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水霍志军先生忠厚勤勉、孜孜矻矻，曾经著有煌煌大作《唐代御史与文学》，并高等学校公选课教材《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选题命意、取材法度差堪比拟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在古代制度与文学研究中独树一帜。然而，我们并不相识。2015年9月，我在贵阳花溪主办“2015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期间，霍君适来与会，以新著《陇右地方文献与中国文学地图的重绘》书稿见赠，方才结识。此书与他此前研究规行矩步常规路径颇有不同，可见霍君学术已别开生面，自铸范式。 

　　一般而言，文学史研究在取得某些观念突破之后，如果没有后续的具体扎实的个案研究跟进，往往就会陷入空洞浮泛，因而如果要切实推进学术范式转型，先行的普遍性理论演绎固然必不可少，更主要的还在于材料的扩展和由材料推导出来的独特的“在地”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陇右地方文献与中国文学地图的重绘》引入杨义“重绘文学地图”的理念，通过对地方性史料的发掘和再阐释，是以身体力行充实了这一概念设定。 

　　 “陇右”之名起于汉末魏初，由陕甘界山陇山而来，“陇右”即陇山以西地带。然而“陇右”是个笼统且随时代变易的地理概念，广义的“陇右”一般是指唐贞观元年设立的陇右道辖域，包括今日甘肃、新疆大部分和青海湖以东地区，而霍君注目的则是其狭义内涵，大致包括今日甘肃全境。所谓陇右地方文献，除了传统的传世书面文献、金石文献、陇右简牍、敦煌遗书之外，还包括陇右地区民间口传文献、各少数民族口头文献及各种石窟艺术“图志”。文献范围的拓展，前有王国维“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的“二重证据法”，近有叶舒宪在此基础上补充了口碑材料与文物、图像的“四重证据法”。霍君广采博取、取精用弘，在对陇右文献的界定中，可以看到他对于传统史料的观念已经突破山门，另辟蹊径，以陇右文献为考察基点，“重新确立大文学观的思路，不以精贬杂、以雅贬俗、以汉贬胡、以文贬图，重新发现陇右地区丰富多彩的文学遗存对形成‘多元一体’中国文学的重要作用”。 

　　通观全书，实为地方文学史研究，但广泛吸收历史、地理、考古、图像、民俗、音乐等相关学科的方法与资源，正应和了当下跨学科的潮流。然而，霍君此作基于实地文本与田野的考察，并非徒为追赶时髦。如果仅仅做一个区域文学史的书写，其合法性难免受到地方主义狭隘性的质疑，因为古今地域在政治区划上变迁甚大，以后见之眼回溯过去往往刻舟求剑，失之削足。霍君采用“陇右”这种比较笼统的文化地理概念，可以有效避免由于历史与现实区域体制嬗变所带来的混乱。在另一方面，他又并非只是聚焦于地方性文化的孤立式存在，而在考察历代各种类型文献的基础上，突出了陇右文献在整体中国文学中的位置，以及它与周边其他地方及各个族群之间文化文学彼此的多向往来、相互辐射。比如汉代对陇右的开发、丝绸之路的开通对于中国文学向西北拓展的深远影响；从秦嘉、徐淑的诗作窥探楚风北渐和秦风东渐的动态文学史过程；明清政府对西北边疆经略时，陇人对内地文人的“纠正”，等等。这些文学史实的重新梳理，摆脱了中原文化的单行线式影响边疆地区的思维模式，还原了多向度的文化文学交往生态，显示出“边缘的活力”和边缘文化反哺主流文化的力量，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文学史丰富复杂的生动面相。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是作者着力甚多之处，陇右地区水寒、土高、物寡、民强，高上气力，少务虚文。这往往使得一般文学史被“陇右无文”观念所束缚，从而造成文学史书写中的“结构性缺陷”。这种缺陷往往表现为一般文学史更多以“中原”或“江南”等文化先发地区汉文书面文学作品为主脉一线而下的叙事，西南、东北、西北等地因为历史上更多处于蛮夷戎狄的区域而较少着墨，涉及到的时候往往也只是作为“文化中心”扩散影响的产物面貌出现；相应的是，更多注目于稻作或麦作的农耕文化，而较少着眼游牧、渔猎甚至刀耕火种的区域文化，在文化潜意识中他们是作为“他者”、“远夷”形象出现，只有接受了文化上的正统才有可能进入到这个书写谱系中来。当然，这种文学史知识观念的形成与所谓文化民族主义和近代的政治民族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有其历史的合理性。然而，时至今日，随着信息与交通技术的快捷发展，文化多元主义观念的普遍深入人心，是时候进行文学史乃至文学性本身的范式革新了。许多学者已经做了相关研究，仅从文学地理学而言，就有多种，如梁庭望《中华文化板块结构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等。霍君在前贤基础上“接着说”，并且将之研磨细化，别有发挥彰大之功。 

