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著名学者”称谓信意受授的年代，我宁愿用“当代杰出学人”的名分，来看待已故的樊骏先生。在众多当代学人中间，樊骏先生之杰出乃是全方位的：从学养到著述，从修身到撄世……无不教人们由衷感佩与景仰。

　　有件事，是我永难忘怀的。1997年，当先生读罢我撰写的将近45万字的《老舍评传》书稿，并且详细谈了修改建议之后，少有地显出一副严肃表情，对我说：“你大概会补写一篇‘后记’，我先声明，如果你提到我一句，我是断断不能允许的！”这让我甚为惶恐。因为先生一向和蔼对我，给我教诲指点尤多，这部书稿如没有他的提携引导，我是遇不到这个撰写机会更达不到眼下水准的。我试图说服他，让我按照预先准备，在“后记”里表示些心中的感激，他却毫无妥协余地，告诉我，这是他的一贯态度，从未许可任何人那样做。他甚至还半开玩笑地，以我若表达对他的感激便与我绝交相威胁。他见我的态度也挺固执，又说：“反正我是这套丛书不挂名的编辑，有权对你写的文字修改删削！”真是弄得我毫无办法。对此事，我的长久的感慨是，在一个世间普遍追逐虚名的现实中，像先生这样干干净净的人，实在是太罕见了。后来，我在《老舍评传》“后记”当中写道：“……一个特有的遗憾，来自我对某位老舍研究大家、我历来尊重的一位老师的情感。是他，本着提掖后学的精神，代出版社约我写这部书稿；又是他，从我写完这部稿子的当天，便一字一句极认真地审读了全部书稿，并就其中有关立论、观点、语言、用字，向我提出了详备的意见。现在交给出版社的文稿，里面确已融进了他的心血。当他知道我还要为本书缀写‘后记’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地坚决表示，决不许可提到他的名字（这是他的一贯作风）。我不敢拗师辈意志而为，只好在这里，采取姑隐其名的变通方式，略表由衷的敬意和憾意了。”

　　我与先生相见，是在大约30年前。当时，我有幸在半路出家误闯学界之初——1982年国内首届老舍学术研讨会上，得以拜识先生。那会儿，我还是个未出本科校门的“资深青年”，斗胆向会议陈述了一番关于老舍创作个性里存在满族素质的“猜想”。对我的“怪论”，有人茫然，有人宽容，亦有人随即反驳。当时在老舍研究上已享有较高位置的樊先生，却对我的想法予以关切，他跟我这无名小卒交流了一两个小时，鼓励我切莫放弃这一研究。他还在大会发言中，提请与会者注意我的意见，说这“会把我们面对老舍的镜头焦距调得更准”。

　　我常想，自己带有民族文学个性化色彩的老舍研究，设若没有先生当年策进，怕是早就夭折了。1984年我调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后，时而能够见到先生，他更是不断鼓励和指点我的此项研究。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他代出版社约我撰写《老舍评传》，并叮嘱我可以按自己的思考，写出民族文学研究者观察老舍的独到视角。这本书出版后，在1999年为该书召开的学术座谈会上，先生围绕老舍与民族文学的话题，说了些令我牢记的话。他除了肯定我在揭示老舍文学满族文化意蕴方面做的工作之外，还提到：由于历史的原因，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一直把中国文学等同于汉族（或汉语）文学，无视其中不同的民族文学成份，特别是完全忽略了那些在生活、文化上与汉族多有融合，又使用汉语写作的作家的特性。长期以来，老舍就是受到这般对待、被混同于汉族的一位作家。这样做，学术上不够科学，政治上也有害。进入新时期以来，随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日趋活跃，这一情况有所改观，部分学者开始思考和探索各族民间文学和作家创作在中华民族文学形成发展过程中的成就与贡献，以及由此形成的多样性丰富性。但对于如何认识界定作家作品的民族特性，理论上多有争议，分析也大多流于空泛，有关研究进展不大。这部《评传》不仅在老舍创作的个案研究中，以切实的成果超越了前人，而且对于如何认识把握文学创作的民族素质民族特征，在打开思路和方法论方面，也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经验。有人说关纪新在研究老舍时注意到作家的满族文化背景是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新角度，而我看来，这是一个大大的角度。先生在他的发言中，还指出我在进一步研究老舍满族素质时，可在发掘老舍及其满族同胞20世纪前半叶普遍政治处境和政治态度、发掘老舍与鲁迅利用文学弘扬启蒙主义精神的异同、发掘老舍深厚的爱国情结与满族旗兵出身的关系等方面，做更深的思考。说实话，我一向不是现代文学学科上的人，写《老舍评传》已然自不量力，本想写完该书便金盆洗手，谁想经先生点拨，始知自己的研究不足尚存诸多，于是，我又鼓足勇气，启动了老舍研究的二度跋涉，方才有了2008年面世的《老舍与满族文化》。遗憾的是，我将它寄奉给先生之时，他已经过两度重病煎熬，难给我太多具体批评了。

