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首都师范大学作为发起单位的乐府学会成立大会日前在京举行，近百名专家学者应邀列席会议。据悉，乐府学会是经教育部和民政部报请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的国家一级学会，由乐府学会发起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吴相洲担任首位会长。

　　乐府学是与诗经学、楚辞学、词学、曲学并列的古代文学专门之学，研究对象为历代乐府诗。乐府诗是朝廷礼乐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作为诗中精品在诗歌史起着标志性作用。在古代文学研究现代化过程中，相较诗经学、楚辞学、词学与曲学所取得的长足发展，乐府学研究发展则显得有些落后。据相关学者统计，2003年乐府学论文发表数量仅为词学论文数量的1/10。

　　乐府学研究的薄弱现状，与其在古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呈现鲜明对比，而乐府学会的成立，无疑为乐府学的研究发展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平台，使乐府学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新的学术增长点。那么，乐府学作为礼乐文化源远流长，经历兴衰历程后，将其作为专门之学进行建设有何价值?应建构怎样的理论体系及研究范式才能全方位系统梳理乐府学，以提升乐府学研究水平?本刊记者特就此采访相关专家学者。

　　“成立一个学会，带动一个学科”

　　乐府学古已有之，并曾作为专门之学而存在，致力于这一专门之学者代不乏人。宋代以后，稍显式微。近代以来，更为西学所遮蔽。近年来，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学术领域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传统文化研究热潮。但相对于不少传统文化领域的学科，乐府学研究仍属薄弱一环。首都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吴相洲教授表示，鉴于乐府学的传统地位，当代学人应该负起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使命，充分利用现代人的研究观念和方法，构建现代意义的乐府学，使这一古老的学问焕发出青春的活力。

　　上世纪末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赵敏俐教授开启了歌诗研究，吴相洲参与其中，并于2006年提出了建构现代乐府学的初步构想。随后，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唐代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华书局原总编辑、清华大学古籍研究中心主任傅璇琮先生2007年在第一届乐府歌诗研讨会上提议建立乐府学会，得到多名学者响应，并最终于2013年初得到民政部下发的同意成立的批复。

　　傅璇琮认为，乐府学会能够得到批准，与乐府本身的两个特色有很大关系，“一是乐府与音乐相结合，与跳舞也有关系，这种存在形态在古诗歌领域较为罕见;二是乐府创作范围广阔，上至朝廷下至社会各阶层都有参与。”

　　由此，构建现代乐府学这一专门之学的价值与意义显而易见。吴相洲认为，从乐府研究价值角度而言，解释诗与乐、舞共生等特点，须回归其产生的原生态，而《乐府诗集》不仅收录《诗经》、《楚辞》之外的绝大多数歌诗文本，还记录了大量作为乐舞歌词的信息资料，完全可以通过乐府研究，来描述解释由汉到唐的诗歌史的某些特点。从乐府研究分量而言，《乐府诗集》所收乐章歌谣不仅在数量上远超《诗经》、《楚辞》等，时间跨度也为后者所不及，对乐府诗进行全方位考察，其工作分量之大与所遇问题之多，可想而知。从乐府研究所需知识而言，《乐府诗集》涉及历史、典章、名物、地理、民俗等多方面，尤其是音乐舞蹈知识，是一门近乎绝学的专门之学，需具备大量知识储备才有望回到乐府诗产生的具体情境之中，从而真实把握由这一情景所带来的特点。

　　目前乐府学会虽处于草创阶段，但已将其工作业务进行了规划，主要包括规划乐府学研究，设计相关课题和组织实施，鼓励、支持学者从事乐府研究;召开乐府学学术会议，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整理乐府学典籍，编辑出版专门会刊《乐府学》等。吴相洲表示，乐府学会的成立，将推动乐府学的研究进程，带动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发展，真正实现“成立一个学会，带动一个学科”的目标。

　　还原乐府学存在形态

　　一个学科的建立，需要有基本的理论框架相支撑。乐府学研究现状如何，应如何提升乐府学学术研究水平，成为从事乐府学研究的学者专家考虑的问题。

　　吴相洲主张回归至乐府存在形态来研究乐府，“乐府学的主要思想是基于诗、乐、舞密不可分的特点，将乐府看做是一种综合的艺术，进而对这种综合的艺术形态进行‘还原’性研究”，并提出三个层面(文献、音乐、文学)、五个要素(曲名、曲调、本事、体式、风格)的乐府学研究理念，力求使乐府诗发生、发展、变化的情况和所属的音乐特点以及表现出来的文学特色得到尽可能清晰的描述。

