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80年代，民俗学学科亟待恢复与重建，陶立璠以“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为基础，展开多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并彻底转向民俗学研究。面对国内民俗学教材的缺乏，陶立璠以自身教学经验为基础编纂了《民族民间文学基础理论》《民俗学概论》等教材，凸显了不同地域、民族民俗的“多样性”与“在地性”，完善了民俗学学科教学内容的框架体系。在1989到1991年的第一期中日联合民俗考察活动中，陶立璠主动吸纳福田亚细男的村落研究理论，并在后续研究中延续了“在具体村落中理解民俗”理念，总结出了“一步三回头”的方法，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田野范式转向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民俗学概论》；中日联合民俗考察；田野研究范式

　　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民俗学兴起后，它的发端与成长就随着历史语境和知识话语的更迭而变化，从“新”“旧”之争到“歌谣运动”，从“到民间去”到文艺大众化运动，从“解放区文艺”到“人民文艺”，从“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在一代代民俗学者筚路蓝缕的努力下，中国的民俗学走过了风雨飘摇的一百年。

　　学人们孜孜以求的精神在“五四”时期辟前路于混沌，求真理于蒙昧，虽然之后的民俗学学科发展经历了动荡与停滞，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批深受50年代文学精神哺育的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者。他们大多出生于20世纪30、40年代，受益于新中国学科体系建设及学科专业设置，在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队伍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他们承担起了照顾老教授和辅导青年学子的重责，可谓“上有老、下有小”[①]。彼时，我国文化事业刚刚复苏，这些学者以踏实严谨的学术态度、任劳任怨的工作作风、虚怀若谷的学习精神，在特定时期、特定场域中充当“老”和“小”之间的坚实阶梯。恰如杨亮才在祝贺陶立璠七十岁生日的诗作中写道：“牵手采风如昨日，同是民间守望人”[②]。此处的“守望”当取其“等待盼望”之意。在这些“守望人”中，像金开诚、屈育德、王宁、童庆炳、程正民、张恩和、邹晓丽、刘魁立和陶立璠等民俗学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其中，陶立璠始终坚持以“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为基础，研究不同地域、民族民俗的“多样性”与“在地性”，并以此为基础编纂《民族民间文学基础理论》《民俗学概论》等教材，并主动从地域、民族维度探索民俗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关系及民俗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系。他的学术研究，也是那一代“守望人”民俗学思想的在地经验与具体实践。

　　一、基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民俗学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象征性地转换为本土现代社会、多民族国家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建构力量，并成为构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重要支撑。[③]从1953年开始的全国范围内的民族识别工作与各民族历史调查，到1958年“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座谈会”的召开，再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民研会的恢复及民间文学学科的重建，都为民间文学研究带来新的发展机遇。1984年5月启动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搜集整理民间故事、歌谣、谚语，进一步推动了民俗学研究的发展。

　　陶立璠的学术研究正是在这一历史语境中展开，他出生于1938年，196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后在中央民族学院[④]讲授《文学理论》《古代文论》等课程，并在教学之余醉心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相关研究。[⑤]其后，他逐渐从文学理论的教学转向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及民俗学研究。

