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手记：白庚胜是中国作协大楼里唯一的“双博士”。可是，多年来他所从事的工作与学术若即若离。所以，白庚胜幽默地说，自己是个“三不象”。

　　不像学者。40岁之前，他在中国社科院工作，已在学界风声水起，一路走下去可能是很好的学者，可他走上了仕途;不像官员。他曾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任分党组书记、在中国文联任党组成员与书记处书记，但干的是组织“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出版与后勤管理等工作;不像作家。他现为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出了几十种专著、主编了几十种几千卷丛书，却大都是民间文学、文化类成果。

　　30多年间，他的工作因组织安排而经常变动，旧的梦想尚未实现，又不得不转移新的战场。但是，他从未放弃自己最初的人生选择，他的志向一直在学术。他有很多理想未能实现，比如建立中国民间文化艺术大学，编写50卷中国民间工艺教材与《中国色彩学概论》……但聊以自慰的是：“不论安排我在哪里工作，都没有过一分钟的懈怠，自己都能时刻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做一点对国家与人民有用的事情。”

　　近日，白庚胜接受读书报专访，坦陈了自己几十年的学术道路及目前所主持的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作情况。

　　性格决定命运。来自云南丽江的白庚胜，自青少年时期就勤奋多思。当他坐着摇摇晃晃的火车长驱三天三夜从昆明驶入北京时，未曾想自己将与这座古老而陌生的城市维系一生。

　　读书报：从一个不懂汉语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到一个研究者，您在其间都经历了什么?

　　白庚胜：80年代初，我在中央民族学院上汉语系。到毕业时，尽管连毕业论文的样式都没见过，但我已能勉强舞文弄墨，指导老师还给了我“有创造性发现”的评语。在校期间，我在汉族老师的耐心指导下，从语言到词汇、语法严加训练，大量阅读中外名著、系统学习中外文学史与美学史，加强写作锻炼，用较短的时间攻克了语言关、写作关。

　　刚入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工作时，所里没有学科规划，没有老师指导，我只好如饥似渴地去图书馆阅读中外作家作品和少数民族文学相关图书，去民院、北大、北师大找钟敬文、段宝林、马学良这些名师听课;民间文艺家协会孙剑冰和刘超关于纳西族民歌的专集对我起到了引领的作用;刘再复、何西来等学者的课，充实了我的文学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我还被贾芝所长与王平凡书记送去旁听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少数民族作家班的课，不止认识了一大批名师名家，还与80年代初活跃于全国各地的各民族作家群建立起联系。那时，由于大学时没念过外语，我还每天晚上去北京西城区福绥境外语夜校学习日语、英语。我知道，生活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开放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懂外语的开放，而开放才能开拓，开拓才能有事业发展的空间与前途。

　　读书报：听说自学不到一年，您就为日本民间文学家伊藤清司先生做过翻译?

　　白庚胜：刚学习日语半年多，我就迎来一个难得的机会。也就是日本学者伊藤清司来北京访问，急需有人给他做翻译，但当时这方面的人才稀缺，所里就仅凭我学过半年日语要我承担这个任务。一次，伊藤先生要作叫“古典与民间故事”的报告，我便借助《现代日语词典》先将讲演稿全部译出，然后再查对《山海经》、《史记》、《列女传》、《淮南子》等古文献分段标记，最后将每一段编好号码交还伊藤先生，采取他讲一段我念一段的方式翻译，较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增强了学好外语的自信心。

　　1986年，我有幸考取公派留学资格，并于1987年前去大阪大学留学，专攻日本学，导师是日本学界名噪一时的青年学者小松和彦先生。留学使我的视野一下子打开，在学术理念、方法、知识、意识上都有很大的收获，并与国际学术界建立起初步的联系。

　　考取双博士学位后，白庚胜以为自己将在学术事业中一展宏图，却没想到于21世纪初被调到民间文艺家协会任职。他欣然从命，服从社会召唤。

　　读书报：1989年回国后，您于第二年考入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院，先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1992年考取日本筑波大学历史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并于1997年获文学博士学位;此后，又跟随民俗学大师钟敬文在北京师范大学从事民俗学专业博士后研究，取得不少成就。您为何要在21世纪初转入民间文艺保护工作中?

