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就是人俗，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民俗，但民俗学话语产生时并没有这样的学科认识。户晓辉先生的《现代性与民间文学》在运用大量民俗学英语文献的基础上，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着重分析民俗学现代性叙事中“民”的变化，揭示了民俗学是近代民族国家现代性方案的产物，它从一开始就落入了现代性叙事的牢笼而难以得到纯学术的发展。在目前国内民俗学界，这本书在民俗学学术史反思方面具有世界性的开阔视野，达到了相当高的理论层次。

    户晓辉在书中将德国的民俗学与中国的民俗学的发生进行了比较，从而提供了更多的民俗学思考空间。以往国内对德国民俗学的介绍往往从格林兄弟童话研究入手，而忽略了一个重要人物赫尔德。在赫尔德看来，当时的普鲁士在文化上模仿法国，从而失去了本民族的文化创造力与民族的文化特征，因此赫尔德认为民族文化精神应在下层社会的民间文学中去寻找。这种眼光向下的革命与当时他的老师康德的启蒙思路正好相反，师生两人的学术争论在我看来是民俗学与哲学的冲突。在论述格林童话时，户晓辉指出格林童话并非纯粹的民众之声，而是经过了大量删改。格林童话的出版在当时并不是为了儿童的阅读需求，而是迎合新出现的社会阶层即资产阶级读者群。当时的普鲁士正处于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期，也是资本主义开始发展的时期，而童话这个新文学体裁正好在这个时期被生产出来，因而带有强烈的现代性因素。这样就打破了国内对格林童话的浪漫想象，对于民俗学相关学科如儿童文学研究也是一个很大的推进。

    户晓辉将德国民俗学的兴起视为反启蒙的浪漫现代性，而将中国民俗学的产生视为启蒙现代性，并着重揭示中国语境中的启蒙现代性背后潜在的知识分子对“民间”的浪漫想象与现代性利用。五四时期儒家思想在话语层面与制度层面都退出中国历史后，一个巨大的意识形态空缺就形成了。如何建立民族文化新的自我认同机制？或者用书中的话说就是如何寻找民族文化的本真性？五四在打倒孔家店的同时，一个本土民间文化世界被发现了。五四知识分子对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不同态度成就了一门新的学科：民俗学。但户晓辉在论述中国民俗学的产生时过于强调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方案对民俗学学科自身建构的负面作用，坚持认为应将民俗学从现代性话语中拯救出来，从而体现其学科的科学性。或者说，户晓辉认为中国的民俗学也一直处于现代性的想象阶段，只是话语还不是学科，现代性的矛盾也就是民俗学的矛盾。其实民俗学自身的学科性质并没有完全被现代性宏大历史叙事淹没，民俗学学科的民主性就是由现代性赋予的，学科自身的内在矛盾不能完全交由外部的现代性的社会意识形态来分析。

    在传统中国，民间没有能力表述自己，他们只能被别人表述，知识分子是其代言人。五四知识分子将民间文化与民间文学从精英与官方的压制中解放出来并赋予了民间以现代性意义。民间的现代性是被知识分子发明出来的，而不是自身生长的。在这方面，顾颉刚是个唯一的例外。1928年顾颉刚在《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的民俗学演讲中着重批评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英主义倾向，认为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要在圣贤文化之外解放出民众文化，使民众觉悟到自身的地位，发生享受文化的要求，而将来新文化的运动就全由民众自己起来运动。这个重要的演讲说明民俗学的一个独特的学术功能就是在现代社会培养民众的民主意识。在顾颉刚的心目中，民俗学的最高学术理想就是知识分子代言制的终结。所以顾颉刚说：“我们自己就是民众”。这和欧洲传统民俗学视“民”为现代性的他者完全不一样。民俗学学科的最终努力就是要使民众说话，而不是为民众说话，这是它和传统精英观念完全相反的地方。中国民俗学话语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它的潜在学科理念就是强调民俗学是民主观念在文化代码领域的实践，或者说民俗学是反对精英文化霸权的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民主的需要先于民俗学且始终贯穿在民俗学中，同时也是民俗学成立的一个学科基础。

    中国民俗学的产生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它呼吁的是社会平等在文化领域中的体现。五四的“民主”与“科学”是中国知识分子理解的双重现代性对民俗学的内在要求。但另外一个问题也就产生了：中国民俗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除政治意义外，如何体现民俗学的科学意义，或者说学科的自主性。在这个问题上民俗学的发展遇到了阻碍，这种阻碍更多来自民俗学本身的内在学科要求。这里只说一个问题，即材料。民俗学的材料一直是太少了，直到现在也还是如此。胡适在《打破浪漫病》一文中说研究文学的更应到民间去搜集材料，材料更重要，而方法不重要。胡适此话专为现代学术而说。胡适治学重方法，主要是针对国学的旧学问，所以得用新方法，而对于像民俗学这样的新学问，新材料是民俗学研究得以发展的学科基础。新学术对新材料的大量需求，是现代性的一个集中体现，这些新材料以往一直被精英无端视为鄙俗荒唐。而顾颉刚的材料搜集意识在当时学者中是最强的，也体现其学科自主意识。在18世纪的德国，德国的赫尔德作为民俗学家有7700册图书，而他的老师康德作为哲学家却只有不到500册的书。民俗学需要包罗万象的材料，而哲学却不必如此。1918年北大向全国征集歌谣，也存在一个材料标准取舍不符合学科自身要求的问题，歌谣征集简章中第三条标准是“不涉淫亵”，就把大量有价值的材料排除在外了。

    如果说民俗学的文化民主性是关于知识分子与民众的互动关系，那么民俗学的文化启蒙意义就首先是知识分子内部的关系。通读全书，我们发现户晓辉对启蒙现代性的中国语境的复杂性以及与民俗学想象阶段的建构关系的揭示还比较简单，没有注意到中国知识分子在发现民间启蒙民众之前的自我启蒙的缺失这个环节，而且也没有区分现代性方案与方案实施对民俗学的不同影响。民俗学在文化领域中的学术启蒙意义在知识分子中一直未能达成一个基本的文化共识。民间文学是民俗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如果户晓辉对民间习俗与民间信仰的研究也能纳入其视野，那么更多的问题还会呈现出来。