”（5616行)。贤明是日出国王思想的源泉，行动的指南。他的智慧和治国施政的主张均对日出国王起着指导作用。这种安排与诗人尤素甫的“统治世界需要有智慧，治理人民需要有知识”主张是一脉相承的。诗人之所以在日出国王身边安排智慧的象征——贤明大臣这一人物，有着这样的寓意：贤明与日出国王长相随，象征着智慧与日出国王长相随。正如日出国王对贤明所说的“谁需要智慧，你就是智慧，谁需要学问，你就是学问”（3062行）。日出国王之所以能够把国家治理得井然有序，国泰民安，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事事运用智慧（贤明），时时不离智慧（贤明）。在诗人尤素甫的笔下，贤明的形象不仅高于月圆、觉醒，而且也高于日出国王。这体现出诗人尊崇智慧与知识的思想。
日出国王、贤明大臣与隐士觉醒之间的观点对立，尤其是双方之间展开的大辩论，在《福乐智慧》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隐士觉醒是一位看破红尘、弃世厌生、索居山林潜心于祈祷、苦修来世善功的苦行僧形象。他认为现世如过眼云烟，一闪即逝，人生如一阵清风，飘忽而过。因此，他提出“今世之万物皆为了人生，生之不存，则万物皆空”的主张，他认为现世是“罪恶之地，黑暗的牢笼”，“妨碍着世人修功行善”，劝诫人们抛弃无常的尘世。日出国王与贤明大臣一方则批驳隐士觉醒道：“除礼拜、封斋，你什么也不管。做礼拜、封斋只对你个人有益，祈求私利即是薄情寡义”（3342—3343行），“祈求私利者怎能算得是人？真正的人应该造福于他人”（3931行），“人活着就应给人民带来好处，为世人造福——这是人活着的标志”（3369—3370）。他们主张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认为治理好国家、努力造福于人类、实现国泰民安是最大的善行。
在奉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喀拉汗王朝时代，诗人尤素甫敢于抨击宗教行为，把离群索居、祈祷苦修的僧人视为旨在谋取私利的人，并进行尖锐批评。公开提出应把为国为民造福作为衡量人的价值与善行的标准。这些主张是积极的、具有进步意义的。这场辩论占到作品诗行总数的一半以上，这场伦理之争，强化了《福乐智慧》的戏剧性与哲理性，突出了人物的个性，使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也大为增强。
二、《福乐智慧》的艺术特点
诗人尤素甫在《福乐智慧》中所塑造的四位主人公——日出、月圆、贤明、觉醒，既是有血有肉、感情丰富的实体性人物形象，同时，他们各自又是一些抽象观念的象征。诗人在作品的开篇中便道出了他塑造人物形象的旨意，他这样写道：
日出象征着公正、法度；
月圆代表了欢乐与幸福；
大臣贤明代表了智慧，
他提高了人的价值。
最后是隐士觉醒，
我赋予他“来世”的含义。
我对这四者进行了阐述，
用心去读，自能明了其意。（355—358行）
很明显，作品中的四位主人公是诗人政治主张与伦理道德观念的载体。在这里，“象征”成为沟通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媒介，诗人宏伟的思想可以通过作品中具体的人物形象及其象征意义之间充分地展现出来。在人物形象塑造中，象征手法的运用，是《福乐智慧》的一个显著艺术特色。
类似的用象征艺术手法塑造人物，在早期印度佛教戏剧中曾广泛运用。如20世纪初在吐鲁番地区发现的梵语戏剧残卷中，剧中人物大都以抽象概念命名，如“觉”（智慧）、“称”（名誉）等，他们亦具有象征意义。与《福乐智慧》同时期的印度戏剧《觉月初升》，其中的人物也以抽象概念命名，如“爱”、“欲”、“智慧”、“觉悟”等等。佛教文化在西域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维吾尔人在信仰伊斯兰教以前，许多人曾经信仰过佛教。《福乐智慧》以抽象概念给人物命名的手法，很可能受到印度戏剧的影响。
这部诗作的叙述结构十分独特。作品的开端部分，诗人采用波斯、阿拉伯诗歌贯用的手法，开篇3章是对真主、先知及四位伙伴的赞颂。接着是对美丽的春天以及当时的统治者布格拉汗的赞颂。4篇赞词之后，作者又用去6章的篇幅阐述自己对于天体、人类的价值、智慧、知识、善行等一系列问题的观点。从11章以后，作品中的主人公才陆续登场，情节才逐渐展开。