　　白庚胜：学术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与实际相结合，解决实际的与理论的问题吗?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文化任务。我以为，我的专业在我们的时代的任务，首先是对包括民间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进行保护、传承，然后再对它们作利用、发展。

　　在我担任我所副所长后不久，中宣部决定把我调到民间文艺家协会任书记、常务副主席，给我一个学术报效社会、学术与社会实际相结合、学术为人民服务的一个平台。我乐而从之，愉快接受了任务。

　　读书报：从事组织管理工作与您的学术追求有没有冲突?您是怎么解决二者间的矛盾的?

　　白庚胜：当上级调我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任职时，有一些朋友就说：“中国少了一个学者，却多了一个官员。”我也知道李方桂曾对傅斯年说过：“一流人才搞研究，二流人才搞教学，三流人才搞行政”。但我认为，知识分子的使命是服从社会召唤，社会需要你搞学术就搞学术，社会需要你搞行政时就要搞行政，社会需要你上战场甚至牺牲生命时，你就要上战场为国捐躯。当然，社会不会乱召唤，它一定是根据你的个性与才华提出需求。从古至今，我国知识人历来有“学而优则仕”的心结，但又有多少人有机会实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倒是大有人在。致仕可满足一些人谋一已之私的欲望及虚荣心，但也可以使一些人实现学术为社会、为人民的宏愿。我没有理由拒仕于千里之外，重要的是做一个正直清白的仕，做一个有学术品位的仕，做一个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祖国及人类的仕。 这些年，我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变少了，但我用另外一种方式开展学术工作，仅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主持策划的丛书就有10余种 1000多卷，为社会上组织丛书近20种近1000卷，为纳西文化组织丛书6种300余卷。我的研究空间在民间，我的导师是那些民间文化的传承人，我的读者是千千万万渴望中华文明基因延续的普通民众。令人欣慰的是，由于我们的推动，至今我国已有12580多种文化遗产类专著出版，公布了1000多项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名录。

　　白庚胜对整个世界充满兴趣和关爱，他喜欢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他关心地球上每一天发生的大小事，对民间文艺、民间文化、少数民族文学更是全力以赴。

　　读书报：您从80年代开始就开始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20年后又奉调主管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两者之间有何联系?

　　白庚胜：我的一生都听组织安排，从来没有过主动选择。我大学毕业后的前20年，主要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及管理，现在到中国作协主要负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前者具有传统性、基础性、口头性，后者具有当代性、前卫性、书面性，乃至数字性。但是，它们都是文学，都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搞研究，离不开对现实创作的关注;搞创作，不能缺少理论关照。对于我，它们有区别又有联系，是互补互动的关系。学者生活让我学会独立思考，让我具有较扎实的文学知识基础、理论修养，近几年来的组织领导工作则让我更注重少数民族文学的实际工作问题。从体制、机制建设健全，到具体组织队伍、培养人才、鼓励创作、作品翻译、理论批评、文学影视转换、对外推介、开展评奖等等，我都要一一组织实践。好在我有许多好领导、好同事的指点与支持。没有前者的基础，就没有后者的展开。它使我的学术生态更完整、学术生命更灿烂。

　　读书报：在中国文学版图中，少数民族文学是非常亮丽的一抹景色。您认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中处于怎样的地位?

　　白庚胜：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半壁江山。没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中国文学是不完整的。古典文学是这样，近现代文学是这样，当代文学更是这样;民间文学是这样，经籍文学是这样，作家文学也是这样。在古代，少数民族神话、史诗、叙事长诗在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园地独放异彩，少数民族经籍文学体量庞大、蕴藏极丰，藏、满、彝、傣等民族的诗论文论独具特色，关汉卿、蒲松龄、纳兰性德、曹雪芹、阿拜、仓央嘉措、喀什噶理、纳瓦依以及《福乐智慧》、《真理的入门》、《实厥语大辞典》、《蒙古秘史》、《红楼梦》、《一层楼》、《泣红亭》、《青史演义》都是举世闻名的作家作品。在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对中国文学的贡献更加巨大，老舍、沈从文、玛拉沁夫、韦麒麟、李乔、乌日尔图、张承志、扎西达娃、阿来等又续写新篇，丰富了中国文学宝库。对此，我引以为自豪;对有幸从事这项工作，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读书报：中国作协拟用五年时间实施的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包括哪些内容?

