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纪新，1949年出生于吉林省吉林市，1966年初中毕业后因“文革”初起而辍学，务过农，当过兵，作过工。1978年考入中央民族学院(现在的中央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系本科读书，毕业留校在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所工作。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主编，编审。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老舍研究会会长、中央民族大学满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理事，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出版有学术专著《老舍评传》、人物传记《老舍图传》、理论专著《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与朝戈金合著)、学术图集《中国满族》、文艺论文集《塞风集》、文学工具书《文学：劳动与生活之花》、辑注式专著《清代满族作家诗词选》(合著)、文学工具书《〈骆驼祥子〉导读》(与石兴泽合著)。主编或参与主编的著作有《中国少数民族俗文学》、《中国历代少数民族英才传(四卷本)》、《中华史诗咏史诗本事》、《老舍与二十世纪》、《1949—1999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文库 / 理论评论卷》、《老舍短篇小说集》、《满族的历史与文化》、《满学朝鲜学论集》、《当代满族短篇小说选》、《满族现代文学家艺术家传略》、《当代满族作家论》、《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八旗艺文编目》等。尚发表有学术论文和文学评论数十篇。

　　一

　　关纪新的学术兴趣开始于对古典诗词的研究。大学期间他写作了《“几回掩卷哭曹侯”——清代宗室诗人永忠和他凭吊曹雪芹的诗》《清代宗室诗掠影》等文章,是国内学界最早将清代宗室诗人作为独立的话题来讨论的论文。文章超越了狭隘的阶级论和片面的文学史书写形式,从文学本身入手,将历史资料与文学文本相互引证,在通过宗室诗人诗作描述了清代满族诗坛历程，尽力挖掘其民族特征和美学意义，揭示满、汉文学的相互影响和作用，论述满族在接受汉族诗学及其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基础上，诗人们“在创作中努力表现满洲民族风格”，作品中洋溢着“浓郁的民族气派”，从而使满族诗歌独立发展起来，“给沉闷的清代汉族诗坛注入了富有生机的新鲜空气，在文学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这些文章今天读来，无疑深入有待，但关纪新所萌生的民族诗学的思想火花已经点燃，他开始了从民族文化入手思考民族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历史与现状。他后来的诗歌批评无不如此。即是面对有人误读杰出诗人纳兰性短短的一首《浣溪沙•小兀喇》词时，关纪新也结合满族文化的历史演变来考察作者的精神走向，说“通观全篇，词人在这里所抒发的，完全是针对民族文化剧烈变迁的深深叹息。”而非追忆 “一场血战而发出的感叹”。 关纪新还与张菊玲、李红雨师生三人合作，首次辑注了《清代满族作家诗词选》(时代文艺出版社，1987年2月)。本书选录了从清朝开国到一九一一年清帝退位属满州旗籍的6 6位作家的汉文诗词301首，从中可以看出清代满族汉语诗词的大体脉络，为中国多民族诗歌发展史的整体构建提供了新的材料。

　　1984年,关纪新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伴随此前一年诞生的我国至今唯一的国家级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期刊《民族文学研究》一同前进，从聪明睿智的青年迈入“花甲”之门，一路走来，始终保持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明晰的理性思辨。他和汤晓青等在刊物中推出一个又一个栏目，涵盖理论探讨、当代文学、古典文学、民间文学等，引领学术潮流，浇灌民族理论批评这朵迟开的鲜花。如果就中国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来说，《民族文学研究》是它的一部编年史，那么，关纪新等无疑是其主要策划者和执笔者之一;作为整体民族理论批评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诗学的发展中，不言而喻，凝聚了关纪新等的殷殷之情和学术奉献。汤晓青在一篇序文中顺笔提及：“1995年的《民族文学研究》曾刊发了一组关于当代少数民族先锋诗歌创作的评论文章，这几篇评论将四川和云南的彝、藏、白、哈尼、普米、佤、景颇、土家等民族的青年诗人的汉语诗歌作为少数民族先锋诗歌的代表加以评论。其后，不断有青年学者向我们刊物来投稿，推动了当代少数民族诗歌研究的深入进展。” 他们搭建一个舞台，上演一出又一出精彩的关于诗的活剧，推出了一批又一批诗人、诗学家。

