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1998年出版《老舍评传》之后，十年磨一剑，2008年，关纪新推出其新作《老舍与满族文化》。

　　《老舍评传》在老舍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引入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视角。它不仅叙述了老舍京城旗族的人生来历，阐释了老舍作为京城旗族的独特的文化性格，而且对老舍一批重要作品中人物的满族身份进行了精确的辨析。像《骆驼祥子》里的祥子、《牛天赐传》里的牛天赐、《四世同堂》里的祁瑞宣、《龙须沟》里的程疯子以及《月牙儿》里的女主人公，“无不呈现出依稀可辨的满人质感”。作者通过对这些人物身世、经历、才能、性情和趣味的分析，“破译”出他们的满族身份密码，为人们研究现代文学学科语境中的老舍文本开拓了一个新的富有阐释价值的空间，也为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

　　作为中国现代作家评传中的一种，《老舍评传》既受到评传文体的规范，也受到现代文学学科传统的约束，不可能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方法和内容作为全书的主体内容。当《老舍与满族文化》出版，我们可以发现，经过十年的积累，关纪新为我们奉献了一部完全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专著。《老舍与满族文化》在观念层面、方法论层面以及知识系统层面，都堪称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严格地说，观念层面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意识，还在《老舍评传》写作时，关纪新已经相对明确。他关于作家与本民族传统文化关系三种类型的分析，显示出十年前他的观念意识已经抵达相当的高度。然而，经过十年的磨砺，我们发现，即使在观念意识层面，关纪新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仍然有长足的发展。如果一定要对关纪新的少数民族文学观念进行概括，不妨借用“多民族文学史观”这个概念。首先，他明确了民族文化存在的客观价值，诚如他指出：“一个民族的文化要把该民族从遥远的洪荒时代一直送到今天，没有其内在力量的存在，没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是不可思议的。”其次，他也理性地承认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已经处于交流与融合的文化语境之中，“在古往今来愈来愈见整合趋向的中华多民族文学交流进程中，可以不再指望会辨认出某一民族的某一作品，还属于纯而又纯的‘单一基因’的民族文学标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当是对迄今为止多民族文学交流结果的异常恰当的设譬。”“我们观察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学长久互动的历史，应该注意到，汉族作为中原地带发祥地极早且文化始终领先于周边的民族，其文学对许多民族的文学都有过不容置疑的影响，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学承受了处在中心文化位置上的汉族强势文学的辐射。然而，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的少数民族，他们的文学在与汉族文学的接触中，也不是仅仅体现为被动接受汉族文学的单向给予，少数民族文学同样也向汉族文学输送了有益的成分，它们之间的交流，始终表现出双向互动的特征与情状。中华各民族的交流互动，早已形成了优良的传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得出了结论：“科学的文学史观之拥有，其中当然需要包含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之确立。在新时代的文学史家头脑里，中华民族是由56个兄弟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的文学是由所有现存的以及曾经在这片国土上存在过的民族的文学共同构成的，这根思想上的弦儿，是不可以松动的。我们今后撰写的‘中国文学史’，既不应当再是中原民族文学的‘单出头’，也不应当是文学史撰写者出于‘慈悲心肠’或‘政策考量’而端出来的国内多民族文学的‘拼盘儿’、‘杂拌儿’。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文学也是多元一体的。中华的文学应当是一个有机连接的网络系统，每个历史民族和现实民族，都在其中存有自己文学坐标的子系统，它们各自在内核上分呈其质，又在外延上交相会通，从而体现为一幅缤纷万象的壮丽图像。”1在这里，我不惜篇幅引用关纪新的观念表述，既是想呈现他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观念意识方面的拓进，也是想说明，这些观念看似平实，但仔细深究，可以发现，如果没有对少数民族文学长期的潜心研究，是很难抵达这样的认识的。

　　在方法论层面，《老舍评传》遵循的是以时间为经作品为纬的评传模式，这正是文学研究叙论结合的传统模式。《老舍与满族文化》建构了一个“文化—文学—文化”的论述模式。这里，文化包括了家庭出身、社会变迁、伦理观念、地理、艺术、语言、文化调式、文化反思八个单元的内容，每个单元又各自对应了老舍的人文模塑、民族心理、精神伦理、地理情结、艺术才华、语言天分、文学风格以及思想境界八种个人素养。由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在方法论上尚未达到定型的程度，因此，这个论述模式很大程度来自关纪新的匠心独运。全书前面七章采取“文化—文学”的论述思路。在传统文学研究中，我们习惯了社会生活与文学创作这种两相对应的思维方式。显而易见，由于文学与生活所具有的必然联系，这种思维方式确实具有强劲的思想力量。《老舍与满族文化》并未排除这种方法。但值得说明的是，传统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社会生活通常具有较强的同质性，作家们多生活在同质的社会历史语境之中，因此，传统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往往会偏重于文学文本的分析与阐释，社会历史常常受到忽略。然而，少数民族作家与汉族作家相比，多了一重与主流社会相异的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环境，对这种特殊社会文化环境的分析就变得相当重要。《老舍与满族文化》全书八章的前面四章都可以归纳为社会文化环境的范畴，并细分为人文模塑、民族心理、伦理精神和地理情结四大元素，确实全面体现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外部研究”的性质，能充分而且深入地展现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独特的社会文化特质。接下来艺术、语言、风格三章，以满族艺术、满族语言、满族文化调式对应老舍这个作家个案的艺术才华、语言天分和艺术风格，进入到韦勒克文学理论所谓的文学“内部研究”的内里，挖掘更为隐蔽的少数民族“文化—文学”内蕴。第八章调转“文化—文学”的论述方向，确立“文学—文化”的论述方向，将文学文本作为文化文本的材料，将文学思考上升为文化思考。最后的《跋》则集中陈述作者的“多民族文学史观”。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从文化到文学、从外部到内部最后从文学到文化、从自我认识到自我超越的理论构建，它既具有明显的创新性质，又符合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内在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提供方法论展示的意义。