　　“文献研究是基础，音乐研究是核心，文学研究是目的，三者缺一不可。”谈起目前乐府研究现状，吴相洲表示，这三个层面的研究在深度、广度方面仍然不够。就文献研究而言，除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两个标点本外，尚未有一部《乐府诗集》的正式整理本出版;就音乐研究而言，还没有人对众多乐府诗的音乐形态做系统考察;就连投入力量较多的文学研究，也存在缺少对各发展时段乐府诗的深入研究、只集中于少数作品研究、脱离音乐特性只当做纯粹文学文本研究等不足。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与香港浸会大学教授葛晓音先生认为，乐府学作为一个跨学科的学科分支，涉及内容非常广，研究空间非常大，可以从研究资料、研究方法及研究视野等三个方面下功夫。

　　在研究资料方面，葛晓音认为，国内乐府学研究基本资料库亟待建立。“现在国内研究多使用《乐府诗集》等有限的国内资料，相比海外研究资料有些简略，起码日本很多古乐书在国内学者研究中几乎未见提及，更何况日本很多研究古乐的学者的成果。除此，韩国也有少数唐乐的资料遗存。”葛晓音表示，国内学者除整理国内相关资料外，搜集整理海外相关资料、学者研究成果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尤其是遗存日本的相关资料，多用古日语写成，如果翻译出来，可供进一步研究。”

　　在研究方法方面，葛晓音认为，乐府研究总体停留在文本层面，还需进一步更新。“尤其乐府背景的研究，除引用文献资料外，还有实物资料等很多‘活’资料，如日本存在很多古乐的假面;大量考古发掘的成果，也应充分利用起来，这些都会促进我们研究方法上的更新。”

　　此外，葛晓音还指出，国内学者也须开阔研究视野，特别是要关注国际学界的研究成果。“此前做词乐研究时，我发现国际学界特别是法、德学者，对古代音乐的词和长短句做了很多工作，国内学者则基本没有接触到。”葛晓音表示，要想领略这些新的研究视野，国内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应提升自身的外语水平，“不仅要熟悉英、日语言，法、德语言也需下功夫。乐府学会成立后，随着国际视野开拓和国际学术交流增加，国内学者在乐府学研究中将会更加精细、更加渗透，并最终能够融入国际研究潮流当中去。”

　　拓展视野的多元化研究范式

　　相比民俗学等已趋成熟的学科多元化研究，国内乐府学偏重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式则稍显单一。中国民俗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朝戈金先生指出，就乐府学本身而言，在今后的研究中，若是能够多少超越以往偏重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式，更多关注对乐府语境的重建，更多借鉴人类学和民俗学研究中“以今证古”的方法，或许会有新的发现和新的阐释。

　　在西方晚近的人文学术研究中，有一种以语文学为基础的古典学，与人类学、民俗学、口头传统研究等领域进行衔接，进而发掘古典学中那些原本被忽略的维度的趋向。例如哈佛大学古典系的掌门格雷戈里・纳吉先生的古典学研究，就充分体现了这种新趋势，其学生和追随者、目前也在哈佛大学古典学任教的青年古典学者大卫・埃尔默的研究，也具有同样特色。“乐府学的学科发展，如果能够更多借助民俗学、人类学等学科的范式和方法，也当能在新历史条件下，产生新的学术见识。”朝戈金说道。

　　尤其是国外近年的口头传统研究，很好地继承了既往语文学的成果，又在声音范型、声音审美规则等方面有深入的讨论，形成精辟见解。特别是晚近在美国流行的“斯勒姆颂诗运动”，跳出从书面总结规则解读诗歌的套路，认为声音属性是诗歌的基本属性，“诗是要歌颂，而不是出版”，再次引发了学者对诗歌“声音”本质的思考。即使在彝族等少数民族当代研究中也多注重声教传统。朝戈金认为，“这些思想成果若能在乐府学研究中有所运用，也当能有启迪和借鉴作用。”对于其可行性，吴相洲进一步补充道，乐府作为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史诗相对复杂，但两者在比兴等构件方面多有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