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说，尽管中国少民族文学是一个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平行的学科，但它的影响力却无法与这些学科相提并论。我想，很重要的原因是迄今为止这个学科尚未形成自身成熟的理论体系和独特的研究方法。目前，有关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著作不少，但这些著作要么与学术主流缺少联系，要么就是套用汉族文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无法形成学科特色。这些，无疑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个学科难以发展壮大的根本因素。
    关纪新的《老舍评传》也许是一个突破。学者们公认这部著作给人最强烈的印象是它真正说出了老舍作为一个满族作家所独有的深刻的满族的历史文化积淀。我以为，这一点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对老舍研究而言的。几十年来，老舍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显学。但长期以来，老舍创作中的满族文化素质在学术界基本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关纪新的这一成果为老舍研究领域开辟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属于填补空白的创举。二是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而言的。大多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是采用汉族的文化思维方式去研究少数民族作家，至多在材料上使用一些少数民族历史文化材料。于是，从这些研究成果去理解少数民族作家，除了作家在题材和某些写作素材方面的特色外，我们看不出这位作家在历史背景、文化积淀、思维方式和心理意识上与汉族作家的差异。然而，这种差异在事实上肯定是存在的。并且，假如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这一学科不能在上述层面揭示出少数民族作家和汉族作家的差异，我们不禁要问：“要这个学科何用？”也就是说，假如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只能提供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也可以提供的研究成果，而不能提供这两个学科无法提供的研究成果，那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存在的合法性就受到了挑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关纪新的《老舍评传》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一个重要的研究成果，而且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学科合法性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接下来，我想提出，一个学科能否产生大的影响力，常常与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是否与主流学术发生联系有关。比如，鲁迅研究长期以来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处于显学地位，这是与中国新时期的启蒙主义思潮紧密相连的。学术研究固然需要甘于寂寞，有长期坐冷板凳的思想准备。但学术研究若想有大的影响，固步自封和画地为牢显然是不行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长期不受重视，没有取得在学术界真正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我想多少与这个学科“闭关自守”的研究风格有关。学者们研究一个少数民族作家，通常处于一种“就事论事”的状态，而不是从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大视角去思考问题。必须承认，汉族文化和汉族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格局中是处于主流地位的。如果要探讨少数民族文学的成就和价值，不把它放在整个中国文学格局中是很难说明问题和引起关注的。作为一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极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关纪新的《老舍评传》最有分量的地方不仅在于揭示了老舍作为一个满族作家具有多么深厚的满族历史文化积淀，而且在于揭示了老舍的这种满族历史文化积淀是怎样影响了老舍的文学创作，更重要的，是揭示这种满族历史文化积淀是如何将老舍和其他汉族文学大师区别开来，揭示这种满族文化积淀在整个中华文化格局中的独特性，揭示这种满族历史文化积淀对整个中华文化的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我想，正是这种建立在与主流文化相联系的基础上的揭示才是特别有价值的，才是真正具有学科特色的。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真正的边缘学科。它不仅受到传统学科诸如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的冲突，而且受到新兴学科诸如民俗学、人类文化学的挑战。它的边缘性要求它的研究学者具备多学科至少包括文学和民族学的知识储备。这一切意味着这一学科既面临着学术的困难也面临着世俗的困难。在这双重困难中，关纪新推出了他的力作，我想，这无论是对于他本人还是对于整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都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它使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学者们看到了他们工作的价值和前面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