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地梦寻》一书的作者张直心，是我的一位交往多年的学术友人。

　　早在40年前，我们的国家经历过一场现在许多年轻人都不很了解的大变故。在全民族几乎失掉了任何回旋余地的关头，自上而下地，推行起一场波及全民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直心与我，和我们的千千万万同龄人一样，离开自幼熟悉的大都会，到偏远而贫困的地方“插队落户”。所不同者，是他从上海，到了云南的沧源佤族傣族地区，而我则是告别北京去了内蒙古的达斡尔族地区。当然，那年月我们都还不满20岁，彼此之间也不认识。

　　此后二十几年，当我们各自用心地耕耘于少数民族作家文学领域的时刻，才开始熟识，才心领神会地读懂了对方从青少年时代便被发落到异民族地区生活，对我们这代人人生观的模塑所产生的深深留痕。这，或许就是“上山下乡运动”百弊下面遮盖着的一利罢!

　　直心在云南的时间很长。他多年间在少数民族地区务农、当民办教师，又在大理读大学，在昆明读研究生，其后，一直在云南民族大学教书。他的书教得很好，与云南多民族文学与文化相关的学问也做得很好。本来按照他的心思，今生很有可能就在云南这个第二故乡，相伴着多民族的同胞生活下去了­­——从他的许多个人文化倾向乃至于著述里面，我觉得都可以读出他的这种心态来——然而，为了赡养老人等原因，他在少小离家之后整整30周年的时候，回到离上海不远的一座城市来工作。

　　云南的30年，给直心的东西很多，他差不多已经是蜕去了早年的上海“胎”换得了一副云南的“骨”。在我看来，上海人历来是不大存有多民族意念的，要是有，也往往是比较地能够晓得中国人跟外国人的差异;而云南人则大不一样，那里世代居住着26个国内的兄弟民族，是我国拥有世居民族最多的省份，各个民族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一个稍大的单位里有十个八个民族的成员是件颇为平常的事情，你想要忘记自己是什么民族别人是什么民族都很难。我以为，一个人假如出生在云南，天生就很容易获益于“中华民族是由56个兄弟民族共同组成的大家庭”的正确教育;这不能不说要比我们国内的大多数中原地区只是随便地把这句话拿来说说而已(甚至于有的地方连随便说说也很少)要强得多。

　　当然，也不是说每一位被命运抛向边疆的“知青”都能得其裨益。“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由己。”这句“文革”时代阶级论上面的口头禅，今天姑且用来形容一下出身于上海的汉族青年张直心后来走出的文化道路，也许多少有点儿靠谱。君不见，这位来自大都会大民族的青年，被时代的狂浪卷向了迥别于故土的万里之外光怪陆离的多民族地域，他没有消极地去避让这一切，而是积极理智地迎迓了人生的变迁，以自己的青春和悟性，去领略和思索边地各民族的文化世相与文化精神，毫不排斥来自他们任何一种传统中的营养质素，加之后来向理论之海的孜孜汲取，才终于把自己打造成为了一位在国内学界知名的民族文学研究家。

　　回想起我与直心交往的这些年，他的诸多长处，例如谦逊而不失火热性情、平静中见出执着追求……都是我所不及的。但是，如若向大处放眼，我最推崇的，还是他那特别理解和尊重各个兄弟民族及其不同文化选择的厚重襟怀。

