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欧阳可惺写出一部有关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批评理论的书，向我索序。于情于理，于公于私，都是不该推辞的。待书稿由遥远的西域寄至我手，却不免令我惊讶。我知道，著作者是个成天被教学和行政工作紧紧缠身的人，反能独力拿出这样三十几万字的理论著述。这在当下举目皆告浮躁学界亦难幸免的世风下头，着实是一档罕见现象。

　　安能怠慢，推开手边的事情，我认真地抚读书稿。

　　不禁感触良多。

　　谈起中国的少数民族当代文学，行内的人都有些这样那样的话要讲，不过，但要说及民族文学的理论批评，人们的看法却趋向一致，都觉得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失范与批评理论的缺位，是个显在的事实。尤其教人不安的是，这同样的不满几乎是由30年前、20年前、10年前，一直被人们讲到今日。并非是无人试图改变它，也时而看到有肩负责任的学人在勤恳努力并有所建树，但是这一局面迄未从根本上得到扭转，总还是说明我们的学科建设于此存在着渎职失职的一面。中国的多民族文学学科，从草创至今，已经不下一两代人的光景，现在我们却仍陷于学科建设失衡的状态。君不见，在民族文学的学术领域，一向对各民族口承文化研究投入巨大、收效卓著，而对于疾速嬗变着的、具有同样重大文化价值的各民族作家文学创作，其理论批评则屡屡处于“失语”的无奈之下。

　　作为倾力鼓吹且决意推进此项工作的一名“老兵”，我个人多年来的心情恐不必赘述。

　　所喜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最近几年，一轮新的志在彻底撼除上述后进局面的学科举动浮出水面。身处在各地相关学府的一批学术才俊次第走来，他们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喊出了定要让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批评摆脱旧有弱势的决心。我以为，有理由对这一轮学科举动抱以热望，因为，较之二三十年前，目下涌现的这批学术才俊，民族文学学养更加深厚，贯通于国内各民族乃至于东西方文化的视野更加开阔，多学科的知识积累也更加足备，尚有一条更为重要，他们愿意携起手来，通力打造出一路学术方阵，以整体实力来完成一次认真的学术攻坚。

　　我与可惺的相识相知，就在这每年举办的“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上。可惺是这伙儿被我视为诤友的学术才俊当中的一员。每年两三天的聚首争鸣，使大家充分享受着投身于集团式理论建设的庄严和快感。大家在共同证明，未来的学术大厦正破土奠基、拔地而起……

　　可惺是个敏于思而慎于言的人，这种性情当是成为上等学术专家的材料。果然，他在人们没有精神准备的情况下，突然间展示出了如此厚重的学术劳动成果。

　　《“走出”的批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阐释与实践》，是对当下少数民族作家文学批评理论贡献颇多的著作。它值得珍视的地方有许多，而我觉得第一个应当肯定的，就是这一劳动蕴含着的那份沉甸甸的民族文化使命感。共和国的一位汉族公民，肯于这般泼撒心血，灌溉少数民族文学尚属贫瘠的理论园地，我想他是该令我们所有处于同一学术战壕里的朋友感到激励和鞭策的。那些今天仍把民族文学的学科与事业视作“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的观念，有鉴于斯，也该相形见绌。

　　只有真诚投入民族文学理论建设的学人们才有可能知晓，要设计、构建和完备此项学术工程，需要付出怎样沉重的思考与劳作。各民族文学作为古今中外来路互异的多重人文传统之精神呈现，其中掩藏着极其复杂的文化密码，只有亲自尝试过做一做民族文学作品诠释的人，才会略解池水之深浅。面对着多元民族在一个文化融通的大时代里纷至沓来的文学事项，要想测其究里，单凭一把通用文艺学的尺子去丈量判断，是远远不够的。而若真要调动起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等多学科的有效方式，综合出手，来跟我们所习惯运用的审美解读一处运作，可又不是仅只占据单一文化身位的人们随意说说那么简单的事情。

　　我们的祖国并非像西方有些单一民族国度那样，文化赓续属于较为简便直观的线性流传。由古远的东亚历史上世代折冲、长久互动而生成的中华民族，内里早已容纳着数十种以上来源参差、价值纷呈的文明系统，这是我们稍有文化悟性的每位学人都不能不时时有所感触的;然则，历史的演进又有其势所必然，现代中国的出现，使大一统的国家民族认同成为现实，更是我们一切从事民族文化学术思考的人，所应当充分服膺的一项根本格局和必须充分尊崇的一条精神准则。从一定的角度看问题，中华民族的文化辩证法以及中国多民族的文学辩证法，盖出于此。我们所有持国家至上心理并且具备文化良知的学术从业者，都应当在自己的头脑里辨清这一逻辑，在相关的学术阐发中恪守这一逻辑。应当说，一切乖离于这一辩证关系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学理念，于意识形态上说都是危险的，于学术思维上说也是违背科学的。

