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研究，可以说几乎是与老舍的写作同时起步的。但是，此项研究从前在国内并不活跃，只是到了80年代初，“老舍研究热”才随着老舍话剧轰动海外而真正出现。经过了近20年的努力，老舍研究已经成为我国文学研究大格局中最具开拓势头和钻研实力的领域之一。老舍的著作已被翻译介绍到五十多个国家，国内外的老舍研究著作也有了大约三四十种。我们的文学界，过去时常爱用某种既定的意识形态来衡量文学作品，并控制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于是，在有些人的看法里面，不仅老舍，即便是沈从文等，也被认为是缺少鲁迅那样强烈的社会使命感，缺乏在生活中严峻和抗争的一面。这恐怕是典型的“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在起作用，它忽略了来自湘西的沈从文的少数民族作家身份、他的人文背景和独特的人生体验。我们的文学批评，一直难以适应文学创作的多样形态，对不同出身的作家也缺乏尊重态度。
    我们今天能够更加客观地认识老舍，欣赏他的创作，是因为政治“运动”已经不能再主宰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社会正在日趋平民化，我们可以从更宽泛的文化视野去看老舍了；我们不再只对一种文学倾向感兴趣，而懂得了包含在文学多样性中的合理性。可见，要真正平心静气地认识老舍，的确需要这样一个时代，也只有在这样的时代才能全方位地研究老舍。
    关纪新撰著的《老舍评传》（重庆出版社1998年11月版），堪称是近年来老舍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它是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也是重庆出版社近年来所系统出版的“中国现代作家评传丛书”之一。
    在谈及这部著作之先，我们该认识一下它的作者——一位矢志不移的满族学人，关纪新先生。他于80年代初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中文系，其出身和知识结构，使他有可能凭借一种特别的角度来看待老舍，理解和把握老舍。从少数民族——满族的角度去接近和解说满族作家老舍，是该书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一原则反映了文学研究的当代性：我国改革开放的大气候，少数民族知识人的民族意识的回归与强化，民族文学的蓬勃发展等，直接促进了这项研究成果的出现。其中最深刻的根源，还在于一位满族知识人对本民族传统和文化的自信和自尊。
    《老舍评传》深深地注入了一种满族学者浓烈的民族意识和情感。著作人自身曾经历了民族意识的复归，这种意识使之能够有效地摆脱学院式的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蔑视利禄功名，把老舍研究作为一种真诚的人生追求，从而坚持不懈地进行了将近20年的刻苦钻研，全方位全身心地体会老舍。关纪新的研究，突破了从书本到书本的书斋式治学方法，摆脱了某些专家的文化视野的局限。他从社会历史、生活实践、当代人际交往活动中，感受着满族同胞的心灵与情感世界；通过考察、实证、感悟和体认，来确认几经被历史扭曲的民族心理和文化模式；通过朋友间的一笑一颦，在言谈话语与举手投足间，细心领略族人的性格和精神风貌；在国家的兴衰更替间审视本民族的历史命运。这些，都是他研究老舍的资本。他谦卑，因为他面对着大师；但他又极自信极执着，因为他分明地感到自己正在走近老舍。
    《老舍评传》对作家身世和文化背景的独到认识，使人们对老舍的看法，定位更加准确。老舍先生出生的时候，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古老封建帝国的政治体系崩溃了。老舍是与世纪同行的那批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中的一员。革命主题贯穿了风云激荡的百年中国。20世纪中国文学也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中，带上的浓重的政治色彩。然而，对老舍及其作品，却很难以这种比较笼统的时代主旋律来阐释其全部意义。相对而言，对老舍的具体历史定位具有相当大的难度。有鉴于斯，《老舍评传》的前三章，以详实的社会历史材料，考证了老舍的身世和成长过程，使人们对老舍这样一位别样的作家，有了切近的了解和感触。