　　我们身处的祖国大家庭，古往今来形成了以中原的汉民族为主体的基本格局。时至晚近时期，汉族人口早已占全国总人口的90%以上，而其他55个少数民族的人口加在一起还不到总数的10%;况且，少数民族大多世代生活在偏远地区，千百年间多重历史原因所造成的社会发展滞后的情景，也远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于是，汉民族的人口众多以及经济领先，便相当自然地带出了一种事实，即该民族所发出的强势声音很容易地就会遮蔽住少数民族所发出的弱势声音。至今，在我们国家的许多地方许多场合，有些汉族朋友在不经意间“目空一切”的言谈，在我看来还是并不罕见的。这其实也许不怪他们，因为他们自幼就没怎么接触过少数民族的同胞，从读小学到上大学更没有接受过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思想教育，从感性上到理性上都缺着些课。而我们的少数民族朋友，面对大民族的“旁若无人”，却有时难免会感到有点儿不大愉悦，那也是可以想象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他们一向缺乏自己民族的话语权利，久而久之，造成了心理上的压抑与敏感，生怕人们在现实生活里面对自己哪怕是有些许的不够尊重。今天，我们正在举国一致地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这显然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问题。在我来说，总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希望生活在祖国大家庭的每一个人——不单单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生活或者少数民族学校里面读书的那些人——都能够在一生的某个阶段，接受一番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灌输，都能弄懂“我是谁”、“你是谁”、“他是谁”以及各个兄弟民族应当如何彼此尊重、和睦相处的道理。

　　在一个小家庭中间，父子兄弟缺乏互相了解和谅解，日子就过不顺遂。在一个有56个兄弟民族的大国度当中，道理就更是如此。记得曹禺大师生前写过一出戏叫作《王昭君》，不很成功，但是其中有两句经典的话却让我记忆至今：“只有常相知才能不相疑”，“也只有不相疑才能常相知”，各民族的关系原本如此。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过从遥远的洪荒时代克服万千险境走向今天的非凡经历，他们的历史和传统都是应当受到足够理解和尊重的。这也许是每一个当代中国人，无论你是出身于哪个民族，都该具备的基本修养。

　　一些年来，我还十分失望地注意到，不单单是周围的普通百姓，即便是在我们学界内部，那些身为人文科学工作者的人们，其中也还存在着相当多的一部分，同样缺乏起码的多民族共存意识，缺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观念。他们在这一方面的习惯思维，常常教他们在民族问题上不由分说地顾盼自雄、舍我其谁，并且还会比较随便地把相应的意见发表出来。有时，当他们偏离我们国家多民族共存共荣这一社会要义而自以为是地夸夸其谈却又缺少自觉的时候，我真的有些坐不住，那实在是因为他们的轻浮跟无知。

　　我知道，自己手边的这部书稿，张直心教授所著《边地梦寻》，并不是一部专门讨论我国各民族多元一体观念的书。然而，当我读起它，还是不由自主地首先联想到了这里。因为，这些在我看来远不是几句多余的话。

　　《边地梦寻》一书，以近百年来云南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基本演变大态势为学术考察的切入点，选取了一系列颇有文化价值的关键议题，取精用宏，纵横开凿，深及究里，探绎规律，既是在研究上具有独特意义和自成体系的好书，也是展现了严谨学术精神和理论创新意蕴的专题性论著。

　　20世纪是我国云南少数民族的文化与文学空前活跃的历史阶段。此前的许多个世纪，当地各个民族的社会普遍发展异常徐缓，传统的存在也处于超稳态之下，民族口承文化在相当多的民族的传统中间，占有着绝对重要的位置，书面文学只出现在极少数的几个民族里面，对民族的现实生存的影响亦很小。然而，20世纪的后半叶，那里的一切几乎都被重新改写了，所有的民族社会都在加速度地变异，传统文化跌荡起伏，民族心理多向伸展;也就在这个过程中间，各个民族都充满自信地，完成了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划时代的飞跃。

　　直心是有幸的。作为一个在云南当地成长起来的人文科学工作者，他得以近距离、全方位、全过程地目睹了这场多民族文化景观的渐变及突变，得以分享了各民族的作家们(特别是许多民族的第一代书面文学创造者)在其间所经历的兴奋、愉悦、焦虑、困惑、煎熬、求索、执着与彻悟。他带着自己的全部学理性思考，更带着自己对各民族文化发展的一腔热忱，与他们并肩而行，不仅及时地捡拾和归结他们在写作中的得失成败，更悉心地去体会民族作家们在各自完成的书写过程中所流露出来的浸满艰辛苦涩的文化抉择和心理幽微。可以说，直心对于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此番历史性演变，是能动地投身其中的;作为一位理论工作者、一位文学评论家，他跟多民族的作家朋友们，声息相通，休戚与共。

