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贾芝对自己的工作曾作过这样的概括：“我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到参加文学所工作、筹建少数民族文学所，一贯主张组织工作和研究工作并行，而且把组织工作放在第一位，在实践中进行某些理论、作品研究。因为中国民间文学处在开拓时期，不做组织工作就不可能开拓资源，建立这门新的学科。相对地说，组织工作多了也影响专题研究，但我宁愿作些牺牲，关门研究不可能开拓。我认为，在组织和调查中成长起来的研究专家是会成为名副其实的专门人才的。”

　　贾芝同志从事革命文艺工作八十余载，青年时代，他曾酷爱诗歌创作，走创作之路曾是他的宿愿，但他对我国各民族民间文学事业一直情有独钟。

　　1950年3月29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贾芝任常务理事兼秘书组组长，负责该会的日常领导工作。1954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加入中国文联，他也被调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前身）各民族民间文学组组长。之后，他长期兼任两处的工作，并组织年轻人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同志一起到民族地区进行民间文学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以此培养研究队伍。

　　贾芝对自己的工作曾作过这样的概括：“我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到参加文学所工作、筹建少数民族文学所，一贯主张组织工作和研究工作并行，而且把组织工作放在第一位，在实践中进行某些理论、作品研究。因为中国民间文学处在开拓时期，不做组织工作就不可能开拓资源，建立这门新的学科。相对地说，组织工作多了也影响专题研究，但我宁愿作些牺牲，关门研究不可能开拓。我认为，在组织和调查中成长起来的研究专家是会成为名副其实的专门人才的。”这段话是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对我们正确认识组织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关系，如何建立学科、培养人才等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参与创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是贾芝同志为繁荣和发展民族文学理论建设的又一举措。他说，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包括民间文学、作家文学和文艺理论），内容极其丰富，犹如中国文学史的半壁江山，仅有一个民间文学组是难以完成任务的。1980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正式成立。同年，还成立了云南分所。另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于1979年6月正式成立，贾芝被推举为理事长。各民族地区的大专院校和文化机构也陆续成立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或研究室，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有了自己的研究机构和队伍。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丛书》的编写和出版，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贾芝是这项浩繁工程最初的组织者、领导者之一，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958年7月，在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讨论了编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的问题。会议决定，此项工作由文学所负责，后改由少数民族文学所协同各民族地区有关单位完成。至今，相继出版了少数民族文学史（概况）多种，其中“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被列为国家重点项目，现已出版20余个民族的文学史，其余民族的文学史也将陆续出版。

　　贾芝一直以1942年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精神为工作指导，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期间，他主持制定了多项重要的工作方针，如制定的民间文艺“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十六字方针、《民间文学论坛》刊物的办刊方针、民间文学 “取之于民，还之于民”的方针、民间文学资料科学版本以及关于“抢救”民族民间文学的方针等，借以正确指导全国各地开展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

　　贾芝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多次提出“抢救”的口号，主张首先以抢救少数民族的三大史诗《格萨尔》、《玛纳斯》、《江格尔》，来带动全国民间文学工作的恢复。他先后在七省区组织了抢救《格萨尔》领导小组，并任组长，三次到新疆考察，推动《玛纳斯》、《江格尔》的抢救工作，并从三大史诗开始，发展到对民间文学的全面抢救和普查。1983年，他发起编纂“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程，并以此进一步开展了全国性的普查。十余年中，他曾到过十八个省区，结合实际进行讲学、指导、培养人才，这也为他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贾芝还提倡讲新故事，他认为讲新故事是自我教育，也是教育青少年的良策。贾芝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参与编选的《中国民间故事选》、《中国歌谣选》（一、二集）等，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代表性。《中国民间故事选》还在国外出现了多种文字的选译本。他还主编了《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民间文学集》，《解放区文艺丛书》的《民间文艺卷》，《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中的《民间文学编》、《说唱文学编》等。

　　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相结合是贾芝从事民间文学学术活动的一个突出特点。《民间文学论集》、《新园集》、《播谷集》等著作对我国民间文学工作的方向、道路、方针和具体政策都有所论述，并对史诗、神话、原始宗教、民间叙事诗、民间故事、传说、民歌、谚语及比较研究方法等问题也作了研究，提出和解决了民间文学研究中一些重要的基础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从这些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贾芝在民间文学研究工作中已形成自己独特的体系和基本框架。他遵循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观，强调劳动人民的创作，特别重视各民族民间文艺，积极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在学科建设上，特别重视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体系。他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立论严谨，且对许多资料进行反复核实，以求得准确可靠。

　　离休后，他仍笔耕不辍，发表论文、序文等著述百余万字。他注重与国外学术团体和学者间的文化交流，为中国民间文学走向世界做出了努力。1985年，在纪念史诗《卡勒瓦拉》150周年大会上，芬兰总统还特别接见了他。回国后，芬兰驻华使馆为他举行了“银质奖章”颁发仪式。他先后被聘为芬兰文学协会通讯会员、《卡勒瓦拉》学会会员、国际民俗协会荣誉会员。1992年，贾芝接受了国际民间叙事文学研究会在北京召开一次学术会议的委托。这是该研究会拟将研究中心从欧洲向亚洲转移的重大措施之一。1994年，会议在北京胜利召开，有24个国家的近百篇论文在会上进行交流，探讨民间叙事文学的发展规律和有关理论问题，为发展繁荣民间叙事文学、增进各国同行之间的友谊、推动人类的文明和进步作出了贡献，初步实现了他多年来孜孜以求的目标：使中国民间文学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

　　贾芝是一位不服老的学者、诗人，1988年12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老有所为表彰大会上获得“老有所为精英奖”。他的《贾芝诗选》，已被列入中国文联《晚霞文库》出版，这部诗集，可以说是贾芝生活经历的一些概括和总结，是他人生风云中一道五彩纷呈的霞光。

　　如今，贾芝已百岁了，他将中国民间文艺事业作为自己的生命，他是中国民间文艺事业发展的见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