    老舍的身世：满族人，北京人，属于下层穷苦市民阶层。关纪新认为，这三个基本点，营造了老舍后来艺术殿堂的最初的社会人文支撑点。清末民初旗人的命运，形成了他们不同于其他阶层人民的独特心理性格。老舍来自下层市民社会，而不是像鲁迅由小康而落入困顿。市民社会和旗人家庭，培育了老舍的性情和品质。作为守卫京师的一名护军士兵的儿子，老舍不仅继承了父辈的姓氏、血脉，更继承了为国尽忠的高尚精神。“咱们是旗人，你父亲阵亡了，原来他是正红旗下的一名旗兵！”老舍的爱国心、正义感与其爱国旗兵的后代身份不无关系。作家尽管曾周游过世界各地，但毕生眷恋着自己的那片风水宝地——北京老城的西北角。那是老舍文化养成、艺术生命和人格心理的源头，它对老舍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老舍受的教育是民族传统式的，与满族历史和文化传承渊源深刻。旗人大和尚刘寿绵带他入学堂读书。读小学6 年级时改元“中华民国”，皇帝退位，他还留着大辫子。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同一时期的钱穆先生，当他9岁时第一次听说当今圣上原来是异族时， 曾经非常惊讶和不解。而《老舍评传》却说：舒庆春在他的成长时期，曾经与本民族的文化习养和社会流变之间，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老舍评传》以详备的考据，让我们从老舍的身世、教育、社会交往活动等诸多方面，看到老舍后来的思想、趣味、理想、世界观的形成，乃至人生道路和艺术道路选择的一些根据。他代表了民间、底层，而不是官方的、上层的精英文化，他的社会理想偏于传统的社会文化改良，而不倾向于激进的政治革命。曾经哺育过他的京城旗族文化，随着20年代旗人社区的瓦解而被新世纪的主流思潮推向了边缘地带。老舍不曾居于时代的文化、政治的中心地带，他不是思想家、革命家，他是一位思想充满了矛盾的作家。《老舍评传》对其定位是妥贴、恰当的。
    随着20世纪革命烽火尘埃落定，民族、国家、文化相对于阶级、政治和暴力革命等观念，正凸现出其历史赋予的潜藏力量，并将在新的世界格局中起到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在这样一个时代重新认识老舍，反思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性格，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老舍评传》深入地阐释了老舍的国民国家的理念，充分肯定了他对国民性格的剖析和批判。中华民族是在与帝国主义的对抗过程中走向现代民族的发展道路的。本世纪初，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中国出现了三股民族主义的力量：清帝国、康梁宪法改革者、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汉族的民族主义者早期是激烈反满的，依靠社会达尔文主义单一民族国家的概念，不可能解决民族歧视和少数民族的反抗问题。老舍作为满族知识分子，作为爱国旗兵阵亡将士的后代，他与一般的汉族知识精英尚有颇多不同之处。老舍曾经是基督徒，这表明他曾倾向于济世的超国家主义，倾向于现代改良的社团主张。改良的超国家主义自认为是传统的继承者，即注重儒教、佛教、基督教的世界大同观念，强调博爱平等。这些思想与汉族民族主义者早期的反满立场是相互冲突的。
    英伦生活经历，使老舍在实践上接触到现代国民国家的理想现实；同时，异域文化的洗礼使老舍对种族和民族性问题很敏锐。但他始终绕开了政治问题。他曾是五四运动和革命文学的旁观者。老舍的思想是矛盾和苦闷的。尽管如此，他还是从传统文化的层面，看到了民族的劣根性。他说：“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老。”
    对老舍的早期四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小坡的生日》，茅盾的评价是极中肯的：“在老舍先生嘻笑唾骂的笔墨后边，我感到了他对生活态度的严肃，他的正义感和温暖的心，以及他对祖国的挚爱和热望。”1932年老舍创作了长篇寓言体讽刺小说《猫城记》。此时正值北伐革命失败，政府黑暗，内乱外患交加，老舍陷入极度悲哀之中。他以小说的形式勾勒了猫国文化与猫人的精神畸型状态。《老舍评传》作者认定这部作品属于文化讽刺小说，但也指出其明显的失误：老舍不具备政治家思想家的禀赋，却试图直白地道出对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全部思索。由于艺术动力不足，他的讽刺变成了说教。老舍后来也承认自己“孤芳自赏，轻视政治，只知恨恶反动势力而看不明白革命运动，以为二者都搞政治。”《老舍评传》作者对这部小说的评价是公允的，指出它是老舍文化批判小说的重要作品，为老舍后来逐步形成幻灭型写作范式提供了经验。
