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们乌儿朵甩得山响/那石头像冰雹突然喷涌/索、洛、达三宗的隅玛乡勇/打得那英国人鼻青脸肿！”

　　如果不了解这首民歌背后的故事，可能很多人已经不知道它讲的是什么了。但是，100多年前发生在西藏江孜地区的壮烈故事，却并不会因此减少它应该具有的崇高意味和历史地位。

　　1904年无疑是西藏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应该值得记取的一年。这一年是大清德宗光绪三十年，也是藏历第十五饶迥木龙年。这一年发生在西藏江孜一代的战争，直接改写了后来西藏乃至中国的历史。降边嘉措和吴伟合著的历史小说《十三世达赖喇嘛》就是集中讲述了这场侵略与抗争的民族传奇，这本书1985年、2001年直到今年8月，连续再版数次，也充分证明它持久的魅力与价值。

　　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于藏历木羊年(1895年)亲政，水鸡年（1933年）圆寂，执政长达38年。他毕生勤于著述，于佛学造诣精深，曾撰述过数部经典论著，同时又非常勤政，是自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以来，对西藏地方政教制度推动和完善最为得力的一位统治者。正是在他执政的第10个年头，28岁的土登嘉措面临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英帝国主义者第二次更大规模地入侵西藏。

　　《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一开头就将这位“雪域一神”置于清政府、英帝国、俄罗斯帝国以及西藏统治僧俗政权各种力量之间错综复杂、风云诡谲的网络之中。在内外交困的艰难时世中，凸现出他作为藏族精神领袖所具有的本土民族情怀。英国早已在1888年从喜马拉雅山麓诸国开始东侵，发动了对隆吐山的武装进攻。俄国也包藏祸心，神秘的蒙古喇嘛德尔智就被人怀疑是俄国的间谍。此时的清政府颟顸无能，秉承朝廷旨意的驻藏大臣采取的是绥靖“以夷制番”政策。这样一来，西藏地方政府的态度就决定了整个西藏民众的命运。小说值得称道之处，就在于对于当时的国际局势有清晰的分析和判断，从这种宏阔的历史背景中凸现出人物的性格和故事的走向。

　　按照晚近新历史主义的观念，历史与叙事之间有着微妙的关系。随意记录下来的历史事件本身无法形成一个故事，它顶多是故事的因素。而只有通过一系列情节编织的技巧，历史才成为故事。这包括压制和贬低一些因素，抬高和重视另一些要素，人物个性塑造、主题的选择、声音和观点的变化、可供选择的描写策略等等。于是，我们在《十三世达赖喇嘛》中看到作者避开了对于历史中人物是非功过的评价，而集中描写横云断峰的几个月间的人生片段。小说的故事并非只写土登嘉措一人，而是写藏族民众反抗入侵的江孜保卫战；主人公则是个群体，而并非仅仅是书名本身所说的那个人物。这个群体除了最上层的达赖喇嘛之外，还包括拉丁代本、哲林代本这样的中层领导者，以及洛丹、格来、旺秋、仁赛、诺布、阿巴登魁这些最底层的藏族僧俗百姓，后者才是整个情节的推动力和叙事重心所在。

　　在宏大的开篇之后，叙事立刻进入到对于主要情节的构筑。1903年冬，英军由麦克唐纳少将指挥，以护送政务司荣赫鹏上校去和驻藏大臣谈判的名义，偷偷翻阅则列拉山，在西藏方面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占领亚东。由亚东进占帕里，在1904年春的曲米河谷与藏军相遇。荣赫鹏使用奸计，假意谈判，诱骗拉丁代本为代表的藏军和谈。荣赫鹏以英军将子弹退出枪膛为伪装，欺骗藏军将火绳枪的引火熄灭。当时藏军只有很少军官有快枪，火绳枪的引火熄灭后重新点燃要较长时间，而英军的快枪很快就可以把子弹重新推上膛。在做好一切准备后，荣赫鹏撕下和谈伪装，挑起冲突，英军以轻微的消耗重挫藏军，所谓的“战斗”，实际上成为了一场无耻的屠杀。