　　当我们踯躅于上述理性框架刻意思辩之际，实际上，更有一重阔大的更具魅力的文化维度在邀请我们莅临。整个地球越来越变得像一个小小聚落，在往昔持有的民族关怀、国家关怀之上，我们又明确感受到了人类关怀的深度召唤。是否需要打通民族关怀、国家关怀与人类关怀的藩篱，怎样才能有效地打通这些藩篱却又不使我们珍视的文明与价值受到妨害，是我们不可不回答的选择题。

　　可惺完成的这部书稿，写作意图明确，主要是要针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僵化、滞后情况，在多年思考的基础上，全面提供其自成系统的学术建言。在著作人看来，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引发了学界精神哲学的理性提升和现代意义上学科建构意识的激情回应，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不应再片面地停留在传统文化表现论的狭小空间，不应再满足于对西方理论的空洞套用，不应再让学术研究对象成为既有观念的旁证材料，而应当使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真正植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进程与民族文化的理性反思，以及开阔丰厚的当代人文视野。

　　此书规模较大，“绪言”之外凡10章，先以历史哲学与文化人类学为学术基准，阐释了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学科价值，继而系统地展开对于诸如现代性与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与宗教、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与民族主义、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与当代消费主义、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与公共性、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与当代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构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实践理念等等相关问题的讨论。此书的突出特点，在于它能足够及时地跟踪捕捉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现状中所反映的相关倾向，有针对性地设章置节推进思索，既有基础性理论研究的学科意义，又体现了将自己的理论探索与日益发展的民族文学创作现实紧密挂钩的宗旨。其与时俱进之思与高屋建瓴之势，都是明显的。

　　著作人在此书当中所展示的真知灼见是多方面的。我个人以为，其中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与民族主义、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与消费主义、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与公共性的阐释，都不单显示出著作人的个性色彩与学术胆识，同时亦对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具有其不可忽视的建设性。确立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对公共性的追求和体现，或许可以被看作是这部著作当中最为核心的观点之一，著作人坚持认为，使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突出其在社会公共领域位置的核心价值，至为重要。

　　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人的思想越来越取向积极甚至是有点儿亢奋。我们有时会不期然地发现，几乎在身临其境的所有精神文化领域，都已经出现了固有价值与悖论倡导在彼此博奕的情景。即如民族文学理论批评的视野里，学人们在看待同一问题过程中出现意念相左的现象，也是十分正常的了。其实，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各民族交流互动加速度、西方现代启蒙主义思想向我全面渗透开始，人们就已经分明看到有那么两个相辅相对的“幽灵”盘旋于我们的文化上空。这两个“幽灵”，其一假使被命名为“求同”，其二则该命名为“存异”。愈益变得聪敏智慧的中华民族业已悟出，二者的重要性即使不是等量齐观也应该是不宜偏废的。不过，文化的现象与哲思，常常又是因时因势而感觉不同的，横岭侧峰，云卷云舒，在某个特定过程当中人们会选择强调其一抑或其二，总是有他们可以理解的理由。

　　可惺自幼生长在祖国的西域新疆，不屑说，他的全部思想追求跟理论发掘，都与他对那方热土那方人民的深挚情感密不可分。他由衷地希望我们的批评能够“走出”某种精神文化的迷宫来。

　　我有时也会遇到一种诘问，做学术的人究竟是不是该有他的情感依傍。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从事人文科学的人，如果谁说自己是个“零情感”的机器人，那笃定是在“忽悠”你。

　　从事人文科学学术研究，很难指望别人的句句结论都“正中下怀”。只要我们悉心感受对方的学术真诚，悉心体会对方的思想洞察以及产生这种洞察的前因，悉心借鉴对方特别具有远见卓识与学术穿透力的表达陈述，就会在虚怀若谷的汲取中推动自我的提升。通过学术诤友们的切磋琢磨，也就不难盼来整个队伍的阔步前行。

　　我很愿意把可惺的这部理论著作，郑重地推荐给大家。我相信这部书会让我们新一轮的学术攻坚大获裨益。

　　谢谢可惺。

　　权以为序。

　　关纪新

　　2010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