　　20世纪70年代末，民间文学“被重新列入到一般大学和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的课程”[⑥]，全国各高等文科院校普遍开始恢复民间文学课程的教学。1978年10月，陶立璠受邀参加了在兰州召开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教材编写暨学术研讨会”，并于此次会议上结识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⑦]的杨亮才，以此次会议为契机，他开始彻底转向民俗学研究。1979年夏，成都召开“少数民族文学教材编写会议”，发起成立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陶立璠与杨亮才作为学会的主要发起人与参与者[⑧]，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陶立璠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有意识地搜集和整理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1983年，他同中央民族学院汉语系民族民间文学教研室的吴德坤、王妙文、金锦子等人组织编写了《少数民族民俗资料》[⑨]，其中，参与搜集民俗资料的学生并非单一或数个民族，而是涵盖了蒙古族、东乡族、壮族、彝族、傈僳族、白族、纳西族、回族、瑶族、傣族、朝鲜族等各民族，在此书的基础上，才有了《中国民俗大系》的最终出版。同年8月，中国民俗学会在中央民族学院开办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学讲习班，由张紫晨、陶立璠主持。此次讲习班的举办，不仅是中国民俗学会的工作之一，也是社会科学院科学规划的一部分，“担负着推进我国民俗学和民间文学视野的建设和发展，以及培养人才的重要作用”[⑩]。讲习班邀请了费孝通、白寿彝、钟敬文、杨成志、杨堃、马学良、容肇祖、罗致平、常任侠、牙含章等知名学者前来讲授欧洲民俗学、美国民俗学、日本民俗学、民俗学概论、民间文学基础理论等课程。[11]此次讲习班讲授了“民俗学总论及民俗学历史和工作”“民俗学与其他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及古代艺术的关系”“外国民俗学研究的历史、流派和现状”“中国民俗的特点、历史及岁时、仪礼、社团等民俗事项”“宗教、民族风俗、婚姻与家族”，此外，另有国外民俗辞条及相关论文的介绍。[12]

　　20世纪80、90年代，“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13]为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陶立璠作为基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进行民俗学研究的先行者之一，主要从基础理论、“资料学”体系、风俗史及民间文学史三方面展开研究[14]。

　　1986年，他发表了《民俗学的研究方法》一文，介绍了民俗学学科的三种研究方法[15]，其后陆续发表了《谈少数民族英雄史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关于少数民族神话传播的研究》《傩文化刍议》《中国戏剧的活化石——贵州土家族傩戏简介》《三爷圣会考察记》《纳西族东巴文化与风水信仰》《信息化时代的中国民俗和民俗学》[16]等，显示了他在具体研究中逐渐从族别走向区域，从区域走向整体，最终观照到整个“中国民俗和民俗学”的学术理路。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那一代“守望人”在特殊历史语境下所具有的多学科视野。20世纪80年代面临着学科重建的紧迫任务，师资队伍、教材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百废待兴”，当时的这批中青年学者不得不充当“多面手”，除了从事本学科研究及教学之外，有时还需要负责交叉学科的教材编写及授课工作。如1985年《民间文学论坛》兴办中国民间文学刊授大学。[17]所设课程除民间文学外，还包括了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原始艺术等等。当时陶立璠在中央民族学院教授民俗学，虽然教学任务很重，但陶立璠还是撰写了“民族学”课程教材，他在阅读了大量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原始艺术等相关研究书籍之后，编写了《民族学基础知识》[18]。此讲义的编写无疑使陶立璠的学术框架搭建得更为完整，并很好地契合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民间文学研究领域开始的“文化学转向”[19]，正可谓“恰逢其时”。

　　二、“概论”编写热潮与民俗学学科体系的重建

　　20世纪80年代，为了适应普通高校教学需要和推动民俗学学科建设，学界出现了概论教材编写的“热潮”。如1980年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资料室对“我国关于民俗学之最早的系统论述”——《民俗学概论》（方纪生，1934年）进行修订出版，此教材为方纪生在北平华北大学任讲师期间，讲授民俗学时所用讲义，由“序论”“信仰”“习惯”“故事歌谣及成语”四部分组成。虽然此书对80年代的民俗学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是其中的个别观点和译名不免陈旧。1984年，钟敬文在《民俗学入门》[20]“序言”中提到，民俗学在现代社会科学中，是一种“现在的”学问，而不是“历史的”学问，“民俗学的记述和研究，是以国家民族社会生活中活生生的现象为对象的”。这种研究领域上的“转轨”，也体现在概论教材编写之中。1985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张紫晨的《中国民俗与民俗学》，此书“溶民俗学概论与民俗学史为一炉”，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民俗学的性质、特点、范围、产生基础、在各国的发展情况，以及民俗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原则、目的、任务，着重探讨了我国民俗自古至今的历史沿革及其记录史研究史，多角度地阐释了中国民俗及中国民俗学发生发展情况。[21]同年，陶立璠出版《民族民间文学基础理论》一书，此书大量引用“第一手资料”，如内蒙古阴山山脉狼山地区的岩画、沧源佤族岩画及傣族古歌谣等。[22]在此基础上“花开并蒂”，1987年陶立璠的《民俗学概论》作为《民族民间文学基础理论》的“姊妹篇”，由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马学良为其作序，认为“读者对读”此二书，“可收相得益彰之功”[23]

