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主办了“《满族小说与中华文化》出版座谈会”。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满族小说与中华文化”的最终成果，该书2014年4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在出版座谈会上，数位专家学者对该著作的学术成就给予了肯定，认为它体现了作者多年来潜心致力满族文学及文化研究的丰厚积累和深刻思考，从特有民族的个性文化视角出发，参照满族传统艺术诉求与中华文化整体背景，对古今诸多满族小说家及其作品予以深度剖析，尤其是在《红楼梦》和老舍作品等方面提供了诸多新鲜阐释，凸显出独到的人文眼光和扎实的学术功力，对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示范效应。

　　满族学人关纪新是满族文学与文化研究专家、中国多民族文学理论评论家，曾任《民族文学研究》主编，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老舍研究会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出版有专著多种，并发表学术论文和文学批评逾百篇。围绕这本书及相关领域，记者与关纪新展开了有关满族文学与文化的对话。

　　记 者：您进行满族文学与文化研究已经30多年，但我们知道，“满族文学”这个概念以前就常常受到质疑，您对满族历史文化及其文学的基本看法是什么?

　　关纪新：因为“文革”等因素，我进入文学研究领域时已过而立之年。我是满族人，深深体会到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积淀特别丰富，但实际上，从事相关研究的人却不多，具体到治满族文学者就更少。正如你所说，“满族文学”甚至连概念都常常受到质疑，满族作家多用汉文来书写，要讨论它，有时容易被看成是“伪学”。

　　我国自古以来的少数民族太多了，可是像满族这样自一出现，便须全方位思考和处理与汉族文化关系的民族，却不多见。一部满族书面文学史，就是满族书写者们在文学道路上如何学习和汲取对方、同时又如何寻找和守望自我的历史步态。满族以及满族文学从问世起，便跟汉民族紧密相连，贴近到了耳鬓厮磨的程度。故而，我们有必要随时提示自己，切莫大而化之地搬用平常看待其他少数民族文学的眼光和方式来看待满族的文学。

　　记 者：满族作家多用汉语言写作，在您看来，对满族文学有什么样的影响?

　　关纪新：依据人们的习惯思维，一个民族的书面文学，就该是这个民族的作者以本民族的文字写下的作品。可是呢，凡事也总会有个常态与非常态的差异。事物溢出于常态轨道而以这样那样的非常态面目显现，既在理论层面可以理解，现实生活中也不难发现。满洲民族17世纪中期随清政权进关，身处汉民族文化的汪洋之中，逐渐乖离母语乃是历史定数。但是启用他民族的语言文字，并不意味着自我文化的一了百了。满族的“精怪”之处恰恰在它即使是被偌大的“牛魔王”吞噬下去，还在传统汉文化的堡垒里翻云覆雨地干了些个大事情。纳兰性德词、《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等小说、老舍等满族现当代作家的作品、国粹京戏……都是满人被世间认定“汉化”后的非常作为。满族文学即便是用汉文写就，也呈现出来天然、质朴、晓畅、平易、诙谐、口语化和大俗大雅、雅俗共赏的风格，成为了现当代“京味儿文学”的基本来源。以为少数民族一旦转用汉族语言文字，就在文化上完全否定自我的说法，不大合适。世界上以及我们国内多民族文学的交往史，都说明这一点。

　　记 者：这样看来，满族小说的确特别值得研究，那满族小说的以往研究情况如何?

　　关纪新：满族的小说，包括清代满族作家的小说作品和20世纪以来满族作家的小说作品，是一笔在中华文化史上引人关注的文化遗产。以往虽然也有研究者对曹雪芹之《红楼梦》、文康之《儿女英雄传》、老舍之系列小说等文学资料，做过专门的研究，但将各个时代满族作家及其小说作品，作为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遗产和文化现象来加以总体观照，还不曾有过。从前，学界大多止步于对满族这个民族的文学创作实力的即兴赞叹，至于如何将满族在小说创作上显示的总体业绩，与满族历史上的民族文化大规模流变相联系，来加以纵深考量，与满族曾经普遍接受中原汉族文化而又注意葆有自己的审美特征相联系，来加以科学探究，其工作则是相当匮乏的。

　　记 者：那对于“满族小说与中华文化”这个课题，您采用了什么方式来研究?

