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叙事学理论作为一种外来文学理论，曾拓展了古代小说戏曲研究领域，提供了以往中国学者不曾涉及的观察视角。但此种研究也存在一些弊端和局限，在我国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近年来，国内学者倡导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这一研究理论和方法在拓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视野上有着成功的实践，体现出明显的特色和优势。

　　西方叙事学理论弊端突显

　　法国学者托多罗夫于1969年提出“叙事学”一词，标志着叙事学学科正式确立。“将西方叙事学理论引入中国并应用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至今已有30多年的历史。”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苗怀明说。

　　30多年来，新理论、新方法的应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小说戏曲的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但是在苗怀明看来，一味将叙事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方法套用到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作品上，不仅将叙事学研究模式化、简单化，变成一种纯技术性的劳动，而且对小说戏曲作品特性揭示的深度也将大打折扣。

　　有些学者根据中国自有的文学资源和话语形式，尝试构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叙事学理论，提出了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设想。

　　在长时间的学术实践中，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宁稼雨发现，西方化主体方法不能完全解释剖析中国本土研究对象的一些实际问题。在他看来，以文体史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为主体范式的西方叙事文学研究，面对由若干文体和若干作家作品共同构成的某个故事类型（如《西厢记》故事）时，由于研究仅限于各自侧重的关注点，势必造成对其故事类型整体认知和研究的缺失。

　　据了解，“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就是要在确定故事类型构成条件的基础上采用文献考据学的方法，对该故事类型所有原始文献进行检索，然后分析比较出不同历史时段，该故事类型文献材料在故事形态上的异同变化轨迹，并对异同变化原因作出合理的文化学和文学阐释。

　　适应中国叙事文学研究

　　在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国赋看来，“中国叙事文化学”将叙事学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野、文史结合的研究方法相结合，立足于中国文学的创作实际，突出中国文学的主体地位和价值，让西方文学理论为我所用，拓宽研究视野。

　　宁稼雨认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研究方法能有效解决由于西方化范式执着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而造成对于中国叙事文学固有整体形态研究的缺失，回到符合中国叙事文学本身生存形态特征的故事类型研究上来。

　　“中国叙事文化学”借鉴吸收了叙事学、主题学的理论和方法。“一方面，吸收叙事学理论、方法中的合理有效成分，避免其机械化、简单化弊端，着力探讨故事讲述背后的演变轨迹与社会文化内涵；另一方面，借鉴主题学的研究方法，将其从民间文学引入文人创作的研究中，为叙事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苗怀明说。

　　简言之， “中国叙事文化学”是一种在对西方叙事学吸收、借鉴、本土化基础之上形成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研究模式。

　　初创阶段任重道远

　　“‘中国叙事文化学’目前还处于初创阶段。”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国风表示，从理论的完善到“中国叙事文化学”与相邻学科的切割，从故事主题类型的分析到小说史的概括，从个案的分析到总体的描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在苗怀明看来，“中国叙事文化学”是将表层的叙事结构与深层的文化内涵有机结合起来，这是对叙事学、主题学理论和方法的重要修正和推动，因而更符合中国小说戏曲自身的发展实际。“中国叙事文化学”是一种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理论和方法，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相信它还会继续吸收其他相关理论和方法，因而更具张力和弹性。

　　以“中国”、“叙事”、“文化”这三个关键词构建而成的中国叙事文化学体系，在学理上有着自身难以避免却必须解答的学术难题。例如，如何处理中国文化与全球文化之间的关系，以便使“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建构在全球文化竞争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如何处理叙事与审美之间的关系，以便使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建构真正融入审美文化的整体格局之中。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郭英德表示，提出并且解答这些学术难题，将有助于推进“中国叙事文化学”的体系建构和实践，进而有助于推进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