　　观念与方法固然重要，但是，没有相应的知识体系，就很难有效地证明观念和充分地运用方法。观念可以通过启蒙普及，方法可以通过示范推广，但知识体系却需要艰辛的努力和厚实的积累才可能丰富与完善。因此，相对于传统现当代文学研究而言，《老舍与满族文化》最大的难度仍然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需要完善的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首先包括少数民族所独有的人文历史、人文风俗、人文精神，也包括少数民族所特有的土地情感、艺术传统、语言体系以及性格素养。尤其困难的是，对于上述精神价值，作者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比如，确认老舍的满族身份可能并不难，泛泛谈论八旗子弟的没落也还算容易，甚至，一般性地理解“旧日旗族生活全方位艺术化”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如何在这些基本共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思考，没有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作支撑，显然难以为继。这其实正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最大的难关所在。表面上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开辟了一个传统文学研究所未曾覆盖的新的空间，有许多新材料，也可能孵化许多新思想，但是，这种显然易见的诱惑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陷阱。因为，一旦真正进入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领域，会发现，我们原来的知识体系根本无法帮助我们进入研究的腹地，如果没有相应的知识体系作为支撑，我们只能在一些既定的观念意识上停滞不前，重复一些大而不当的思想结论。诚如关纪新所指出的，“对旗人们的生活艺术化，看到的人不少，指责的人也有许多，而指责的人又往往是人云亦云，以讹传讹。对旗族人们为什么要用艺术来调剂生活，大多不曾给予起码的体察和谅解。”2略知其然而不探究其所以然或无法探究其所以然的作风，造成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入门容易深入难的情形。的确，上述所谓历史、风俗、艺术、语言，尽管不过是几个名词，却关涉史学、民俗学、艺术学、语言学几个庞大的学科，没有相应的学科修养，如何能抵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纵深地带?仅就上面满族、八旗子弟、旧日旗族生活全方位艺术化这三个概念而论，我们可以发现，《老舍与满族文化》一书就论述了满族的历史、八旗制度的来龙去脉、旗族生活艺术化三大问题，并厘清了这三个似乎不相关的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像作者指出的那样：“清代中晚期京师旗族的文化艺术修养大幅度攀升，不可一味地归咎于他们的‘游手好闲’，而主要是缘自于旗人们要摆脱‘八旗制度’造成的人生悲剧所显现的精神逃逸。与这一全民族的艺术化倾向同时完成的，乃是都市满族人在精神气质上的各种演变。概要地看，这些演变多是将起初满族性情中偏于粗粝的一面转而趋向细腻，将原本豪放的一面转而趋向了精致。”3这就使我们对原来人云亦云的一些观念有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的认识。在与这些问题相关的第五章和第六章中，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没有系统的满族艺术学知识体系和语言学知识体系，我们是无法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视角走进老舍的文学艺术堂奥的。作者不仅将老舍放在满族文学历史发展的格局中去把握老舍特有的满族文学气质和语言文字修养，而且，他还必须将老舍特有的满族文学气质和语言文字修养放在满族传统艺术和满族语言系统中进行辨识和分析。比如谈老舍的语言艺术一章，作者就充分调动了他的语言学知识储备，将王国维的“以自然之舌言情”4、胡适的“旗人最会说话”5这些只言片语的评价，进行了寻根溯源的阐释。像“北京现代方言中所保留的汉语古音韵，是最为稀少的。”6这种带有定量评价性质的结论，以及“中国文学史上凡是一回又一回民间口语的清新气息吹拂进入文苑以内，多是在异民族的文化对中原文化构成了某些碰撞填充而后”7这种定性式的结论，还有书中对满族古代文学语言、近代文学语言的实证性分析，无不表明作者在这个领域较为全面精深的知识积累。唯其如此，他才可能对老舍的文学语言进行具有文化深度和语言专业性质的品评。想想看，即使我们掌握了相应的方法，但如果我们没有相应的知识准备，我们同样一筹莫展，除了说些常识和套话之外，根本无法实现知识的递增和思想的创新。

