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冯文开的《中国史诗学史论 (1840-2010) 》是一部体现了相当学术功力和学术创见的著作, 将史与论有机地结合起来, 既有实证性的考辨, 又有理论性的阐发, 对中国史诗研究历史中每个阶段呈现的学术旨趣、学术理路、研究对象、研究范式等进行了具有科学精神的总结与反思, 对不同时期的史诗研究者的论见进行了公允客观的评述, 颇有见地, 对于人们全面认识和了解中国史诗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对中国史诗学术传统的反思与建构具有开拓性意义。

　　关键词： 《中国史诗学史论 (1840-2010) 》; 史诗;

　　作者简介： 高荷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博士, 从事口头传统研究。

　　自19世纪末对欧洲史诗的引介与传播起, 中国学人对史诗的搜集与研究已有百余年的历史, 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学术经验, 巴·布林贝赫的《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仁钦道尔吉的《蒙古英雄史诗源流》、郎樱的《〈玛纳斯〉论》、杨恩洪的《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朝戈金的《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陈岗龙的《蟒古思故事论》等许多学术价值较高的史诗研究成果相继涌现。与此相应, 自20世纪90年代起, 中国学人逐渐对中国史诗研究历程展开总结、回顾和反思, 例如朝戈金的《从荷马到冉皮勒:反思国际史诗学术的范式转换》“选取了从古希腊荷马到当代中国冉皮勒共六位史诗歌手, 通过聚焦于围绕他们而生的‘问题’, 描摹史诗学术演进中的若干标志性转折。”[1]但是, 国内学人对中国史诗研究成果的总结与反思主要集中在蒙古史诗、藏族史诗和柯尔克孜族史诗上, 对中国史诗学术史其他层面的总结与检讨相对薄弱。冯文开的《中国史诗学史论 (1840-2010) 》弥补了这一学术缺憾, 对中国史诗研究成果进行较为全面系统地清理与总结, 从而构建了中国史诗学的学术传统。它是一部资料充实、论述清晰的中国史诗学术史, 既有对中国史诗学发展的基本轨迹、整体面貌的综合而客观的考察, 又有对中国史诗学每个发展阶段的具体诗歌作品的深中肯綮的价值评判, 是中国史诗学术史研究的一部力作。

　　一

　　较早将欧洲史诗介绍给中国知识界的是在华传教士, 他们对欧洲史诗在中国的传播具有筚路蓝缕之功。以往在分析与研究在华传教士在“西学东渐”中的作用时, 大多关注他们带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西方哲学思想, 在华传教士对史诗的引介和传播则是一个被忽视的话题。《中国史诗学史论 (1840-2010) 》较为细致地梳理了在华传教士艾约瑟、谢卫楼、蔡尔康、李思伦、丁韪良对荷马和荷马史诗的介绍和评价, 对在华传教士中将“史诗”汉译为“诗史”的做法进行了考究, 而将在华传教士对荷马史诗的介绍和传播纳入中国史诗学术史则是符合中国史诗研究发展历程的客观实践。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 中国学人开始关注欧洲史诗, 自觉地学习欧洲史诗, 对史诗发表各自的观点和见解。但是, 晚清至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学人对史诗的论述没有得到国内学界的足够重视, 虽被提及, 也多是片言只语。其实, 它们是中国史诗学术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史诗学史论 (1840-2010) 》搜求和发掘了大量的史料, 从大量报刊和前贤文稿中辑录出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鲁迅、陈寅恪、胡适、闻一多、吴宓等诸多中国学人的史诗观念, 探讨其背后的话语系统和思想轨迹, 以及当时政治思想和学术文化对它们的影响, 这是难能可贵的。

　　其间, 中国文学的“史诗问题”是民国时期中国学人谈论较多的学术话题, 而且成为贯穿整个20世纪, 乃至延伸至当下的话题。中国“史诗问题”是由王国维在1906年的《文学小言》第十四则提出的[2]。闻一多在《四千年文学大势鸟瞰》中首次使用“史诗问题”一词标举中国文学有无史诗的学术讨论, 将“史诗问题”作为中国文学分期第一大期中的第一个问题[3]。中国文学的“史诗问题”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产生学术问题, 中国学人在介绍和评述西方史诗的同时, 开始以西方史诗来衡量中国文学, 发现在中国文学史上找不到西方那种宏大叙事的史诗, 于是中国文学史上史诗的有无成了一个学术问题, 即“史诗问题”, 它一直困扰着治中国文学史的学者, 成了治中国文学之上古文学绕不开的话题。鲁迅、胡适、郑振铎、朱光潜、郭绍虞等赞同王国维的观点, 认为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出现过史诗。闻一多、陆侃如、冯沅君、茅盾、钟敬文等许多中国学人则认为中国文学有史诗, 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推陆侃如和冯沅君提出的“周的史诗”的观点[4]。不过, 国内赞同《生民》《公刘》《緜》《皇矣》及《大明》诸五篇为史诗的学人较多, 而赞同《菘高》诸五篇为史诗的学人较少。