这部诗作具有鲜明的戏剧特点：有人物，有场景，情节的进展及人物的观点均采用对话方式加以表述，人物的行为动作也交待得比较清楚，动词的时态没有采用叙事诗贯用的过去时态，而是采用戏剧贯用的现在进行时态。矛盾、冲突是戏剧的灵魂，《福乐智慧》有矛盾，有冲突。值得一提的是，《福乐智慧》中人物之间的对立冲突，其背后是一种情致在推动它，这种推动力量是精神的、人生观、伦理观及宗教观的。由于人物之间对于人生、伦理、宗教的理解和认识，产生了巨大的分歧，这种矛盾与冲突，推动了剧情的发展。《福乐智慧》鲜明的戏剧特点，现已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公认。有些学者提出，与其说《福乐智慧》是一部叙事长诗，不如说它是一部富有哲理性的诗剧更为适宜。因此，鲜明的戏剧特点是《福乐智慧》一个显著的艺术特色。
《福乐智慧》的语言优美、生动，大量运用比喻与对比的修辞手法。诗人用行动“敏捷的羚羊”比喻稍纵即逝的福运，用“沙漠”比喻无知者的心田，用“狼与羊在一起饮水”比喻天下太平。这些比喻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
诗作中，贤明痛惜自己逝去的年华、哀叹青春已去，他这样描绘道：“头发已花白如鹰隼之羽／胡须像枯草般稀疏凋零／三十二颗牙齿——洁白的珍珠／一颗颗掉落，断了丝绳／以往我看得见所有阳光洒满之地／如今两眼昏花，不见对面之人／已往我听得见远方的声音／如今要靠手势来达意表情” （5639—5641行）。短短的8行诗，运用新颖的比喻和对比，活脱脱地勾勒出一位白发苍苍、牙齿脱落、耳聋眼花、步履艰难的老者形象。由于诗人尤素甫具有丰厚的文学功底和高超的驾驭语言的能力，使这部诗作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
《福乐智慧》是长篇叙事性诗作，诗行整齐，格律严谨，采用的是阿鲁孜诗律、玛斯纳维诗歌形式。阿鲁孜诗律是以长短音节的组合、变化为基础的一种诗律体系②。用阿鲁孜诗律写的诗歌，不仅要求每行诗的音节数目相同，而且要求按一定规则组合起的长短音节的数目也要相同。玛斯纳维体诗歌则具有多音节双行体、双行押同韵、押韵形式为 AA BB CC等特点。中亚、西亚以及中东地区的许多长篇叙事诗多采用玛斯纳维诗歌形式。在《福乐智慧》中，以双行体诗歌为主，然而，其中还有173首四行体的诗歌，其内容多是作者引用的民歌、贤人智者的箴言等。有规律的抑扬顿挫，严格的押脚韵，加强了诗句间的对照，使这部诗作更加铿锵有韵，富于很强的节奏感和音乐性。
《福乐智慧》是维吾尔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经典性作品。我们之所以称它是经典之作，是由于这部诗作内容恢宏、丰富而深刻。它所关注的不是个人的经历和体验，而是民众的疾苦，民族的命运和前途。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忧国成民的思想家。他在《福乐智慧》中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探索政治清明、百姓富庶的治国之道，他提倡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为民造福。这是诗人创作《福乐智慧》的主要动机和意图；我们之所以称它是经典之作，是由于《福乐智慧》是一部具有艺术魅力、文学价值很高的诗作。诗人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巧妙地运用象征性手法与人物间对话方式展开情节，达到叙事与塑造人物的目的。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每个民族都会留下成百上千，甚至成千上万部各类文学作品。然而，其中真正称得上经典的，数量极其有限。每个民族都有可引以为自豪的、作为民族文化象征的作品。《福乐智慧》作为维吾尔族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文学经典，对维吾尔族文学、乃至对于中亚文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福乐智慧》是维吾尔民族文化的象征，维吾尔族人民的光荣和骄傲。它也是中华民族文学宝库中的瑰宝。
三、中华文化格局中的《福乐智慧》
