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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委员学术自传】郎樱:从书斋走向田野——我的新疆情结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20-07-26  作者:郎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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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郎樱,女,汉族,1941年4月29日生,籍贯北京。1965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维吾尔语言文学专业,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西北研究室主任,研究所副所长,院咨询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国《玛纳斯》史诗研究会副会长,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文学系兼职教授、喀什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委,国家出版署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突厥语民族文学与史诗。

  主要科研成果:专著类有《〈福乐智慧〉与东西方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该书维吾尔文译本1994年版);《〈玛纳斯〉论析》,内蒙古大学出版1991年版;《〈玛纳斯〉论》,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文联"山花"著作一等奖,社科院优秀成果奖);《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玛纳斯〉》,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柯尔克孜族民间文学概览》(合著),克孜勒苏柯文出版社1992年版;《北方民族文学比较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主要论文有《〈玛纳斯〉的悲剧美》,《民族文学研究》1990年第3期,此文译成吉尔吉斯文,1995年,比什凯克出版;《突厥史诗与希腊史诗之比较》,《中国比较文学》1993年第3期;《论北方民族英雄史诗》,《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4期(后获刊物奖,《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史诗歌手居素普•玛玛依》(英文),美国《口头传统》中国专刊,2003年出版;《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西域研究》2002年第1期;《西域佛教戏剧对中原戏剧发展的贡献》,《民族文学研究》2002年第4期;《西域歌舞戏对中国戏剧发展的贡献》,《西域研究》2003年第1期;《史诗的数神圣性与史诗的演唱仪式》(中英文),载《史诗与英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萨满与口承文化——萨满文化在口承史诗中的遗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咨询委员会集刊》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后该文被云南一刊物全文转载;《西部大开发与新疆民族文化建设——新疆文化遗产保护现状调查》(国情调研报告),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咨询委员会集刊》第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柯尔克孜史诗传承调查》(田野调查报告),载《中国西部的文化多样与族群的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主编(与仁钦道尔吉合作)《中国史诗研究丛书》(包括7部史诗专著),1999—2002年,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主编(与扎拉嘎合作)《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两卷本),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从书斋走向田野

        ——我的新疆情结

 

  我的小学、中学、大学时光都是在北京度过的。小学与中学均为重点学校,尤其是北京师大女附中,在20世纪50—60年代,与北京四中两个中学,是京城两大名校。师大女附中历史悠久、师资雄厚,高级干部子女云集。而像我这样普通家庭出身的学生,要想考入师大女附中,须凭借优秀的学习成绩。这所女校是寄宿学校,我从13岁开始住校,直至1960年高中毕业。在中学6年的学习生活中,同学们谈论的是理想追求,探讨的是人生价值。师大女附中“追求充实精神生活和积极求进取”的校风,使我终生受益。在以后的工作与生活中,无论遇到多大的挫折,我从未消沉过,面对各种困难,我从未屈服过。

  中学时,我们经常看苏联电影,看苏联书籍,唱苏联歌曲。记得看完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后,我十分激动,暗下决心将来要当老师,到边远地区去执教。高三时,师大女附中有保送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名额,我与一些同学积极报了名。但是,保送名单公布后,却惊异地发现没有我的名字。我是班长,而且属于学习成绩优秀者,对于我的落榜,老师与同学们都很吃惊。后来我才了解到,因为父亲是右派,政审没有通过。我从19岁就开始体味到生活的挫折。高考时,尽管我的分数很高,但是,受家庭影响,无缘考入一类大学,被分到我报考的二类大学——中央民族学院,读了我选报的维吾尔语言文学专业。

