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7月17日,内蒙古师范学院(今内蒙古师范大学)附中高三学生扎拉嘎带领170多名呼和浩特市学生,奔赴乌拉特前旗插队,在白彦花公社小庙子队,22岁的他成为知青的头儿。
在招工、招生中,扎拉嘎因为家庭原因一次次被拒之门外。后来,作为工农兵学员,扎拉嘎以“可教育好的子女”身份被推荐进入内蒙古大学学习。说起这些,他至今都很感激当年旗知青办、安置办。
扎拉嘎的人生,由此开始转变……
求学路上的尴尬
乌拉特前旗在知青中招工,扎拉嘎兴趣不大,他一心想入党。
1970年,上级派来的人想发展扎拉嘎入党,他自己也跑到公社争取,但是因为家庭原因,还是被拒之门外。
扎拉嘎在生产队待着,他感觉“挺为难”。
“我后来想,和别人一起招工走吧,但是招工不要我。”扎拉嘎忍不住呵呵一笑,“我记得最清楚,工作队的人说:‘远处咱就不用说了,就咱营盘湾煤矿他们就不要你。要我们说,绝对不能让你去煤矿,(没想到)他们居然不要你,好像你到煤矿搞破坏什么的。实际上,你还是去更好的地方发挥作用,你去当煤矿工人,确实对你不公正。’”
1972年,扎拉嘎的命运似乎面临转折。
“让扎拉嘎到旗里来,我们有些事情,让他来一趟。”乌拉特前旗安置办给白彦花公社打电话。
扎拉嘎赶到旗里。
“现在各地招生的都来了,我们让你也住到他们住的招待所去。”安置办的人授意扎拉嘎去和招生的人套近乎。
“我们给你推荐一个,我们前旗的,来这里(插队)表现特别好,还是老高三的。”安置办的人领着扎拉嘎,向各地招生的人推荐。
“这一说老高三的,当时这些招生的人都非常感兴趣,说我们学校如何如何,都想要我。我挺高兴的。但是,一听我父亲还戴着帽子,一个个都远远离我而去,都不说话了。”扎拉嘎回忆,“当时大炕上坐着十几个人,大家都很尴尬,我心里也尴尬,但经历这样的事儿多了。一开始积极,问长问短想让我去他们学校,聊了20分钟,最后大家都说不好说了。”
“哎呀,你这个事情让我们为难了,我们宁可招一个各方面很差的,表现不好的,但家庭没问题的,我们会把他培养好了。你看你表现好也没有用,你的家庭改不了呀,永远给你改变不了。”一所高校的招生负责人打破了沉默。
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扎拉嘎,他无言以对。
“当然也有一个不错的,太原钢铁学院的陈老师,找我单独谈话,‘你的情况,我们学校要你算了’。他就跟负责内蒙古招生的人联系,但好几天联系不上。等他联系上了,招生负责人说,‘我今天刚确定了一个可教育子女,不行了’。他听了特别丧气。”扎拉嘎至今铭记着这位关心他的陈老师。
1973年,内蒙古大学教务处的老师以“可教育好的子女”为名,招收扎拉嘎入学。这一年,扎拉嘎成了乌拉特前旗唯一入学的“可教育好的子女”,现在回想起来,他认为旗安置办和知青办“挺够意思”,因为这是他们积极推荐的结果。
扎拉嘎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内蒙古大学生物系学习。
叫板当红红学家
1974年,扎拉嘎开始业余搞评红。
“我后来就想,搞点儿研究吧,但我不能搞实验性的研究,实验室进不去不就搞不成嘛,那时候尖端的实验,政审比较严。要摆脱实验,我就搞些人文的,思辨的,这个时候,正好碰到批林批孔评红,那我就搞评红算了。”扎拉嘎说。
在插队时,扎拉嘎只看过一遍《红楼梦》,但是他却把评红的“枪口”对准了著名红学家李希凡。
1954年,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第9期上发表了李希凡和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比较系统地对俞平伯提出的新红学“考证说”予以批驳,也比较扼要地评价了《红楼梦》的思想艺术成就。
1954年10月16日,毛主席读到了李希凡和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这篇文章,给中央政治局有关负责人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让李希凡和蓝翎这两位“敢于向权威开战”的年轻人,迅速成了家喻户晓的“小人物”。
“俞平伯先生的唯心论的观点,在接触到《红楼梦》的传统性问题时表现得更为明显。”李希凡和蓝翎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中批判俞平伯的这个观点,扎拉嘎并不认同。
“李希凡和蓝翎批评俞平伯的唯心论,我批评他俩的唯心论。当然这个事情我还是抓住了他俩一些东西,当然有些东西也无限上纲,瞎给人家扣帽子。”扎拉嘎说,“我抓住了一个问题,曹雪芹能不能预见封建社会必然灭亡,我认为根本不可能,按照当时的状况不可能预见。他(李希凡)说已经预见到了,我说你说预见到了,就不符合唯物史观吧,是一种主观的唯心论!”
