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生长在西南边陲的一个傣族村寨中。小学是在隔壁村上的，早晨天还没亮就踏着露水，一边走一边吃手抓炒饭，到学校门口时恰好吃完早餐。每年冬天，学生都提着小火盆来学校，放在桌子下烤手暖脚。尽管如此，鞋子也早已经被霜雾打湿，手脚生冻疮是常态。农村的孩子下午放学后要参加一些劳作，有时跟大人下田插秧，有时跟母亲上山背柴，有时与小伙伴一起捡水草、挑水浇菜等。小学要上晚自习，每天晚上一个人走夜路回家，伴随着的只有那浩瀚的星光，这些童年往事恍如隔世。总之，青少年的时光就是在上学与下田、知识与劳作、校园与田野之间来回切换。在那种传统却带着野性的环境中，生命犹如野草一样也茁壮成长起来了。

　　回忆过去，1990年左邻右舍聚集在我家院子里看亚运会转播的场景还在眼前，2000年高中时代步行半小时到电信大厦就为了花12元上1小时网的事还在眼前，2002年到北京上大学，路上还能看见木质地板的公交车，转眼又到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这些往事历历在目。

　　“80后”生人赶上了国家的许多好政策，大多数人通过读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我从山村小学一路走到北京，从本科读到博士，及至进入科研单位工作并获得公派留学资格，可以算是一个“天道酬勤”的例子。儿时曾经仰望天空梦想成为探索宇宙的科学家，后来梦想变得越来越务实了。从小生长在少数民族地区，因此立志做一个民族学者就变得自然而然了。如今我有幸在社科院民族文学所工作，主要研究领域是南方民族文学，继承前辈学者的衣钵，继续做好民族文学研究，促进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这大概就是我此生的职责。未来再多的挑战，我都将持之以恒完成这份使命。

　　如今，“80后”出生的人参加工作基本已有12年左右，回首我的这12年，是不急不躁、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着，也取得了一些科研成果。例如，有了自己的专著《寻找傣族诗歌》，合著《中国少数民族神话共性探讨》；也发表了30多篇学术论文，如《傣族史诗的演述人与演述语境》《“金三角”中的傣—泰族群田野考察札记》《傣族创世史诗〈巴塔麻嘎捧尚罗〉：文本形态与演述传统》等。作为一个青年学者，早期的论文大多发表在普通期刊上，后来慢慢被核心期刊发表，这也是一种进步。同时，要拓展自己的学术视野，不仅要将论文发表在祖国大地上，也需要走出国门与国际学者交流。我深感自己是一个幸运的“80后”，享受到了国家的许多好政策，勤奋学习与努力工作换来不少收获。

　　2008—2020年是我国飞速发展的12年，得益于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各领域也一派欣欣向荣。在我所认识的“80后”学者中，绝大部分是勇于担当的，也有些杰出的青年学者已经成为科研单位的主力军。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也有幸承担了一些项目。通过这些学术课题和科研项目，增强了自己的科研能力。回首这十多年的工作，也算不负光阴，不辱使命。

　　多年来，我虽在学术上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一路走来也遇到了许多难题。比起老一辈的学者，我们似乎缺少了一些沉着。像前辈学者那样手写论文，十年磨一剑的做法已经难以持续。然而，对年轻学者来说，最大的弱点应该是知识积累和理论素养方面的匮乏。一个杰出的学者，必定不能只放眼当下进行资料梳理，还要在历史纵向有所突破、横向有所创新。因此，我们需要沉下心来多读经典的书。

　　在知识爆炸的信息技术时代，学术成果可谓海量高产。有很多学术问题，其他学者已经做出了解答。如果只顾埋头写自己的文章，不关注前辈和同行的文章，就容易犯“炒学术冷饭”的问题。青年学者应该立足于前人的知识阶梯更上一层楼，而非原地徘徊。与此同时，青年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也很重要，通过头脑风暴不仅会产生一些思想火花，来自不同学科的对话可以互相启发，而且很多学术问题需要不同学科间的团队合作。例如，许多南方民族史诗是“复合型史诗”，通常要在仪式中活形态地演述（唱）的。这就需要艺术人类学、民族志诗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的观照。

　　青年学者必须关注时代的发展，响应主流的话语。过去我们说我国有“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如今我们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际上它们都是与时俱进的命题。笔者多年来以傣族文学和文化为研究对象，傣族文化是植根于中华文明土壤中的，不仅与同语族的壮、侗、布依等民族有着相同的文化历史渊源，也与中原汉文化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不过，傣族因地处南亚次大陆边缘地带，与周边藏缅语族民族杂居为邻，还受南面传入的东南亚文化和印度文化影响。在这样多元文化交融的环境中才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傣族文化。

　　因此，我要时刻反思自己，不断学习，提升学术能力。今年，适逢建党百年，央视隆重推出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观看这部剧相当于学习了一遍中国共产党无比艰难的诞生历史。一百年前，那些革命先辈与现在的我们年纪相仿，正当青壮年。他们为内忧外患的中国寻找出路，多少豪杰凭一己之力力挽狂澜，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却说“虽千万人，吾往矣”，最终找到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

　　在观看《觉醒年代》时，我无数次热泪盈眶，深受启发。其中有一个精彩片段，是课堂上师生们的讨论。做一个新闻工作者，什么是最重要的条件？有一个同学说博学最重要，知识渊博的人可以敏感捕捉和解读社会的各类事件。当时的青年领袖毛泽东则提出不同的说法，博学和知识固然重要，但比博学更重要的是人的思想、立场和职业操守。新闻工作者不能人云亦云，要对自己获取的信息进行分析、论证和去伪存真，由表及里作出自己的判断和结论。其中，三者中又以立场最为重要，只有站在大众的立场上，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要求，写出来的文章才有利于社会进步。这段话也适用于今天做社会科学研究的青年学者。我们做学术研究也要从人民大众的立场出发，为人民大众做学问。为民族文学科研事业奋斗，我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