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广西壮族举办“布洛陀”文化节，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同事邀我参加。我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工作中曾经涉猎过壮族史诗《布洛陀》，对洛陀老先生领头造日、造月、找谷种、找火、造猪、造鱼、造鸡鸭的创世神话，留有浓郁的兴趣。在再造天地的时候，布洛陀的众子孙还“四面散开去，合力扯地皮”。 洛陀老爷爷也像女娲一样用黄泥捏造人形，但那泥浆是用阳气、阴气搅拌过的，放在醋缸里泡过后，还要姆六甲用身子去暖和它，流露出何等人间真情。德广有点像后羿，当12个太阳“照得天发白，照得地冒烟”的紧急关头，他用桄榔树做大弓、黑皮藤做弓绳、百年竹做利箭，但射出的长箭都焚毁在太阳火海中。只有按布洛陀的吩咐，用“黑蛇屎来涂箭头”，“黑蛇鳞来挟箭尾”，才使肆虐的太阳“命呜呼”。 这样奇异的具有民族地域特色的想象，会给我们重绘文学地图增添何其艳丽的色彩。

　　可惜由于杂务缠身，我未能南去亲睹“布洛陀”表演盛况。惆怅之余，却有“布洛陀”家乡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李建平拿了他们新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成果《文学桂军论——经济欠发达地区一个重要作家群的崛起及意义》，要我作序，使我穿越了古老和现代、民间和文人的时空，体会到“布洛陀”家乡的现代吟唱。据李建平们的研究，文学桂军已取得了引人注目的业绩：青年作家东西、鬼子两夺鲁迅文学奖和包括聂震宁、凡一平、李冯、黄佩华、潘琦、蓝怀昌、冯艺等作家创作上的成就；林白、杨映川等女性作家别具一格的女性主义文学作品形成影响；《南方文坛》成为中国文论的重要阵地和文艺评论家的活跃。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前年编了一本《中国文情报告（2004~2005）》，里面收了贺绍俊撰写的《广西群体的意义》一节，他说：“20世纪90年代开始，广西年轻一代的作家如东西、鬼子、李冯等冒了出来, 他们以现代和后现代的叙述方式呼啸而来，让文坛大吃一惊。”在这部中国文情报告里，“广西群体”是唯一以专节加以报告的区域作家群。这标志着，广西文学和作家是进入了全国文坛视野的，是有自己的特点的。可以认为，文学桂军的崛起，既是改革开放催育的文化硕果，又是文化多样性视野下的区域文化崛起的一个印证。

　　在我的意念里，中国文学地图的绘制，需要在时间纬度上强化空间纬度的研究，在中心动力上强化“边缘的活力”的研究；同时，它又是古今贯通的，会通由古至今的浩繁的文化资源以探寻其深层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文化意义。五岭之南的文化自古就与黄河文明、长江文明相对应，构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总格局中独树一帜的文明形态。《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发诸尝逋亡人、赘壻、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南越列传》又载：“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流放者、生意人和百越初民相混合的人种形态，使岭南文化在原始性和中原民间性相混合的过程出现了重神巫、重开拓、重商易的特征。这种特殊的地理种族构成，使秦汉之际的中原常山人氏赵陀，以代理南海尉的身份兼并桂林、象郡，自立南越王。隋唐之际的高凉洗太夫人“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余万家”，以少数民族女将军的身份，帮助唐高祖平定高州、广州之乱，顺利拥有从广州到海南岛的广阔版图，以便没有南顾之忧地对付北方边患。应该说，赵陀身上体现的中原人氏与岭南百越种族的融合力，以及在洗太夫人身上体现的岭南百越种族对中原文化的亲和力，都是文化地图中“边缘的活力”的极好证明。