　　正因为作者有了相应的知识准备，他真正潜入了满族文化的深水区，他才可能将他的方法运用自如，使观念、方法和知识得以达到融会贯通的境界，使研究变得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并且，每有独到的发现和颖悟。认真说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目标是获得真知灼见。前面所说的知识体系指的就是真知，在真知的基础上，通过正确的方法，就可能获得灼见，即对新思想、新知识或新规律的发现。《老舍与满族文化》一书的确有许多堪称灼见的见解。比如，书中第七章探讨老舍文学艺术中的满族文化调式，主要论述幽默、雅俗共赏和开放胸怀三个问题。其中，关于幽默这样一个已经被“过度阐释”的问题，作者仍然能说出新意，他一方面指出汉语文学缺乏幽默质素，另一方面，则分析了满族之所以幽默的文化心理根源，并从幽默观与幽默表现两方面对老舍创作中的幽默元素进行了画龙点睛的分析。在讨论雅俗共赏这个问题时，作者不无新意地指出，“在我国各个少数民族传统文学的词典里，雅文学与俗文学之间，都没有什么断然可分的界限。”8他还分析了老舍通俗却未被列入“通俗文学”行列的原因，那是因为他“善于站在人类现代文明的高度，以一种更深刻更博大的进步人文情怀，去批判中国传统社会流行价值观念落伍于时代的成分。”“老舍则是既做到了置身于市民生活之中，用‘平视’眼光去悉心观察和表现他们的生活现实，又能动地逸出这种生活及观念的规约局限，跳向‘云端’再回首，用高屋建瓴的‘俯视’眼光，扫描那种生活文化以及社会流行价值观的得与失。”9确实，指出老舍文学的通俗品质并不难，但能深入论述老舍通于俗却不流于俗的文学品质却不易，能有效地说明老舍文学作品“学问大的人看了不觉浅，学问小的人看了也不觉深”10这种雅俗共赏的文化调式更是难能可贵。同样，谈到满族文学的开放胸怀，作者不是满足于一般性地认为“满族人见什么学什么，学什么像什么”11，而是从满族文学历史，从纳兰性德、岳端、文昭、曹雪芹、文康一直说到老舍，用满族文学向中原学习、向西方学习的实实在在的事实来证明它的开放胸怀，其中，《儿女英雄传》的作者文康虽然善于编故事、写心理，但他仍自觉率先引进“西洋法子”进行创作，选择了当时中国小说中不易见到的留悬念、设伏笔、倒叙的外国文学技巧，从而“领中国文学(学习外国文学)风气之先”12。陈丹青在谈奥运会开幕式时专门谈到张艺谋要求策划人员必须提供“干货”，所谓“干货”，“就是你满口道理、主意再绝，你得可实行。”13这里，我所谓干货指的是真知灼见，是从研究者庞大的知识积库存那里烹炼琢磨出来的思想，长期积累偶然得之的发现，而不是大而化之、华而不实的理论表演。的确，不仅能说出有什么，而且能说出没有什么;不仅能概括印象式的共识，而且能提供胜于雄辩的事实;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所有这一切，无不需要作者足够完善的知识积累，需要持之以恒地将学与思融于一体的学问精神。

　　研究少数民族文学，需要科学的、与时俱进的观念指导，需要正确的、得窥门径的方法运用，需要潜心、专注、长期积累的学问态度，除了这一切，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还需要能入能出的超越意识。具体到《老舍与满族文化》，我们注意到，作者虽然对老舍怀抱强烈的感情，但是，正如他所说的：“认定老舍创作个性中的满族素质，把老舍的作品看做少数民族文学的组成部分，当然不是出于给某个民族争一位文化名人的世俗愿望”，14其实，在我看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也不是为了蜷缩在某个边缘学科，画地为牢，自我封闭，以制造学科壁垒自说自话，自得其乐。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自有其独立自足的价值。事实上，从学科性质而言，《老舍与满族文化》的研究既属于少数民族文学，又何尝不属于现当代文学，同时，它同样属于比较文学。它的多重学科属性恰恰要求它具有超越性，需要它不仅对主流知识体系有游刃有余的把握，而且要能对边缘的知识体系有深潜其中的精研，进而使已有的知识体系与边缘的知识体系得以汇通，从而实现真正意义的知识创新。因此，对于少数民族文学学科而言，深入到某个民族文学的深水区，探究这个民族深厚的文学底蕴，发现这个民族独一无二的文学价值，并不是为了满足这个民族的文学虚荣心，而是为了发现文学的多样性、发现文化的多样性，为了使当今的文学更加丰富，为了使当今的文化更加丰富。即使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文学文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仍然是人类本质的心理需要，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满足的恰恰是人类这种本质的心理需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其实正是为了人的全面、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1 上述引文均引自关纪新著《老舍与满族文化》，319-320页，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

　　2 同上书，156-157页。

　　3 同上书，164页。

　　4 同上书，145页、187页。

　　5 同上书，200页。

　　6 同上书，175页。

　　7 同上书，189页。

　　8 同上书，242页。

　　9 同上书，248页。

　　10 同上书，253页。

　　11 同上书，255页。

　　12 同上书，257页。

　　13 陈丹青《那一刻人人都是李宁》，载《南方周末》2008年8月14日A11版

　　14 同上书，312页。

　　作者：黄伟林，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