　　民国时期中国学人对中国文学“史诗问题”提出了各种解释和假设, 冯文开的《中国史诗学史论 (1840-2010) 》对它们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 探寻民国时期中国学人对这个学术问题给出各自解答的学理依据, 检讨其本身的合理性, 分析了其背后的话语支撑, 包括意识形态、民族心理等诸多因素。更要指出的是, 冯文开对中国文学“史诗问题”这一学术公案的梳理对我们了解中国文学的起源有着重要的启示, 警醒我们要有文化自觉意识, 要对西方的学术话语进行反思, 要摆脱严重的学术“殖民地心态”。

　　二

　　20世纪50-60年代, 中国学人对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展开了有组织、有规模地搜集整理, 《格萨 (斯) 尔》《江格尔》《玛纳斯》《苗族古歌》《创世纪》《布洛陀》《梅葛》等诸多少数民族史诗陆续被发掘出来, 随之中国文学的“史诗问题”被转换成汉语文学的“史诗问题”。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 中国少数民族史诗搜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少数民族史诗资料建设逐渐展开, 与之相应的研究也朝着多个面向发展和深入。《中国史诗学史论 (1840-2010) 》选择了巴·布林贝赫、仁钦道尔吉、郎樱、杨恩洪等在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这一领域内得到普遍认同的、见解独特且影响力持久的中国学人为个案, 对他们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以及学术贡献进行了学理性的论析。

　　巴·布林贝赫是蒙古史诗研究的领军人物, 他的《蒙古诗歌美学论纲》和《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是蒙古英雄史诗研究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巴·布林贝赫从蒙古英雄史诗的自身特质出发, 系统地构建了蒙古英雄史诗诗学体系。“他既没有把自己局限在前人的研究范式上, 又没有生搬硬套西方的新方法, 而是立足于蒙古英雄史诗传统, 吸收能够与蒙古英雄史诗互相发明与印证的西方诗学理论与方法, 结合自身丰富的创作体会和深切的审美体验, 对蒙古英雄史诗进行了多学科、多角度的整合研究。”[5]188冯文开分析了巴·布林贝赫运用文艺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民俗学、美学和诗性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对蒙古英雄史诗进行交叉整合研究的学术实践, 论述了他在个人的写作经验与学理思考、传统的继承与现代的借鉴、民族文学实践与世界文学资源的知识谱系上建构蒙古族英雄史诗诗学的贡献, 指出他“以积极严肃的开创精神把蒙古诗歌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历史哲学的高度。”[5]191

　　仁钦道尔吉是蒙古史诗研究史上的杰出学者, 对《江格尔》的研究具有重要的贡献。《中国史诗学史论 (1840-2010) 》将仁钦道尔吉的《江格尔》研究放在国际史诗学术史的背景下, 分析了他对《江格尔》的形成年代和演进过程持有的见解, 肯定他对《江格尔》原型探讨使用的研究方法及其在《江格尔》学术史的学术地位[]。《中国史诗学史论 (1840-2010) 》还探究了仁钦道尔吉创用的“英雄史诗母题系列”概念的学术渊源, 阐述仁钦道尔吉运用“英雄史诗母题系列”研究蒙古史诗源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5]165。

　　《玛纳斯》研究是中国史诗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史诗学史论 (1840-2010) 》以郎樱的《玛纳斯》研究为主线, 梳理了20世纪60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玛纳斯》研究的主要面向, 检讨了其间的得失。自20世纪60年代起, 郎樱一直致力于《玛纳斯》搜集、整理、翻译、出版与研究, 她的《〈玛纳斯〉论》是中国“玛纳斯学”的奠基之作。她对《玛纳斯》产生时代的问题、史诗母题、玛纳斯奇及其受众、《玛纳斯》的叙事结构、《玛纳斯》的英雄人物、《玛纳斯》与柯尔克孜族其他口头传统文类之间的相互关系、《玛纳斯》中的民间信仰及其习俗等都有深细的分析, 其中许多观点都具有开创性, 一再为学人提及并引用。正如《中国史诗学史论 (1840-2010) 》所指出的, 郎樱的《玛纳斯》研究提高了国内《玛纳斯》研究水平, 推动了国内《玛纳斯》研究的深化, 对国内外《玛纳斯》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