　　白庚胜：中国作协一贯重视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关心、支持下，我们至今已吸收1000多名少数民族作家入会，从80年代初起创办的《民族文学》杂志已发展至汉、蒙、藏、维、哈、朝六种文字版，已连续多届召开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早已成立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并已举办多期鲁院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翻译、理论培训班，举行十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奖活动。在2012年“少数民族文学年”，我们又正式启动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它包括人才培养、鼓励原创、推动扶持出版、作品翻译、加强理论建设几个部分。其中，人才培养由鲁迅文学院承担，每年至少培养300名学员到该院深造;鼓励原创为每年扶持原创作品100部;推动作品翻译由少数民族语文作品与汉语文作品互译、少数民族语文作品互译、汉语文作品少数民族语文作品与外文互译三项构成;加强理论建设主要是每年举办一个专题论坛、并资助出版一批有关理论批评著作。

　　读书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有多大的读者市场?另外，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是否存在参差不齐的情况?

　　白庚胜：今天的少数民族文学，拥有强大的创作队伍，文学报纸杂志有七十多种，内蒙、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成立有文学翻译家协会，许多民族自治州和区投入了大量资金强化创作。另外，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中有一批非常优秀代表作家，这几年还涌现出许多文学群落，光云南就出现了小凉山诗群、昭通文学现象，四川涌现出康巴作家群，甘肃八骏中有近一半为少数民族作家……过去，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带有很强的体裁特点，如诗歌散文比较繁荣。而现在，小说、报告文学、影视文学创作势头良好，它们大都强有力地介入现实生活，比如在伤痕文学、寻根文学、打工文学、生态文学创作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现，有不少作家作品已跻身我国当代文学创作的第一方阵，并在历次全国文学大奖中择金夺银，甚至出现了蜚声国际文学界的精品力作。当然，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不平衡性依然突出。这既表现在整体上，也表现在个体上，在各个民族之间、在同一个民族的不同地域之间、在不同题材之间、在不同体裁之间都有不平衡现象。所以，我们要继续采取各种手段，在入会、培训、评奖、推介、鼓励母语创作、扶持翻译、对外交流等方面，既着力整体推进，又加大特殊扶持，以实现共同进步、共同繁荣。

　　读书报：您认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目前存在哪些问题?存在哪些有利因素?

　　白庚胜：目前理论研究滞后于文学创作，为了弥补这一弱项，我们每年举办一个主题论坛，增强少数民族文学理性思维能力，今年的论坛主题是“少数民族影视文学的呈现”。现在少数民族文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发展很不平衡，在发达城市和沿海地区，作者队伍强、平台强，文学品种、样式多样，名作家名作品也比较突出。一些弱小的少数民族支持力度不够。有些地区的作协，编制很少，经费投入只是象征性的，呈现出发展不很平衡的状态。少数民族文学很重要的特点是作品题材广泛、视野开阔，但博大的现实主义作品不多，魔幻现实主义的写法比较适合少数民族文学写作，革命现实主义，干预生活深入生活的作品不多。

　　有些少数民族将本民族的文化认识寄托在神的身上，少数民族创作中，有很多描写土司、巫师的作品，对现实很冷漠。作家有时候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领袖，他们的一言一行对国家对民族有重要的影响，要加强对数少数民族文学思想政治理论的引导，把握好创作题材;还有一些作家模仿汉语创作的情色描写，出现了一些低俗、庸俗、媚俗之作;有些作家把民族看得比国家高，把文化看得比政治大。这是需要引导的非常重要的方面，不能用民族利益代替国家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