　　在二十多年的编辑生涯中，关纪新 “结识了少数民族诗人、作家总有上百位” 。当代多种名目诗学的出现及其一长串响亮的名字，都留有关纪新等的印痕。当学界艰难推进图腾文化研究，著名白族诗学家晓雪举笔评论朝鲜族诗人南永前的图腾诗，关纪新在编发此文时不仅称其“写得很成功”，而且赞誉作者的“密切关注与积极参与”，个中透露出他对图腾诗学推波助澜的何等心情!在民族诗人、诗学家心目中总是存在关纪新的位置。引起讨论曾以“构架全球性华语多维诗歌开拓性宏伟工程”为倡导的先锋诗人兼诗论者的白族栗原小荻，当他的影视剧诗出版时，特致信与他“素昧平生”的关纪新“说几句中肯的话，作为这个影视剧诗的序言”，充满了对关纪新的信任、期待和对他的学识、人格的赞赏;而关纪新亦“推开案头正在做的事，读了他的这部作品”，作了“解读”，他从民族文化的角度“发现《血虹》委实很出色”。 民族诗学新秀马绍玺在他出版的专著《在他者的视域中》后记里倾吐了这样的感激之情：“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汤晓青、关纪新两位我所尊敬的老师一直对我的研究给予帮助，他们从研究选题、知识准备等不同方面给予我的帮助让我受益一生，并不断在这个领域摸索着。”

　　编辑、研究者，关纪新一身二任。如果说，作为编辑的关纪新对当代民族诗学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主要是创造力所能及的较为宽松的健康的学术环境，多方提供对话平台，扶持诗坛学人的话，那么，作为研究者的关纪新对当代民族诗学建设则产生了相当的理论影响和示范作用。

　　长期以来，当代民族文学评论和研究大多局限于对作家作品的一般性描述和评介，而且话语系统陈旧、评判尺度僵化、批评方法错位、价值视角混乱，缺乏理论支撑。包括诗学在内的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理论的“缺席”，不仅妨碍了民族文学创作活动的高层次发展，也成为民族文学学科建设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关纪新在做编辑工作的同时，撰写部分兄弟民族当代文学的评论，并思考相关的理论问题。1986年，关纪新撰文提出并论述的“民族特质、时代观念、艺术追求，是少数民族文学的三个基本支撑点”的理论命题， 就具有深刻的学术内涵和很强的实践意义。在我国，少数民族作家与本民族传统的关联，即呈现极为多样的形态。关纪新总结的，就有本源派生、借腹怀胎、游离本源这三种代表性的形式，这是民族融合的结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具备相互渗透的复杂联系。爱国主义主题、民族团结主题等也与时代精神密切关联，表明了我们时代的民族与国家的交互关联的形态。关纪新所提出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互动状态下的多梯级分途发展的命题，其意义在于承认历史、尊重现状，面向未来。另外，民族文学的审美意识、文化启蒙主义追求等，都与民族特质和时代精神的命题相关联。 关纪新认为，民族特质、时代观念、艺术追求三者互相交织，互相渗透，而重要的是民族特质。民族特质既体现于作品的内容，又表现于作品的形式，它是民族文学的血脉，生存条件，辨识之胎记，是一民族文学与另一民族文学的根本区别。“没有民族特质，便没有少数民族文学”。 “三个基本支撑点”理论，既对民族文学创作的继续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更对诗歌等各类文体批评及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指引了路径。

　　二

　　十年思索，十年观察，十年积累，1995年关纪新与朝戈金合作推出《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理论描述》的专著。该书建立在民族特质、时代精神与艺术追求这样一个统一的命题之下，在现代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审美学、文化学和心理学等广泛学术视野的基础之上，高屋建瓴、宏观系统地回答了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第一章“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定位”，考察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历史沿革，认定中国境内全部的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的今天终于普遍拥有了各自的书面文学创作这一划时代文化事相的重大意义，提出为了推进民族文学的高质量持续拓进，须着力地加强相关理论的系统建构;第二章“民族作家与民族文学”，在梳理此前关于界定“民族文学”概念各种意见的基础上，运用当代学术的最新成果和方法对该问题做深入剖析，认为投射在文学中的民族文化心理，才是判定民族文学的深层的稳定的标记;第三章“少数民族作家与民族文化传统”，就少数民族出身的作家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相互关系来考察，将他们大致区别为“本源派生—文化自律”、“借腹怀胎—认祖归宗”和“游离本源—文化他附”等三种类型，论述少数民族作家取得多重文化参照系统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第四章“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双语问题”，探讨了民族文学中出现双语文学现象的历史根源、创作优势、积极意义和发展前景;第五章“民族文学的审美意识”，强调民族生活的特殊性对于形成特定民族的审美心理结构的规定性作用，民族审美意识是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学中的可贵成份，需要保护和发展;第六章“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文化批判意识”，肯定少数民族作家为推进民族进步所坚持的启蒙主义写作精神，鼓励民族文学创造者们在人类现代文明的基点上打造起科学的民族文化观;第七章“各民族文学互动状态下的多元发展”，指出迄今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发展范式各不相同，在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也将选择不同的道路，世界文学作为文学的崇高理想还远未取得实现的条件，“多元状态下的交流互动是我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现实生存条件，而互动状态下的多元发展则又是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持续追求目标”。