　　曲米之战的碧血激起了藏族民众的无边愤慨和保卫家园的同仇敌忾，而清廷驻藏大臣有泰却畏葸避敌，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这个关键时刻发挥了一个领袖所应该起到的作用，明确抗英的态度，鼓舞了士气。在英军攻占了江孜宗和前期作战失利，尤其是驻藏大臣多方阻挠的情况下，西藏军民抗英的意志仍然坚定不移，除了一再“请大皇帝谕调汉兵、资助军饷”外，各地民兵自发组织起来斗志高昂地开赴江孜参战。洛丹、格来、旺秋、仁赛、诺布、阿巴登魁，他们有的是喇嘛、有的是牧民、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奴隶和仆人，有沃措部落的，也有工布人，因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组成了义军。在乃宁寺、在帕拉村、在江洛林卡，一次次以血肉之躯面对马克沁的机枪，用无畏的勇气和决心阻挡着侵略者的推进。

　　应该说，在英军入侵之际，西藏统治者内部也存在着尖锐、激烈的权力之争，当时西藏地方政府与扎什伦布之间也存在矛盾。但是，当时的九世班禅不仅佛学造诣极深，而且政治上也很有远见，顾全大局，是西藏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反帝国领袖人物。小说中将一个史实提前了，在真实的历史中，1904年8月初英军攻占拉萨，十三世达赖为了避免被英军俘获，被迫出走，经过青海，到了外蒙古。清廷革去他的达赖称号，着令班禅代理他的职权。九世班禅考虑到此举只会对西藏内部的团结不利，因此，在接到驻藏大臣的通知后，没有接受要他前去代理达赖职务的要求。小说将这个情节提前，这样的改写突出了民族凝聚力的主题，同时对于像来协这样的贵族协助英军的描写，也从侧面勾勒了一部分大庄园主贵族在这场战争中的摇摆态度。于是，小说就构成了一个西藏地方各类人物和社会结构图景，比较全面地呈现了当时的现实。

　　小说最后的高潮是江孜宗山保卫战，这些传唱着《格萨尔》降服妖魔的僧俗人民靠土枪、矛、刀、弓箭、抛石器等原始武器与配有大炮、机枪等现代化装备的侵略军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当然藏族军民的抗英斗争是以失败告终的，但是他们为捍卫祖国的边疆而舍身忘死前赴后继的英雄业绩，读来时时让人扼腕叹息、肝胆欲裂。他们在战斗中的英勇无畏和顽强不屈的精神，反抗英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强的决心，处处让人感到一种悲壮之美。1万多个藏人，“没有一个人投降，也没有一个俘虏”，可谓虽败犹荣！

　　读完小说，我立刻想起了电影《红河谷》中的藏民雄姿勃发、喋血不顾的场景，这些木龙年的英灵真正构成了“中国的脊梁”的一部分。从1904年5月到7月的江孜保卫战，正如作者所说，堪与林则徐的虎门销烟的爱国精神相比肩。江孜是后藏古城，现在早已经恢复了宁静。2007年英国BBC广播公司还以江孜尤其是白居寺为中心拍摄了一部长达5集的纪录片，殊不知在它貌似客观公允的镜头之后，白居寺里还残留着100多年前藏族军民抗击英军留下的鲜血。

　　阿沛·阿旺晋美曾经谈到过，所谓“西藏独立”在20世纪以前是没有的，那时藏语中没有这个词。西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是公认的事实。所谓“西藏独立”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的。正是在1904年英军攻入西藏，强迫签订了非法的《拉萨条约》之后，在西藏上层拉拢了一部分亲英势力，才开始了将西藏分裂出中国的图谋。《十三世达赖喇嘛》还原了西藏历史上光辉而屈辱的真实一页，这本书问世20多年，依然不失其历史价值，即使从文学描写的角度来说也洋溢着现实主义的爱国热情，对于我们沉思过去、反观当下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