　　陶立璠的《民俗学概论》为其在中央民族学院教授民俗学课程的讲义，语言生动风趣，叙述严谨详实，可谓8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民俗学教材。马学良看到此书初稿后评价为：“展读书中内容，时有新意，深获我心，若非实地调查研究者曷能出此？”[24]此外，该书侧重运用中国各民族的民俗资料，突破了以往研究中以“汉民族民俗为主”的弊端，强调民俗学是在“各民族的共同参与中形成和发展的”[25]。此书在编排上也独具匠心，配合书中内容，共引用99幅图和4张表，图片涉及多地域多民族的民俗，包括鄂伦春族、蒙古族、傣族、普米族、佤族、白族、维吾尔族、彝族、布朗族、哈尼族、塔吉克族、侗族、苗族、鄂伦春族、瑶族、纳西族、赫哲族、回族、藏族、达斡尔族、壮族、土家族等民族的信仰、建筑、服饰、舞蹈等。陶立璠的《民俗学概论》未设置“专章专节”介绍中国民俗，一方面，中华各民族民俗的丰富样态很难介绍完备，另一方面，不同地域各民族民俗除了自身“个性”之外，亦存在“共性”，以类别划分未免失之偏颇，故陶立璠在写法上做了诸多考量，最终以客观知识的形态展现“多样性”与“共性”，此种写法展现了“中华民族”民俗的多元样态，亦在多元交融中建构起独特的民俗学研究范式。2003年，陶立璠的《民俗学概论》修订为《民俗学》[26]一书，相较于1987年的版本，因其在教学实践中所展现出的“历史意识”与“共同体意识”，其框架并未做过多调整，“仅在个别章节做了内容的充实和补充，增加了许多教学实践中的思考和田野作业中获得的新资料”。陶立璠在“再版序言”中还特别谈到了书名中删去“概论”二字的原因，因“民俗学”一词本身即含有“概论”的意思，故题目不再赘述。[27]此外，《民俗学》书中还特别增加“民俗学与现代化”一章，凸显陶立璠在民俗学研究中一以贯之的“与世推移”“与时俱进”之理念。

　　这一时期的“概论”教材层出不穷[28]，这些“概论”教材基本沿用了综合模式的逻辑体系，但在内容及整体特色上因研究对象、研究范式、学科定位等问题的“差异性阐释”而各有差异。[29]“概论”教材的编纂不但完善了中国民俗学学科教学内容的框架体系，而且对民俗学的基本理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海外民俗学发展历程进行了充分论述，推动了我国民俗学学科研究范式的转化与演进。

　　三、民俗学田野范式的实践与反思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与日本民俗学者的交流与合作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芬民间文学联合考察项目，再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启的中日联合民俗考察及20世纪90年代与美国民俗学界的接触，这些都对民俗学田野范式转向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其中，持续二十余年的中日联合民俗考察[30]中，日方民俗学家福田亚细男“以村落为单位的田野调查与撰写民俗志”[31]等方法在中国民俗学界得到广泛实践与接受，并在田野实践中实现了从搜集整理到田野作业，再到田野研究的范式转换。[32]

　　1989年，由日本历史民俗博物馆研究部主任坪井洋文率队的日本民俗学访华团到达北京，在北京师范大学访问期间，提出中日民俗学者联合进行民俗考察的建议。后由日本福田亚细男教授带团与中方联合进行民俗文化调查活动。[33]第一期考察历时三年，考察团足迹遍布江苏苏州、常熟，日本的茨城、千叶、冲绳，浙江金华、丽水等地，并于1992年3月完成《中国江南的民俗文化——中日农耕文化的比较》调查报告。报告正文共收录22篇文章，分为“村落社会与生活空间”“人生礼仪与他界观”“民间信仰与农耕礼仪”“语言传承与艺能”四个部分。