　　这部旨在填补理论空白、扭转学术工作被动态势的探索性著作，它强调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是一种极富价值的民族文化创造，进而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加以周密思考，对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发生、发展进程中潜在的客观规律做出学理性的阐释，发掘出民族文学种种特有的内涵和意义，从而构建起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在理论细微化与系统化方面都较此前的著述有明显提升，对于深化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创作理论和用这一理论指导文学研究，具有开路和示范作用。

　　诗歌创作及其理论批评一直占据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主要地位，《多重世界的选择》的宏观理论探讨无疑为民族诗学的理论建设提供了丰沛新颖的思想资源，铺就一条学理之路。民族诗学的实践家和研究家们自觉开始构建民族诗学系统，总结和深入探讨民族诗歌创作的民族心理，多重文化参照，民族审美意识，双语写作，多元互动等等，促进民族诗学发展。

　　如果说，《多重选择的世界》给民族诗学主要是理论的宏观回答和影响，那么，关纪新对满族文学特别是对老舍的研究则在思维和方法论上给民族诗学家们以直接启迪。

　　自古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就用汉语言文字书写辉煌的诗歌和诗学的历史，然而人们却长时间习惯于把中国诗歌、诗学等同于汉族诗歌、诗学。对于少数民族出身的作家用汉语文创作的大量作品，尤其是对于像满族这样与汉族文化交流日深的民族的诗人、诗学家和作品，人们却往往会误认为他们与汉族文学没有什么不同，对他们的少数民族文学属性不大理解。《老舍评传》将有益于读者从一个新的视角——民族文学的视角，来重新认识这位人们本已比较熟悉却又对其民族文化特质了解较少的大作家，获得认知上的解误和飞跃，既会使我们对老舍这位中国及世界文坛上的杰出作家、诗人、批评家有更科学的把握，也将促进我们对中华民族灿烂文明是各兄弟民族共同创造的这一真知的接受和体会。正如樊俊所指出的：“由于历史原因，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一直把中国文学等同于汉族(或汉语)文学，无视其中不同的民族文学的成份，特别是完全忽略了那些在生活、文化等方面已与汉族多有融合，又使用汉语写作的作家的民族特性。长期以来，老舍就是受到这般对待，被混同于汉族的一位作家。这样做，学术上不够科学，政治上也有害。进入新时期以来，随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日趋活跃，上述情况有所该观，部分学者开始思考和探索各族民间文学和作家创作在中华民族文学形成发展过程中的成就与贡献，以及由此形成的多样性丰富性。但对于如何认识界定作家作品的民族特性，理论上多有争议，分析也多流于空泛，有关的研究进展不大。本书不仅在老舍创作的个案研究中，以切实的成果超越了前人，而且对于如何认识把握文学创作的民族特征，在打开思路和方法论方面，也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经验。”

　　《评传》指出，在中国众多的少数民族作家中间老舍属于“植根本源—文化交融型”作家的典范，他对本民族文化有骨肉般的体认，并以本民族的文学创造者为基本自识，对本民族的文学发展有强烈的责任感，却又在与外民族的近距离接触中虚怀若谷，大胆汲纳，从而建立起自己以本源文化为基准而又博采众长的崭新的民族文化观，并将这种文化观注入创作实践。老舍的经验证实，处在社会大变革时代的少数民族作家，诗人，理论批评家，不应当而且也不再可能到相对封闭的民族文化环境中找寻成功之路，要勇于走进广阔的充满异质文化碰撞的天地，在接受外民族文化冲击的道路上体现出自己民族文化的魅力和风采。正如吉狄马加所言：“《老舍评传》的出版，使我们在认识中华民族文化具有多元一体文化性质方面，又有了可喜的新收获。我们祖国的民族大家庭中有56个兄弟民族，所以，每一位学者、作家、诗人在看待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时，都不应该忘记自己实际上是面对着一片多维的文化视野。”

　　老舍的成功还说明，在多民族竟相发展的现今，民族文学创作者及其批评家应当具备深刻的文化自省意识，《评传》指出，老舍是最早对满族文化和中华文化产生神圣忧思的中国少数民族现代作家之一，这使他的创作获得了强劲的骨力。老舍作品所蕴涵的创作思想，对当代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评传》给诗学家们强调了这一视点。