　　樊骏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大家，他的广博与深刻，远不止步于一般意义的现代文学范畴。近日读到某学术名家纪念樊先生的文章，便谈到，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不是孤立的，他把中国现代文学放在中国文学整体语境中思考，而中国文学整体又放在中国历史进程的大语境中思考。我在这里，愿意提供另一点补充，即先生长久萦怀并思考的中国文学整体语境，其实，也涵盖着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学科领域。

　　1993年第1期的《民族文学研究》，发表过先生撰写的长篇论文《论马宗融》，在我看来，是较为集中地体现出了他关于民族文学学科建设的思路。论文以剖析诠释现代回族文学家马宗融有关回族文学发展的言论为基准，发微抉隐，不但对马氏思想有精准开掘，亦藉此平台，多方表述了自己关于强化民族作家文学研究的学术理念。总其要点，这些理念包括：1，各民族文学历史上的探索者与先驱者，曾为我们认识和把握现代中国的民族文学发展历程，提供了生动的素材和具有典型意义的实例，在原来被认为是空白处，留下摸索的足迹和发展前行的线索。我们应当给与重视。2，应当关注从文化角度切入民族和民族关系问题的探索，不同民族间的隔阂从彼此不理解来，而增强理解，消除隔阂，要从文化沟通入手。不同民族无论是交恶还是和好，文化都起到重要作用。3，文化的功能又是有限的，它终究属于意识形态，依赖人们的社会实践，最终的由经济基础决定，要受到多方面的限制。4，文学是民族精神意志、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促进民族间沟通理解、交流感情的有力手段。5，应当鼓励民族文学走出过多摹仿汉族文学的趋向，要求民族作家努力表现民族的精神特征，作品内容多方面地反映本民族的生活，展现本民族的风貌，兼顾创作主体与客体各个方面的民族特点。6，为了建设民族文学，作家理当向“原有民族”寻根和认同，同时向东西方所有创新变革的文学学习。7，我国的民族文学研究是新兴学科，还存在不少空白、盲区、薄弱环节，在现代文学部分，有些著名的少数民族作家曾长期被混同于汉族作家，至今大多仍未能明确地作为少数民族作家，从各自的民族属性入手，对他们有新的发现，作新的剖析，得出新的评价，是令人遗憾的。人们渴望了解我国现代民族文学的历史内容：其间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在文学历史的发展中起着怎样的承前启后的作用？及早结束其中的空白和模糊，是学术建设的迫切需要。8，民族文学古已有之，虽然各个民族都以自己具有民族色彩、民族特征的作品丰富了中国文学、世界文学的宝库，却没有真正意识到这是自己民族的贡献，具有民族的属性和意义。它们是自在的而不是自为的，是自发地产生和存在的，而不是出于明确目的自觉创造出来的。这种自为和自觉是20世纪初期以来世界上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现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新的高涨，在民族文学领域的具体反映，又是民族意识的开始觉醒与高扬和现代的民族理论的指导与实践相互结合，才得以形成的产物。这些客观条件，在进入近现代以后才逐步具备，而这种自觉和自为又是全面实现文学现代化应有的内容。这在民族文学史上引起了比一般所说的现代化更为深刻的划时代的变革。9，民族学、文艺学这两大学科，似乎都还没有把民族文学理论作为自己分支进行专门的理论建设。与民族文学史、民族文学批评相比，民族文学理论最为薄弱。像究竟应当如何、从哪个方面、以什么为依据，来确定作品的民族性，即民族文学的定义这样的基础性课题，至今仍缺少充分系统地论证。不同民族、不同民族文学共同存在于这个世界，彼此之间的影响是极其普遍的现象。严格地说来，中外古今的文学史上绝对意义的、纯粹的、一尘不染于其他民族影响的民族文学是不多见的。民族文学的特征和传统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凝固性，却又不是一成不变的，仍然是在缓慢地悄悄地发展着变化着。10，问题的关键，在于将范围广泛的历史内容还给历史，从众多头绪、复杂联系、广阔背景中研究民族文学的历史。现代中国的民族文学研究，还是一门年轻学科，对于有关历史内容我们知道得还不多，又往往未能着重地从民族文学的发展变化的线索和民族特征的角度认识和把握它们，对许多现象和问题还模糊不清。当把历史内容还给历史，再来认识考察民族文学，便有可能对民族文学的现代历史有新的发现和结论。

　　——我愿与从事传统意义的“民族文学”研究、从事传统意义的“现代文学”及“中国文学”研究的师友们，一道重温樊骏先生阐发的以上学理。

　　记得有一次邂逅，先生颇为郑重地跟我说：有句话叫做“民族事务无小事”你听到过么？我看，对民族文化、民族文学，同样是疏忽不得……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