从《福乐智慧》的序言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部诗作问世后，曾在东方引起很大轰动。《福乐智慧》的两篇序言中都有类似的记载：“由于此书无比优美，无论传到哪位帝王手里，无论传到哪个国家，那儿的哲士和学者都很赏识它，并为它取了不同的名字和称号。秦人（汉人）称它为《帝王礼范》，马秦人（契丹）称它为《治国指南》，东方人称它为《君王美饰》，伊朗人称它为《突厥王书》，还有人称它为《喻帝箴言》，突厥人则称它为《福乐智慧》。”③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出，在古代，《福乐智慧》曾是一部很有影响的诗作，当时的学者曾给予这部作品很高的评价。从《福乐智慧》抄本的发现地--—非洲的埃及、西亚的赫拉特、中亚的费尔干纳的分布来看，亦可想象得出，这部诗作问世后，由于内容丰富，论述精辟，语言优美，富有深刻的哲理性，因此尽管诗作长达1.3万余行，人们仍然争相传抄传阅，流传地域已远远超出维吾尔民族居住地域，其影响遍及中亚、西亚乃至整个东方。在中亚耶亦克河口附近发现了一个刻有《福乐智慧》诗句的陶器，这表明《福乐智慧》在中亚曾享有极高的声誉。此外，学术界有些学者认为，蒙古族的《成吉斯汗箴言》（直译《成吉斯汗的智慧》的产生曾受到《福乐智慧》的影响。。
《福乐智慧》问世的1069—1070年，相当于北宋中期神宗熙宁二年至三年。在宋代汉族作家之中，影响最大、可称为文学大家的是苏轼（号东坡）。
维吾尔族诗圣玉素甫·哈斯·哈吉甫（1018—1086）与中原诗词大师苏轼（1037—1101）生活于同一时代。他们均诞生于祖国的西部地区，玉素甫·哈斯·哈吉甫诞生于西北部的巴拉萨衮（碎叶），苏轼则诞生于西部的四川省眉山县。
这两位都是成就卓著的文学大家。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是一位具有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远见卓识的政见以及丰厚的文学功底的大诗人、大学者；而苏轼也是一位才气横溢、独厚魅力的诗人，他的诗存留下来的诗作有2700多首，传世的词有340首之多。他的诗作与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诗作《福乐智慧》一样，深刻地反映了11世纪的社会生活。苏轼的诗作反映的是北宋中原地区的社会生活，而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创作的《福乐智慧》反映的则是西域的社会生活；苏轼的诗文，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超越了一些前辈诗人，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是维吾尔文学史第一个黄金时代的开创者，其文学成就不仅超越了前辈维吾尔诗人，就是在中亚诗人中，也没有可与之相提并论者。
苏轼的词作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表达了人生体验和人生理想，风格雄劲豪迈、热情奔放，开创了宋词的新风。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诗作《福乐智慧》气势磅礴宏伟，具有哲理性和思辩色彩。他们两位都是宋代文学史上并驾齐驱的文学巨匠。
众所周知，唐诗宋词的成就遐迩闻名。宋词在宋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位置，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在唐宋中原文坛上没有产生过大型的叙事诗，这也是不争的事实。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诗作《福乐智慧》以其篇幅之浩瀚、题材之宏伟、反映生活之深刻、叙事之独特，弥补了宋代文学史缺乏鸿篇巨制的缺憾。《福乐智慧》的发现，可以说改写了宋代文学史，这是维吾尔民族对于中华文学发展史的贡献。
中国戏剧史的研究，近年来有较大的进展，表现之一便是对于西域戏剧的关注。1959年在哈密地区发现的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MAYTRI SIMIT）是一部二十七幕的大型佛教内容的剧本。此剧本的抄本约于公元8——9世纪，距今有1000多年历史了。《弥勒会见记》已充分显现出维吾尔民族的戏剧才能。与《弥勒会见记》相比，《福乐智慧》的戏剧特点更为鲜明，内容更加世俗化。从诗作的整体艺术结构与艺术特点加以分析，《福乐智慧》实为一部诗剧。诗剧既是诗，又具有戏剧特点。人物是戏剧的核心，没有人物就没有戏剧。《福乐智慧》塑造了四位主人公——日出、月圆、贤明、觉醒。《福乐智慧》有人物，有场景，对于人物的行为活动亦交代得清清楚楚。最重要之处在于，情节的进展及人物的观点，思想感情的变化，均采用对话的方式加以表述。对于人物的行为动作的描写，所用动词的时态没有采用叙事诗惯用的过去时态，而且采用戏剧惯用的现在进行时态，这是区分诗剧与叙事诗重要的标志。