　　关纪新：我知道，围绕“满族小说与中华文化”这样人们陌生的题目，方方面面疑问甚多。要有效作答，显然不能仅凭现有历史与文学理论教科书上的路子来泛泛立论。我为自己设定的头一个原则，就是既要把牢科学研究的普遍性与共性的尺度，也要着力寻取和依赖满族文化自身发展的个性化视角，利用满学学术窥镜来观察辨析满族的文学问题。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够将满族文学学术，从过去撇开具体民族历史文化的大而化之的研讨中解放出来，去除遮蔽误读，防止隔靴搔痒，力戒指鹿为马。为此，就得广泛调动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民俗学、语言学、文艺美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多重学术范式和研究方法，还对象以真实。

　　记 者：在这本书的出版座谈会上，听到不止一位专家学者表示，原本对于把《红楼梦》说成满族文学不以为然，读了你的一系列诠释觉得非常有道理。能不能以《红楼梦》为例子谈一谈?

　　关纪新：那就简单说几句我对《红楼梦》的理解吧。关于为什么把曹雪芹视作满族作家，把《红楼梦》视作满族文学，需要费时费力来廓清，这里姑且不谈了。我比照了满洲民族精神文化传统与满人入关之后人文心理折冲的内在轨迹后感到，《红楼梦》主题与多年来“红学”专家们的结论不尽一致。《红楼梦》是源起于女娲补天剩下一块石头，结穴于这块石头去人世间“潇洒并且痛苦地”走了一遭之所翻演摹录出来的大型叙事。小说主人公贾宝玉，这块来自于大荒山下的“顽石”/“灵石”，乃是被作者寓意塑造的、代表着满洲民族元文化基准内涵的一个“喻体”，宝玉从离开大荒山投胎贾府，到复遁空门再返大荒山的人世游历，是在暗写作者对于清初百年满、汉之间社会文化折冲、互动的心理感受。曹雪芹的写作活动，怀着一个强烈的目的，即要世人都来认识这烈火烹油般的“红楼”贾府，与这“红楼”贾府终归残“梦”一枕的宿命。他用“既知今日，何必当初”8个字，以及触目惊心的《好了歌》，抽象出他的历史文化体验，向一个虽扬帆百年却有可能一朝搁浅的民族，鸣示出尖厉的警号。这种幻梦般的宿命观，是曹雪芹创作心理的核心。他为作品设计了多重写作脉线，首先演绎了满洲大家族的盛极而衰，其次又讲述着令人憧憬的“木石前盟”毫无前途，再其次则是告诉读者，包括大观园里一切少女命运的所有美好物约，到头来都得毁灭，只落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彻头彻尾的“悬崖撒手”叙事，是曹雪芹文化宿命创作心理的绝佳证明。他陷于一种根本性的无可排解的民族历史文化幻灭感，将笔下所书各项悲剧线索彼此互构，皆由民族文化之折冲来解释。于是，他追觅痛悔，反省彻悟……

　　记 者：在这本《满族小说与中华文化》中，您所关注的内容以什么为线索?

　　关纪新：《满族小说与中华文化》的撰写，首先面临一个具体问题，这个于百年前一度息影于社会关注平台的民族，对其历史、文化、文学，人们普遍缺乏了解，连学界也不例外。因此，我不能不首先离开话题中心，围绕该民族的历史际遇、文化变迁等，展开外围的探寻和描绘。这是书中的“引言”部分。第一章对满族文学全景进行广角扫描，说明满族小说取得这样的成就不是偶然现象，是该民族文学丰厚积淀之上所绽放的民族艺术奇葩。满洲民族的小说书写，与本民族其他门类的创作同步推进并取得重大成就，恰恰是该民族整体文明程度较高的必然反映。

　　第二章首先给“满族小说”概念以科学界定，认为满族小说是满族作家感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之后进行的书写。他们用汉语进行创作，但对自己民族的文化、身份等有着清楚的认定。这一章从康熙年间佟世思创作的《耳书》开始，依次评述了和邦额的《夜谭随录》、庆兰的《萤窗异草》、曹雪芹的《红楼梦》、西林太清的《红楼梦影》、文康的《儿女英雄传》、石玉昆的《三侠五义》、冷佛的《春阿氏》、松友梅的《小额》等满族古代小说，一直论述到民国年间穆儒丐、老舍、王度庐、端木蕻良、舒群、李辉英、马加、关沫南等作家创作的作品，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众多满族小说家的创作。通过如此梳理，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满族历来是盛产小说的民族。