    1935年创作的《断魂枪》，表明老舍对古老民族文化传统的认识上有了飞跃。那些代代相传的传统绝技，到了现代已变得价值模糊，只能成为这个时代的“最后一个”。这个母题被新时期文学所继承，可见它是一个世纪的课题：富有创造性的文化才是有价值的文化。
    老舍的《四世同堂》表现了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主题。小说仍然以宏阔的文化批判的视角，解剖了被征服民族的国民性格。在外敌入侵时，我们这个酷爱和平的民族倒是有99％是不抵抗的。小说里祁老太爷当了亡国奴还忘不了庆寿。
    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它的悠久的传统的帝国政治体系，借助的是文化的统合力量。但成也文化败也文化，文化是一把双刃剑。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前途不仅要依靠文化，它的强大还要靠物质的繁荣、科技的发达、政治的清明和军事的强大。《老舍评传》将老舍研究的重心由往昔的时政性批评，移位向文化学的批评，显然是十分明智的。
    关纪新在《老舍评传》中，较为着重地论述了老舍创作与满族文化这一主题。作者认为现代杰出的作家老舍，他的自身与他的作品，都带有相当突出的满族素质特征。那么，把老舍作为一位满族作家来研究意义何在呢？是为给满族争得一位著名作家吗？是为了证明满族文化仍有创造力吗？是为了“民族文学”树立一面旗帜吗？
    强调老舍的族属，不应当被视为某种狭隘观念的复活。在人类迈向21世纪的今天，任何地域的、民族的、个人的乃至文化的和政治上的狭隘，都不可能得到人们的认同。然而，更加开放、更加宽容、更加人道和民主的世界，又都在另一方面，日益减少各种偏见，这也包括民族的、文化的和政治的。越来越多样化的世界，正在学会了尊重和容忍多元的文化。《老舍评传》对老舍的创作轨迹和满族文化素质特征做出了深入的富有创见性的研究，这些研究是以实证为基础的：地域文化空间、独特的心理情结、所关注的人物、代表着旗族底层人民的机智与幽默，俗白的民间口头语言，等等。此书为老舍研究留下了一份深入探讨的研究启示录。
    对老舍创作素材扎实的考证、分析、认定和阐释，是《老舍评传》的精华所在。它主要想回答的是老舍写的是谁？为什么写他们？怎样写他们？作者从老舍代表作《微神》、《月牙儿》、《我这一辈子》、《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中间，找出了诸多的蛛丝马迹，找到了老舍初恋的旗族姑娘的艺术原型，找到了巡警的原型马海亭——老舍的一位旗族亲威，对这些人物形象的满族身份的认定是以大量的社会学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的。就连祥子身上，也被认为是存在着不容怀疑的旗人特征：他的名字、语言以及洁癖习性，表明他与典型的中国汉族农民有别。老舍创作素材是具体可感的童年生活的记忆。幼年失怙，寡母抚养，与孀居的姑母同住，这些生活经历曾经不断重复地出现在老舍一生所创作的作品里。满族正红旗世居的北平老城西北角，更是老舍构筑自己艺术空间的地域基础。
    老舍之所以要写这些人物，特别是下层旗人，是因为他出身寒门，熟悉社会下层尤其是旗族同胞，责无旁贷地要为这些苦命人充当文学上的代言人。作家很擅长这类题材，他矢志不移地向城市“苦人儿”身上聚焦，近距离地观察体认，毫无文人士大夫式的优越感和凌驾姿态。
    老舍艺术世界的构筑过程，就是他对京旗俚俗文化不断提炼的过程。他从民间传统中吸取了语言的精华，变之为可以表演的活生生的俗白语言；老舍的幽默风格表现了旗人式的庶民智慧。老舍来自底层，贫苦大众乐天知命的精神特征，京城旗族闲适超脱的处世风度，都为老舍的幽默赋予了艺术的真实和深刻的内涵。
    《老舍评传》将老舍代表作《骆驼祥子》，概括为“庶民文学的现代经典”，至为精辟。老舍写这部小说的切入点是城市贫民的生计，而落脚点是下层市民的心灵归宿。作品揭示出“个人奋斗比登天还难”，切中社会、时代的黑暗本质；作家全力写出了祥子由人变鬼、从肉体到心灵的毁灭过程。《骆驼祥子》的现代性全系于此悲剧内涵。中国文学自古便缺少宗教精神，缺少悲剧的震憾力。老舍酷爱《神曲》，追求“灵的文学”，他的幻灭型的悲剧艺术，与宗教哲理的追求密不可分。
    老舍先生诞生于清末京城的旗人家庭，有过痛苦的幼年时代和奋斗的少年时代，成年后旅居欧洲，登上文坛。他以独特的民族文化习养、本色的现实主义创作，奠定了中国新文学最优秀作家之一的位置，成为现代文学中描绘都市平民命运和精神的圣手。他的不平凡的文学生涯，横跨了现代文学发展的全过程，直抵当代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的结束。他的死，使人们在他那激荡而扎实的人生中，感悟到灵魂的神圣与节操的崇高。——在读过《老舍评传》四十几万字的内容之后，读者仍会反复地体味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