　　说唱艺人研究是《格萨尔》研究中较为有特色的内容, 杨恩洪是在这方面用力较勤奋、成绩较为显著的学者之一。她的《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为二十余位藏族、蒙古族、土族的《格萨 (斯) 尔》说唱艺人立传, 对《格萨尔》说唱艺人的类型、说唱的内容与形式、神授与传承等诸多与《格萨尔》说唱艺术相关联的话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中国史诗学史论 (1840-2010) 》对《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进行了细致的评述, 指出杨恩洪对《格萨 (斯) 尔》说唱艺人的立传为“人们了解20世纪80-90年代《格萨尔》说唱艺人的生存境况、说唱情况以及为《格萨尔》的传承提供了鲜活的资料。”[5]151

　　显然, 《中国史诗学史论 (1840-2010) 》并不局限于对中国学人的史诗研究成果本身的描述, 而是对它们进行相应的价值判断和理论阐述, 对它们的分析也评价客观科学, 细致允当, 有独到之见。

　　三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 中国史诗研究的观念和范式发生的转换, 由原来的书面研究范式转向口头研究范式, 突破了将中国少数民族史诗作为书面文学作品研究的囿限。《中国史诗学史论 (1840-2010) 》对21世纪初中国史诗研究范式转向的内因和外因进行学术探讨, 充分肯定了朝戈金、尹虎彬、巴莫曲布嫫在其间起到的作用:“朝戈金、尹虎彬、巴莫曲布嫫都曾亲往口头诗学重镇哈佛大学求学, 他们都试图为中国少数民族史诗, 乃至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开创一条新路, 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史诗研究关注的中心要由书面转向口头, 而且朝戈金的《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给口头范式和学术转型提供了一个最佳的特定范例。当然, 朝戈金、尹虎彬、巴莫曲布嫫、陈岗龙等对史诗口头范式的确立所做出的贡献不是创立了某种新的理论和新的观念, 而是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学术关注中心。”[5]195

　　诚然, 21世纪初中国史诗研究范式转换成功是中国史诗研究发展和演进的产物, 但它与朝戈金将口头诗学诉诸本土史诗传统研究直接相关, 与他于史诗书面研究范式中努力创新有关。他的《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是运用口头诗学解决本土学术问题的范例, 标志着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开始由书面研究范式走向口头研究范式。《中国史诗学史论 (1840-2010) 》对朝戈金《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的学术价值与意义给予高度的评价:“这部著作以多年的田野调查和理论思考为基础, 广泛参照口头程式理论、民族志诗学和演述理论等国际晚近的史诗学理论成果, 对蒙古英雄史诗诗学进行了开拓性的探讨, 给往后的蒙古英雄史诗研究, 乃至中国史诗研究提供了一种理论启示。更为重要的是他以前面的理论探究为基点, 根据蒙古英雄史诗传统创用了实证性的、可操作性的分析模型, 给中国史诗学界、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界在学术研究方法上带来了一种范式性的变革。”[5]199的确如此, 在此之后, 巴莫曲布嫫、陈岗龙、塔亚、斯钦巴图、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等相继响应, 使用口头诗学研究各自民族的史诗, 进而使口头诗学的理论与方法影响了古典文学、音乐学等其他领域的研究方法论。

　　在《中国史诗学史论 (1840-2010) 》的第七章, 冯文开将中国史诗学放在19世纪后期至21世纪初期的政治变革框架内, 探讨特定时期的社会政治对特定时期的史诗研究若干面貌产生的影响。在他看来, “无论何种观念, 何种研究, 只要在社会政治的动势下发生, 或是在社会政治的干预下发生, 那么均无不与其发生关联。”[5]216同时, 他分析了国外的史诗学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史诗学形成与发展的关系, 估量了国外的史诗学理论与方法在中国史诗学术史上不同历史时期和情境中所起的作用。最后, 他将中国史诗研究者划分三代, 对他们各自的知识构成、研究特长及其在中国史诗学术史上的地位和贡献进行了评述。这些论述都是准确而客观的, 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总而言之, 冯文开的《中国史诗学史论 (1840-2010) 》是一部体现了相当学术功力和学术创见的著作, 将史与论有机地结合起来, 既有实证性的考辨, 又有理论性的阐发, 对中国史诗研究历史中每个阶段呈现的学术旨趣、学术理路、研究对象、研究范式等进行了具有科学精神的总结与反思, 对不同时期的史诗研究者的论见进行了公允客观的评述, 颇有见地, 对于人们全面认识和了解中国史诗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对中国史诗学术传统的反思与建构具有开拓性意义。

本文原载《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经作者授权转载。文中注释与参考文献请参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