为了批判李希凡的“唯心论”,扎拉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看了好多书。
“我批评李希凡!”内蒙古大学搞批林批孔评红的时候,扎拉嘎要求发言。
当年,李希凡是参加“十一”国宴的人之一。
学校对扎拉嘎的要求比较慎重,不知道该不该让他发言批判。
“咱们不要让他去批判,批判闹错了,我们肯定是错误的,李希凡是当红人物。我们不让他发言,但他如果对了呢,我们成压制群众了。”内蒙古大学一位研究蒙古史的教授建议。学校不表态,后来出钱让扎拉嘎直接到北京反映。
“(学校)给我钱,我念大学居然到北京专门走了一趟。”扎拉嘎说。
在北京,扎拉嘎找到了李希凡的单位。
“我不可能反对毛主席呀,我是毛主席树立起来的(典型),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呢?”李希凡对扎拉嘎“挺客气”,还送给他一本新出版的专著。
“见了李希凡也没什么结果,再找就没意义了,再找谁去?”扎拉嘎最后走进了人民日报社。
“你还是再跟他本人交换交换意见吧,交换意见比较好,希望你们交换意见。”人民日报社的人婉拒了扎拉嘎。
“我也不知道再找谁去了,只好回去了,回去比较懊丧。”扎拉嘎说,“就因为这件事儿,要不我也不会走到(今天研究古典文学)这一步。”
拒绝“社来社去”
1976年,扎拉嘎大学毕业。
“当时有人动员我‘社来社去’了,让我放弃国家干部到公社当社员,我没接受。”扎拉嘎笑着说。
扎拉嘎回到盟里报到,但没有合适的接收单位。他干脆回到了自己插队的白彦花公社。
作为干部,扎拉嘎下乡蹲点,主要工作是指导牧业学大寨。一年后,他到公社当秘书。
1978年,国家招收研究生,扎拉嘎动心了。
扎拉嘎想报考生物学遗传工程专业。
“(在内蒙古大学)我听过别的班的遗传工程课,我对遗传工程比较感兴趣。考研究生我想考遗传工程,因为那个时候对文科是有偏见的,还有一种‘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观念,文科不如理科,文学还不如历史哲学,但我这一辈子搞了最差的(文学研究)。”扎拉嘎说,“我复习的时候,努力判断:你搞自然科学,如果外语不行,肯定开展不下去,接受不了国外最先进的东西。搞国学,国外也有,但毕竟我们(国家)是根据地,搞《红楼梦》轻易吧,(就决定)搞古典文学。”
研究生招生报名截止前3天,扎拉嘎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招生。
“我想,我这个情况,搞文学研究,外语还对付。搞自己的国学,外语差一点儿问题也不大。”扎拉嘎说。
扎拉嘎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中国古典文学专业,研究方向是元明清文学。
“我就把我批判李希凡的文章给邮寄过去了,他们看了,说文章写得不错,抓住了别人没有注意的东西。他们很快就给邮寄过来一个准考证。”扎拉嘎回忆。
“公社不太同意我考。那时候在公社里有个大学生很了不得。他们不支持我考,说你在这儿继续工作,我们培养你当接班人,你不要考。”扎拉嘎报考研究生面临着善意的阻力。
扎拉嘎坚持报考,还有一个月就要考试了,他加紧复习。
“我当时是公社秘书,办公室和宿舍一进两开,下午没事就复习,一直到后半夜3点。早上6点起来继续复习。我复习一个月,基本没请假。”扎拉嘎说,“复习时,书的内容多,看不下来我就抓重点,抓要害,记笔记。乌拉特前旗二中有个语文老师,他古典文学比较好,他也考我也考,两人交流,学了不少东西。”
小学题没有答上来
临近考试,扎拉嘎腰间盘突出犯了,疼得腰都直不起来,打封闭都不行。
扎拉嘎忍着疼痛进入考场,他“侧着身子扭着头”答题。考试可以查字典,他很扫兴,因为自己忘了带字典。
考场设在旗一所中学里。
“刚考10多分钟,学校下课,当时考研究生特别稀罕,老师全进考场里看我一个人,两三个人站在我身后。我腰疼,这样式的。”扎拉嘎侧身扭头,右手前伸,描述他当时答题的样子。
“都这样了还考什么呢,腰都直不起来了。”中学教师们在扎拉嘎身后窃窃私语。
“我实在坐不下去了,太难受了,但规定开考20分钟才能退场。到20分钟我就交卷了,扶着桌子站起来,到前面交卷,弯着腰走出去了,到外面慢慢把腰直起来。”扎拉嘎说。
第一场考试,扎拉嘎只答了两道题,占总题量的40%。
“出去我想,还考不考呢?考没什么意义了,估计考不上了。不考,怎么向公社交代,人家早说你别考了,回去太难堪。”扎拉嘎心里十分痛苦。
扎拉嘎回到办公室休息。下午,他还是走进了考场。
当天,他考完了政治和专业课。
“现在看,(试题)比较简单,但有的题目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我就往上填吧,能写多少是多少。”扎拉嘎回忆。
扎拉嘎的腰疼痛难忍,考试休息期间,他去公社医院看病。
“‘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是谁写的?”扎拉嘎问医生。考试时,扎拉嘎没有答上这道题来。
“你问这个干什么?”医生反问。
“我们考试就考这个。”扎拉嘎说。