　　作为第一期考察活动的副团长，陶立璠对福田亚细男在村落民俗研究中提出的相关理论十分赞同，并在后续研究中延续了“在具体村落中理解民俗”的田野作业方法，对比当时国内田野考察中的“一去不回头”，总结出了“一步三回头”的方法，即“第一年摸底考察，第二年正式考察，第三年撰写考察报告并做补充调查”[34]。他在《年中行事与农耕仪礼的变迁——中日农耕民俗文化比较》[35]一文中，从“历时的与共时的角度”将中国和日本农耕民俗文化的比较研究置于历史源流演变中去考察，以田野作业为基础，探寻中日年中行事与农耕仪礼差异形成的原因，但他并未一味沉溺于“比较”中无法脱身，而是主张回归历史语境，强调主体间的田野对话关系。

　　1995年，陶立璠撰写《民俗学的田野作业》一文，其中谈到了自己对于“田野作业”的看法，他认为民俗学的田野作业需要民俗学工作者深入民间，对民俗事象做细致的观察和记述。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民俗学工作者练就“考查”与“描述”的基本功。“考查”与“描述”并非“游记”“散文”“纪行”一类的“即兴创作”，也不仅限于对某种民俗事象的“宏观描述”，而是需要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之后对民俗事象做出的“具体的、微观的描述”。他提出，作为一个合格的民俗学工作者，需要认识到民俗事象的“时空特性”——“即是历史的传承时间方位又是横向的传播空间方位”。[36]

　　1996年，陶立璠发表《民俗意识的回归——河北省赵县范庄村“龙牌会”仪式考察》[37]一文，从中国的岁时节日谈到河北省赵县范庄“龙牌会”的由来，在详细介绍范庄“龙牌会”的仪式和规模之后，思考“范庄人为什么会形成崇龙、敬龙和敬祖的观念”“‘龙牌会’是如何产生的”及“‘龙牌会’的产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范庄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与情操”。他将“龙牌会”的产生、发展及流变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理解，并试图通过民俗仪式把握整个村落的历史发展。到了这里，陶立璠的田野作业已然瑧于成熟，且颇具“大家之风”。在田野研究中，陶立璠尤为注重给予当地人的“主体性”，在“对话关系”的基础上，书写“民主”“平等”“共享”的民俗志。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民俗学的田野范式逐渐倾向于采用“民族志式”的田野研究，实现了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的范式转换。“语境研究”强调田野调查，“强调在田野中观察民俗生活、民俗表演的情境、民俗表演的人际互动、民俗表演与社会生活、社会关系、文化传统之间的复杂关联等等。”[38]在田野实践中，作为“过程”的民俗研究愈发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由此开启了由“俗”到“民”，由“民俗事象”到“民俗事件”，由“材料民俗学”到“交流民俗学”的全新研究范式。[39]

　　中国民俗学的恢复与重建离不开民俗学者们的“栉风沐雨，不忘初心”，面对学科的一时沉寂，学人们以坚定的学术志向和“不计名利，无私奉献”学术精神克服学科重建初期的“惨淡经营”，这种承上启下的学术格局，奠定并夯实了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基础。陶立璠的学术研究，见证了从20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以来中国民俗学田野研究的范式转换。他对于民俗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资料学”体系的建构、风俗史的梳理等结合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和“采诗”规范，立足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将“现实性”与“历史意识”纳入学术研究与教学实践，从地域、民族等不同层面挖掘民俗学的特殊意义，彰显了20世纪80年代这一批“守望人”对民俗学数十年如一日的学术热忱与操守。

　　【项目基金】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中国70年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学术史”（项目编号：20BZW19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毛巧晖，山西襄汾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民间文学学史、民俗学。

　　本文原载《民间文化论坛》2021年第6期，文中注释从略，请参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