　　一般而言，两广、海南属于岭南文化。唐宋以后，这里的文化有了长足的进展，海上陶瓷之路由此开通。明清时际，西学东渐，利玛窦首先进入澳门、肇庆、广州、韶州，然后北上南北二京，这可以看作是岭南得外来近代文明风气之先的一个象征。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战争岁月，广州、香港、桂林由于大批重要的文化人的流徙出入，衍化成为有全国意义的文化重镇。李建平先生由于研究桂林地区的抗战文化卓有成就而知名。二十年前，我写《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三卷的时候，曾经把包括广州、香港、曲江、桂林在内的华南作家群，与战区作家、国统区作家、解放区作家、东北流亡者作家、上海孤岛作家、台湾作家以及东北、华北沦陷地区作家分立章节，进行专门的处理。现在看来，这部小说史与同类著作一个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勾勒文学发展的时间维度的同时，相当广阔地展示了文学存在的空间维度。也就是说，我的文学史理念在当时就潜隐着在时间维度上强化空间维度的意识或意向，这倒不是本人有何种先知先觉，而是在读了大量的文学著作和原始报刊之后，觉得唯有如此，方能动员丰厚的文化资源，展示文学存在和发展的丰富的层面、形态、流派、风格和意义。

　　现在读了李建平等同行著述的《文学桂军论》，感受到他们治学的踏实和敏锐。他们觉察到同为岭南文学，广东、广西、海南的文学也存在着不同的文学生态和文学形态，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子系统中存在着次子系统。他们身历其境地看到，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广东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动了广东文化的跃动，使广东成为领时代风气之先的区域，广东文化逐渐有了成为岭南文化代名词的趋势。广西文化由于与广东文化渐渐拉大的差距而被人们所淡忘和忽略。这种情景，直至上世纪末的最后几年里才有了些许的改变。造成这种改变的文化现象之一是近10年来广西文学的崛起，即以“广西三剑客”作家为代表的一批中青年作家的作品在中国文坛造成影响，形成一个有鲜明特色的作家群群体。李建平负责的2004年国家基金课题立项时题为《经济欠发达地区一个重要作家群的崛起及意义》完稿并结项之后，形成专著《文学桂军——论经济欠发达地区一个重要作家群的崛起及意义》，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论述的就是岭南文化的这支新军——文学桂军的创作业绩、成长历程和发展经验，应当说是及时和有新意的。
　
　　研究区域文学，当然离不开区域环境，包括经济、地理、文化、民俗诸视角对文学的透视。文学桂军虽然有了一定的成就，但把它放在西部文学范畴里审视，更为合适，更有参照性，也更具启示意义。李建平等人在研究中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论证了文学桂军创造的“洼地崛起”的西部文学发展模式，即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文学和文化应当而且可以超越经济率先发展。这使得文学桂军研究，超越了省级文化研究的意义，进入了一个高级别的区域文化研究领地，在较大范围内生成价值和意义。广西与许多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一样，存在着独特而奇幻的民族民俗文化资源。这块曾经产生《布洛陀》史诗的土地，其左江流域的花山（又称“画山”）岩画，成为壮民祭祀蛙神的圣地，飘荡祈求风调雨顺，多谷多子孙的图腾梦幻。如清嘉庆《广西通志》卷一〇五记载“（新宁州）画山，州东三十里，灵异变现，有仙人影”，是很能刺激人们与天地山川的魂魄进行精神对话的。歌仙刘三姐据传是贵县（今贵港市）农家女，都与白鹤书生在山巅酣歌化石，至今民间犹有“如今广西歌成海，都是三姐亲口传”的说头。我在《中国古典文学图志》中，曾作过这样的判断：文学史写上刘三姐，比起喋喋不休地谈论二三流的汉语诗人更有价值，因为它沟通了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学、书面文学和口传文学，从而展开了创新性的文学史层面和境界。西部地区民族民俗的文学资源云蒸霞蔚，炫丽多姿，一旦与现代审美意识相遇，定能爆发出如壮锦一般“染丝织锦五彩烂然”（清代沈日霖《粤西琐记》中语）的文学奇观。这就是“边缘的活力”的奇妙作用了。由此绘制现代中国的文学地图，能不对它的创造性魅力充满期待吗？

　　为此期待，作序如上，窗外杨柳，枝叶繁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