　　这部著作有个副标题：“一种边缘文学经验与文化记忆的探勘”，也充分证实了作者身为一个宏大的文学与文化性项目的“探勘人”，正是要把这部著作作为一种历史的见证，留给时代，留给后人。

　　在这部著作里面，作者调动了多方面的研究手段，有效地启用了文艺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以及民族心理学、民族美学等多学科的综合学术视角。研究者尤其注重从多个民族的作家文学在何种情况下发生、彼此之间的影响如何等等途径，来思索20世纪这个晚近历史过程中边疆诸民族一举达到文学划时代飞跃的社会条件。而当面对着各民族作品中所表达的纷繁复杂的文化倾向之际，著作生动地体现了作者的大智慧，其笔底显现出极为充分的多元文化包容性，他摒弃了草率武断的价值判断，或从民族传统，或从时代流变，条分缕析地找寻出其各自的来由，为时代、为文学，更为不断前行且又时有回眸的所有现时民族，留存着一份鲜活的精神“备忘录”。

　　我们的少数民族当代作家文学研究，就总体而言，一直处在不能令人十分满意的状态中。多年来，这一领域中确有价值的理论建设还不是很多。有些民族文学的评论工作者，总是把少数民族文学当成“初级文学”来看待，以为少数民族的书面文学是无须用具有相当深度的创作理论来观照和引导的。于是，他们的评论文字时常寡淡地就像一杯白开水，或者简单地像一张随意描画的“导游图”，大致复述一遍故事梗概再廉价地叫几声好，便“草草收兵”、“得胜还朝”了。这当然是对于少数民族文学不负责任的文学批评。可是，在一段时间内，却形成一种倾向。

　　克服这种倾向，要靠业内同人的一致努力，要靠我们自身在理论层面和方法论层面的持续提升。应当说，国内学人们有关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理论的探讨，这些年来始终在推进之中，许多师友都贡献出了相应的理论著作，一些中青年理论评论工作者也发表了包含着民族文学学理性真知灼见的相关意见，都为民族文学理论的建设提供了相当多的有益思考。

　　现在，张直心教授的新著《边地梦寻》即将问世，这部理论著作在以云南民族文学为多层次观照标本的理性探索方向上，发现了诸多新的学术空间，在其每一个专题的深刻把握上，贡献出令人鼓舞的理论含金量，这极大地提升了云南地区当代民族文学研究的水准，对在当下中国学术环境中如何理论切近实际地深化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也提供了一系列富有深刻阐释性的批评范本。

　　我们现在亟需尽快地打造起一方属于我们自己的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理论平台。

　　我们的民族文学批评，应当建立起最大限度迫近与强有力地照射批评对象的理论框架和话语系统——民族文学的批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应当有别于既往的一般文艺理论，它有赖于以文艺学和民族学等为基本框架的多学科理论基因的彼此链接，它不但需要将诸方面的学理性基因有机地熔铸于一炉，更有待于将融会贯通的民族文学批评理论深刻、明晰地加以阐释。

　　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从本质上说，既是民族作家的心音律动，更是民族的心音律动。所以，要想清晰地触及并解读民族文学的核心文化密码，批评者的知识准备、立场角度甚至于身份基点，都是有待于修正与调整的。这些现在虽然已经开始为大家所注意，其程度却还是不足的。民族文学既然是一种全方位的文化现象，此民族与彼民族之间在心理上、情感上的差异，就是不可以忽略不计的，否则，我们也就很难产生真正洞彻民族文学精神真谛的批评家。我们有时会读到一些看上去洋洋洒洒的批评，却又颇为其大量文辞与批评对象彼此隔膜着而感到报憾，这大约是一个关键性的症结。