　　第三章反观培植满族小说的民族民间文化土壤，指出满人喜爱长篇叙事文学是由历史深处带过来的文化嗜好。研讨满族后来的书面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的时候，应当关注到该民族民间传承中，最具有自身特色和价值、最对该民族文化心理与精神态势产生影响的，则当推神话与“说部”。第四章论述满族文学对于自我民族的精神文化、价值葆有和伦理型范所具备的天然承载责任，谈及满洲先民长久信奉原始宗教萨满教，其亲近自然、崇尚浑朴的思维理念对该民族传统精神文化养成有着实难估量的意义和作用。类似萨满教等传统的民族文化理念，在满族小说创作中留下了深刻印痕。该章着重分析了《红楼梦》，由作品中暗自布排了很多满洲元文化——萨满教文化基因来看，曹雪芹的“既知今日，何必当初”，并非只为了倾吐贾府的伤心往事，这位业已具备满洲元文化精神站位的作家，尚要表达的是对于本民族进关以来文化遭遇的辨思。萨满教的文化精神，也在曹雪芹同时代作者和邦额的《夜谭随录》、庆兰的《萤窗异草》中，在民国初期穆儒丐的《福昭创业记》等小说里，都有展示。直至现代的满族作家端木蕻良，萨满教的文化精神，仍然被他表达得相当浓烈。

　　第五章重点剖析满族小说家对沧桑历史、跌宕旅程、苦难人生的深切体察，他们写出了饱含悲剧意蕴的作品，从而形成凸显悲悯情怀的满族文学传统。历史对于人口寡少的满民族来讲，绝非只是荣耀和骄傲，本身所孕育的悲剧因素是多方面的。满族文学家们没有逃避自己的良知和责任，为那样的时代和民族，留下了祸福之间相倚相生的悲喜描摹，留下了撞击人心的悲剧备忘录。满族小说悲剧书写居多，从曹雪芹的《红楼梦》到和邦额的《夜谭随录》，从冷佛的《春阿氏》到穆儒丐的《北京》《同名鸳鸯》、老舍的《骆驼祥子》《月牙儿》等等，悲凉之风遍布其上。

　　第六章写到，作为族别文学的特有展示，满族小说在人物塑造方面，有着诸多的独到提供，在中华多民族文坛上，构成了与汉族以及各个兄弟民族作品在人物形象描绘上面的相异相辅，丰富了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形象画廊。和邦额刻画的清中期京师旗人贫困家庭的人物，曹雪芹勾勒的宝玉、黛玉、宝钗、凤姐、贾母等清代满洲贵族阶层人物群像，文康塑造的清代旗人老少男女，都展现出清代满人特点。现代的满族由于命运变异，大多成员成为都市下层贫民大众。出身于京旗社会的穆儒丐、老舍、王度庐等小说家，大量书写这些处于特定历史时期的苦难同胞，将他们的形象镌刻到中华文学的不朽人物画廊之上。而迟至20世纪末21世纪初，满族小说作者赵大年、朱春雨、叶广芩等，继续出色地摹写着本民族的人物形象。第七章就满族小说的语言风格展开论述，满族一代代的小说家将“京腔”、“京韵”等民族性语言天赋兑现到作品叙事中，为中华的文学与文明留下了富有价值的语言范本。第八章论及满族小说的市井文化倾向，认为平民世界的审美习尚、雅俗共赏的艺术追求、苦中含笑的幽默风格，已经构成了满族小说书写中特殊的文化质地，成为对传统的中原文学“文以载道”原则的有效校正。

　　第九章讲述历代满族小说家的北京情结及其在创作中的重要投影——将京城的社会摹写与民俗扫描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传统。北京是满族的大本营与聚散中心，是他们的文化乡土与精神故园。满族文学家描画北京和这座城市的一切，形成了传统。第十章写到，自我的历史反思与文化反思，是满族书面文学传统及其流变中不可或缺的一大特性。一部追悔过往的《红楼梦》，不单成了满汉文化交流碰撞的生动摹本，更将参凭于历史大背景的民族文化反思，一举激成洪波。自此，绞结于历史、纠缠着文化的满洲文坛后起之秀，在各自的时代，就此奉献得愈来愈多。老舍在反思民族历史教训方面有着格外重要的贡献，到了新世纪，满族小说界对民族历史和现实的反思远未结束。

　　第十一章是本书的学术总结，由两个对应的判断组成，既充分肯定“离开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环境，满族和它的一切既往文学绩效，便都成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并明确指出满族小说并不是“汉化”的产物，不是汉族文学的附丽物，其多方面独到的个性化的艺术书写，是对中华文化丰富与展开不可或缺的积极奉献，进而完成了中华文化大格局下满族小说的基本价值评估。

　　记 者：可以看出来，这本书完成的是中华文化大格局下满族小说的基本价值评估，所以在研讨会上，专家们认为这本书的中华大文化的背景眼光特别突出。

　　关纪新：随着种种现代学术理念的深入人心，学界撇开少数民族文学的存在而谈论中国文学，已经不太可能和不合时宜了。中华多民族文学的相辅相成、交相辉映，已然成为中国文学总体格局内不可或缺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创建并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当代学人们的肩头。这既是我们文学研究界的当务之急，又是一项可能需要通过比较长久的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