　　陇右地区地处青藏高原、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结合部，是中西文化碰撞的舞台和中转的桥梁，儒道、伊斯兰、基督教文明在此处交汇。不同文化的多向交流互补，既为陇右地方文化注入异质养料，也使得外部异域文化和中国整体文化得到重塑与改造。霍君此著意义在于从陇右看中国，不仅将中国文学版图细部深描，更重要的是呈现出中国文学版图内部之间的多元互动和通过彼此输血方式的自我更新，从而使得中国文学历史流动如同波澜壮阔的河流一样展开，而不再是一幅静默的排列式众神肖像。 

　　从历史上看，陇右地区是西戎、氐、羌、羯、匈奴、鲜卑、契丹、党项、吐蕃、吐谷浑、回、裕固、保安、东乡等众多民族栖息之地。多元文化的并生与互动，使得本书最具特色的地方出现在内含的多民族文学史观上，虽然霍君可能并没有有意识地申明这一点。这个观念在学术史上也有个发展过程，从上个世纪90年代迄今已经丰富了内涵：1995年邓敏文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论》、1997年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2012年赵敏俐、吴思敬主持的《中华诗歌通史》还是更多强调中国文学中不同民族文学因子的存在，2012年我与李晓峰合著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则在理论上进行了推进，我曾经著文强调多民族文学史观并非仅仅是对于多族群差异性文化传统、文学传统的自觉，同时还包括多语种、多文类乃至多元文学观念的自觉。2015年3月16日，《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民族文学研究》三家刊物联合主办“中华文学的发展、融合及其相关学科建设”研讨会，刘跃进、詹福瑞、廖可斌、左东岭、朱万曙、文日焕、郭英德、傅承洲、过常宝、张国星、马自力、杨镰等学者与会，“中华文学”的多民族构成成为讨论的热点，这其实是古代文学学科意识到满天星斗、百川归海的中国文学历史实践并试图进行学术方法的转型，可以视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在古代文学中具体展开的肇端。 

　　霍君此书从三个方面回应了上述学术话语的进展。其一，民俗、技艺之于多民族“文学生活”的意义，即文学蕴含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他们生产和生活方式自然流露出来的东西。书中细绎制陶、铜镜、纺织技艺对于前秦苻坚朝苏蕙《回文璇玑图》创作的启示，抉明清水宋金画像砖的文化、曲学价值，都可以看到这种未曾被现代文学观念所濡染的天然文学状态。其二，口头传统与俗文学的纳入，丰富了文学类型与文体的认识。凉州的“贤孝”，华亭的曲子戏，保安、裕固、东乡的“花儿”、叙事诗等口头文学，既参与渗透到作家文学的创作中，也同时是依然生生不已的文学现场，对于这种文学事实的呈现有助于打破精英文学、正典文学的观念，显示了文学研究的现实关怀。三、多语文学的发现，让汉胡互化、夷夏变态有了历史证据，同时也加深了对于中国作为“跨体系社会”的认知。多语文学不仅是中国文化内部的多样性存在，也是其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如回鹘、党项、藏、蒙等民族双语碑刻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多样性，在十六国时期前秦符氏皇族文学的“胡音汉调”中看到的民族融合。它们对于汉文作为主流文字系统的形成做出了贡献，也对多民族共生共荣国家的构成起到了凝聚团结却又不至于僵化一体的作用。 

　　五方之民，八音克谐，这是中国历史进程的常态；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则是中国文学的美学追求。霍志军先生通过对陇右文献的历时性梳理，由万里风云里悬想板桥霜月，于雄浑劲健、质朴真率的骏马西风中遥望杏花烟雨，为中国文学北雄南秀、异轨同奔的历史发展提供了清刚爽朗的见证，虽为古典文学研究，其运思之理路与搜罗之材料实也堪为其他兄弟学科所借鉴。兹为序，并祝大著杀青。 

　　2015年9月9日于北京昌平 

　　本文是给霍志军《陇右地方文献与中国文学地图的重绘》一书所写的序言，原载《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