　　我感觉，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正在面临着新的时代挑战和命运抉择。一方面，国内超常规大幅度的经济开发以及接踵而至的强势文化挤压，对少数民族传统社会已经构成彻底无法避让的冲击，另一方面，以各民族富有文化使命感的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人们共同体，却又越来越明朗地表现出其前所未有的民族意识与自尊精神，期待在新世纪的东方文化版图上守望住自我的一席领地，在多民族的时代交响中奏出独特的文化旋律。而我们，究竟为各民族的文化和文学伸展预留下了多少空间呢，这大概不仅是一个一般的社会学问题，同样也是一个民族文学理论所将遇到的严肃问题。

　　我们的身边是一个处处充满文化悖论的世界，常规的意识形态架构，国家至上的现代国民理念，都在人们的行为规范中占据着醒目的位置，提示着大家，只有在多元一体民族大家庭中才能拥有的个体存在;而从另一个角度着眼，中华一体生生不息的潜在活力，又是需要由长期共存的多元精神的缤纷呈现来充实和表达的——历史上的许许多多时刻，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似乎都不曾获得过像当下这般透彻的理性。那么，在我们的民族文学理论建设中间，又该当以何种表达，来体现对新形势下民族文学的文化期待呢?我们所要建立的民族文学理论，是有必要比较清楚地答复以下的一连串问号的：民族文学的研究和批评者，应当以一种怎样的心态观照创作，允许和提倡民族作家在哪些方向上，用何种方式，在多大的程度上，体现出什么性质的民族独特性?

　　20世纪90年代，西方的后现代话语以及后殖民理论破门而入，在中国思想界引发了阵阵喧腾。我们的民族文学批评界对此基本上采取了静观其变的态度，其实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不过，我们现在才提出这个课题，即是否可以由后现代话语及后殖民理论这样的“他山之石”中间科学地酌取、借鉴些合理的成份，倒也并不为晚。在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中原地带的汉民族历来具备有强势的经济和文化，它时时构成对周边少数民族弱势经济文化的挤压、辐射、灼烤与诱导，其中既有积极意义，也包含着某些消极的后果，特别是在文化方面，少数民族的表达每每受到消解和忽略，是常见的情形。而且，人们似乎早已对此见怪不怪，不以为然，也是需要反省的。(当然需要说明，这与后殖民时期西方势力意在依仗其文化上的话语霸权来钳制和诱拐东方，是显然不可以相提并论的。)那么，如果我们比照国内的多民族文化关系，也来探讨一下在坚持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大前提下，能不能也在文化多元化倡导的学术语境中间，汲取一些有益的思维图式，或许就会有些帮助。后现代话语摒弃一元文化认定，承认事物分途发展，鼓励多元对话声音，宽容规避中心语境等等，讲求一种胆识兼备地反拨强势文化抑制的人文哲理，对于长期处在弱势文化状态的边缘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如何疏离中心民族的文化一元主义束缚，走向自由兑现自我、充分展现自我的自为空间，提供了鲜活的思想基础。我们的民族文学理论建构，在这里与其寻求某种学理性的对接，既不牵强也非荒谬，反到会有利于我们站在人类文明的现实高度上反视自己身边的文学现象。

　　以往，民族文学研究曾经是一张久久被搁置在学科角落的“冷板凳”。今天，随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思想和民族文化多样性诉求的日益深入人心，“冷板凳”有可能会慢慢地热起来。既然是这样，属于我们的理论批评就更需要强身健骨，才能不辱我们的学术使命。

　　我以为，总有那么一天，中国的多民族文学研究会浑然汇通。也许到了那时节，人们会看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学史观，已经很自然地，深入于每一位文学研究者的精神世界之中。——我们应当做这样的期待。

　　希望学术界有较多的朋友，能读到这本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