　　《评传》将老舍一生融汇进其作品思考，从而在他的文学世界找到这位作家有别于其他作家的生命底蕴;同理，在诗学方法论上，我们应当将文本研究与人本研究结合起来，以改变民族诗歌理论批评中民族特点及诗人个性的模糊乃至缺失的现状。

　　杨义肯定《评传》作者“有创见地启用了满族文化视角的学术之举。”认为“正是由于这一视角的成功启用，关纪新在老舍研究领域也就获取了相应的位置。” “过去我们对这些文学艺术家的少数民族文化背景谈论较少，注意不够。” 这也提醒诗歌理论批评注意民族文化背景的揭示。

　　三

　　关纪新一以贯之的民族文化思想体现在他的诗歌批评文字中。他始终以民族文化的宏观视野观察诗人，品评诗作。栗原小荻的《血虹》是以诗的形式写的一部爱情影视剧，讲的是，自古以来，海环抱着山，山常遮盖着海，海的女儿苔嫒不解山的儿子达轳的“傲岸”，“令人难以仰视”，山之子达轳兴叹海之女苔媛的“浩淼”“也令人难以揣摸”。终于有一天，海的女儿猛醒，“心悦诚服”“饱经忧患”的达轳“更加雄伟”;山的儿子为苔媛“横跨欧亚同流而不污”的品质“由衷撼动”。最后，苔媛投入达轳的怀抱，“相异又相依”，达轳溶入苔媛的波涛，“异舟又同济”。这样一个由对峙而相近相爱的故事，关纪新从民族文化“互动”的眼光“发现”它所“隐入”的“文化玄机”。如同每个人的生命运动靠的是血脉支撑，任何一个民族的存在凭借的是自己的文化。达轳与苔媛所代表的正是“中国或者世界范围内的任何一对双边文化系统”。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的文化传统，文化基因，文化优长，文化荣耀，因而无论民族大小应该是在各自独立存在中相互承认，理解，尊重，互惠，包容，和谐相处，共存共荣。关纪新“心安”于自己的这种“理解”和“发挥”，因为作品开头写道：“谨将此部影视剧诗真诚献给∕热爱世界和平∕匡扶人正义∕弘扬民族精神∕珍视个体生命∕胸有志识而肤色异质的人们”。

　　晓雪，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具有开拓性的代表人物之一。关纪新看晓雪：作为著名诗人成就他的是民族文化，创作的诗歌珍品“其功绩，当属于白族文化对晓雪的滋养，亦属于晓雪对本民族文化精蕴的能动阐发”;作为评论家的晓雪，他“密切关注与积极参与”“当前民族文化研究”而“思考”种种文学问题;作为文学事业的组织家，“今天，我国的55个少数民族终于都占有了书面文学的竞技跑道，促成这一划时代文化景观的出现，其中也溶入了晓雪的心血”。

　　关纪新民族文化批评视野集中在对伊丹才让其人其诗上。

　　伊丹才让是当代著名的藏族诗人，他的《雪狮集》和《雪域集》相继问世，关纪新“深深陷入由作品构成的一种精神‘气场’的笼罩和感染之中。”那“气场”即是民族文化。他热情洋溢地称赞“伊丹才让是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活生生的民族文化的个体，一个活生生的民族文学的个体。他一个人，就构成了一个全息的藏族文化的小世界”。他的诗歌“高标民族文化，弘扬民族魂灵”，是“一位最富色彩的少数民族诗人”。 对那些靠名字后头镶上括号来让人们辨识的少数民族诗人，或只在作品中显示民族特点却在日常生活中缺乏民族个性色彩的少数民族作家，或涂抹几笔民族文化油彩到自己脸上而后进取某项文学奖励的无聊作为等等，关纪新借此表示了很不以为然的态度，说我们身边的确有另外一路的文学作者，他们可以漫不经心地，从民族文化大潮退去后的海滩上捡拾来几枚残损不全的贝壳，穿成一串戴上脖颈，便以民族文学的“弄潮儿”来自诩和炫耀。伊丹才让显然不是这样，他要求自己的作品必须要有民族文化的足够的神圣沉淀以及这种沉淀凝聚给灵魂的民族尊严。伊丹才让是一位名实相符的藏族文学创造者。

　　关纪新认为，伊丹才让诗歌的创造性，发源于对藏族文化传统的深深的体认和爱戴，是“十多年来追随雪域八大江河源流和诸大山系的蜿蜒，揣摩雪域上下几千年历史文化的脉络”的结晶体。“向东方远去的母亲又急返雪山，/含着闪光的泪花把阿尼玛卿呼唤，/叮咛他伴着琴音唱出自己的心声，/丧失了歌声的民族就等于丧失尊严。”诗人把母亲民族纯真的文化心音，确认为自己歌吟中永不迷乱的基调。

