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李芳相识已有十余年了。她研究的满族子弟书与我研究的达斡尔族乌钦关系紧密，因此平时交流较多。她的著作《清代说唱文学子弟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一出版，就送书与我。我读后，深感该书是一部全面而深入的研究著作。

　　说其全面，是因为这本书涉及了子弟书研究的方方面面。作者对子弟书的创制、文体、称谓、作者、题材、演出、文本、传播等问题都有全面研究，这在已有研究成果中还是不多见的。这离不开她的博士生导师黄仕忠先生的鼓励和指导：“从文献普查入手，在全面寻访、汇集、研读文献的基础上再深入探讨。”如今李芳的著作已经证明黄仕忠先生的这句话是正确的。

　　说其深入，是因为著作中每个问题都有足够的文献作为支撑，并得到深入阐释。对前面提到的子弟书基本问题，学界以往虽有一些研究成果，但还不够系统和深入。只有建立在丰富的资料基础上，才能把握这些基本问题。李芳系统梳理了资料，对这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此外，谈其深入，还因为这部著作是李芳用十余年时间对其博士学位论文进行修订而成。其间，她还参与编纂了《子弟书全集》《新编子弟书总目》等书籍，在《文学遗产》《民族文学研究》等刊物发表了数篇子弟书研究论文，这些都促进了其著作质量的提升。

　　全面而深入还体现在李芳在该著作中对三个研究范畴，即雅俗文学、说唱文学、民族文学的总结。关于雅俗文学。一般而论，在中国文学史上，雅俗文学的转换是从俗到雅，即从民间到庙堂，从艺人说唱到文人之笔。但是，子弟书却相反。李芳总结说：“子弟书却是先由士大夫创造，唱响于高门大宅之后，方传播至民间大众耳中。”经过细致梳理，李芳认为，“子弟书的作者多为受过良好教育的旗人士大夫，他们对民间曲艺形式毫无偏见”。她还对子弟书作者鹤侣氏（爱新觉罗·奕赓）的清宗室嫡系子孙身份及其生平创作进行了细致考证，对洗俗斋（果勒敏）与清宗室的关系以及生平创作进行了细致探究。此外，她还对罗松窗、韩小窗、春树斋等子弟书作者进行了深入探讨，并进一步研究了子弟书作者的交流与创作观。由此证明，子弟书产生之初就是一条雅化之路，但其发展却是从雅到俗。在第七章《子弟书的演出》中，李芳把从雅到俗这一变化过程梳理得比较清晰。从雅到俗以及脱离表演走向文本化的变化规律，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关于说唱文学。李芳抓住了子弟书说唱艺术的本质，子弟书首要功能就是演唱，而其文本曲词是子弟书艺术形式的一个方面。因此，要对演唱进行研究。不过，遗憾的是，子弟书的演出早已不存在，文献亦少，这给研究带来很大难度，但又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李芳从“旗人家庭内部之演出”“走票出内城”“沦落野茶馆”“瞽人谋生之手段”四个方面，论证了子弟书演出的四种变化，梳理了子弟书发生、发展、没落的过程。我觉得从京城民间说唱、满族及其相邻民族说唱中挖掘演唱资料，也许能够促进子弟书演出研究。子弟书的演出研究，对于研究当下民族民间说唱艺术规律也有重要作用。

　　关于民族文学。李芳认可子弟书最早由旗人创制，与满族的关系密不可分。早期主要作者、演唱者和欣赏者多为旗人中的满族人，后期仍然是满族人消遣娱乐的重要方式。而子弟书的创作，又有满汉兼和满汉合璧两种形式。李芳又说：“作为入关百余年后创制出的艺术样式，子弟书亦为满族文化逐渐融入汉文化之后的产物。子弟书的文本，多据汉文化中流行之戏曲、小说故事改编；其文本体制受弹词、鼓词影响；音乐体制则受到昆曲和花部戏曲的影响。”可以说，子弟书是满汉文化融合的结果，只有在满族入主中原之后才能产生。由此，我们想到，中国古代宋词、元曲的产生，不都是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吗？从民族文学角度研究子弟书具有重要意义。从子弟书汉族小说戏曲题材的来源角度阐述多民族文化融合，将是一项重要研究内容。《红楼梦》《聊斋志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中国古代文学经典都进入了子弟书中，成为研究不尽的话题。李芳著作的各个部分已涉及民族文学，或者说无论哪一个论题都没有离开民族文学，已融入著作的问题当中了。对此暂不再讨论，单说其著作结构，对于研究达斡尔族乌钦、蒙古族乌力格尔等民族说唱就具有启发意义。

　　此外，《清代说唱文学子弟书研究》一书文献考证力度大，正文中对文献的梳理以及六个附录都是考辨的用力之作。该书语言简练，不晦涩，长短相间，富于变化。

　　一个有深入研究意义的选题对象，犹如一座富矿，需要不断地去挖掘。子弟书研究就是一座富矿。李芳的子弟书研究已架构起宏观框架，并且推动了子弟书诸多问题研究。同时，又进一步提出了一些问题，如子弟书作者的创作观、子弟书的现实生活题材、子弟书演出曲调、子弟书教育功能、子弟书作者、子弟书由雅变俗之后的消亡等。正如黄仕忠先生序言中所言：“不是没内容可写，而是内容太多，写不完。”我们期待子弟书及清代说唱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