  新疆在我心目中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具有魅力之地。大学期间,我心无旁鹫、刻苦攻读,由于成绩优秀,曾担任班长和学生会干部。1963年12月,我第一次踏上新疆的土地,到库尔勒地区进行半年的实习生活。我所在的阿瓦提公社距县城库尔勒最远,我们都是住在维吾尔族农民家里,与他们同住、同吃、同劳动。为了更深入了解维吾尔族民众的生活与习俗,领导还让我挂职担任大队妇女队长。维吾尔族民众的婚丧嫁娶、节庆活动,都邀请我参加。外出要骑毛驴或骆驼。半年的实习结束了,我与维吾尔族民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65年7月,大学毕业,我做好了去新疆工作的准备。但是,宣布分配名单时,我却被留在北京,并分配到中国文联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后来才知晓,是我们的系主任——著名学者马学良教授(后任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并兼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常务理事),由于他的力荐,我才得以调至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到单位报到后,领导便通知我去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首府阿图什,参加史诗《玛纳斯》工作组的工作。《玛纳斯》工作组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新疆文联、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三方组成,从事柯尔克孜史诗歌手的演唱记录与翻译工作。刚离开校园,我便独自踏上遥远的征程。1965年,通往新疆的交通很不方便,我坐了5天5夜的火车抵达乌鲁木齐。停留1天,又乘坐颠簸的长途汽车,长途车清晨走,晚上停,由于旅店床位有限,尤其是女床位更少,一停车,我便提着沉重的行李小跑,才能得到一个床位,否则只能坐在旅店厅堂里过通宵了。乘汽车走了整整7天7夜,才到达新疆西南边境的小城阿图什。由于我一个人提着装满四季服装和书籍的行李,先期抵达的同志雇了一匹毛驴,驮着我的行李来到州政府大院中的一排平房,《玛纳斯》工作组就设在这里。我和师姐尚锡静同住一室,这里是我们的宿舍,也是工作室。这里已集中了多位柯尔克孜族学者、翻译家,也有来自北京、乌鲁木齐的汉族同志。特别值得庆幸的是,工作组还有一位“荷马”式的柯尔克孜族《玛纳斯》演唱大师居素普•玛玛依。他在家乡阿合奇县已经演唱了7个月(半天劳动,半天演唱),演唱了5部《玛纳斯》。他被邀请到《玛纳斯》工作组,进行补唱,并演唱了史诗的第6部。

 

新疆阿图什《玛纳斯》工作组三位成员采访歌手(1965年12月,右二为歌手)

  组长陶阳对我们说,当时苏联吉尔吉斯斯坦最著名的《玛纳斯》演唱大师仅演唱了玛纳斯家族三代的英雄事迹,而我们新发现的新疆阿合奇县的柯尔克孜族大歌手居素普•玛玛依,现已演唱玛纳斯家族6代英雄的事迹(后又演唱了两部,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位能够完整演唱玛纳斯家族8代英雄事迹的歌手)。我们要齐心协力把我国歌手演唱的《玛纳斯》翻译成汉文,介绍出去,必将震惊全国、震惊世界。我们分了6个翻译小组(每组1位汉族加1位柯尔克孜族),史诗的翻译工作日夜兼程,那时,阿图什每晚12点(相当乌鲁木齐时间10点)便拉闸限电,我们就点起蜡烛,在摇曳的烛光下继续翻译工作。当时的生活是艰苦的,阿图什虽然是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首府,但当时仅有一条土路贯穿,街上只有两间低矮的店铺,一间是卖土特生产用具的,一间是只有两张桌子的餐厅。我在阿图什生活了9个月,对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对柯尔克孜民族的习俗有了一些了解与认识。

  由于“文化大革命”,史诗的翻译工作被迫停止,我和陶阳同志返回北京。

  “文化大革命”中,中国文联所属各协会(包括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受到严重冲击。不久,所有人员都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我们曾经住过老乡家,后又去文化部静海县团泊洼农场。我从一个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城里女生,经过6年“五七”干校的劳动磨炼,竟可以一口气连挑40多担水,可以在一根10多米长的细木板上推独轮车运土送粪。割麦子,插水稻,样样农活都干得不错。干校的劳动生活,不仅使我了解民情、国情,增加了社会阅历,也为我以后的田野工作奠定了体力保证和承受困难的心理基础。

  在干校期间还有一大收获,即劳动之余,我师从精通日语的王怡同志,经常去上课,这使我粗通日语,对于我日后的翻译工作大有裨益。由于中国文联各协会尚未恢复工作,1976年,我被调入文化部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外国音乐研究室。我翻译并出版了日本著名音乐学者岸边成雄的力作《伊斯兰音乐》,伊藤孝的《日本音乐史》,岸边成雄的博士学生、中国台湾学者吕柄川的日文著作《台湾原住民音乐》等,还撰写了《外国音乐家的故事》(1、2)两册(被收入《少年儿童丛书》,多次再版,并被台湾用繁体字出版)。此外,我还发表了《中国燕乐与日本雅乐之比较》等论文。这期间,我还翻译了《伊犁木卡姆》歌词(维译汉),《维吾尔赛乃木》(维译汉)。我不是学习音乐的,通过努力,学到许多新的知识,也为音乐事业尽了绵薄之力。

  在文化部艺术研究院的几年生活,开阔了我的视野。1979年,我曾陪音乐研究所的所长赴新疆进行为期20多天的调查,去了喀什——这是维吾尔人聚居之地,也是维吾尔文化的摇篮。街上所见马车、驴车、牛车、骆驼车,妇女蒙面。我们在茶馆聆听了维吾尔歌手演唱的“达斯坦”(叙事长诗)。我们在阿克苏、库车、拜城,对维吾尔族的文化与民俗,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们在拜城参观了著名的克孜尔千佛洞,在吐鲁番参观了著名的阿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