“连这个题都答不上来,这是小学课本上的都答不上来,还考什么研究生呀?太滑稽了!”医生的一番话,让在场的人哈哈大笑。
“呵呵……”回忆当时的情景,扎拉嘎也忍不住笑了。
“(这道题)我没答上来,不知道作者是谁。我们小学念的是蒙古文,确实不知道。”扎拉嘎笑言,“好多题我也是瞎蒙的,比如有道题回答《汉宫秋》的主题思想,《汉宫秋》是什么句子,我真的想不起来了,在最后我就想蒙蒙它。《汉宫秋》按推理应该是汉朝,宫应该是宫里,秋,应该是个悲凉的故事。我想我知道的汉朝宫里悲凉的故事是什么故事呢,王昭君不是一个?!我就知道一个王昭君,王昭君的故事我知道,《汉宫秋》我不知道。王昭君,昭君出塞嘛,都知道。我就按照王昭君的故事答,给了满分。”
一两个月后,扎拉嘎的复试通知下来了。
事后,扎拉嘎认为自己在录取中“占了一个便宜”。当时,有5000人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招生指标200人,后来扩招到400人。其中有1500人报考文学系研究生,招生指标只有38个。
“(报考)文学所(系)和哲学所(系)最多,那时候‘文革’结束,大家都学哲学,只要会写批判文章,(会)写大字报,都选择学哲学学文学了,我也是其中之一吧,(大家)都认为自己懂得文学懂得哲学。”扎拉嘎调侃。
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做出决定,研究生招生考试共5门课,政治课、外语课下调10分,50分及格,考生有两门课不及格就不录取。这个规定虽然并不苛刻,但还是有大批考生被刷下去了。
“我正好有一门不及格,外语不及格。所以我就非常幸运。政治、语文考了70分,专业课好,加一起考了209分,缺一分,四舍五入,参加了复试。”扎拉嘎说。
研究生院文学系导师看中了写文章评红的扎拉嘎等几个考生,向时任中宣部副部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周扬汇报,希望能录取他们。
扎拉嘎被文学系录取,师从陈毓羆教授,攻读元明清文学专业。
读书期间,扎拉嘎考虑自己毕业后的去向,他认为当时内蒙古学术氛围不浓厚,想留在北京工作。
1981年8月,扎拉嘎攻读下硕士学位,他的毕业论文《〈红楼梦〉与〈一层楼〉〈泣红亭〉》获得广泛好评,并如愿以偿地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
沉醉研究古典文学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扎拉嘎研究起蒙古族文学家尹湛纳希。
扎拉嘎跑到辽宁朝阳考察,朝阳是尹湛纳希的老家,也是扎拉嘎的老家。
“尹湛纳希的作品《一层楼》受到《红楼梦》的影响,这不妨碍它是立足本民族生活的原创作品,它的根基是蒙古族文化。”面对学界称尹湛纳希抄袭说,扎拉嘎说,“《红楼梦》中有一段描写贾母生病,薛宝钗献长白山人参的情节。尹湛纳希把这个情节搬到《一层楼》里,他说我们家(朝阳),是倒卖人参路过的地方。”
扎拉嘎出版了学术专著《〈一层楼〉〈泣红亭〉与〈红楼梦〉》、《尹湛纳希年谱》、《尹湛纳希评传》。他想专心研究《红楼梦》,但发现研究需要的材料(文献史料)太少,一个新发现的材料,大家纷纷在引用。为此,他开始比较文学研究,并扩大到哲学领域,先后出版了《比较文学:文学平行本质的比较研究——清代蒙汉文学关系论稿》、《互动哲学:后辩证法与西方后辩证法史略》等学术专著。
扎拉嘎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少数民族文学系博士生导师,1991年,国家教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先后授予他“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硕士学位获得者”荣誉称号。
在扎拉嘎看来,他成绩的取得是与插队生活分不开的。
“我在牧区的生活,对我了解蒙古族的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在城市长大,对牧区蒙古族生活不了解,乌拉特前旗虽然不是大牧区,但它毕竟有蒙古族风俗习惯,有蒙古族风土人情、人物性格,还包括蒙古语会话。我原来在城市蒙古语一般,蒙古语会话比较差,到那里提高了,对我以后搞蒙古族文学(研究)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扎拉嘎说。
在北京工作后,扎拉嘎2005年、2008年先后回过两次插队的小庙子,他感叹“原来的小孩都变成老头了”,他欣慰老乡挺热情,“(对自己)都还是有印象”。
“(插队)这段生活很好,好多事情值得怀念。刚来北京的时候,我经常梦到白彦花。不光我们(给老乡们)奉献了,人家也给我们奉献了。老乡比较淳朴,比较实在,不算计你,这个印象很亲切。”扎拉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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