矛盾、冲突是戏剧的灵魂。《福乐智慧》有矛盾，有冲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福乐智慧》中人物之间的的对立冲突，其背后是一种情致的推运它，这种推动力量是精神的、人生观、伦理观及宗教观的。由于人物之间对人生、伦理、宗教的理解和认识，产生了巨大的分岐，这种矛盾与冲突，推动了剧情的发展。《福乐智慧》鲜明的戏剧特点，现已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公认。德国著名突厥学家冯·加班在论述《福乐智慧》时说“维吾尔族文学作品不只是为了阅读。有些甚至是为了背诵和搬上舞台而写的，这一分析也适用于《福乐智慧》。”这部诗作曾被土耳其的艺术家们搬上舞台演出过。
学术界传统的观点是：我国的戏剧源远流长，但是成熟得较晚。宋代末期宋杂剧和南曲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戏剧的形成。进入元代以后，随着元杂剧的兴盛，我国的戏剧才进入成熟期。这种观点对于中原汉族戏剧史而言，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对于包括各民族在内的中国戏剧发展史来说，这种观点显然有失偏颇。因为在宋代末期的宋杂剧和南曲出现前的400多年前，维吾尔族的二十七幕回鹘文本戏剧《弥勒会见记》（MAYTRI SIMIT）已经出现。宋杂剧和南黄出现之前，维吾尔族大型诗剧《福乐智慧》也已问世。
像《福乐智慧》这样系统论述治国之道，内容深刻、规模宏伟的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也不多见。然而，由于中亚的征战延绵不断，《福乐智慧》的原稿与抄本不幸失落。直到19世纪、20世纪初，各种手抄本才陆续发现。其校勘本的正式刊布，是1947年。《福乐智慧》刊布只有50多年时间，而将此诗作介绍到我国，在我国正式翻译出版，仅只是这十几年内之事④。因此，大力宣传《福乐智慧》、深入研究《福乐智慧》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得到完全的确立，这是我们奋发努力要达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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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文中引文均引自郝关中、张宏超、刘宾译《福乐智慧》（汉译全本），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② “阿鲁孜”是缘起于阿拉伯的诗律。最早创立这一诗律体系的是８世纪阿拉伯诗人哈里勒·伊宾·艾合买德。他以家乡地名“阿鲁孜”，阿鲁孜诗律由此而来。这是以长短音节的组合、变化为基础的一种诗律体系。
③ 同①，第２页，序言一。
④ 土耳其学者R·L·阿拉特对３种《福乐智慧》的手抄本进行了校勘，1947年出版了《福乐智慧》拉丁字母转写本。该校勘本成为《福乐智慧》研究及各种语言文字译本的主要依据版本。目前，世界上已出版了俄、英、土、汉、维吾尔、乌孜别克等多种语言的《福乐智慧》的全译本，出版了德、哈萨克、阿塞拜疆等各种文字的节译本。在我国，耿世民、魏萃一合译的《福乐智慧》汉文节译本1979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组织翻译的《福乐智慧》现代维吾尔文与拉丁字母转写原文对照本于1984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郝关中、张宏超、刘宾合译的《福乐智慧》（汉译全本），1986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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