　　关纪新把诗人对自己民族的忧患，看作是放歌诗坛的原动力之一。伊丹才让心目中是无比圣洁的是藏民族世世代代所坚持的雪域文化之魂，记忆里不可磨灭的是藏民族祖祖辈辈所承受的深重灾难，他对民族文化有许多既精到又具体的理解，并把这些理解谱进自己独特的歌唱之中，一次又一次地为我们勾勒出从万千困苦中走来的那个矢志不移的民族的生动形象。诗人把塑造自我为民族的歌者，视为命运的安排。

　　伊丹才让以其诗歌作品证实，“他不仅是民族文学的出色的创作者，他又是民族文化的卓有眼光的建设者”。关纪新肯定雪域文化的儿子伊丹才让看到了，中华民族整体中的每一个民族个体，全人类整体中的每个民族个体，都有着自己源远流长的呈现出个性单元特征的文化传承，每一个民族个体都可以以自己的个性文化传承投入全中国以及全人类的文明组合中，使这个世界的文明更加多姿多彩，使这个世界的文化更加丰厚富有。

　　伊丹才让在一首诗中写道，边远的山野间，有一泓面积不大的湖泊叫作青海，引起路人的诧异， “青年反问道：这有什么奇怪?/它们的水色一样蓝，/同样蓝的湖泊怎么不能叫青海?” 关纪新用作者讲述这个小故事来说明，诗人以此引导人们纠正民族文化价值评估中的视觉误差，大的小的湖泊都可以因为湖水湛蓝而叫作青海，大的小的民族的文化都可以因为内里包容着优秀成分而被看作是人类文化的宝库。小民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并不一定都比大民族就差多少，正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我们生活在大一统的中华国度之内，无疑既要珍爱现存的悠久灿烂的中原文化，更要继承和弘扬少数民族文化原有的自然品格。伊丹才让的诗抒写了他对藏民族传统文化的潜力和张力的自信，接续和重振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的信心，肩负振兴民族文化的使命。然而诗人没有忘记：“就连草木的叶子都是千姿百态，更何况几千年文明精酿的思想!”他奉劝人们宽容和体认这种多元文化的格局：“扎根南国的南竹生来酷爱南国的泥土，花开雪域的雪莲至死不改恋雪的情趣!” 非凡的气度，宽广的胸怀，伊丹才让为本民族的文化开拓建立功勋，也为兄弟民族的文化发展奉献喜悦。他写下不少热情礼赞汉族及满族、朝鲜族、纳西族、彝族等兄弟民族文化的诗篇，及一些歌颂外国文化及人类文明的作品。他海纳百川，将心换心，用心写心! 诗人振臂高呼：“为壮山河我们理应群峰般竞相崛起，/跨山越海就像鼓翼的雁阵你依我靠!”对这样的呐喊，关纪新断言，伊丹才让这里所捧出的已经不仅是美的诗，它是一种民族文化学方面的深邃的见解。

　　关纪新礼赞诗人伊丹才让摒弃了世俗的功利，对民族文化建设超常的自觉，高度的牺牲，一往情深地前行，义无反顾地追求。诗人把自己全部的才思与智慧投入文化振兴事业。他总是以艺术家的感觉，注视着民族文化伸展中的每一线生机，捕捉民族精神升华中的每一次机遇，机敏又果敢地去接近目标。诗人曾经写下过下面这些可以当作是他的艺术宣言的文字：“爱我民族的热情，是我心血流泻的旋律。兴旺我民族的责任，是弹拨我心弦的奏鸣。所以，我着手浇铸民族回音壁的时候，毅然选用了自己灵魂的溶液。”何等庄严，又何等神圣，谁能不为之动情，谁能不为藏民族养育出如此忠贞的文学赤子而感到兴奋!关纪新用充满激情的诗一样的语言表达了他那深沉的理性思考，而且从伊丹才让的诗行之间读出了这样的召唤：“任何一个民族有使命感的文化工作者，都该当挺直腰身，充盈起百倍的自尊与自信，朝着振兴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大道上，不屈不挠地进发，去做堂堂正正坦坦荡荡的民族歌者。”关纪新举出伊丹才让，告诉当代民族诗坛：他理解的诗是什么?如何做诗人?

　　末了，还需提到，关纪新率先提出的“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创见，主编出版的《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学术论著，与 “二三素心之人”发起的 “多民族文学论坛”学术活动，已经，正在和将来，对当代少数民族诗学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