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刚，白族人，主要从事民俗学及民族文学研究，以少数民族口头传统为具体研究方向。回顾自己的求学经历，从本科专业民族学、硕士专业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到博士专业民俗学，朱刚表示，一路走来，他的兴趣或多或少都与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有关。2007年7月，朱刚正式走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工作，也正式走近了自己热爱的民俗学及口头传统研究领域。对于这一领域，朱刚有着自己的观察和理解，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他，倾听他的体会和感悟。

　　受惠于国内口头传统学科的成立和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问您为何将民俗学及口头传统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朱刚：我进入民俗学以及口头传统领域，与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创立和推广口头传统学科的实践密切相关。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能具体谈一谈吗？

　　朱刚：民族文学研究所开拓口头传统研究的学术努力可以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供职于民族文学所的数位学者，同时也是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的及门弟子，如朝戈金、尹虎彬、巴莫曲布嫫几位专于史诗研究的学者，在钟老门下接受了系统的民俗学训练之后相继负笈留洋，前往欧洲和北美的民俗学研究重镇（芬兰的国际民俗学者暑期学校、哈佛大学、密苏里大学等地）访学。此后一段时期内，随着国外几代古典学者传承的口头传统研究及其理论和方法论成果被陆续译介到了本土，民族文学所在国内人文学术界率先引入了口头传统这一跨学科研究领域，并于2003年9月在国内率先成立了第一家“口头传统研究中心”。与此同时，西方口头传统的理论成果和方法论也进入了所内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必修课程，成为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生培养的一个特色。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于2004年考入民族文学研究所攻读硕士，接触到了这方面更系统的知识，从那时起我便深深喜欢上了这一研究领域，并下决心要在这条路上坚持走下去。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当下民俗学研究的热点

　　《中国社会科学报》：根据您的了解，当下民俗学的研究热点是什么？

　　朱刚：近年来，民俗学中最炙手可热的研究领域之一，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保护。这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理念及相关话语在国际社会进一步普及，以及我国文化战略的制定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有关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意义上，指的是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的各种措施。这一理念具化到实践，就是各缔约国申请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优秀实践名册”及“国际援助”的程序。最近一两年，由于中国民俗学会当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审查机构，作为学会代表的我也参与到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工作中。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参加这项工作对您的学术研究有哪些意义？

　　朱刚：我们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评审的过程，其实也是进一步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念和实践，与国际同行展开更加深入的对话和讨论，以及深刻反思我国“非遗”保护中存在的问题的过程。工作团队也在内部讨论中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审及申报工作达成了某些共识，其中有些观点当属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乃至民俗学研究的前沿话题。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申报书的评审标准中，一再强调遗产项目的相关社区、群体或个人的参与，是衡量其能否进入名录的关键指标。为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如此重视社区、群体或个人的参与，原因就在于“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环节中居于首要地位，没有具有“主体性”的人及其“主动的”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念和实践就不复存在。这对于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具有极强的启示意义。同样的理念放入民俗学的语境中，也与反思民众主体性的学术潮流相契合，即民众不再沦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而是学术话语形成过程中处于对话位置的另一方。

　　口头传统研究的学术转型和方法论突破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治学的过程中，哪些人或事对您产生过重要影响？

　　朱刚：以传统为基础、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即学生选择特定的口头传统，以导师启发的问题意识为指导，对演述事件进行民族志式的田野描述和基于口头诗学的文化阐释，这是我所得到的系统的学术训练。这一训练，既有钟老扎根于鲜活的民间文化传统的基本态度，又有西方口头传统领域最为系统、最具前瞻性的理论反思。此外，现代中国民俗学的第一代学者、创立者钟敬文先生，他的民俗学思想传承到了第二代学者如朝戈金、尹虎彬、巴莫曲布嫫，已经实现了与国际主流话语和理论前沿的对接，完成了民俗学口头传统研究的学术转型和范式转换。这些都既为我日后的科研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我个人的学术发展指明了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治学方法看，您认为要做好民俗学及口头传统研究的关键是什么？

　　朱刚：在我看来，口头传统其实是民俗学研究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过去，国内外民俗学者一直在抱怨民俗学学科的尴尬境遇，因为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对象，民俗学都与邻近学科如文学、人类学等高度重合，无法彰显自己的学科本位和独特性。口头传统研究的兴起，从方法论的层面提升了民俗学在人类口头文化研究中的地位：口头性（orality）作为重要的反思角度，有助于纠正长期以来以书面性（textuality）为主的倾向和固见，揭示被文字和书写所屏蔽的人类口头文化特点。因此，民俗学和口头传统研究的继续发展，必须以人类思维及其文化现象的口头性作为主要的参考维度，反思所有未经检视的理论观点。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以口头性和书面性的绝对二分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应该建立更有张力的理论体系实现二者之间的有机互动，进而以更加切近口头传统的研究角度对人类的口头文化表达之根做出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